一、丑恶的政治环境与有限的自由
作为最初定位于论政的《努力周报》的最终停办，是与政治现实分不开的。
停办，首先是因为论政不能奏效，现实政治沿着黑暗的下坡路无休止地滑下去，当政者不管知识分子们如何地呐喊，国家遭受怎样的苦难，只是按照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公式一成不变地应对局势。整个国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向着悬崖冲去，当政者却绝不思考采取怎样的办法令野马返回正路。周报本想凭借良知和名流们的地位去影响局势，可最终还是被彻底嘲弄了。所以胡适总结说，一年半的论政换来是对牛弹琴，是碰壁。
是周报的议政锋芒不够尖锐、语言不够泼辣导致论政的无功而返？不是的。在胡适没有请假出京之前的较长时间里，基本上由胡适主持的“这一周”，不回避一周来发生的重大时事政治话题，敢讲真话，勇于批评，甚至对很多带有相当风险的话题，都大胆表态。周报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一定赞誉。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挡军阀无耻的脚步。胡适因病出京后，实事求是地说，周报锋芒的有所减弱，大概还是和胡适有关。有的话题胡适去说，产生的影响会大，面临的风险还会相对小些；而别人去讲则不仅效果差，而且风险大。另外，有些事件骤然发生，事关重大，胡适在外，周刊主政者拿不定主意，要和胡适书信联系后才能决定，甚至要请胡适在外地亲自撰写时事评论，这样也会给外界带来畏缩胆怯的印象。1923年6月北京政变发生后，高一涵的本意是反对曹锟做总统，但又拿不准“本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敢发议论”，故函请胡适速做一篇短论寄来。周报的文章尽管未曾给胡适等人带来直接的危害，但文章内容给当事人带来麻烦的事情却发生过。
周报1922年9月3日第18期第1～2版刊登了作者牟震西《山西政治的演变》，批评山西省长阎锡山的“新政”。作者认为，阎锡山在山西的“模范省”的许多做法，不仅是花架子，而且在政治上是搞倒退。牟震西揭露说，阎锡山把孔子那一套学说搞成了“省教”，整个山西弥漫着反法治、讲心性、定一尊等复古氛围。想不到这样一篇批评性的时事述评，竟遭到了阎锡山的报复。胡适9月16日日记：夜归得牟震西君的信，知他为《努力》做的文章“竟连累他的哥哥——兴县知事——被赵次陇把他的知事取消了！我无法，只能写一长信与阎锡山，责备他不应该如此狭隘。”讲到《努力周报》的地位，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军阀政府的态度。军阀既野蛮，又没有修养，凭借枪杆子占地盘，打天下，缺少民族和国家观念，不懂也不屑于民主政治，这是尽人皆知的。但人们会好奇地问：《努力周报》开办在直系老巢北京，也没少批评当政者，为什么胡适等人并没有因此惹来杀身之祸或其他较大的麻烦呢？这的确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读一下胡适与外国人的对话，大概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这段对话发生于1921年，略早于周报的创办，但政治大环境前后没什么差异。据胡适日记，6月27日胡适应日本人芥川之邀到北京的一家日本菜馆扶桑馆吃饭，同席者均为日本人。席间，芥川表示，“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羡慕。……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胡适认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乍读起来，觉得胡适没说错，但仔细想来，便觉得胡适的看法也未必全对。“不愿意”给民众自由，这肯定是一切统治者的共同心愿；“不懂得”知识分子说的是什么，则不完全是实情。
直接批评当政者的施政，揭露大小军阀之间的肮脏交易与争斗，当政者不会听不懂；渐进式的启蒙说教，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奔着军阀去的，但嗜权如命的军阀未必蠢到不知项庄剑指何处的地步。1923年底当时已经觊觎总统宝座的曹锟派其“健将”王毓之从外地跑到北京，王毓之、王克敏联名宴请蔡元培、胡适等人。胡适记载说，“席后二王公然陈述曹锟对教育界的好意！这是更使我们难堪的，并且可证实曹锟有做总统之意了。”曹锟不会不了解《努力周报》对军阀的批评，恰恰是顾忌到蔡、胡的影响，意在拉拢。曹锟贿选成功后，没有捕人，也没取缔《努力周报》。所以说，军阀并非“不懂”，而是不敢，“没有胆子”。军阀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力量很有限：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政党；不具备有效控制社会的各种权力网络；虽想用孔教控制民众思想，却缺乏持久动员的力量，也难以屏蔽和过滤政府系统以外的舆论声浪。此外，军阀之间矛盾不少，还没建立起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有的军阀还要装出尊重舆论的“开明”模样。所以说，政府的“没有胆子”，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慑于包括《努力周报》在内的新闻媒体的正义的声音。《努力周报》虽然没能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但胡适常说的“功不唐捐”（佛教用语，意谓有耕耘就有收获），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例可寻的。至于丁文江所说的军阀中间不乏“有良知”者，恐怕有些一厢情愿。军阀因为经历、出身、受教育环境及性格的因素，凶残和狡诈的程度不会完全一样，攫取权益的手段也未必相同，自私凶残的本性却是一致的。但军阀是一步一步迈向邪恶的深渊的，所以其邪恶的程度大概也不尽相同，这或许是丁文江眼里某些军阀不很坏的原因。
看来胡适等人的认识并没有错，起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初年，他们这种感受就更深刻了。1929年时马君武与胡适有一席对话，马说北京政府时期，“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