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政治主张》及其反响
《努力周报》（以下简称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号上并没有特别组织论政稿件，但第二期第一版头条位置《我们的政治主张》不仅自此吹响了周报论政的进军号，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周报的作者及胡适等人就此几乎成为浪尖人物，承受着支持、批评甚至是斥责的考验。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一篇多人联名的关于时局的政治宣言。大概强大的阵容本身就足以对社会构成震撼，这些联名者是：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王宠惠（国立北京大学教员）、罗文干（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汤尔和（医学博士）、陶行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梁漱溟（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陶孟和（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经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张慰慈（国立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徐宝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联名者多数都是当时中国顶尖级大学中的知名学者，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宣言并没有经过多么复杂周密的策划，据胡适1922年5月11日日记，宣言是他本人撰写的，本想作为个人署名文章发表于周报上，“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宣言刊出后，梁启超很不高兴，抱怨没有被邀请加入联名阵营，甚至反讥说他一个人也同样可以发宣言。其实胡适没有邀请梁，主要考虑梁当年是解散旧国会的积极主张者，所以肯定不会赞成宣言中恢复旧国会内容的。由此也可看出宣言在当时头面知识分子群体心目中还有挺重要的分量。
当然，文章的震撼主要还在于内容。第一，文章认为全国的优秀分子应该放弃争议，不要再争论各种笼统、崇高的“主义”了，要把政治目标定得实实在在些，可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第二，“好政府”的“好”的标准，在于“监督防止”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同时造福全社会，并“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第三，对国家政治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建立一个使政治走上健康轨道的“宪政的政府”；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考试用人的公开等，因为唯有公开才能“打破一切黑幕”；实行“有计划的政治”，有计划才有效率，而中国恰恰处于“无计划的漂泊”状态。第四，呼吁优秀分子“好人”不要继续自命清高了，要走出来“做奋斗的好人”，“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需有决战的舆论。”第五，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反对武力统一，主张南北尽早正式议和；为保证南北不再诉诸武力，应该召集国会，并裁减军队；严定官制，裁汰冗员，改革选官办法；废止复选制，实行直接选举制；实行彻底的“会计公开”，统筹国家的支出。唯有联系当时纷纭险恶的社会环境才能读到这篇声明的分量。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开始了以武力对政权的争夺。军阀原本只相信枪杆子的威力，但为了蒙骗视听，也很重视利用共和的招牌，所以在炮火连天之际，也不忘记利用和操纵国会这面旗帜来为自己利益服务，“民二”国会的解散、1918年安福国会的出笼等，均反映了军阀对民主的践踏和玩弄。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势力急剧膨胀，越发迷信用武力解决与其他军阀的矛盾。在军阀统治下，冗员充斥，干薪公行，用人体制一片混乱。与此同时，军阀为了武力统一，急剧扩大原本规模就很大的军队，导致军费剧增，财政状况糜烂不堪。
由此看来，由胡适执笔的这篇文章，是对北京军阀政府的抗议，也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改造社会的行动纲领和目标宣言。就其敢于否定军阀的黑暗统治、理性而有系统地提出改造政治的主张这一立场来说，无疑是进步的。
宣言发出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可以说多种多样，有全然赞同的，也有既赞同也怀疑的。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军阀政府强奸民意的本来面孔不断暴露，由几个“好人”组成的政府在军阀的淫威之下越来越难于有所作为，批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声浪也就越来越大了。
周报很重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1922年5月21日第3期第2版至第3版刊登了高一涵的综述，针对北京《晨报》和天津《益世报》社论的批评文章，比较详细地进一步阐释了宣言的立场。北京《晨报》和《益世报》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认为宣言谈政治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它们的共同立场，强调社会改造是政治改造的基础，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改造。北京《晨报》认为就中国而言，只有在普及了3～5年的教育，国民素质提高后，才配谈政治。《益世报》则认为“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单独进行，同时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该两报还针锋相对地质问“恶社会之中是否可容‘好政府’出现或存在”。高一涵认为，蔡元培、胡适等人原本就坚持改良政治必须从改良社会下手，但“政治与社会两者绝对不能分离”，若依照两报的观点，恶政府之下也不会允许进行改良社会的事业，那就意味着社会进步陷入绝境；宣言的目的在于不仅要求社会改造以实现人的变革，也通过政治改造实现制度的变革，如“宪法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实现这些目标“都要用法律定为制度，并不是换汤不换药便可了事的”。高一涵列举教育界的现实反问：“请问目下教育机关为什么天天在风雨飘摇之中？教育界为什么一点没有生气？教育界中学术思想为什么不发达？办教育的人为什么没有远大的计划？我们如果按着良心说话，便不能不说是‘受恶政府的妨害’。”
1922年5月28日周报（第4期）为广泛刊登读者意见，特意由常规的四个版面扩充为八个版面，所刊登的文章基本上都对宣言持赞成的意见，佩服蔡元培、胡适等人挺身而出改造政治，同时又提出补充和质疑。而完全赞成宣言的，编辑部“为节省篇幅起见，只好暂不发表了。”所提出的补充和质疑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改造政治，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手段？即“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显然作者是倾向于“平民革命”的，“是要革不良制度革不良政治的革命”，“一面‘到民间去’提高他们的智识，一面用手枪炸弹刺戟他们的情感”。胡适代表编辑部在报上回答改良与革命谁为先后的问题：“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胡适也提醒说，源于俄国的“到民间去”，本意是“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二是同意在当时政治肮脏丑恶的形势下，必须由“国中好人挑肩子”，并善意告诫“作改革运动的人切不可犹豫不决，书生气不可太重；看时机到了，就大胆的去做，万不可瞻前顾后。空论也是少发才对，要多留些工夫谈谈实事。”三是具体的修改建议。黄炎培的文章对南北议和“顶表同意”，还认为修改选举法确有必要，因为原有的办法不能把国内最优秀的人物推出来，但对宣言所举修改办法，认为还有待完善。
还有的文章希望恢复旧国会，不同意南北议和，有的文章恰恰赞成南北和会；还有的提出南北和会虽然很好，但又担心南北议和代表人选的产生又会变成一场“分赃”。有的文章认为要把宣言落到实处，就得组织团体，进行大规模宣传，令民众成为有力的后盾。甚至有人建议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胡适回答说，最大的需要还是着力宣传，“叫大家认清我们的公敌是恶势力的恶政府，我们的责任是向这恶政府作战。这就是我们的大党了。”至于组党，胡适认为民国建立以来的十年中，之所以天下大乱，很重要的就在于政党狭隘，党同伐异，缺乏容忍。故对组党不表认同。
有的读者写信给胡适，明确支持《努力周报》的论政。一位自称“爱读《努力》报”的徐望之在信中这样说：
《努力》出版，第一件引起吾的快感的，还不是先生的“政治底主张”，却是先生要努力论政。吾们近年来最可惜的，就是国内几个有名望的教育家，都不主张论政，专心去办教育，这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政治生活是不高尚的，所以不去论政，拿不干政的手段，当作他们的宗旨，这却错了，就如同武人不许干政一样的错误。……吾们一般青年现在已能觉得知识非常贫乏，但是独对于政治常识的贫乏，连感觉多没有。所以他们不是厌弃政治，绝对不谈，就是抄袭不合时宜的舶来品，在那里瞎鼓吹，瞎提倡；既然爱做改造社会的事业，却又不深入社会里头去。可惜这一般有作为的青年，将来如何能负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责任呢？
这位徐望之不同意《努力周报》分散精力去搞文学革命，但建议胡适多在同政治有直接关联的领域里进行启蒙：
《努力》还有几种重要的责任，就是：（1）可以使一般青年对于政治问题引起研究的兴味；（2）可以使一般青年知道，做共和国民有参政的必要；（3）可以使一般青年对于政治的判断，不受各党派机关报的迷惑。……以上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改造政治的必要性和对宣言进一步完善的角度加以讨论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类型的反对意见。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批评有很多，有的是针对宣言中的具体主张进行反驳的，而作为中共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在旅欧共产党人的《少年》（1922年10月第3期）上的一篇《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则是对宣言的总体评价之作。张申府首先认为胡适、蔡元培等人在政治败坏之际发表主张本身“实无可非议”，但问题的关键“乃在活动的方向”。张申府对胡适等人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凡属主张，肯定是有阶级性的，胡适等人“倘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大学校长、大学教员，固然可以越发作得稳了。”关于“好政府”，张认为，难道会“好”过英美法日的政府吗？即便与外国政府相比肩，那些“劳动阶级（靠自家劳动生活的）养活人而治于人的人，还不是同样的生活不能得安。”张认为“好政府”组织不起来的原因还在于压根就没有优秀分子，“如果真有好而能的人，政治绝不会糟到这个地步。”张认为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
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国民党系统的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撰文《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对宣言做了总体上的否定，其基本出发点也是强调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好政府”仅是一厢情愿，不具备实现的条件，“要实现‘好政府’，我以为还非经过革命不可，还非自命好人的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不可。不破坏，不能建设，本是很浅明的理；蔡、胡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来建设，我却希望好人来共同破坏。”张国焘在1922年12月一期的《向导》周报上撰文《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批评胡适支持王宠惠“好人内阁”的立场，把胡适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
第二种反对胡适论政的意见，是从论政无用、亟须启蒙出发的，可以《晨报副刊》的孙伏庐为代表：
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这条不经济的路子？大多数人所以敬仰先生，换言之，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现在先生抛弃（或者不完全抛弃，亦必抛弃一部分）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
我们要看《政论家与政党》，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找？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精神，先生前途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