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中古时期户籍制度与户籍制度中良贱身份的登录形式及变化问题。
关于中古时期的户籍制度，正史等传世文献有记载，但具体格式，包括基层各级政权户口登录的方式，手实、户籍、乡账、计账等方面的具体关系等，我们却不甚了解。更无法知道当时的良贱户口在手实、户籍、乡账等籍账中的登录方式。是敦煌与吐鲁番两地所出的大量的户籍资料，使我们对以唐代为重点的中古户籍制度明了起来。著名的如《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効谷郡籍》，使我们对唐以前的户籍有了基本的了解。最近，荣新江先生依据一件最新发现的吐鲁番户籍文书，写了《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一文，使我们更多了解了唐以前的户籍制度。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更有大量的极为珍贵的真实的唐代户籍资料，使我们大体掌握了唐代全国实行的户籍制度及其许多的细节。日本池田温先生所撰《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
由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我们还知道，在《唐律疏议》502条律文中所载的多达一百余条的唐代的繁复的良贱身份制度，绝不是纸上空文，而是广泛存在的身份制度。如由敦煌文书中《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効谷郡计账》，我们知道早在西魏时，民户已明确的有良贱身份的区别了，这与正史所载均田制度与三长制下的良奴制，能够相互印证。由敦煌《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我们知道了唐代贱口在民户中登录的具体方式。由吐鲁番文书《唐贞观十八年西州某乡户口账》、《唐永徽元年后某乡户口账》等，我们知道了唐代基层计账中，都要一一注明当乡的良人数、贱人数（其中又区分为部曲、奴婢等）、良贱人口总数、新旧等等，特别是由新近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前秦建元二十年籍》，我们知道，早在唐以前几百年的公元384年，即十六国前秦时期的建元二十年，民户中的奴婢及有关的转移、买卖等，已经是需要登入户籍册了。结合长沙走马楼所出吴简户籍中的奴婢登录形式综合分析，说明唐代的贱口登录制度，早在魏晋时已经初步形成，这说明了良贱身份的区分，历史久远，中古的良贱身份制度的一些特征，魏晋时已具有雏形。唐代的良贱身份制度，渊源有自。
另外，我们还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奴婢放良、奴婢买卖、奴婢继承、过所中的奴婢登录方式等多方面的良贱文书，基本搞清楚了唐代在全国实行良贱制度的许多细节。
由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良贱身份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如中古的良贱身份体系，魏晋时已有雏形；良贱身份的登录形式，逐步演变，至唐代趋于成熟；《唐律疏议》所反映的唐代良贱体系，在唐代是切切实实执行了的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良贱身份资料，所反映的绝不只是敦煌、吐鲁番个别地区的地方制度，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全国范围内皆实行了的制度。
由以上二例，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一些制度，不仅仅具有地方的特色，更具有启发我们研究唐代全国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时，应注意举一反三，通过解剖麻雀，观察全体，拓展我们的视野。通过敦煌、吐鲁番文献，对其他地区的历史进行一些比较正确的历史的理性逻辑推理与考据，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的。
总之，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在对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时，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历史价值的地方性与普遍性两个方面，都应给以注意，不应偏颇。这就是辩证法所讲的，一般中有个别，个别中有一般。当然，我这是从整体研究来讲的，在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时，这并不排除人们的研究重点，有时可能会在突出敦煌地方特色或在反映与中原或其它地区共同性一面上，各有所侧重。时下我想强调的是，人们的研究眼光，不能只看见一个方面，特别是不能只看到敦煌地区历史文化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其与其它地区历史文化存在共同性、普遍性的一面。其实，由于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特点的影响，地方的特点始终很难从根本上超越其与中原王朝基本制度的一致性。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资料与正史等其他传世史料的关系问题。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一般来说，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若是不能深入地发掘、利用丰富的传世史料对新的文献与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仅仅就新资料讲新资料，那么有些问题往往会出现说不清楚的现象。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所反映的制度与现象，固然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其与中原王朝制度相一致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时，要充分利用、深入发掘已有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证明。否则就会出现舍本求末、舍近求远，甚至出现传世文献中已经说清，而我们自己却为出土文献所迷惑的现象。事实上，只有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资料很好结合，才能使研究不断深入。
这里仍举均田制的研究为例。过去人们对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些均田制资料在唐代是否具有普遍性、代表性颇有怀疑。如对于西州的土地还授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官田授田数量“丁男十亩、老少当户五亩”，不符合唐令规定，因而认为这不属于唐代均田制，而是西州的地方制度，没有普遍意义。而卢向前先生仔细搜索、对比正史等传世文献，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均田制中的“丁男十亩、老少当户五亩”，在传世文献中并不是没有依据，他举出狄仁杰《乞免民租疏》所反映彭泽地方“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等史料，认为这与西州“丁男十亩、老少当户五亩”具有相同的意义，同时，他还以《隋书》卷24《食货志》及《通典》的相关材料进一步佐证，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开皇十三年（593年）经贞观十八年（644年）到长寿元年（692年），虽则地域不同，数额相异，但一以贯之，属于均田制范畴、不同于田令规定的授受土地额是一直存在着的；而西州田制中的授受额竟然与彭泽授受额相同，令我们在惊讶的同时不得不说，丁男等10亩、老小等5亩的土地授受额并非仅仅是西州的特殊形态，而是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事物”。另外，对于西州田制及土地授受额是否受“式”的制约、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授等问题，卢向前先生也结合传世文献资料，给予了有力的论证。从而说明，西州的均田制度，并非没有依据，从传世文献资料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相互印证与对比分析来看，唐代西州的均田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当然这里仅是举个实例。学界这样将传世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献很好结合，从而得出科学、正确结论的研究实例有不少。其实，老一代史学家如唐长孺、韩国磐及朱雷、姜伯勤等不少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大多都是立足于对传世文献资料熟烂掌握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他们的研究，往往能够旁征博引、左右逢源，结论极具有说服力。在这方面，时下的一些中青年学者，似乎尚有较大的欠缺。现在，虽然电子图书文献资料大大增加了，电子检索手段也大大提高而不同于以往了。但是先进手段的运用，只能是作为工具，并不能代替对传统文献史料的阅读、掌握与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将已有的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研究的成果，加以充分的利用，吸收至现在的通行著作、特别是教材等基本著作中的问题。
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后人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我们对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后人对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真相的了解。我们若能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已往的经济史现象做出基本正确的解释，我们就应当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将之写入相关的出版物中如通史、教材中去，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一些旧的、过时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观点才能得以更新。
这些年来，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专著，出版情况大大好转。各类专业性、通俗性的敦煌、吐鲁番出版物大量出现。但是，在一些历史的基础性出版物方面，如通史、教材中，虽也开始吸收一些近年的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方面的情况，看起来好些，如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敦煌赋等材料，广受重视，在许多文学类与文学史著作中，都广泛加以征引与利用。其原因正如郑阿财所讲，“由于文学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它和民族的心理与情感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自然拥有一种天然的优势”。但历史学著作这方面的情况，似乎就差一些，例如，时下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通史著作中，利用已有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的并不很多。在几部大型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中，对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的已有研究成果，也利用的不够。这可能与前面我所讲的有些学者过多看到了敦煌、吐鲁番文献作为地方文献的局限性，而忽视了其历史资料代表的广泛性及其在许多方面对全国具有的普遍意义有关，也与有的学者较少涉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这一领域有关。在这方面，日本的学者做得更好一些。因此，在敦煌学百年之时，我们呼吁更多的学者，应尽力将已有的且为多数学者所公认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利用起来，写入我们的各类著作中去，使敦煌吐鲁番文献及我们以往的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也才能促进我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此外，我认为在敦煌所出的敦煌文学方面大量的文献资料中，还有不少可资利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这方面，有些学者做了一些工作，如朱雷先生曾利用敦煌出土的赋，写了《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一文，但总的看，敦煌文学资料中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史资料，尚待发掘利用的还有很多，今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从“唱衣”研究看学术研究的困难
刘进宝
P.2638号《后唐清泰三年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是有关沙州寺院生活的一件重要文书，全文共88行，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方便，现将前25行移录如下：
1．儭司教授福集、法律金光定、法律愿清等状
2．右奉处分，令执掌大众儭利，从癸巳年六
3．月一日已后，至丙申年六月一日已前，中间三年，应
4．所有官施、私施、疾病死亡僧尼散施及车
5．头、斋儭、兼前儭回残，所得绫锦绵绫绢緤褐布
6．衣物盘椀卧具什物等，请诸寺僧首、禅律、老宿
7．等，就净土寺算会，逐年破除兼支给以应管僧尼
8．一一出唱，具名如左：
9．巳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贰阡叁伯贰拾尺，阴僧
10．统和尚衣物唱得布玖阡叁拾贰尺，贾法律衣物唱
11．得布叁伯陆拾叁尺，阴家夫人临旷衣物唱得
12．布捌伯叁拾尺。甲午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贰阡叁
13．伯贰拾尺，又壹件衣物唱得布肆阡捌伯壹拾尺，又
14．壹件衣物唱得布伍阡伍伯捌拾尺，龙张僧政衣
15．物唱得布肆阡柒伯柒拾陆尺，普精进衣物唱
16．得布贰阡玖伯壹拾捌尺。乙未年：曹仆射临旷衣物
17．唱得布叁阡伍伯肆拾尺，大王临旷衣物唱
18．得布捌阡叁伯贰拾尺，梁马步临旷衣物唱得
19．布伍伯壹拾尺，国无染衣物唱得布叁阡肆伯
20．柒拾伍尺，普祥能衣物唱（得）布贰阡伍伯捌拾
21．尺，天公主花罗裙唱得布捌伯尺，王僧统
22．和尚衣物唱得布陆阡叁伯捌拾贰尺，孙法律衣
23．物唱得布贰阡贰伯陆拾陆尺。
24．上件应出唱衣物，计得布伍
25．捌阡伍伯贰尺。
这件文书，多次出现了有关“唱”的词，如“出唱”、“唱得布”，其中“唱得布”出现17次。这里的“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唱”与“布”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