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受到佛教《经》《戒》规范及佛学大师论著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只是按照《经》《戒》规范的标准来描摹敦煌佛教，取其合乎《经》《戒》规范者，弃其不合《经》《戒》规范者，塑造出一个合经合范的理想型敦煌佛教。而这种按照佛教《经》《戒》标准塑造出来的敦煌佛教，去实甚远，并未能揭示敦煌佛教的真实面貌。严格说来，数十年来的敦煌佛教研究，不过是《经》《戒》规范的图解，实际上却抹杀了一个客观上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敦煌佛教。其中，虽有学者注意到敦煌佛寺及僧侣、信众信行实践及社会活动状况，揭露了不少真实图景，但一般都视之为“民间佛教”不良影响的掺杂，属于歧出的特例，不代表敦煌佛教的主流。少数历史学者如［法］谢和耐、我国姜伯勤、郝春文等，认识到不能仅仅依照内律的规定来研究古代佛教或佛教的某些方面，应当更加重视寺院及僧尼的具体材料以及社会对佛教的影响作用。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并揭出敦煌佛教不少与《经》《戒》不合的现象。但不无遗憾的是，未能进一步根据所揭示出来的敦煌佛教种种不合《经》《戒》的现象，对敦煌佛教的性质特征作出明确地的论断，未能捅破这层隔断视线的窗纸，终于不免对敦煌佛教的性质仍是雾里看花，不甚分明。只有史苇湘先生明确提出过“世俗化佛教”的概念。他说：“按佛教的本义，是人间要出现一个佛教化的世俗社会，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使敦煌地方出现世俗化佛教。”笔者在史苇湘先生论断的启发下，进一步认识到，到8世纪末（具体地说，以贞元四年吐蕃占领敦煌为标志），敦煌佛教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四百多年，完成了“化”的过程，终于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俗佛教”。
二、敦煌世俗佛教的特异性
敦煌石窟保存有当地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时近千年的丰富的佛教资料。其中，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约四万卷，当地寺院文书（包括榜、牒、状、疏、帖、启、帐册、契据、寺院藏经目录、借经历、僧尼籍、寺职任免、佛事杂文、读经及习禅考课、僧儭分配历、僧尼请求状、僧尼诤讼牒判等）约近千卷，僧人讲经文、听讲手记、押座文、变文、说因缘、劝善文、僧尼邈真赞、本地僧人所著诗歌辞赞、本地流行的佛教诗歌辞赞、僧尼及信众佛事功德文、写经及造窟造像题记及碑记、僧人巡礼游历记、僧尼遗嘱、寺学资料等约三千件，此外，敦煌石窟（包括瓜州、肃北二县诸石窟群）佛教壁画约六万平方米，佛教彩塑及供养人画像五千余身。上述资料，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从西晋到元代敦煌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其中，中唐至五代时期有关敦煌佛教的资料数量最多，涵盖最广，反映的情况最为具体而充实。通过研究，笔者感到一派强劲的人生化、现实化、世俗化潮流扑面而来，而且后来愈甚，逐渐加强。可以说从西晋到元代，历时千年的敦煌佛教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敦煌佛教人生化、现实化、世俗化的过程。到吐蕃统治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即8至11世纪，敦煌佛教终于完成了佛教人生化、现实化、世俗化的过程，终于化成了一个具形具象有血有肉的敦煌世俗佛教。概而言之从西晋到元代千年间的敦煌佛教发展史，可以说就是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历史。
这一认识，与此前中外研究家的观念大相径庭。此前，中外敦煌佛教研究家也早已经发现8至11世纪敦煌佛教中某些不合佛经规范的现象，但他们只透过佛学的有色眼镜进行观察、取舍，把敦煌佛教中不合佛经规范的现象视为个别、偶然的“伪滥”现象，或者贬斥为不登大雅的“庶民佛教”、“民间佛教”，非敦煌佛教的主流；不去正视敦煌佛教中大量不合佛经规范的现象，不承认不合佛经规范的现象在敦煌佛教中的普遍存在。
敦煌佛教中不合佛经规范而又普遍存在的特异现象，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今生、来世并重，而对今生利乐的追求，又在来生追求之上。尽管佛经认为今世是无边苦海，而僧侣及信众却珍爱今世，钟情人生。一方面祈求来世进入极乐佛国，但更祈求佛国降临今世，希望把人间今世变成佛国乐土。讲经论道时，一方面依旧大谈“人世苦海”、“四大皆空”、“超世脱俗”，但面对现实时，却是珍爱人生、积极进取、入世合俗。正如唐僧慧日所抨击的：“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慧日斥责这种“行参尘俗”的行为于“沙门之义远矣”。8至11世纪敦煌佛教正是这样一种“行参尘俗”的佛教。如果说8至11世纪敦煌的这种佛教于“沙门之义远矣”，那么，又有哪一个地区的佛教、寺院、僧侣、信众只追求来世，不追求今生利乐呢？皈依佛教如果只能绝情人间，去“舍身饲虎”、“割肉贸鸽”、“身剜千灯”，佛教岂能吸引万众趋之若鹜、长盛不衰么？敦煌佛教恰恰一反“厌世弃俗”、“超世脱俗”的教条，转而面向人生、追求现世利乐、兼求来生极乐，所以才得到蓬勃发展，势不可挡。
《修行本起经》载，释迦牟尼降生后宣称：“三界皆苦，吾当安之。”早期佛教据以宣传人世是苦海，教人追求来世，苦修成佛，进入极乐世界。在莫高窟早期洞窟中，忍苦修行的题材成为主题，舍身饲虎、割肉贸鸽、身剜千灯之类的佛经故事被渲染得惊心动魄。段文杰先生指出，在敦煌石窟早期故事画中，“绝大多数的主题思想是所谓‘忍辱牺牲’，表现为生离、死别、水淹、火烧、蛇咬、狼吃、虎啖、自刎、投崖、挖眼、钉钉、杀头、活埋、油煎等等悲剧场面”。“人世苦海”的思想对敦煌早期佛教的确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后来逐渐减弱，到8至11世纪，敦煌佛教僧侣、信众对人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佛祖宣称“三界皆苦，吾当安之”；《长阿含经》又说：“要度众生生老病死。此是常法。”敦煌佛教信徒正是奔着佛祖此言才投入佛教，欲借佛力解危济难，欢度今生，并且来世又能进入极乐世界。相信凭借佛祖的法力，人世苦海是可以改变的，世上会有温馨亲情难割难舍，会有幸福与欢乐值得追求，会有奔头引人奋斗不息。如果以往信徒们把理想寄托于来世，如今则是努力争取现世利乐，努力创造今生幸福，当然也希望来世升入天堂。从单一地寄希望于来世，变成了现世利乐与来世极乐双收并得。这在8至11世纪敦煌写经题记及功德愿文中有十分明确的反映。如北图鸟字62号《般若心经》题记云：
谁能读此《金刚》神经者，一日诵五遍，远行来者；诵九遍，［除］道路险苦；诵三遍，除却千劫已来无量罪……此经虽小，大有神威。亦胜《法华》，亦胜《涅槃》；亦如大海，亦如大山。入海采宝，随其多少，皆得重来；入山斫木，随其长短。谁能霸〔把〕此经，手中罗文成，谁能看此经，眼中重光生；谁能读此经，六国好音声；大罪得灭，小罪得除。若入刀山，刀山摧折；［若］入剑树，剑树崩缺。若入镬汤，镬汤自煞；若入炉炭，炉炭自灭。若入地狱，地狱枯竭……
表明读经、信佛不仅能“除却千劫已来无量罪”，还能获得种种现世利乐。又如S.6667《佛说八阳神咒经》末题：
天福柒年（公元942年）岁在壬寅五月廿八日……弟子令狐富昌敬写《八阳经》一卷，奉为龙天八部，长为护助；盲者聋者，愿见愿闻；跛者哑者，能行能语。次愿父母，日增日盛；亡过父母，不历［三］途之难。永充供养。
表明写经供养既能获得现世利乐，又能使亡者“不历三途之难”，升入天界。又如P.3556《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正月廿一日曹元德回向疏》云：
请大众转经五日，一十一寺每寺施麦三石，油五升，充转经僧斋时；緤壹疋，充法事。右件转经、施舍所申意者，先奉为龙天八［部］，布瑞色卫护敦煌；梵释四王，逐邪魔帖清莲府。中天圣主，睿哲钦明，玄德化于遐方，垂衣伏静于款塞。司空（此指曹元德）禄位荣宠，共七曜长晖；福荫咸宜，芳名以〔与〕五星争朗。阖宅长幼，喜庆来臻。远近枝罗，促沾福祐。然后龙沙管内，灾殃雾散于他方；玉塞域中，疫瘴奔驰于异境。年丰五稼，家家透满于仓储；岁富三农，户户殷盈而廪实。东西道泰，世路就于和平；南北路开，关山通而结好。今将寡鲜，投仗福门，渴仰三尊，希垂回向。清泰三年正月廿一日，弟子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曹元德疏。
表明转经、施舍，同样是为了求得种种现世福乐。
以上引文表明，敦煌信众从平民百姓到当地最高长官，无不祈求佛力助得今世利乐。在敦煌佛教信徒心目中，佛祖不仅有能力度人来世进入佛国乐土，同时又有能力拯救现世苦难，创造人间乐土。表明佛祖的法力进一步得到强化，信徒的信仰也随之进一步强化。看来，佛教之“入世合俗”，并未冲击和弱化佛教信仰，反而更加强了佛教信仰。
（二）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真经”、“伪经”，并行无别，而疑伪佛经反而更受僧侣、信众的喜爱。8至11世纪的敦煌，疑伪经的读诵、供养、抄写及流通的频率相当高。据北新3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载，敦煌名僧道真于后唐长兴五年（公元934年）为敦煌三界寺修补破故佛经172部，使之“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其中就有《佛母经》、《救护身命经》、《八阳神咒经》、《大佛名经》、《阎罗王授记经》、《父母恩重经》、《无量大慈教经》、《相好经》、《要行舍身经》、《续命经》、《证明经》等十多部伪经；S.1612《丙午年（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十月廿七日比丘愿荣转经历》载，愿荣在其举办的“报四恩三有”法会上共转诵28部佛经，其中有《佛说救护身命济人疾病苦厄经》、《证明经》、《佛说要行舍身经》、《大慈教经》、《佛说报恩奉本瓮〔盆〕经》、《佛说父母恩重经》、《赞僧功德经》、《斋法清净经》、《佛说法句经》、《佛说禅门经》、《佛说大辩邪正经》、《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佛说像法决疑经》等十三部伪经；后周至宋，敦煌历法家翟奉达为其亡妻马氏一七至七七、百日、周年及三周年超度、追福所写十部佛经中，竟有7部伪经，这七部伪经是：《无常经》、《水月观音经》、《呪魅经》、《天请问经》、《阎罗经》、《护诸童子经》、《佛母经》、《善恶因果经》（见P.2055背）。真经、伪经并行通流，表明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不分什么“真经”、“伪经”，观念上不存在什么“真经”、“伪经”的差别。正所谓“诸法是法，无有高下”。
（三）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诸宗皆奉，不专一宗。敦煌没有哪一座佛寺专属某宗，也没有哪一位法师是专奉某宗的。有学者曾经指说敦煌某某僧人是禅宗法师，某某僧人是净土宗法师，或密宗法师、律宗法师、法华宗法师……但所谓“××宗法师”，只是门派义理有所不同，而信仰方面并无区别。例如禅宗主张“即心即佛”，而敦煌的“禅师”们，并不认为自己“心即是佛”，反而提倡读经修性，乘佛法力；禅宗祖师达摩说：“造寺、布施、供养……并无功德”。而敦煌的“禅师”们，反而热衷于礼佛、拜佛、造窟、写经、布施、供养、造作功德等等，所行并非“禅师”之道；敦煌也没有哪一位禅师“呵佛骂祖”或不礼佛供佛的。又如敦煌的净土宗法师，并不视尘世如苦海，一味求修来世；心目中不仅有三界之外的净土世界，同时也有人生利乐的现实世界；同样经营生业，兢兢于人世俗务；并非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同时也供奉弥勒佛、药师佛、毗沙门天王、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以及圣僧及一切经法。这些号称“××宗法师”的僧人，其实并不独专一宗。吐蕃统治时期以来的莫高窟各个洞窟，全是显密并存、诸宗杂陈，没有哪一座洞窟专属某宗者。
S.90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卷末题记云：
辛未年（公元971年）二月四日，弟子皇太子为男弘忽染痢疾，非常重困，遂发愿写此《金光明最胜王经》，上告一切诸佛、诸大菩萨摩诃萨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录、土府水官、行疒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长、押门官专使、可口蓝官判并一切幽冥官典等，伏愿慈悲救护。愿弘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寿命。所造前件功德，唯愿过去、未来、现在数生已来所有冤家债主、负财负命者，各愿领受动德，速得生天。
题记表明，不少非佛教的神灵鬼王，都成为敦煌佛徒崇拜、侍奉、求祷的对象，远远超出了佛教“真经”所限定的崇拜范畴。我们能把它判断为哪一宗派？
佛学家大谈敦煌佛教有发达的禅宗、净土宗、法华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等等宗派，其实乃是孤立地看待敦煌保存有各宗尊奉的经典、反映各宗主张的经疏及讲经文，孤立地看待洞窟中有各宗尊奉经典的经变画，便率而立论，大谈某宗之兴盛。但从这一时期敦煌僧人读诵、供养各种“真经”及“疑经”、“伪经”来看，从各种经变集于一窟的现象来看，从敦煌僧人及信众的信行实践来看，实在并不能说明某宗某派如何兴盛发达，只能得出“诸宗皆奉，不专一宗”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