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区洞窟过去出土的流散文物资料，也应尽力收集，并做适当复位研究，附入相应窟内。在北区考古报告中，流失文物一概未涉及。虽然流失文物，目前收藏地点较多，汇集集中比较困难。如果经过努力，能够将一部分流失文物回复到原来洞窟中，对北区洞窟出土物的研究，将大有裨益。此项工作也是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无法回避的工作之一，更是局外人无法代劳的。
三、敦煌石窟的洞窟调查
敦煌石窟考古工作，与其他学科相比起步较晚。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始有中国考古学家试图用考古学方法，记录敦煌石窟的现状。
1.石璋如先生对莫高窟形制的测绘和记录
1942年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石璋如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形制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开中国学者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之先河。五十多年后的1996年，先生的测绘记录在台湾发表，名曰《莫高窟形》，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田野工作报告之三”。作者在“编辑说明”中称：“本编不是艺术论著，也不是研究报告，而是自1942年的6月至9月以窟型为主的实象记录”。此书三巨册，第一册，是洞窟形制的文字记录，逐窟详记有关形制的尺寸数据和洞窟简要内容；第二册是“窟图暨附录”，每窟皆有平面和剖面图；第三册是“图版”，刊布了石璋如先生和劳干先生当年拍摄的黑白照片437帧。
石窟形制，既要满足宗教使用功能的需求，又是容纳塑像和壁画的载体。这种三维空间的具象形式，是石窟内涵的重要方面。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石璋如先生，将张大千先生编号的305个洞窟及附属小窟（此书涉及的编号洞窟309个，附属洞窟147个，总计为456个洞窟），全部进行了测量和记录。这些洞窟形制的测图和数据，是40年代莫高窟洞窟状况客观、忠实的记录。
本书第一册，是所测洞窟相关内容的记录。测图中的数据，在记录中均有详细的表述。洞窟的塑像和壁画等内容亦有简要的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测期（测图日期）；座向（洞窟坐标方向）；时代（除作者的看法外，还注出已有研究成果的诸家见解，便于读者参照）。洞窟，分为窟室、龛坛、画题、附洞、容积六项分别记录。窟室又分为形制、前室、门洞、主室、窟高、窟顶、容积七项。龛坛分为类别、形制、龛高、龛顶、容积、塑像六项。画题分为画记、供人（供养人）、题记三项，分别记录壁画内容、供养人像和壁画或供养人的题记。附洞，记录附属洞窟状况。容积，是特别设立的一项内容。根据洞窟测量的相关数据，然后计算出洞窟的容积，列专项标注，以反映洞窟的规模和体积。为了记录简洁，术语规范，石先生将多项内容进行了分类和归纳。如窟顶分为11种，佛龛分为9种，中心柱分为7种，塑像分为27种不同的组合，塑像的坐姿亦分出多种不同的式样。而窟级一项，以洞窟面积大小划分，分为15级，归纳为特和甲、乙、丙、丁五级，特级洞窟皆为大型洞窟。可以看出，本书内容的记录和有关项目的安排，多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洞窟形制数据的作用。
石璋如先生五十多年前所做的洞窟测绘图和相关记录，以及发表的《莫高窟形》，对于我们研究莫高窟洞窟形制及相关问题，仍有其特殊的参考价值。
2.莫高窟崖面建筑遗迹的清理与测绘
1963—1966年，莫高窟进行加固工程，许多洞窟前需要增加挡墙砌体。为保存崖面上的建筑遗迹资料，同时进行了崖面建筑遗迹的清理与测绘工作，主要工作是贺世哲先生和李永宁先生承担的。
崖面建筑遗迹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窟檐木构建筑遗迹。许多位置较高的洞窟，曾建有窟檐式木构建筑，至今还保存了实物五座。已废弃者，则有梁孔、椽孔等遗迹存在，或被封堵。经过清理，可以确定窟檐建筑的时代，以及改建等变迁情况。另一类建筑遗迹，是不同时代栈道的梁孔。栈道的梁孔，孔径较大，多位于某列洞窟的地面高度下方，南北横向排列。栈道梁孔的大小变化，反映出不同时期建筑用材制度的差异和变化。对于上述建筑遗迹，清理过程中全部作了详细的记录。包括遗迹的位置、遗迹的有关数据的文字记录，二十分之一的建筑遗迹测绘图和遗迹、遗物的照片。这些记录，客观、全面、系统地保存了崖面建筑遗迹的位置、分布情况、改建、毁损等信息与资料。
这批珍贵的测绘记录资料，忠实地保存了莫高窟加固工程前，崖面建筑遗迹的历史状况。特别是莫高窟加固后，外观有了很大变化。从现状人们已无法想象或复原崖面的历史面貌，因此崖面建筑遗迹的测绘图和相关记录，则更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宝贵历史资料价值。这批原始测绘资料，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敦煌研究院考古所。遗憾的是四十年过去了，这批重要考古记录资料尚未公开刊布。敦煌研究院的建筑遗迹的调查与记录工作，始于四十多年前，在中国石窟研究、保护单位中，是率先开展此项考古工作的，本应及早公布，供其他单位参考、借鉴，可以发挥较好的示范作用。学术界也可利用它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贺世哲和李永宁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亲自整理报告。希望敦煌研究院能够安排得力助手，协助贺、李两位先生，将莫高窟崖面建筑遗迹考古报告整理出版，使这批重要的建筑遗迹资料，在敦煌石窟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一笔历史的欠账，理应尽早偿还，以释解学术界多年的殷切期盼。
3.洞窟内容的调查
敦煌石窟的洞窟内容，除了洞窟形制外，就是窟内保存的塑像和壁画最为重要，它们也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部分。一百年来，所有勘察敦煌石窟的学者，均十分关心洞窟内容的调查与记录，因而积累的资料比较丰富。有关敦煌石窟洞窟内容调查记录的资料，已有多种专书出版。其中有学者个人的调查记录，也有敦煌文物研究所（院）的几代学者的集体调研成果。目前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是敦煌文物研究所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研究院1996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两书均由文物出版社印制发行，后者是前书的增订本。这两种总录，为研究者了解敦煌石窟的基本内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得到学界的肯定。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全部考古报告出版之前（目前看，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总录》仍有其特殊的参考价值。因此增补和修订《总录》，也是研究院对学术界应完成的一项不能缺少的工作。就目前的《总录》体例而言，文字简洁是其优点。如从使用者的需要角度来衡量，《总录》内涵又显得过于简略。调整体例和增补的内容，愚以为可考虑以下诸点：
（1）洞窟形制，除文字描述外，应有相应的洞窟形制图（平面图，纵剖图）。还应有洞窟体量的基本数据，否则难以了解洞窟的规模和具体形态。研究者目前要了解洞窟形制，仍然需要利用石璋如先生的《莫高窟形》。众所周知，那是石先生六十多年前的调查记录。
（2）创建与重修年代，这是洞窟最重要、读者最关心的内容之一。创建年代只有一个，无需多说。而洞窟重修年代的情况，则非常复杂。目前洞窟重修年代的判定，仍是以壁画风格来定。如是则重修年代就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因而重修年代也是洞窟排年应该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
（3）洞窟内容，这是《总录》的重点。目前记录的内容主要是洞窟现存壁画和塑像。基本上是根据洞窟不同部位，依次叙述的。这样显得次序井然，位置清晰。但是如果同一洞窟内，多次重修，则必造成壁画一块是初创时的原作，一块是后期重绘。早晚杂陈，显得凌乱。如果按时代为序叙述，则初创时期壁画和塑像遗存，第一次重修的壁画（塑像）遗存，第二次重修壁画（塑像）遗存，第三次……。根据研究的需要，利用《总录》的提示，则所需资料一目了然。
（4）应合并增补的内容。
在敦煌石窟的洞窟内，除洞窟形制、壁画和塑像外，还保留了许多墨书题记。特别是中晚期洞窟，榜书题记尤为丰富。这也是洞窟遗存的重要内容，前辈学者对此十分关注，曾花大力气记录并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的供养人题记，已出版不同的著录。而大多数壁画的榜书文字，仅散见于相关的壁画图像的研究。除早年伯希和的笔记中有众多实录外，仍有许多榜题文字从未刊布，这些榜题是确认壁画题材的重要依据。此前学者是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需要，将壁画榜题和供养人题记，从壁画中分离出来。现今我们记录洞窟现存内容时，应该将其还原成统一整体，进行记录和叙述。壁画榜书和供养人题记，虽有前辈学者的成果可以利用。但是复核与增补的工作量依然很大，需要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与记录，使其更加完备。如是则这样一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是关心敦煌石窟研究的学者们所需要和期待的。
四、洞窟的分期与排年
石窟中绝大多数洞窟没有直接纪年资料，因而洞窟的时代与相对年代就需要研究论定。不同学科对洞窟年代的判定，有不同的方法。通常以洞窟中的雕塑和壁画的艺术特点，推定它的年代。考古学认为，从洞窟内涵的总体来看，洞窟的时代特征不仅表现在壁画和塑像的艺术方面，同时在洞窟形制、壁画布局、塑像组合、人物造型、壁画构图形式、人物衣冠服饰、装饰纹样、色彩颜料的品类、壁画、塑像制作工艺技术等方面，它们均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考古学的分期研究，主要运用类型学和层位学方法，选取不同洞窟内几种能够反映时代特点的物证，进行分类排比，寻找出其间的变化规律，根据和有明确纪年的典型材料的比较，推定其早晚的顺序。因为类比的资料门类较多，综合各种构成时代特征的因素进行推定和判断，结论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实际。
敦煌莫高窟的分期研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刘玉权先生将过去定为宋代的一批洞窟，甄别出来定为西夏洞窟，并进一步分类排比和分期。这一甄别工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为西夏洞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又将部分原定西夏的洞窟，分析出若干回鹘时期的洞窟，使之更符合敦煌历史的实际。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樊锦诗、关友惠和笔者合作，对莫高窟30多个北朝洞窟作了分期研究，推定出北朝洞窟的早晚序列，区分出若干北周洞窟，为北朝洞窟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年代依据。以后樊锦诗等先生，又对隋代洞窟、唐代前期洞窟、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等，继续作了分期研究。敦煌全部洞窟的分期排年的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已有的洞窟分期成果，也有待进一步调整和论证。如北朝分期，前两期相对年代的推定，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晚期洞窟，如第三窟，霍煕亮先生则认为应是西夏时期洞窟；又第61窟甬道的炽盛光佛壁画，夏鼐先生认为也是西夏时期作品。看来莫高窟若干原定为元代的洞窟和壁画，也有进一步甄别和研究的必要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莫高窟全部洞窟的分期成果问世。
五、敦煌石窟的图像学研究
石窟中的雕刻、塑像和壁画，是洞窟中的主体内容。因此势必成为不同学科关注、研究的重点。对佛教信徒而言，佛像自然是供养礼拜的对象。同时洞窟中的图像，也承载着教化信徒的宗教功能，否则佛教也就无法“敷导民俗”了。因而洞窟中的种种图像的研究，就成为石窟研究的无法避开的重要研究领域。简言之，即是洞窟图像题材内容的研究，美术史研究者称之为图像学研究。
图像题材的研究，至少应该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图像的外在特征，即人们通过观察可以感知的艺术风貌：诸如构图特点、人物造型、雕刻或线描技法、敷色晕染等。二是图像表现什么内容。要求研究者依据佛教典籍，阐释图像的宗教内涵，解决图像是什么的问题。三是进一步探讨图像出现与流行的历史原因。
回顾敦煌石窟图像的研究历史，不能不首先提到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先生。他的《燉煌畵の研究》一书，是敦煌壁画内容解读上的划时代贡献。他根据伯希和、斯坦因等所拍摄的图片和相关资料，释读出大量的敦煌壁画的题材。他的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影响巨大。为此后敦煌壁画的图像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壁画这一研究领域，几十年来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北朝洞窟佛传、本生、因缘故事的研究，识读出多种新的内容；经变画的研究，则更为全面系统；佛教史迹、瑞像、感应故事画的解读与研究，填补了壁画题材研究的空白。上述成果都有论文发表，毋需赘述。这里我想对霍熙亮先生的三篇论文，作特别的推介，并叙述其鲜为人知的研究方法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