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时尚化是新世纪边缘化文学呈现的第一道最绚烂、最夺目、最诱惑人的华丽风景，时尚是新世纪边缘化文学关键词中的关键词。“美女文学”带着时尚的浮华和喧嚣惊艳出场，“青春文学”紧随时尚的叛逆和另类异军突起。文学活跃在时尚中，时尚无处不在：“美女文学”将生活场景向时尚迁移，酒吧、豪宅、饭店、卧室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单位和社会；生活内容也与主流倡导的奋斗、进取无干，其重心突现的是性爱、畸恋、肉欲、死亡、毒品等时尚体验；“青春文学”更是一味地忧伤、叛逆、颓废、戏谑，将传统的青春奋斗消解为情绪化的孤独、怀疑、仇视、早熟和暴力；都市、网络、另类三大时尚元素及反讽调侃的时尚话语几乎贯通所有作品。文学与文化结缘开始不断地为大众提供追随和仿制的时尚模本，文学与媒体合谋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时尚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事件。文学被时尚推涌着、裹挟着为文学赢得风光无限，作家有了时尚包装便一夜走红，作品经时尚运作便流行畅销，时尚偶像的光环套在了作家的头上。文学因时尚元素的注入，一方面激活了它的青春美丽和人性魅力，另一方面又由于“拒绝深度，拒绝经典”，即米兰·昆德拉一再提请人们警惕的“媚俗”对主流社会的疏离和对精神世界的漠视，直接导致了许多时尚作品看似喧嚣一时，却毫无生命力可言。来如惊雷闪电，去似海市蜃楼，时尚一旦流走，文学那美丽的风景只留下惊鸿一瞥便已远去。
蝴蝶尖叫，“美女文学”华丽现身
在21世纪文学的开场白里，推到前沿唱主角的先是一小群，后是几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卫慧、棉棉为其代表），她们被Logo(标志)成“美女作家”或“另类作家”或“文学新人类”，她们的作品以女性意识的身体主义写作为主（源自西苏就女性文学提出的“躯体写作”的口号，指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思想，即如棉棉所说：“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她们从“书写他者”转为“书写自我”，从“代言人”式的写作到“个人化”的写作，叙述立场已由“中心”走向“边缘”。在大众媒体的操作下，前卫另类的她们带给文坛阵阵“喧哗与骚动”，形成了新世纪文学早春的最绚烂的一道风景。年轻女作者们的小说，不约而同地向人们传递出一种对自我灵肉的放纵，对欲望狂欢的贪恋，对真善美、对理性、对道德、对精神的拒绝，一时间，写作变得又酷又时髦，隐私小说、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成为时尚，主张用“身体写作，让自己风风火火成为一时的焦点”，大幅的女诗人、女作者的美女玉照，配上她们的生活写真影集，加上与作家本人的最隐秘的“私人生活”接通的宣传广告词，成为“美女文学”的流行版本。号称以“身体”写作的卫慧，自认是“妓女作家”的九丹和被称为“前卫美女作家”的棉棉，她们发出蝴蝶的尖叫，像疯狂的妖魔闯进文坛，她们的另类之作迅即成为“美女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受宠的禁书：卫慧与《上海宝贝》
关于卫慧
卫慧，1973年生，浙江余姚人。被称为“晚生代”“新新人类”女作家。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侍、鼓手、广告文案。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并参加过99国际“超市艺术展”。出过《蝴蝶的尖叫》《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欲望手枪》《上海宝贝》《我的禅》《狗爸爸》等书，部分作品译成31种文字，并登上日本、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西班牙、阿根廷、爱尔兰、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的各类畅销榜前十名。她也一直以作品数量和质量成为圈内外关注的焦点。小说《上海宝贝》已被拍成电影。现居纽约与上海，专职写作。
关于《上海宝贝》
1999年9月，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卫慧的半自传小说《上海宝贝》。这部曾经充满争议的小说一瞬间打破了沉寂多年的海派文坛，半年内正版印刷11万册，网上点击逾14万次，引爆了中国文坛的广大争议，风靡了中国年轻一代，国内的众多评论将其视为文学的“恶之花”，吸引了国际媒体报导。北京新闻媒体和文化管理部门以《上海宝贝》对女性手淫、同性恋和吸毒等不良行为的描写，将该书裁定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中国官方在五月中旬发布全国禁售令。该书被禁后反而声名大噪，海外版权贸易商邀约不断，有10个外文版本同时在发行，仅日本版就印了将近40多万册。
《上海宝贝》百分之百的时尚，称得上“美女文学”的经典范本：封面上是一位青春玉女，长发垂肩，裸露的肩膀和胸前写着“卫慧”“上海宝贝”的字样。卫慧骄傲地宣称，封面上的照片正是她自己：“我请北京的化妆师李奇潞在我的皮肤上写下书名和作者名”。封面上的三句广告词“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的另类情爱小说”，其商业效应不言而喻。小说的内容充满了物欲、肉欲、性、同居、同性恋、吸毒等疯狂极端的另类体验。作者宣称她要成为他们那样“欲望一代”的代言人：“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做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像卫慧那样疯狂》）。“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 Card（信用卡）、淋病、Fuck（欺骗）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小说还被认为是“私小说”的70年代范本，不惜把女性置于被窥视的位置，不再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而是对外开放一切，“做一朵公共的玫瑰”。
《上海宝贝》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视点，情节主要是描述上海女作家CoCo与中国男友一个性无能者“天天”和身强力壮、金发碧眼的德籍男友马克的性爱体验。CoCo终日沉湎于东方男子温情缠绵却柔弱无能与物欲性能力均超强却受制家室的西方男人之间的情欲纠扯。最后“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返回德国，CoCo的双线感情于此告终。这部边缘化小说将精神、情感置于一边，将传统道德弃之不顾，颠覆传统的态度是极端而又疯狂的。卫慧曾说过：“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这在《上海宝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里有奢靡的生活、夸张的欲望、错乱的爱情幻象，有爵士乐、大麻、朋克，有沙龙、Partyanimal(派对动物)，还有各种品牌的奢侈用品，放荡肆虐的文字，醉生梦死的故事情节。《上海宝贝》整体弥漫着对阳物的崇拜，对色情的大力渲染和各种性解放的口号，以及相对应的自渎和自恋，各种粗俗、露骨的性描写。“性”与“身体”成为该小说内容的聚焦点。
关于人物
卫慧说，她写的是一群“新人类”的生活。“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些“新人类”由“真伪艺术家、外国人、无业游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真假另类、新青年”等组成。这些“新人类”似乎都是为个人的欲望而活着，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对家庭和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不劳而获、衣食无忧，她们过的是一种感官欲望化的寄生虫生活，追求的是肉体瞬间的欢娱和刺激。小说中的主人公倪可（实则就是作者自己）这个复旦中文系毕业现正从事自由写作的人，崇拜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杜有男友N个，结婚N次，她说：“如果我不是作家，我就会是妓女”）。她还把穷而放纵，活了89岁，一共有5个妻子的亨利o米勒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上海宝贝”除了沉迷于各类性体验、除了对自身肉体有着永不衰竭的自恋自娱的疯狂激情外，就没干一件正经事。就连她的写作与众不同，如她所说：“别的人用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来写出一部传世经典之作，而我呢，则是涂着上好的‘鸦片’香水，七天七夜幽闭在Marily Manson毁灭性歌声里自娱着（指‘我的右手还握着笔，左手悄悄地伸到下面，那儿已经湿了……’）冲向我的胜利”。可见，她的写作也是在欲望的冲动和满足中完成的。
倪可的情人“天天”整天又做些什么呢？她为他画出的生活图表是：“对外面的世界本能地抗拒使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他在床上看书，看影碟，抽烟，思考生与死、灵与肉的问题，打声讯电话，玩电脑游戏或者睡觉，剩下的时间用来画画。陪我散步、吃饭、购物、逛书店或音像店、坐咖啡馆、去银行，需要钱的时候，他去邮局用漂亮的蓝色信封给妈妈寄信”。一个搞艺术的人，其全部才华就体现在内裤和体恤上画动物图案。后来发展到吸毒并为之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关于评价
卫慧从出现到火爆到被封杀到沉寂，一直就颇受争议，以《上海宝贝》为代表的“美女文学”现象，其影响从中国文化界波及国际传媒。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卫慧和她的《上海宝贝》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现象”。她是继“痞子文学”代表作家王朔之后中国又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作者。她和其他一些类似作者的小说使得中国的评论界激烈争论到底什么是“文学”。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卫慧是中国的“小说雅皮”。在西方人的眼中，这部小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而且为西方世界遐想可能的中国提供了更多重的纬度。2000年5月10日《纽约时报》的记者克雷格o史密斯采访卫慧后写道：“这本书触及了很多中国文学里长期禁忌的一些社会问题，从女性手淫到同性恋。它包含了一些生动敏感的性描写。”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卫慧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
国内有评论家不客气地说：卫慧们“一点点出卖着自己难得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才华，总让我联想起风月场出卖青春的丽人，她们很快就会被新的时尚所抛弃”。甚至有人直接指责卫慧是“堕落、淫荡及外来文化的奴隶”。
但另有人说，卫慧是新生代作家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勇敢”地揭示了自由世界下的那些欢愉的、痛苦的、扭曲的人性，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里注入一支强心剂，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看到了主流媒体以外的、人性的原始和本质——情欲。
2007年，经历了了文坛风雨的卫慧，发表她的封笔之作《狗爸爸》，结局幸福圆满。卫慧的行文完全褪去了8年前《上海宝贝》的迷离与大胆。今天，卫慧无需穿着“开缝到大腿中部的青丝旗袍，拿着红丝手提袋”，以勇敢的姿态面对外界的舆论，她平静地向记者回答她目前的生活状态：“早睡早起，天天打坐与瑜伽，不吃肉，不癫狂，无畏，更自由，更有力量。生活比写作更重要，而智慧比生活更重要。所以，次序应该是：修智慧-爱生活-写好作。”
曾经成为文坛事件和热点的卫慧以及由她烘蕴的那道美丽的风景线，是否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卫慧效应并不因为上海宝贝的封杀而被终止。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家，抛开了种种束缚，穿梭在城市每一个街道、里弄。也许，在那个犄角旮旯里就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上海小姐与上海先生的爱情故事；也许在那幢已经被翻修过无数次的老式洋房里，曾经就飘着罗宋汤的香味，仔细一闻，那是最正宗的俄式浓汤；还有姣人的旗袍，锈迹斑驳的黄包车，叮叮当当地组成一道道最美丽的风景……
这或许正是卫慧们存在的价值吧。
残酷青春读本：棉棉与《糖》
关于棉棉
棉棉，本名王莘，当代中国新生代作家。1970年出生于上海。17～25岁之间生活极其飘荡，去过很多城市，做过各种短暂职业。1995年因染上海洛因回上海养病，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作品畅销法国、美国、德国，被翻译成15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出版，并被选入一些国外大学教科书。主要作品有：《啦啦啦》《糖》《盐酸情人》《社交舞》《我们害怕》《我是个坏男人》《白色在白色之上》《熊猫》《声名狼藉》《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你的黑夜，我的白天》等。代表作：《糖》《声名狼藉》《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现在，24小时网络电台www.udancecn.com设有电台节目：不在夜店跳舞。棉棉的小说给人消极灰暗的感觉，内容充满吸毒、酗酒、纵欲、摇滚，当然不乏对身体和性的描写，被视为年轻一代最出色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新人类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