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万润南
大概是1989年5月中旬的时候，我因工作压力，以及与段永基在工作上的一些矛盾（此时老段对我工作上的事情颇多指责），心情很不好，脑电图极不正常，于是就申请休息一下，段永基答应后我就上了香山别墅休养。当我还在山上漫步的时候，“六四”风波发生了。
从5月18日到6月5日，我见到万润南四次。戒严开始的前一天5月18日，我被通知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劳模报告会，万润南作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大会上发言，畅谈四通对改革的理解；5月20日，在四通大厦一楼大厅召开的干部会上，万要求干部们血可以热，但头脑要冷静，坚守岗位，公司不要卷入；5月26日我从山上下来，到天安门广场一带转了转，回到集团听到人们的一些议论，正好在走廊上碰到万润南，我问他：“听说你组织了有关会议，这样的介入似乎与你前几天的讲话相违背，这是否对四通不利？”他解释说：“我担心学生们的对峙会激化矛盾，也担心中国的改革进程会倒退。改革如果不再继续，四通将不复存在。我只是尽力而为，成败非我能逆料。”
我最后一次见到万润南是在1989年6月5日。这一天，四通的高层在合资公司北坞村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大约上午9点钟的样子，我见万润南等集团高层的几辆车进来，都是董事会的成员，彼此间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匆匆进入会议室。我知道此时跑到这里开会一定与前一天发生的事件有关，估计也与四通的命运有关。
段永基后来告诉我，在那次会上万润南做了最后一次安排：“这次事件，公司肯定受牵连。如果我出事了，公司由段永基负责；如果段永基也出事了，由储忠负责。”（后来有人说，万润南离开时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据说会议之后，万润南改乘弟弟储忠的车到机场，取道深圳到香港，再未回来过。
沈国钧填补权力真空
与万润南同时离开的，还有副总裁殷克、副总裁崔铭山、副总裁曹务奇、副总裁郗建民等，据我所知他们这几个人并未涉事太多，应当不至于非走不可。
为何离开，有无必要离开，没人知道。但这样一批高级干部的离开，无疑对四通有重大影响。
当时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我相信四通不会垮，四通只是在政治风暴来临的最后几天，没能坚守住自己一贯坚持的原则——远离政治。在中国的土地上，尤其“文化大革命”过去才十年，让人们完全置身事外，的确很难。
但对于企业，随着一代领导人的离去，企业的前途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变异和动荡。这恐怕是万润南没有想到的。
“六四”之后，四通的领导权并未移交于二号人物段永基，而是由一直在南方的沈国钧（“六四”期间头脑最冷静的人）担任了董事长和总裁，这自然是出于企业安全方面的考虑。对此安排，段永基及大家当时并无异议。这一安排符合当时的情境。但在事情稍一好转，新的问题浮上水面。
“六四”之前，四通内部的矛盾已经有逐渐公开的迹象，高层之间因为股改的纠纷已经形成暗伤，那时矛盾的集中点是其他高层对峙万氏家族。后来一位四通人分析说，如果不是因为“六四”，四通可能早就分裂了。万润南的离开使四通突然间变得群龙无首，而沈国钧的威信和能力还不足以驾驭四通这条大船。
1989年6月27日，我被派往深圳组建新的打字机生产基地，7月中回北京开会，在惠州军用机场（当时深圳尚无机场，到广州坐飞机又很难，于是很多时候就到惠州乘机飞北京南苑机场）的候机厅，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通缉令，最后一个名字就是万润南，通缉令发布的时间是6月9日。唯一记住通缉令上面的一句话是：此人温文尔雅。
沈国钧管企业不行，但不代表其他事情不行。有一件事从他主政开始，在段永基的配合下就做得风生水起——批判万润南的“遗毒”。他们一唱一和，对万提出的办公司的一些思想、理念、口号、做法一一批判，似乎四通什么都错了。一开始大家以为是政治需要，是做给人看的，是为了保护四通。后来发现是真的要否定四通当年正确的东西，以至于完全拧着劲做事情，在用人、经营、内部关系上，都尽量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做法。包括完全排斥万家的人，这就进入了误区。万润南有政治上的问题并不一定说明做企业也错了，他错了不等于他家里的人都错了。如果错了，四通之前的成功怎么来的？如果错了，之前怎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如果错了，岂不连你们自己功劳也被否定了？硬着头皮非要逆着来，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至少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竟然宣布取消万在四通的一切利益时（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人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在批判的背后隐藏着对利益的觊觎。记得为此，我在深圳还给段永基写过一份很长的传真，指责他毁了四通，以及在这件事情上的不地道——即使没收万的股份也是政府的事，政府尚没有没收，一起奋斗过的同事首先这样做，就是不讲良心，也不够厚道。
挽救四通行动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四通人非常担心，主要是担心四通还能不能做下去，四通的财产会不会被没收。
此时头脑清醒的段永基做了以下几件事：带领合资企业的员工到武警总部慰问戒严部队；把库存的打字机藏到天津的仓库；把打字机的生产转移到深圳；安排合资企业总经理助理徐建平到广东中山注册一个保证大家后路的公司。他说：“四通牵连这么大的事情，后果怎样难以预料。四通能否办下去也未可知，四通的财产政府说没收就可能没收，大家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利益得不到保障。能不能从合资企业里拿出一些钱来，让总经理助理徐建平到南方去注册一个公司，算是我们所有干部的股份。一旦四通有个三长两短，大家不至于身无分文。”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担心是对的，其用意是为大家着想的。记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是同意的。
1989年6月7日，凝重的气氛仍然笼罩在北京的街头，段永基亲自带队，冒着危险，押运两车打字机藏到天津的一个仓库（仓库是家住天津的范为强帮助找的）。6月9日，又由我押运两车打字机去天津。当时心里忐忑不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车，也很少有行人。车到接近天津的河西务还遇到了荷枪实弹的军人，路上还铺有刺胎链条，我不由得一阵紧张，他们检查了我们的车辆和证件后才放行。我和段永基前后两次总共藏起了将近3000台打字机，约合人民币3000多万元。
6月24日，段永基代表公司董事会找我谈话，要求我三天之内赶到深圳，尽快将打字机转移到那里生产。我平生第一次体验什么是临危受命，二话不说于6月27日赶到深圳。
9月份徐建平带了大约300万元到广东中山注册了一个公司。但是两年后，徐建平把这个公司据为己有。
段永基得知此事非常生气，派我和财务经理汪世平去珠海找徐建平理论。
可是徐建平并不认账，由于当初做这件事本身不规范，我们对他毫无办法。知道事已无可挽回，我对他撂下了这样几句话：“徐建平，你对四通和大家做了不讲信义的事情，你的心里是清楚的。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为今天的不仁不义付出代价的。”果真，又过了两年，徐建平的部下造反把公司从他手里夺走，他落得人财两空。
无论怎么说，在那样一个危险而复杂的时刻，以段永基为首的四通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从容应对，表现了应有的勇气和能力，这是四通最让人难忘的篇章之一。
四通前途未卜
1989年6月初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的动荡风波，四通是重灾区。以万润南等人的思想认识以及四通的民营企业背景，不闻不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卷入之深却是没有想到的。
此一事件从5月18日演变到6月初，终于以军事管制戛然而止。6月下旬，北京市派出25人的工作组在胡昭广（后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率领下进驻四通。据说同时进驻工作组的还有人民日报社。
后来知道，四通的主要问题大致有以下四条：万润南等在国际大厦两次召集学生领袖开会；周舵、高原两位四通干部参加广场绝食；四通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串联人大常务委员会开会；四通对街头活动提供了一定的通讯设备。这样的介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后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