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委会收到的大批传稿中，不乏文史俱佳的上乘作品，像穆欣撰写的《邹韬奋》，胡华审过后说：“本文翔实、流畅，且分析评议准确，有较好的深度，足可成为我们写人物传的一篇典范。”但相当一部分传稿，史料虽丰，文章尚差。造成传稿文字水平差的主要原因，是千余名作者队伍中，像穆欣那样能够得心应手驾驭材料的大手笔太少，大部分作者是过去连“豆腐块”也未发表过的地、县党史办公室的同志；还有一些在高校讲课讲得呱呱叫，却很少从事著述的党史教师。胡华与编委会的同志分析这支作者队伍参与党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地、县同志，不是来自传主的出生地，就是来自传主的牺牲地，他们在地、县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怀着对革命先烈无比崇敬的满腔热忱，不避酷暑严寒，四处调查访问，虽文章写得粗糙，但却掌握着传主生平大量的比较全面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法相比的优势。
而对历史传记来说，有无材料和材料是否丰富、充分，毕竟是第一位的。于是，胡华提出“只要材料的功夫，是有些写作者心有余而力所不及的”。他自己首先带头对许多传稿的文字进行加工，包括纠正语病和改正错别字。例如，1984年对共产国际使华代表马林传记的修改。此稿在1983年冬的长沙审稿会上曾由编委提出意见退寄作者自己修改。1984年4月的苏州审稿会上，编委和复审对作者修改后的传稿中一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落以及背景叙述又作了删节，送请主编终审。胡华在苏州连改了两次，仍然很不满意，主要问题是叙事没有按历史顺序，倒叙多；评语和形容词多而失当，夸大了传主的历史作用；引语太多，文字累赘，不够简明；有些观点还有问题，如照搬“斯内夫利特战略”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用语等等。像这样的传稿，本应再退回去让作者自己重写，但胡华“考虑到此稿材料尚充足”，便在苏州会后于当年暑假将其带到北戴河，又大改大删了一次，把枝枝蔓蔓的叙述、根据不足的材料（如道夫·宾的文章）、过高的评价（如“斯内夫利特战略”等）统统去掉，及至该稿可用。
胡华曾多次在审稿会上说：我们这些人既要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也要像语文教员修改学生作文那样，把好文字关，力求达到“文从字顺各识职”。他对每一位认真进行文字加工的编委，都随时给予表扬鼓励。如《杨明轩传》，原稿文字不够精练，语病较多，经广东编委卢权加工，胡华说：“改得很好。”他除在审稿会的总结会上表扬外，还特意在审稿签上批示“卢权同志这种认真负责、细心动笔改稿的精神，值得我们在编审成员中提倡”。个别文字太差但材料珍贵的传稿，他甚至指定编委们帮助作者重新改写。他请湖南编委方大铭、曹木清大改过《杨善南传》；请上海编委翟作君大改过《张叔平传》……胡华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编后记中记述了部分作者和审稿人员的事迹：“他们详细搜集资料，不辞劳苦奔波进行调查访问，核实史实，可以说，每段每句，都是作者严肃认真地花费了大量劳动和心血的产物，纵然仍难免有水分，那是可以改正的。这些作者中，有社会科学和党史方面的老作家，像李新、穆欣、钱家楣、刘晴波、蒋杰等同志，也有年轻的党史工作者像田子渝等同志；也有烈士的亲属后代像秦燕士、刘虎生、刘豹生、熊巢生、续约斋、夏雷子等同志。多数作者，则是中年党史工作者。有的传记，栩栩如生地写出了前辈的个性和特色，如苏双碧同志等写的吴晗传；蒋伯英同志等写的邓子恢传。有的传记，是两个地区的同志通力合作编写出来的，像杨靖宇传、陈潭秋传、毛泽民传等，是这些先烈出生省份的同志和牺牲地区的同志，分头进行了大量调查，然后合作写出的，我们提倡这种协作精神。
由于作者们进行深入调查，从而考证了许多新问题，如萧楚女烈士出生的时间和是否上过学的问题，过去宣传中说法不一，这次萧传作者找到了烈士八十多岁的妹妹，才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何叔衡烈士传记中，对他出生的时间，牺牲的地点和时间，都作了新的考证。各篇传记中这类情况很多，几乎对每个重要情节的研究，都有些新的发现和考证，其中有的问题历史价值比较大，对党史研究有一定贡献。这里，特别要提到我们的战友、《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廖鑫初同志。
他是施洋传、林育南传、张浩传的作者，陈潭秋传、吴焕先传等传记的编审者，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编出，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八月参加在吉林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期间，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发作心脏病猝死，终年四十六岁。他是湖北财经学院讲师，一贯勤奋刻苦，谦虚积极，是蒋筑英、罗健夫式的中年知识分子。他的不幸以身殉职，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1980年2月27日中纪委常委刘英致函胡华：
胡华同志：
你提出编写闻天同志传记，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现在，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已有传记，或者正组织人在写，但闻天的传记还没有人提起过。你如能带几位同志抓起来，无论对怀念死者、教育后代和研究党史，都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他的亲属，我是非常感谢的，并希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看到这样一本书……
刘英
（1980年）二月廿七日
以上仅是上百封关于党史人物传往来函件中的一封。胡华作为主编时常主动写信或上门邀稿，动员有关部门、作者、传主亲属，撰写了一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传记，如《张闻天传》、《吴玉章传》、《李维汉传》、《刘仁传》、《罗学瓒传》、《任作民传》、《周立波传》、《吉鸿昌传》、《杨明斋传》等。同时努力开辟了为我党在理论、教育、文化战线做过突出贡献而遭遇“左”倾错误迫害的著名学人著传的先河，如他亲自组织了范文澜、邓拓、吴晗、田家英、吕振羽、杜国庠、江隆基、艾思奇、孙冶方、沙文汉、沙文求、华岗、王亚南、王任叔、何思敬、郭影秋、胡锡奎、郭晓棠、韩幽桐、李舜琴、张仲实、曹靖华、赵品三等传稿。胡华还亲自精心为其熟知的老一辈革命家萧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何干之（与刘炼合著）撰写了传记，并分别刊载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0和21卷。此外，1981年中共行唐县委为江真烈士树立纪念碑，胡华向该县来人回忆了这位女战友壮烈牺牲的事迹。江真又名姜祥征，16岁告别家乡常州，赴陕北公学学习，与胡华一起，过黄河、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到晋察冀边区，后江真从华北联大分配到行唐工作，在日寇扫荡中壮烈跳崖牺牲。胡华深切怀念这位与自己在陕公同班、并肩战斗在晋察冀敌后，英勇牺牲的战友。他为江真撰写了碑文，用百余字简述了江真烈士的生平和革命事迹。胡华在许多会议上强调由于革命英烈众多，再加上材料的限制，一时间难以为之一一立传，因此，为了让他们的英名永传后世、教育后代，为他们编写小传，甚至是几百个字、几十个字的材料也是弥足珍贵的。
1984年11月24日是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五十周年。吉鸿昌是胡华心目中十分崇拜的民族英雄。他应吉鸿昌之女吉瑞芝的邀稿，撰写了《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七七’事变前，当我还在浙东家乡上中学的时候，就从一些抗日报刊中，得知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察北抗日的消息。特别是吉鸿昌将军亲率大刀队血战长城，登上多伦城，从日寇手中收复多伦、沽源等数县的传奇般事迹，在我们爱国青年中传颂着，使我对这位民族英雄、抗日将军，从心底产生了敬意。后来，在延安得知吉鸿昌是中共党员，作为同志，我对他更增添了一层崇敬的心情。
“吉鸿昌同志的英雄事迹，我们党早在抗日时期就进行了宣传。我记得1940年我们华北联大在敌后给学员讲授《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时，就曾具体地介绍过吉鸿昌的抗日事迹。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并发出《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祭文》。吉鸿昌同志是当时决定褒扬的革命烈士之一。1946年解放区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就有南田撰写的《吉鸿昌烈士传略》，曾真实地记下了烈士生前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人道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这正是我不同于中国一般流俗军人所在。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授命。
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化，这正是党的意志……’。孔原同志也曾在解放区发表过《纪念民族英雄吉鸿昌同志》一文。吉鸿昌同志的事迹，在战争年代，鼓舞激励了无数革命战士，为着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冲锋陷阵。
“新中国诞生后，我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时，曾在该书第六章第二节简要记叙了吉鸿昌烈士的英雄事迹。五十年代后期，吉鸿昌夫人胡洪霞同志撰写了《吉鸿昌就义前后》，并被收入《红旗飘飘》第五集。当我读到洪霞同志写的吉将军英勇就义时，要敌人面对着他开枪，我不禁内心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我觉得我们许多共产党先烈是古往今来最崇高伟大的英雄人物。吉将军慷慨悲壮的英雄气概，至今使我神往。他的精神将永与日月争光，‘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建国后至六十年代，一些文艺家先后要把吉鸿昌的英雄事迹搬上银幕和舞台，写进小说，以更广泛的形式宣传革命烈士，进行传统教育。但是，党内也有个别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奸佞小人，如陈伯达及他在上海的同帮，竟插手阻止吉鸿昌烈士事迹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吉鸿昌烈士竟被扣上了‘军阀’、‘阶级敌人’的帽子，对烈士家属的政治迫害也接踵而至。这一切在当时有着可疑的背景，那就是陈伯达之流妄图瞒天过海，掩盖自己的丑史，以诽谤烈士的英名和事迹来逃避自己的罪责。
“1971年年初，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部署下，我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周恩来同志曾就吉鸿昌烈士事迹的宣传明确指出：
‘吉鸿昌同志是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胡洪霞同志的回忆文章才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恩来同志在‘批陈’时，指示出这本书，是很有深意的。但是，那时‘四人帮’仍在横行，关于吉鸿昌同志在抗日同盟军和在天津进行地下斗争史实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仍存在着重重阻力……“吉鸿昌烈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他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身先士卒的英雄事迹有口皆碑；他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就义的悲壮场面可歌可泣。吉鸿昌同志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一事实说明，真心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大多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吉鸿昌与许多爱国的军人一样，都是从爱国主义这个共同点出发，各自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们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位，经过不同道路，得出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结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振兴我们的中华民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代代相传。无产阶级革命传统也要代代相传。以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来教育激励后来人，确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1984年11月23日凌晨，胡华由镇江乘火车到达开封，应邀为开封为市委的党政干部、高校教师作《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的报告。报告结束，他便赶赴郑州，出席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的纪念吉鸿昌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活动。24日晨，赴河南扶沟县瞻仰吉鸿昌故居并出席在周口地区召开的纪念大会；25日上午，参加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的“吉鸿昌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下午，在河南省委礼堂向省委和郑州市各界作《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吉鸿昌烈士事迹》报告。报告会由河南省委书记刘杰主持，何竹康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198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华著文《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五十周年》。在他的关心并力促下，《吉鸿昌传》圆满编就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
郭洛夫在《高山景行负重致远——回忆（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胡华教授》一文中说：“在丛书编委会中，对决定采用的全部传稿一篇不缺地进行认真审改的，只有胡华教授和我两个人。8年中，教授对我，耳提面命，关怀备至；我对教授，钦敬爱戴，有示必遵。”从1979年至1987年8月里，胡华共终审《中共党史人物传》传稿572篇，字数达1050万，平均每年审定传稿130余万字，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见。然而，终审传稿并不是他为这套丛书呕心沥血的全部。
他还要关心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关心丛书的宣传和发行。郭洛夫说：“在他给我的上百封信函上，在他与我的无数次交谈中，几乎每次都提到书稿以外的、与丛书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编稿量大，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应向领导反映再配一两名年轻编辑；长春审稿会定的稿子是有一年半了，书还未印出来，要想办法缩短印书周期；听说印书纸张短缺，我已给现在西北指导整党的乔明甫写信，他曾在轻工部担任领导，请找他帮助解决；第10卷样书早已收到了，可市场上连第8卷也看不到，要赶快给各地发书；王府井书店三楼陕版书柜的党史人物传卖完了，要及时添货；广东党史人物会和省委党校愿意代销党史人物传，可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报载全国出版局长会议决定要扩大图书发行网点，允许集体、个体办书店，你们要借此机会在各地多建一些销售点……就连他在出访美国的回国途中，也不忘向同机来华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特别顾问、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森柏格宣传《中共党史人物传》，以致引起这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专家的极大兴趣，又持他在飞机上写的便笺来西安找我，了解丛书编辑出版情况，探询在西方国家翻译出版的可能性。”
为扩大《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影响，1986年元旦刚过，胡华致函人民日报社，建议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开辟“党史人物”专栏，重点宣传那些对党做过重大贡献、但因种种原因过去很少宣传的先烈，人民日报社随即同意，决定第一批“党史人物”36位，每月刊出两期。从此，该报陆续发表了杨匏安、缪伯英、张汉民、黄公略、李铁夫等一批著名党史人物的传略，收到了宣传先烈，扩大《中共党史人物传》影响的预期效果。而胡华为此又增添了对这一栏目发表文稿审阅定稿的工作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