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建交；广东商＊团军火被扣，总商会罢市……
却说，孙中山忙于改组国民党之时；加拉罕与王正廷的中＊苏恢复邦交谈判已进行了多时，却因双方分歧严重而久谈无果。
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坚持先应立即最终决定或彻底解决中＊俄之间有争议的问题，然后方能建立中＊苏邦交。而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则主张先恢复中＊苏邦交，然后再谈判解决其他问题。
因此，两人意见分歧严重可谓是南辕北辙；且互不妥协，致使谈判被拖沓未决。
然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初，苏联与英国、意大利、挪威等国的邦交关系或恢复或改善，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逐渐得到改观，也就对于与中国的建交不再如前那么迫切了。于是，加拉罕的态度显得更为强硬。
一月十七日，加拉罕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苏联政府在外蒙古驻军及中东路诸问题上的立场后，再次重申“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须在恢复邦交的前提下方能进行”。
加拉罕的这封信，后来被史家视为是《苏联第三次对华宣言》。
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刚因曹锟的贿选而被搞得焦头烂额尚未喘过气来；加拉罕宣言式的给王正廷致函，更令北京政府的当权者感到惶恐不安了。
北洋政府不免担心，恢复邦交谈判若是再如此拖沓下去，苏联政府或许会撇开北京政府而去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交道了；如此，北京政府的正统性形象就会受损，进而会动摇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为此，靠贿选才登上大总统之位、却又厚着脸皮懒着不走的曹锟，赶紧将王正廷召来，授以“可同意先建交，后谈判”。
王正廷遵照执行，遂给加拉罕回复，表达了“同意先建立邦交，然后再就其他问题继续谈判”。
加拉罕获知王正廷的这个回复后，心中自然高兴；于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王正廷与加拉罕开始谈判并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协定》。
尔后，改由顾维钧继续谈判并对《协定》草案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协定》中明确了“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并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
五月三十日，内阁特别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协定》。
同日，曹锟即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发布了《第八百八十二号总统令》，授权顾维钧全权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次日，顾维钧与加拉罕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该《协定》上签字，并互换了《照会》，中＊苏两国从即日起就恢复了邦交。
于是，两国互派大使，加拉罕则作为苏联驻华首任大使留在了北京。
虽然，《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的来说，中＊苏之间的这个《协定》可算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个较为平等的《条约》了。
特别是，其中有“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等条款；这对于长期遭受列强侵略掠夺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欣慰了。
于是，六月六日，北京各界数万人在中央公园召开大会，支持并庆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署。
第二天，北京学生联合会三千多人，也在北京大学三院开会庆祝；接着，上海、广州、武昌、长沙等地市民也都集会以表庆贺；连在北京的国会议员中也有一百三十五人联名通电发表《宣言》，赞同中苏签署《协定》及恢复邦交。
受此启发，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联络了参、众两院中的一百五十余名议员，率先发起了一场废约运动；旨在废除西方各国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矛头指向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西方各国列强。
此举得到了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余个社会团体的响应；于是，胡鄂公等人与这些团体联合组成了“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
七月十三日，“反帝大同盟”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胡鄂公、雷殷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创办了一份《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竭力宣扬其“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的宗旨。
同时，倡议将每年的九月七日即《辛丑条约》签订日，作为“国耻纪念日”，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促进反帝废约运动。
北京八所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举行联席会议，立即做出响应；接着，上海、广州、武昌、济南、南京、湖南、成都等地民众也奋起响应，相继在各地也成立了“反帝大同盟”。
于是，一场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令英、美、法、日等各国列强惶惶不可终日了。
且说，加拉罕完成了恢复中＊苏邦交谈判后，这才有精力回过头来插手孙中山南方政府的事了。
此时，国民党改组工作已经完毕，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已在党内确立并实施。
此时，广东的工、农运动已开展得红红火火。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黄学增、冯菊坡等人，以特派员身份赴各地指导工、农运动，并在广东各地成立了工会或农会。
而广州，因已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更是发展迅猛；数月之内，农会会员剧增至十八万人之多。接着，在中＊共的指导下，工会组建了“工＊团军”，农会也组建了“农＊团军”。
对此，孙中山与廖仲恺也都给予了支持，其“扶持农工”政策算是落到了实处。
八月十日，一个名为“广东总商＊团”又有一批近万支枪械及三百万颗子弹、价值一百万元的军火，由悬挂着挪威国旗的丹麦哈佛号商船运至广州；不意，在航经黄埔时，被蒋介石派遣的永丰号、江固号两艘军舰截阻。
因为，这批军火是两个月前购置的，而“商＊团”出示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却是在到埠前六天即八月四日才办理的。
于是，蒋介石宣布该《进口许可证》无效；遂以“走私”的罪名，将这批军火连同丹麦商船一并扣留了。
广东总商会会长陈廉伯闻报后，不由得气急败坏了；于是，他从佛山、花县、番禺、东莞、江门等地“商＊团”中召集二千余人，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请愿团”，涌至大元帅府请愿，欲逼迫孙中山下令发还被扣军火。
但因此时，孙中山为北伐事去往韶关了，“请愿团”扑了个空。
陈廉伯不肯善罢甘休，遂以“广东总商会”名义发动罢＊市；于是，广州城内的一些商人开始罢＊市了；顿时，流言四散人心惶惶时局动荡不安了。
此时，孙中山正在韶关忙于准备北伐；闻知广东总商会闹事，立即《电令》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采取措施平息事态。
于是，鲍罗廷、廖仲恺、蒋介石等人采取了强硬措施；非但没有将所扣留的枪械发还给商＊团，却进一步以“私运军械、图谋不轨、煽动罢市、颠覆政府”等罪名，对广东总商会陈廉伯、陈恭受等人发出《通缉令》。
此时，工会与农会也都《通电》支持广州政府，并号召“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买办资产阶级”。
于是，八月二十四日，工会与农会联合举行了有两万余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反对商会罢＊市。
陈廉伯等人一看情况不妙，赶紧逃到香港向英国政府寻求庇护。因陈廉伯已加入英国国籍，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即给予了庇护。
同时，翟比南觉得这正是干涉中国的一个极好藉口。
于是，翟比南即以保护本国公民为由，向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提出了抗议；并派遣军舰陈兵于广州的白鹅潭水域，以对广州政府进行武力恫吓。
而广东总商会见翟比南出面干涉了，以为是英国政府在支持他们，也就觉得腰板硬了更是有恃无恐；因此，仍不愿妥协而继续进行罢＊市。
就这样，“扣械事件”，即导致成了中、英两国政府间的纠纷，且似有酿成不可收拾之势。
因为，此事涉及“商＊团”，故史称“商＊团事件”。
此时，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作了关于“支持孙中山、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雇佣的商＊团军”的谈话。
接着，苏联国内二十三个工会联合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集会，苏联的列＊宁格勒及其他各大城市也都组织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游行，以声援孙中山反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苏联的《消息报》则撰文强调：“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革命民主政权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全球性战争”，进而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立即行动起来，绝对不能让这些强盗把绞索套到中国人民的脖子上。”
与此同时，一个“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莫斯科宣告成立，数以万计的个人与团体加入该会。
在莫斯科的影响下，英、法、美等国的共产党组织也都纷纷《致电》孙中山，表示：“将尽全力向劳动群众揭破麦克唐纳之流的可恶行径，粉碎其阴谋。”
于是，一场“不许干涉中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各国的反帝情绪被激起了。
有了国际上这股反帝力量的支持，孙中山也感到底气足了；于是，《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谴责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
逼于无奈，英国首相兼外务大臣麦克唐纳立即《致电》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责令他追查此事。
麻克类很快就查证是翟比南擅自主张惹的祸，遂将翟比南严厉地斥责了一顿。
此时，英国海军部也赶紧命令英国军舰从广州撤走。
英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后，方才平息了中＊英之间的外交纠纷。
然而，广东总商会却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仗着其已经拥有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商＊团”武装而有恃无恐，所发动的“罢＊市”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