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万县惨案”，“泸顺起义”；“宜昌会战”，平定鄂西……
却说，因国民党高层忙于内部纷争，致使“北伐军”在鄂南、江西大获全胜后却不再有新的进展了。
而鄂西的战局，自从贺龙与杨其昌受挫后；“北伐左翼军”与“鄂军”处于了对峙状态。
而此前，遵照孙中山的嘱咐、留学欧洲的朱德回到了上海；因为，朱德已在欧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即向陈独秀要求“分配工作”。
而此时，坐镇川东的四川督办杨森，因其尚投靠于吴佩孚，随时有进入湖北驰援“鄂军”的可能，这对于“北伐军”在鄂西的战局甚是不利。故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要求“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派员去游说杨森，促其“易帜而支持‘北伐’”。
因为，陈独秀知道朱德对于杨森曾有救命之恩；于是，即派遣朱德以“国民政府特派员”身份入川游说杨森。
提起朱德对于杨森的救命之恩，那还是早在一九一六年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发动的“护国战争”时期。
当时，顾品珍受《命》率“滇军”入川后在泸州大败“川军”，并俘虏了大批“川军”将士，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杨森也在其中。
杨森被俘后却宁死不屈、显得甚是有骨气，顾品珍一怒之下欲杀杨森。
然而，时任“滇军”第三旅旅长朱德倒是很敬佩杨森的有气节，遂对顾品珍耳语几句；因为，顾品珍器重朱德，这才依其言“免了杨森一死”。
就这样，上演了一出犹如《三国》故事中“曹操释张辽”的戏后，杨森保住了性命；对此，杨森倒是铭怀不忘。
所以，当朱德从上海赶到四川万县时，杨森感于朱德的“救命”之恩，果然表示了“愿归顺‘国民政府’”。
于是，朱德辞别杨森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闻知后当然高兴，即签署了对杨森的《委任状》。
但谁知，杨森对于朱德其实是虚与委蛇；他舍不得“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办”及吴佩孚委以的“讨贼联军’川军总司令”‘等职。
因而，朱德离去后，杨森却与“鄂军”于学忠、王都庆等部组成了“川、鄂联军”，仍欲为吴佩孚卖命。
朱德带着蒋介石的《委任状》兴致勃勃地赶回万县时，却见杨森出尔反尔地欲出兵鄂西了，心中十分气愤。
恰在此时，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忽然发生了一起英国“太古”公司的“万流”号商轮在四川云阳江面上撞沉了杨森所部用于载运饷械的三艘木船，致使几十名官兵、船民落水淹死及数万饷银、一批枪械沉没江底的事件。
因为，肇事船是英国商轮为“涉外案件”，使杨森一时不知该如何办好了；因此，他去与朱德商议、以求对策。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且有关民族利益，朱德也就强抑住了心中的气恼，即为杨森出谋划策：“一、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二、扣留肇事的英国商轮；三、与英方交涉，要求惩凶、赔偿。”并言：“唯有如此，方能雪耻树威。”且告诫“尚须做好戒备，以应对不测。”
杨森也考虑到了此事关系自己在军中的威望，遂采纳了朱德的意见依言而行。
于是，一面《电》请四川省政府派遣四川省参议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司季叔平前去与英国驻重庆领事交涉，当面提出抗议并要求“惩办肇事凶犯、赔偿损失”；一面则将英国“太古”公司正驶抵万县的“万通”号、“万县”号两艘商轮扣留了，并《命令》部队“加强戒备，以防英舰前来再寻衅”。
同时，朱德与受李大钊派遣入川的陈毅一起，发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争国威、御外侮”的运动。
然而，英国驻重庆领事非但拒绝惩办肇事凶手和赔偿损失，却派遣“嘉禾”号、“威警”号、“柯克捷夫”号等多艘军舰驶抵万县示威。
九月四日，英国驻重庆领事还向杨森发出《通牒》，限“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被扣的‘万通’号、‘万县’号两艘商轮放行”。
第二天，因商轮没有放行，英方欲强行夺取；于是，为争夺商轮中、英双方发生冲突，甚至于交火而互有伤亡。
后来，英方竟然丧心病狂地向万县城内发射了炮弹，致使无数中国军民死伤，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了。
九月六日，朱德、陈毅即组织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并《通电》全国，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为国雪耻，为死难同胞复仇”。
全国各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万县惨案’后援会”，支持万县军民的抗英斗争。
“英国政府”也怕事情闹大，这才赶紧将军舰撤离。
因为，当时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军阀”尚都或明、或暗的倒向吴佩孚，而吴佩孚与“英国政府”有瓜葛；于是，“英国政府”就通过吴佩孚对杨森施压，欲了结此案。
果然，杨森秉承吴佩孚的旨意，下《令》释放了被扣留的两艘英国商轮，“万县惨案”也就不了了之。
朱德想不到杨森竟然会如此妥协，一怒之下离开万县去往宜昌了。
不久，“北伐军”攻取了南昌与武昌，吴佩孚逃往河南。
杨森见吴佩孚大势已去、不可逆转，这才觉到了自己不该再跟着吴佩孚往死胡同里跑；于是，赶紧派遣亲信幕僚赶赴宜昌，向朱德“请罪”并表示了“真心归顺国民政府”，并邀朱德回万县、复议“归附”之事。
虽然，朱德尚在气头上；但当想到“策反杨森，毕竟是自己的使命”时，还是审时度势地以大局为重，没有计较杨森之过，复又回到万县。
于是，十月二十三日，杨森终于在万县《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
杨森归顺“国民政府”后，对于四川的其他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人都震撼很大。
其实，早在“北伐军”攻下长沙之时，刘湘眼见“北伐军”来势汹汹大有要席卷全国之势，已打算为自己留条退路了；于是，曾派人到长沙与唐生智会晤，表示了“愿归顺‘国民政府’”之意。
后来，因吴佩孚率大军南下，局势变化得又令人琢磨不准了，这才将此议搁置、待静观一下再说。
但不久，吴佩孚连失汀泗桥、贺胜桥后一败涂地；看来，这天下真的要归“国民政府”了，这才不得不重新考虑“归附”之事。
然而，刘湘等人举棋不定之时，杨森却已在万县抢先宣布“归附国民政府”了，这更给刘湘等人不小的触动。
于是，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人赶紧又派人与蒋介石联系，表示“愿意归顺”。
蒋介石见能兵不血刃地得到四川，心中自然高兴。
于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川康绥抚委员”、赖心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
刘湘等人欣然受《命》，并定于十二月八日在重庆就任新职。如此，四川的众多军阀也都改换门庭了，只是尚未对外公开宣布。
然而，就在刘湘等人准备就任新职之时，川蜀大地上还是起了风波。
原来，还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之初，中＊共＊中央即《指示》中＊共＊重庆地委积极开展兵运即发动“川军”起义，以配合“国民政府”的“北伐”。
于是，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即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召开会议，密定在四川的顺庆、泸州、合川等地运动“川军”伺机起义。
不久，朱德受《命》入川策反杨森，李大钊也派遣陈毅入川搞兵运；而经吴玉章介绍已加入中＊共＊了的刘伯承，此时正留在四川协助杨闇公；于是，四川的兵运随着“北伐”的进展红红火火了。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毕业于重庆陆军将校学堂。护国战争时，曾随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讨伐袁世凯；后又独立组建了一支二千人的“四川护****”第四支队，曾一度攻下丰都；故而，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就有了“‘川军’名将”之称。
然而，在一次战役中，刘伯承不幸右眼重伤；为避免左眼被感染，医生不得不对其受伤的右眼施行手术。
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刘伯承坚持在手术时不用麻醉，如此则要承受剧烈的疼痛；然而，刘伯承硬是咬牙把剧疼忍住了，始终没哼一声；其情足可与《三国》故事中的关云长刮骨疗疮相媲美，令在场人员无不感佩。
手术完后，医生以言相慰；然而，刘伯承却不以为然，反而戏言道：“无非吃了七十四刀，没什么。”
此言一出，更令众人诧愕了；谁也想不到刘伯承非但忍住了剧烈的疼痛，且还清楚地记得手术时的刀数，其意志之坚强非他人能及；因此，齐声赞道：“真是军神！”
从此，“军神”之美誉广为流传，“川军”将士无不对其敬佩。
而今，刘伯承在四川开展兵运；“四川边防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四川边防军”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川军”第五师第一旅旅长秦汉三与“川军”第五师第三旅旅长杜伯乾等人，皆因久仰其“军神”之名而对刘伯承敬佩有加；所以，即都表示“愿随其参与‘北伐’”。
而因，此时的刘湘等人尚未归顺“国民政府”；所以，杨闇公、吴玉章等人仍皆视其为是“北伐”的障碍，且对鄂西的战局构成威胁，故必欲铲除。
于是，中＊共＊重庆地委决定吸收袁品文、陈兰亭、秦汉三、杜伯乾等人参与起义，以打破刘湘等军阀控制四川的局面，为“国民政府”的“北伐”扫清障碍。
为此，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兼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刘伯承及已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了的朱德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指导川军起义。
接着，“军事委员会”决定起义地点与时间；因袁品文与陈兰亭俩人所部都驻扎在泸州，秦汉三与杜伯乾俩人所部都驻扎在顺庆；而时任合川江防军司令黄慕颜是中＊共＊党员，合川参与举事是自不必说；故而，定于十二月五日在顺庆、合川、泸州三地同时举事。
部署定后，即分头行动。
然而，十二月一日，“泸州军士训练学校”举办毕业典礼，袁品文、陈兰亭等驻泸州的“川军”将领皆应邀出席。
因为，陈兰亭与“川军”第二旅旅长李章甫素有嫌隙矛盾甚重；陈兰亭与袁品文商议后，认为机会难得、决定趁机将李章甫扣留；于是，两人提前在泸州举事了。
是日，陈兰亭与袁品文扣押了李章甫后，即在泸州《通电》宣布“起义”，并一举攻占了泸州。
虽已换了招牌、但还来不及宣布“就任”的赖心辉遭此突变后不知所措了，只得退出泸州往秀山、酉阳一带当“山大王”去了。
“泸州兵变”引起了驻于顺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震惊，担心自己所部也滋事；果然不出所料，其心腹同乡黄锦章打探到秦汉三、杜伯乾欲在十二月五日何光烈检阅军队时也举事的内情。
何光烈闻报后不由得骇怕了，赶紧取消十二月五日的检阅；并《通知》全师军官“于十二月三日召开紧急会议”，企图在会上抓捕秦汉三与杜伯乾。
秦汉三与杜伯乾觉察到了何光烈的这一企图，迫于起义计划已经败露，俩人遂也决定“提前举事”。
于是，十二月三日下午，秦汉三与杜伯乾率部向何光烈的师部发起进攻。
激战至深夜，俩人解除了何光烈的警卫部队；然而，何光烈却趁着夜色逃离顺庆，投奔广安的川军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去了。
于是，顺庆也被起义的“川军”所取。
因为，此次“川军”举事是在泸州与顺庆，故史称“泸顺起义”。
虽然，“泸顺起义”没有按原定计划进行而仓促举事；但是，起义后毕竟袭取了泸州与顺庆，还算顺利成功。
泸州与顺庆成事后，合川的黄慕颜却未能跟进。于是，杨闇公即派刘伯承赴合川，与黄慕颜在合川也举事了。
接着，各路起义军会师顺庆；并组成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并将起义军分为五路，黄慕颜兼任第一路司令、秦汉三任第二路司令、杜伯乾任第三路司令、陈兰亭任第四路司令、袁品文任第五路司令。
然后，起义军在顺庆的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准备起兵讨伐刘湘等“四川军阀”；尔后，再配合“北伐军”主力进军“豫、鲁、直”。
刘湘闻报“泸顺起义”后，不由得慌了神。
其实，此时的刘湘等“四川军阀”都已归顺了“国民政府”，只是没有公开宣布并就任新职罢了。因此，刘湘一面赶紧部署兵力应对，一面即于十二月八日《通电》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并在重庆就任新职，欲以此消除误会；同时，将四川的兵变火速禀告远在南昌的蒋介石。
虽然，“泸顺起义”的宗旨是为了扫除不利于“北伐”的障碍；但是，已攻取南昌了的蒋介石闻知“泸顺起义”后却大为惊愕了。
因为，“泸顺起义”是由中＊共＊领导的；在蒋介石看来，这就近乎于叛逆了。
蒋介石一直来就将中＊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今，中＊共＊竟然兴兵举事了，岂不是想与国民党争天下？这如何了得、岂能容忍！
为此，蒋介石本想即予镇压；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因“国民党左派”倡议的“迎汪复职”之事而头疼；且不久前，忽又因“迁都”之争闹腾不休。
在此多时之秋，蒋介石只得将四川的“泸顺起义”之事暂时搁置一旁，当先处置好党内的要务为上；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马虎不得。
因此，蒋介石得到刘湘的禀报后没有急于表态，令刘湘不知所措了，只好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待变。
而“泸顺起义军”见刘湘等人忽而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了，确是也感到了有点晕头转向，不明白其中有什么玄奥。
因为，“泸顺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举行的“北伐”扫清障碍；谁知，刘湘等人竟然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政府”的人了，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而如此一来，反倒是起义军显得有点失当了。但事已至此，离弦的箭岂能回头？
于是，一方面准备应战刘湘；一方面则赶紧设法与“武汉国民政府”联系、以求正名，以免被对方扣上“叛逆”之名。
于是，就在刘湘等人宣布“就任新职”的十二月八日，杨闇公即也派遣“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兼“国民党川东特派员”李嘉仲赶往武汉与吴玉章联络，向刚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报告情况并请求支持。
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仍处于“国民党左派”的主导下；所以，对于中＊共＊领导的“泸顺起义”，觉得只要有利于“北伐”何尝不可。
因此，承认“泸顺起义”为“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泸顺起义军”编例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任命》刘伯承为“该军军长”。
如此一来，“泸顺起义军”也被正名了，这却使刘湘等“四川军阀”不知该如何对待、无所适从了；因此，起义军与刘湘等军阀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四川的局势渐趋平静。
四川的风波算是暂时平息了，鄂西却又擂响了战鼓。
原来，由于杨森归顺了“国民政府”，“川、鄂联军”即告瓦解，鄂西的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北伐军”的转机。
此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贺龙等部已恢复了元气；于是，趁机又在鄂西向于学忠等部发动攻势，并将主攻目标定在宜昌。
宜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得了宜昌即可控制鄂西，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贺龙率部从公安出发后就直扑宜昌，“宜昌战役”随即打响。
十二月上旬，贺龙起兵后很快就肃清了长江南岸之敌。
此时，驻守沙市的王都庆已经病故，沙市守军不堪一击；因此，贺龙率部过江后又轻取了沙市。
十二月十七日，贺龙部抵达宜昌。
此时，王天培的第十军也相继到达；于是，俩人合力对宜昌发起总攻。
驻守宜昌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于学忠已因吴佩孚的败北、流亡及“川军”杨森、刘湘等人的倒戈而被撼，自知一支孤军、难守危城，早已无心恋战；其部将阎德胜、张福臣等人见大势已去，更是在“北伐军”尚未到来之前就逃往巴东去了。
贺龙与王天培对宜昌发起攻击后，于学忠率部勉强抵抗了一阵；但终因伤亡惨重、自知难敌，只得带上少数亲随弃城逃亡，去往山东投奔张作霖了。
“北伐军”攻取宜昌后，鄂西很快就都被收复；于是，“鄂西会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