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亚罗号事件，英、法联军再次侵华；英军攻占广州，清庭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
大沽保卫战，清军胜……
却说，自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勋爵密访天京后，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有所调整。不久，英国政府驻上海的领事与其它在华势力联手，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上海的小刀会后，又欲要挟清政府了。
文翰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依据《中美望厦条约》中有关“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修订《南京条约》；欲将最惠国条款列入，以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叶名琛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奏报。
正因太平天国内乱而头疼的咸丰皇帝，对于要这、要那的诸国列强也很是反感；所以，见了叶名琛的《奏报》后，觉得英夷贪得无厌；难以拒绝却又不愿答应，干脆没予理睬。
英政府很是失望却也无奈，于是耿耿于怀总想寻衅滋事。
其时，曾有一名中国人方亚明置有一艘百余吨位的亚罗号商船，经常往来于香港、澳门、广州和汕头等地；名为货运，实际上在干一些走私与贩卖人口的肮脏勾当，或与海盗勾结帮助销赃。
因为，方亚明曾在广州干过洋行买办，认识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且关系较密。为方便行动，使自己的不当行为不受清政府的约束；方亚明向巴夏礼行贿后，将亚罗号船在香港注册登记了；如此，一条中国船则能悬挂上英国的国旗，冒充成英国商船，受到了所谓的英政府的保护；从此，亚罗号就不受清政府的管辖，清庭的海关官员也就不敢轻易地上亚罗号去查检了。
同时，方亚明又以优厚待遇聘用了英国人肯尼怸当船长，加了这许多保护层后，方亚明也就干得一帆风顺了。
清庭的海关官员虽然早知道亚罗号在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却奈何不了他。
日子久了，方亚明也就无所顾忌了；以至于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登记证已经过期了却也不去办理必要的签证手续，仍明目张胆地往来于各商埠之间；有时，甚至于有恃无恐得连英国的国旗也懒得挂了，自以为反正那些清庭的海关官员不敢奈何他。
咸丰六年十月初，亚罗号又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
广州水师千总梁国定早已对方亚明的行径看不顺眼，且知道该船的《登记证》已经失效；此时，梁国定见亚罗号船又靠埠了，且没有悬挂英国的国旗；于是，梁国定忽然放胆，率领官兵四十余人，登上亚罗号实施查检。
果然，从亚罗号上查获了许多走私货，还发现有十二名正被官方追缉中的海盗藏匿在船上。于是，梁国定收缴了全部赃物，并把那十二名海盗拘捕收押。
事情败露后，方亚明这才慌了神，赶紧去请求巴夏礼帮忙了结此事。
巴夏礼闻讯后，觉得恰好是个滋事的借口。而此时，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也已得知了这一消息，觉得可加以利用。
两人不谋而合，立即致函叶名琛，称“到埠的亚罗号是英国商船”，对“清朝官员上船查检并带走英方雇佣船员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送还被拘者并赔礼道歉”。
叶名琛据理力争，指出了“方亚明是中国人，而亚罗号实质上也是一艘中国船；况且，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登记早已过时，到埠时又没有悬挂英国的国旗，清政府完全对其实施管辖。”
但旋即，叶名琛考虑到此事可能涉及两国关系；为了息事宁人，叶名琛最后还是作了妥协，派总兵朱子正将所拘押的人员送到了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以表谦意。
然而，巴夏礼却并不愿就此罢休；因为，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此，而是想藉此引发事端而已。于是，巴夏礼指使方亚明谎称“船上的英国国旗是被清朝官员扯下的”；巴夏礼也就据此又找到了“清政府侮辱并挑衅大英帝国”的借口，要求清政府赔礼道歉。
十月二十三日，英军的数艘兵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于是，又一次侵华战争就悍然挑起了。
而不久前，法国的一名传教士马赖因违法潜入非通商口岸的中国内地广西西林县传教，且利用传教士身份肆意****妇女长期犯科，当地乡民对他的恶行极其愤慨；于是，将他的罪行告发。
西林知县张鸣凤早对洋人的胡作非为恨之入骨，接到举报后即将马赖拘捕。
马赖被捕后却是有恃无恐，他以为满清官员都有“恐洋症”，不敢把他怎么样；所以，庭审时竟然大言不惭地对乡民指控他所干的一切罪行都供认不讳；于是，更激起了乡民的义愤，纷纷要求严惩。
在乡民的一片呼声中，张鸣凤毅然决断，将马赖就地惩治处死了。
因为，马赖是擅自潜入内地传教，违背了中法之间有关《条约》的规定，属于“非法传教”；而且，马赖以传教为幌子，却犯下了许多****妇女的罪行，且马赖本人已供认不讳，完全是证据确凿罪有应得。
法国政府一时也无话可说，只得默认；然而，事后却总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此时，见英国政府借口起兵滋事了；于是，也借口马神甫事件，派遣了十艘军舰与英国舰队组成英法联军，主动加入侵华战争。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和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也前来香港，与英、法合谋，参与到侵华战争中来。于是，四国组成了以巴夏礼为首的侵华联军。
十二月，侵华联军集结了五千六百余人攻打广州，并向守城的清军发出了《最后通牒》。
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胆小如鼠，见到联军的《最后通牒》后，害怕得赶紧称病不出，将指挥抵敌的重任交给了两广总督叶名琛。
而叶名琛是一介文官，岂知临阵拒敌之事；于是，只好匆匆地去到庙里占上一卦，希望得到神佛的佑护；所求的《卦》上言道“此灾数日之后当可自解”。叶名琛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到府衙内，不当会事了。
二十八日，《最后通牒》的期限一到，联军即炮击攻打广州城。
军士报知，叶名琛仍不以为然，道：“毋虑，他日必自退矣。”
守将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抗，但是坚持到第二天，广州城终于被攻破，联军蜂拥而入。叶名琛这才如梦惊醒，方知“卦”上所言不管用；恍惚之间，联军已至，叶名琛等人即被联军俘虏。
叶名琛被俘后，倒是也有骨气，誓不降英；数月后，联军将叶名琛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继续囚禁；至咸丰九年四月初九，叶名琛绝食自尽于囚禁中，倒也算是有骨气；此是后话，顺提。
且说，联军攻打广州前，广东巡抚柏贵就极力主张投降。叶名琛被俘后，柏贵和穆克德讷则向联军投降了；然而，起初联军对他俩并不放心，还是将投降后的柏贵和穆克德讷软禁了起来。
联军攻入广州城后，却遇到了广州民众的自发抵抗；佛山镇有数万人参加了御侮杀敌，这令联军十分头疼和无奈。此时，柏贵就主动提出能协助联军安抚民众；联军见广州民众的抵抗一时难以平息，也就让他出面安抚以为所用。
于是，柏贵贴出《告示》，说是：“联军只对官府，不扰百姓”，并称“和议可望，士民毋恐”；民众信以为真，自发的抵抗也就少了许多。
接着，柏贵又与穆克德讷联名上奏朝庭曰“联军进犯广州皆因叶名琛处理涉外事务不善所至”，把“联军”侵犯、广州失陷的责任全推到了叶名琛的头上；并称“应罢免叶名琛，方能使诸夷休兵言和”。
咸丰皇帝见《奏》后，虽然知道柏贵和穆克德讷是在推卸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面对虎狼般的联军，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诏》，多此一举地将已被联军俘虏了的叶名琛撤职，任命柏贵为两广总督，希图以此平息与西夷诸国间的争端。
而联军见柏贵对列强卑躬屈膝且可资利用，于是将柏贵放归巡抚衙门。柏贵感激涕零，答应联军提出的“由联军负责广州城内、外的治安，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等复职条件。
第二天，在联军的监视下，柏贵在巡抚衙门举行了隆重的复职仪式。
复职后的柏贵，一举一动都在联军的监视之下；连向朝庭呈交的《奏折》或向民众发布的《告示》，均先由联军审阅、批准；皇帝下达的《谕旨》也得先经联军之手。
柏贵的居所，则有联军派兵把守；进出人员须接受严格盘查；甚至于，柏贵本人想外出，也须经得联军的许可。就这样，柏贵当起了第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政府傀儡。
然而，英、法联军并不满足于此，仍希图威逼清皇朝签订新的条约，以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并开放扬子江。
咸丰七年底，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又在香港密谋，决定成立一支命名为中国舰队的联合舰队，由出身于海军世家的海军少将西马出任该舰队司令。并将中国舰队开往上海示威，迫使清皇朝满足英、法提出的要求；若不达目的，便派中国舰队北上进犯天津的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
这一阴谋很快就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的赞同与支持。于是，英、法、美、俄的四国公使先后派遣并随同舰队前往上海，然后《照会》清政府：“必须在公元一八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派出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举兵北上。”
然而，咸丰皇帝见了这份由两江总督何桂清递交的通牒式的《四国照会》后，并没当会事，以为《四国照会》中的恫吓之词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
所以，只《谕》令何桂清《照会》回复，要四国公使“各归驻地”；并告以：“若有诉求，英、法、美三国公使可在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俄国公使可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
四国公使对清皇朝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态度给予的答复自然不满意，且也正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个借口。于是，四国公使趁机北上。
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亲率英、法联军的舰队驶抵天津的白河口外，并作好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接着，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也随之到达。
咸丰皇帝这才感到了事态危急，赶紧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与四国公使交涉，且明令“不得先行开炮”。
然而，英、法公使却借口谭廷襄没有“可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悍然拒绝与之会谈。
此时，联军中国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战舰已有二十二艘，并有二十余只舢板运载海军陆战队员已越过了拦江沙；随时可对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大战一触即发。
接着，英、法联军又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勒令清政府应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必须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
大沽口炮台位于白河入海口，可谓是“津门之屏障，京都之咽喉”，共由设置于白河两岸的五座炮台组成；其中，白河北岸有二座炮台，由游击沙元春、天津镇总兵达年等率部防守；白河南岸有三座炮台，由游击德魁、都司讷勤和、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守兵共约八千余人，并配有神机营大炮二百余门。
同时，还调派了京营马步队、火器营、健锐营等数千人，由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勤亨、副都统富勤敦泰率领，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接应。而北上进犯大沽口的联军虽然有二十余艘舰艇，但总兵力仅有二千余人；大沽口清军兵力数倍于敌，应不示弱。何况，那位出身于海军世家的舰队司令西马已由何伯接任。
谭廷襄想到这些，也就少了许多顾虑；于是，对于联军的《最后通牒》没予理会。
两小时后，英、法联军的炮艇果然闯进了大沽口，向大沽口的南、北炮台同时发动了猛烈攻击。
于是，大沽口南、北炮台被迫还击。一阵炮轰后，联军的攻势终于被抑制住了；并击沉了联军的舢板四只，毙伤百余人；法国的霰弹号炮艇也遭到了重创，连艇长也被打死。
然而，正在清军庆幸胜利时；联军因首战失利而恼羞成怒，舰队司令何伯命令斯莱尼号旗舰及其它主力舰用大口径火炮一齐向大沽口南、北炮台猛轰。
顿时，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百余门火炮被轰毁，炮台守兵也伤亡惨重。接着，联军的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进袭。炮台上尚存的清军将士坚守拒敌，大沽炮台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
然而，正在将士们浴血奋战时，直隶总督谭廷襄、直隶提督张殿元、天津镇总兵达年等官僚却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未待联军攻上炮台，一个个已自夺路而逃，致使炮台守军士气大挫。
后路接应的清军见状后也惊恐溃散，大沽炮台上的守兵即成了孤军作战。
结果，清军守将游击沙元春、都司陈毅、千总常荣恩、刘英魁等均战死在炮台上，四百余名兵勇也英勇献身，大沽口各炮台相继失守。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就沿白河溯江而上进逼天津。
虽然，此时的咸丰皇帝仍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须与之用武”；但那些从大沽口逃回的官僚们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了，满朝但闻一片议和之声；直隶总督谭廷襄更是直言奏称：“综观事势，细察夷情；不能战，战则必败；不易守，无能守之将；故而，不得不抚耳。”竭力主张求和投降。
不久，英、法联军抵达天津城下；两国公使联名再次《通牒》清政府：“必须在两日内派一品大臣二名到天津签约，否则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此时的清皇朝对于江南的太平天国已是束手无策，根本没有能力再对付英、法联军了。只是，咸丰皇帝对于英、法联军的这一趁火打劫式的行径很是于心不甘犹豫不决，但又苦无良策。
此时，深受咸丰皇帝宠幸的当年的秀女兰儿，因生下了太子载淳而已被封为了储秀宫懿贵妃；懿贵妃见咸丰皇帝终日愁眉不展，探得情由后劝说道：“皇上何苦为此区区小事烦恼如此？而今当务之急是家奴犯上，长毛作乱。诸夷来华通商且如邻里之交，何必太过计较。吾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则邻里和睦万事可宁。”
懿贵妃的一番话倒是使咸丰皇帝如茅塞顿开了。
于是，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前往天津与联军议和，并允许两人可“便宜行事”。
然而，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尔的第二十六代孙、因剿灭太平北伐军有功而加封为博德勒噶台亲王、时署任镶红旗汉军都统的僧格林沁，闻知咸丰皇帝派人与联军议和，心中甚觉不快；立即具本奏请“撤回议和代表”，主张应“倾全国之力，与诸夷决战”。
咸丰皇帝知道僧格林沁强悍好战可以驱用，但是此时满朝却都是一片求和之声；咸丰皇帝权衡再三后终于决定了求和，所以，仍然让桂良和花沙纳去往天津议和了。
桂良和花沙纳受命后火速赶往天津，两人分别与英、法、俄、美四国进行了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还是屈从和满足了四国提出的要求。
咸丰八年六月十三日始，清皇朝与英、法、俄、美四国先后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尔后，又于当年十一月八日，再与英国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作为对《中英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
四国通过《天津条约》，不但又获取了大量的所谓战争赔款；同时，还获取了更多的在华利益，诸如：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外国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传教”、向各国“增开琼州、潮州、台南、淡水、登州、南京等通商口岸”、在华的各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甚至于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修改了“关税税则”。从此，四国输入的洋货不但可运销中国内地，而且只要交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后就可免交一切内地税。
对于如此不平等的《条约》，清皇朝迫于无奈只得认可。
一年后，按规定到了换《约》的时期；清皇朝担心在京换《约》会滋事，于是提出了在沪换《约》的建议；然而，此时的联军已不再把清皇朝放在眼里，却坚持非要在北京换《约》不可。
为此，咸丰皇帝又觉得大失了颜面，双方矛盾又由此激发。
于是，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又派出一支由新任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指挥的，有二十一艘舰艇、二千余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联军舰队抵达大沽口外的海域，欲再次用武力威逼清皇朝就犯。
清皇朝不由得又害怕了，只好又软下了口气；答应在北京换《约》；但给英、法公使的《照会》中说，须在由清皇朝指定的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且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咸丰皇帝欲以此挽回一些面子，自欺欺人般地心中也可平衡一些。
然而，英、法公使却不卖帐，连这点小小的面子也不给咸丰皇帝保留。
英、法公使接到《照会》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安排，坚持要用舰艇护航通过大沽口，然后沿白河溯流而上直抵京城。且未待清皇朝答复，英、法联军就照此行动起锚启程了；在贺布的指挥下，英、法联军舰队耀武扬威地向大沽口驶近。
只是，当贺布发觉大沽炮台上似已有所准备时，这才没敢贸然轻进，赶紧命令舰队在离大沽炮台不远处抛锚停泊下来伺机而行。
原来，自从大沽口战败后，咸丰皇帝原以为诸夷所求无非是为了获取在华贸易的更多方便而已；虽然是恃强凌弱的让人感到怄气，但比起那些在南方起义造反欲夺大清皇朝天下的发匪来总还不至于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所以，咸丰皇帝也如他的祖宗一样忍气吞声了，这才派了桂良与花沙纳前去议和。
可谁知，两位大臣带回的却是那么屈辱的几份《条约》，咸丰皇帝这才觉得当初不该不听博德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的主战主张。但转而又想，堂堂大清朝的文武百官竟然都如酒囊饭袋，没有人能为朝庭解忧；仅有博德勒噶台亲王一人敢于主战，但毕竟是势单力薄难以为济何以拒敌？
最后，咸丰皇帝仍不得不认可了那几个屈辱的《条约》；但是，心中总是像憋着一股闷气感觉甚是不舒服，常思有朝一日能给夷人一点眼色以解心头之闷。
咸丰皇帝每每想到此，就会忆及竭力主战的博德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于是，咸丰皇帝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率军前去驻守大沽炮台；欲利用他的一番热忱守护京都的大门，以免大清皇朝再次蒙受耻辱。
而这位成吉思汗的后裔倒确是个刚烈的汉子，僧格林沁对于上一次大沽口之战的惨败及其清皇朝对外一味的屈膝示弱心中甚是不乐。此次受咸丰皇帝的信任，感到万分的荣幸；受命后确是十分尽心，发誓要痛击来犯以不负皇命。
僧格林沁接管大沽炮台后，即花了数个月时间将南、北两岸的五座炮台进行了加固与重建，并以威、震、海、门、高五字分别为五座炮台命名，寓意“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
同时，僧格林沁制作了许多拒马桩般的铁戗障碍物抛置于炮台前的海岸边，以阻挡舟船靠岸登陆攻击炮台。除此，又仿照当年关天培的做法，在南、北两岸的大沽炮台间设置了一道铁链，以拦截舰艇驶入白河；僧格林沁希冀依赖这多道障碍，拒敌于白河口之外。
同时，僧格林沁调遣了数千满清八旗兵和京营兵驻守到大沽炮台上，新设一支由二千多名汉族绿营兵组成的水师协防炮台。另外，还调遣了两支各有五百人的蒙古骑兵；一支是由副都统成保率领的哲里木盟马队驻扎在新城，另一支是由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与二等侍卫明安率领的昭乌达盟马队驻扎在新河。一旦联军来袭，随时准备驰援大沽炮台歼击夷敌。
而此时，僧格林沁见到英、法联军的舰队泊于大沽口外，已料定其迟早来犯；于是，告诫诸将：“诸夷贪得无厌，屡欲再犯吾境，贼心未灭；且行为诡谲，难以揣测，不可为信；今陈兵未动，诚恐有诈；吾若稍有疏漏，其必乘隙而入；故务须谨防，毋可懈怠。”
果然，二十五日凌晨，天尚未拂晓；贺布亲率英、法联军舰队的舰艇十二艘，趁着夜黑悄悄地向大沽炮台袭来。贺布自以为清军屡战屡败，早已被英、法联军的铁舰厉炮吓破了胆；此番又是趁其不备偷袭，估计夺取大沽炮台必定如若探囊取物般的唾手可得，用不了费多大的心力。
此时，大沽口的南、北炮台沉浸在夜黑的海空中静悄悄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贺布心中甚是暗喜。待得英、法联军的舰队驶到清军抛置在海岸边的铁戗障碍物前时，天刚破晓；大沽炮台上的清军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英、法联军的前来偷袭，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贺布更是放胆了，竟然将其旗舰上的红旗大摇大摆地公然升了起来；然后，费了好多时终于移开了几只铁戗障碍物，才得以能使舰艇通过。
此时，天已大亮，大沽炮台上异常的宁静使贺布多少也有点犯疑了。但是，此时的他已顾不了那多；暗思，即使清军果然有伏，谅也奈何不了他；因为，清军的那些陈旧的兵器根本抵不住联军的猛烈炮火。
所以，贺布此刻所想的是如何迅速地占领大沽炮台，以迫使清军交械投降。于是，他不再多思，毫不犹豫地派遣三艘舰艇驶到大沽炮台下；一俟靠岸，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即登岸后蜂拥而上向炮台袭去。
正在此时，大沽炮台上隐在掩体后的无数清兵忽然如同天兵般的从天而降，突然都从掩体后面冒了出来，喊杀声在大沽口辽阔的海空中激荡；原来一片静寂的炮台上此时忽然炮声齐鸣，无数发炮弹雨点般地落向停泊在大沽炮台不远处的英、法联军舰队群。
清军猝不及防的打击使英、法联军顿时傻了眼，贺布来不及反应过来，多艘联军的军舰已被击伤；连贺布的旗舰被多处命中，行将沉没。贺布一看情况不妙，赶紧逃离旗舰，登上其它舰艇；但在逃离时不幸被炮弹击中，幸好没有伤着要害才算侥幸保住了一条命。
战到下午四时，英、法联军舰队的旗舰早已沉没，其它多艘舰艇或沉或伤。英、法联军见战况对己十分不利，于是竖起白旗诈降以求喘息的机会。
过了一会，美国舰队司令达底那海军准将率领本国的几舰艇前来驰援。
英、法联军见援兵到来，又壮胆了；稍作调整后，身负重伤的贺布再次下达了登陆攻击炮台的命令。于是，英、法联军的千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英军上校勒蒙的指挥下，分乘二十余只舢板，在舰艇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次向大沽口的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夺取大沽口南岸的三座炮台作为突破口。
然而，大沽口南岸炮台上的清军将士用火炮顽强地抵住了联军的一次次进攻。
此时，驻守在新城和新河的两支蒙古骑兵也已闻讯赶到，蒙古骑兵的到来使大沽炮台上的清军守兵顿时士气大振。
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队火速增援大沽口南岸炮台，蒙古骑兵队即刻投入战斗。
千名蒙古骑兵往来冲杀于登岸了的联军队伍中，个个骁勇不敌所向披靡；联军的洋枪洋炮在往来疾驰的蒙古骑兵面前失去了往日的威力发挥不了作用，只得眼巴巴地看着蒙古骑兵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奔驰砍杀。
进过一场激战，贺布眼见登岸的海军陆战队员已毫无招架之力任由蒙古骑兵砍杀，自知必败无疑取胜无望了；只好命令退兵，然后带了残兵败将逃离大沽口后溃败到杭州湾去了。
咸丰九年的这一仗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清军终于获得了大捷。这一仗，清军共击沉了联军舰队中包括旗舰在内的四艘战舰，另有数艘联军舰队的战舰遭重创；联军的五百七十余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伤，联军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侥幸免难，其副手却因重伤致死。
而清军仅伤亡了三十二人，大沽炮台也只是遭受了轻度的破坏。
咸丰皇帝闻报后大悦，终于觉得是出了一口闷气；于是，派大臣到大沽口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犒劳和奖赏，此按下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