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
却说，就在中国的护法战争如火如荼之时，俄罗斯国内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原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人、农民与士兵起义，一举攻取克里姆林宫，推翻了资产阶级执政、由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总理兼陆海军部部长的临时政府；从而，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时为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故称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并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俄罗斯或苏俄。苏俄成立后的第二天，列宁即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和平令》；四天后，又与德国等交战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然后，双方开始和谈；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在西布格河与穆哈维茨河汇流处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苏俄与德国及其同盟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简称《布列斯特和约》；从而，苏俄正式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发生当天，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即将消息电告北洋政府。受段祺瑞操控的北洋政府闻报后十分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了。随着刘镜人的不断电告，北洋政府方才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有所了解。
然而，由资产阶级执政的西方各国列强十分敌视苏俄；因此，这些国家的舆论，如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美联社》、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以及日本的《东方通讯社》等颇有影响的通讯社，都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称十月革命为政变、乱事，而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乱党、暴烈党、极端派；极尽丑化之能事，恨不得把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扼杀在襁褓中。
北洋政府从中也觉到了，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新政府，因其政权性质与由资产阶级执政的英、法、美、日等协约国的政府截然不同而水火难容。而因中国已加入了协约国陈营，也就只能与英、法、美、日等国政府采取同一态度。于是，北洋政府紧步英、法、美、日等国后尘，也断然拒绝承认苏俄，而继续承认旧俄国已被推翻了的临时政府。同时，北洋政府唯恐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到中国，会激励反政府的革命党人；于是，一面竭力封锁消息，一面派遣军队入驻外蒙古并封锁了与苏俄接壤的东北边境，希图阻绝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与中国革命党人的联系。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北洋政府干脆将刘镜人召回，断绝了与苏俄的外交关系。尔后，北洋政府还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针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与《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四个月后，据此签订的《实施细则》，规定“为指挥统一及协同圆满起见，行动于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于日本司令官指挥下”。
两个《协定》与《实施细则》的签订，名义上是为共同防御苏俄，实际上却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渗透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日本政府因此大为高兴，也就给予段祺瑞主政的北洋政府更多的经济资助；于是，段祺瑞更乐于投入日本政府的怀抱了。
然而，北洋政府的消息封锁未能奏效，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仍不断地传入中国。
由英国商人安纳斯·美查创办于一八七二年的《申报》、由陈其美于一九一六年在上海创刊的《民国日报》、由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于同年在北京创刊的《晨钟报》，均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接着，全国各地的大小报纸争相转载，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地。
而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更是大量地刊登了评论性文章，使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更为广深了。
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极大鼓舞与启发，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与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李大钊还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与近因》、《俄国共和国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向国人介绍与传播了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且如一盏指路灯给尚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国人导出了可行进的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且此时，协约国与同盟国交战双方，因战争已历时数年，各国的元气都几乎耗尽了；也不得不寻求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以便从战争的阴影中脱身。
一九一八年，因德意志帝国境内不断发生起义，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逊位流亡海外，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局已定；于是，是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魏玛政府，德意志帝国即告崩溃。
接着，同盟国中的主要成员国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也随之解体；至此，同盟国已无力再与协约国抗衡了，不得不谋求停战以免亡国。
于是，十一月十一日，同盟国的盟主德国魏玛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就这样，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协约国胜利、同盟国失败而宣告结束。
接着，交战双方协约国与同盟国，决定召开一个所谓的和平会议，并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谋求通过和议平息国际纠纷构建世界和平。因为，和平会议选址在法国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故称巴黎和会。
俄国因主动退出战争，且苏俄遭到西方各列强的敌视；故而，未被邀请参加。主动求和的同盟国各成员国，则是以屈辱的战败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无疑的将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而协约国的各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倒是都沾上了战胜国的荣光。
只是，英国与法国虽然取胜了，但在大战中遭受了重创，安慰之余自有说不出的苦衷。
参战较晚的美国，却因英、法、德等国因战争两败俱伤而衰落，美国的国际地位骤然提高而令世人瞩目了；且因在战争中，美国向英、法等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从中获利颇丰，倒是发了一大笔战争财；所以，美国可谓是最大的赢家。
日本虽然早于美国就参战了，但并未向欧洲出兵；所以，日本虽名为参战国，却是置身局外有益无损；且西欧列强因忙于战争而使在华势力减弱，日本则趁机崛起欲行替代，也就更是助长了其称霸东亚的野心。
中国虽然也没有直接出兵欧洲，且北洋政府又是迟迟才对德宣战；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向欧洲输送了多达二十余万的劳工；战争中，劳工是既流汗又流血；所以，可毫不愧言：“协约国能取得胜利，中国劳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因此，战争结束后，中国理所当然地就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了；同样受到出席巴黎和会的邀请，并获得了五个代表的席位。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了；长期饱受屈辱的中国这次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确实令国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鼓舞。
中国也成了战胜国？做梦也未曾想过，但这却是明摆着的事实了；因此，上自总统下至黎民，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北洋政府为此下令举国共庆三天。
于是，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三万余名学生还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以庆祝协约国的胜利。此时，人们似乎觉得世界进入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了；因此，国人都期盼巴黎和会能给中国这个拥有四万万同胞的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甚至幻想着能从此摆脱列强的奴役，至少能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上曾经掳去的许多权益收回。
总统徐世昌见德国战败了，也就理直气壮地下令将立在崇文门大街上那块令国人蒙受奇耻大辱的所谓克林德碑迁往中央公园，并将坊额改为“公理战胜”，这才让国人出了一口气。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其中提到了“建立国际联盟”、规定“国际盟约不得秘密行事，国无大小一律平等”诸原则。
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弱小国家更是为之鼓舞；因此，中国政府也对能在巴黎和会上为自己主张权利充满了信心。于是，中国政府派遣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陆征祥为首席全权代表，另外四位是驻美国公使顾维钧、广州军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中国驻英国公使施肇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
十二月一日，平日冷清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热闹非凡了；车站上挤满了人，为启程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送行；在京的政府官员及京城中社会各界名流均到站，各国驻华公使也都礼节性地前来了；除此，还有许多普通百姓自发地来为代表团送行并鼓劲。此时的人们，虽然顶着凛冽的寒风，但人人脸上都流露着喜悦之情；大家高声欢呼，并希望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人争取应有的权益，能带回更令国人兴奋的消息。
然而，此时的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心情却十分沉重，只是没让人察觉而已。
原来，中国代表团还未启程，内部就开始出现裂痕了，其起因缘于代表团的名单排序。因为，此时的中国仍处于南北对峙之中；北京的北洋政府与广州的军政府都欲单独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但是，这对于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很是不佳，必会影响到中国为自己争取权益；最后，南北双方都作了妥协，这才同意由北洋政府为主联合组团出席巴黎和会；以对外宣示中国南北和平、全国统一。
可是，陆征祥在上报代表团名单时，为了成员名单的排序却伤透了脑筋；因为，名单的排序意味着权重与声誉，对于南、北政府及长期活跃于政府舞台上的每位代表本人都是十分注重与微妙难言的。为此，陆征祥斟酌多时才定了下来；除了他自己自然的列于首位外，其他四人的排序当然得考虑到南、北因素及代表本人的资深。因此，陆征祥上报时的排序为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这种排序考虑较为周全合理，各代表倒是都能接受均无意见。
但是，段祺瑞是视广州军政府为叛逆的，也就不同意陆征祥将广州军政府派遣的王正廷排列于四人之首；因此，在《批文》中硬是把王正廷往后压了，却将年刚而立、虽曾任过总统秘书和内阁秘书却是资历最浅的顾维钧，从原来的末位提到了仅次于陆征祥的位子。
为此，王正廷等人有被贬抑与歧视之感甚是不悦，均以为是顾维钧为争名夺利而从中捣鬼；顾维钧自己却不知内情，深感冤屈而有口难辩。因此，中国代表团尚未出征，自己队伍中就产生矛盾而乱了阵脚。
后来，虽然经陆征祥苦口婆心的解释才平息了事态；但是，因此而导致的内部裂痕已经存在且难以抚平。这一节外生枝似有出师不利之兆，陆征祥不免忧心；但最后，毕竟是国事为重，这才不露声色地勉强成行。
中国代表团启程后，则东向途经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再穿越美国跨过大西洋，历时四十余天后才于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前六天抵达法国巴黎。
到达巴黎后，忽又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令中国代表团惊呆了。
因为，巴黎和会是在协约国中的几个列强操纵下召开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按这些列强的意志行事。所以，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名义上虽然有参战双方即协约国与同盟国共二十七个；然而，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所谓的五大国，在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前，却背着多数国家先秘密开了个所谓的准备会议，并制定了一个所谓的《议事规则》。
根据《议事规则》，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一切会议；中国与比利时、塞尔维亚等国为仅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则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别的如玻利维亚等国，更是只有在五大国认为必要时，才得以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
同时，对于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名额作了新的规定；五大国仍然各为五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等国减为三名，而中国与波兰等国更是被减至二名。
如此一来，巴黎和会就被所谓的五大国一手遮天了，中国等众多弱、小国家则失去了伸张正义与主张权利的机会。深受国人厚望与期盼的中国代表团，顿时又有被欺辱之感；但因巴黎和会的主导权掌在五大国手中，中国代表团深感无奈。
中国代表团为了能增加席位，陆征祥与同僚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派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分别去拜访英、美代表团，自己则亲自拜访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及法国外长毕勋；希图通过游说，请他们帮忙为中国多争取几个席位。
然而，结果却未能如愿。五大国只是允许中国代表团可以派代表轮流参加会议，但每次参加的人数仍限于两人。五大国如此玩弄花招欺侮弱小，可见其标榜为了建立世界和平而召开的巴黎和会，实际上是所谓的五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又一次分赃；众多弱小国家只是前来捧场，为他们的分赃行为充当遮羞布而已。巴黎和会的结果会是如何？陆征祥似乎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二十七个国家的七十名代表与会。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建议，首先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际联盟虽然建立了，但巴黎和会一开始就完全处在五大国代表即美国代表威尔逊和兰辛、英国代表乔治和贝尔福、法国代表克里孟梭和毕勋、意大利代表奥兰多和桑尼诺、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等十人组成的所谓十人会议操纵之下；后因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与曾任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相继离去，又改由英国、法国、美国三国首脑组成的三人会议操控了；因此，巴黎和会只能按照五大国私下商定的调子及预先安排的程序进行。威尔逊曾经说过的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的话，早已被他自己抛到了九霄云外，弱小国家欲在巴黎和会上主张权利已显得十分渺茫了。
此时，中国代表团已没敢有太多的奢求，只是希望能收回曾经被德国占据、而今落于日本之手的青岛与胶州湾，以向国人有个交待。
按说，德国是战败国而中国是战胜国，战胜国向战败国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益完全理所当然；而现在日本对青岛与胶州湾的占据是从德国人手中夺取的，不过是强盗之间的黑吃黑而已，无正当可言摆不上桌面。何况，顾维钧在起程前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曾表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因此，尽管预感不祥，顾维钧还是打算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归还曾被德国占领过的青岛与胶州湾”。
但是，因段祺瑞不敢得罪日本，也已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行前就特意关照陆征祥不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及此事。
然而，因山东问题是国人所瞩目的，这令陆征祥深感左右为难了；为此，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黎时，陆征祥特意安排了走远路绕道日本，为的是刺探一下日本人自己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因此，途经日本时，陆征祥特意去拜访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刺探性地谈及了山东问题。
内田康哉明白陆征祥的问意，也就当面许诺：“待与德国交涉后，按原议交还中国。”
陆征祥轻信了内田康哉，这才放宽了心，以为山东问题可以与日本私下了结，也就不必提交巴黎和会了；因此，当顾维钧欲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时，陆征祥却加以阻止了。
但谁知，中国代表团没有向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却发难了。
一月二十七日，牧野伸显在巴黎和会上悍然提出了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而对于内田康哉曾经许诺的交还中国之言却一字不提；显然，日本公然食言，其打算长期占有甚至于吞并山东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毫不隐讳了。
至此，陆征祥这才明白了自己被内田康哉欺骗与戏弄，这令陆征祥十分气恼但却又觉无奈。
第二天，对于日本代表如此突然袭击而毫无准备的陆征祥因苦无对策只得称病回避没再出席会议，而让代表团成员自行决定出席会议的人选。
此时，施肇基也拒绝出席，王正廷不愿在会上发言，魏宸组没有表态，唯有顾维钧愿挺身担当；于是，年轻的顾维钧临危受命，毅然地担起了这个重任。
第二天，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发表了一篇有礼有节掷地有声的演讲，在向日本将德国赶出山东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后，严正地阐明了“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的正义主张。
顾维钧的演讲十分成功，各国媒体争相报道，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
而此时，没有出席会议的陆征祥却也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已感知了巴黎和会绝非主张公理与正义之所，只好私下去拜会法国外长毕勋、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德等人，晓以日本独占山东后对于各国的利害关系；并抛出一些政治诱饵，欲利用列强间的矛盾阻止日本的肆意妄为，以谋求收回山东权益。
因为，巴黎和会毕竟是五大国为分赃而召开的，岂会顾及弱小国家的利益；何况，中国主张的权利直接触及到了五大国之一日本的利益；日本欲占据及吞并中国山东由来已久，早已吞下肚了的肥肉岂愿轻易吐还？因此，中国的主张虽然正当，顾维钧的演讲也算精彩，陆征祥的努力可谓苦心，但均无济于事徒劳无果。
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将陆征祥、顾维钧邀至其下榻处，直言告知：“中日两国已有《二十一条》与《中日密约》，既然有约在先，美国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一直标榜主持公道的美国政府态度也明朗了，中国代表团尚存的一丝侥幸与希望随之破灭。
然而，处于绝望中的中国代表团仍不甘心，还想作最后的努力；在会见威尔逊的两天后，中国代表团向英、法、美三国呈送《说贴》，再次力陈了山东问题与各国列强的利害攸关后，提议：“愿先将青岛与胶州湾交由五大国代管，一年后交还中国。同时，中国愿意支付日本相应的费用，并将交还后的胶州湾向各国开埠。”试图以此挽救危局。
这一招倒是确有作用，历来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果然有些动心了。可是，日本即以退出和会相要挟；美、英等国担心日本退出会影响分赃，只得对日本做出妥协而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就这样，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努力也宣告失败。
经过近半年时间公开或暗中交涉，五大国的交易终于达成而分赃完毕。
于是，五大国决定以协约国全体成员国的名义先与德国签署所谓的《和约》即《对德和约》；因签约地点定在巴黎的凡尔赛宫，故又称其为《巴黎和约》或《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分十五部分共四百四十条款，中国的山东问题也列入其中。其主要内容为：德国承担战争责任，赔偿战争损失；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交由协约国的主要成员国实施委任统治，实质上就是被重新瓜分。取消德国在中国、埃及、利比里亚、暹罗、摩洛哥、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中的特权，但同时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利益转让给日本；如此，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山东了，中国反而被明文剥夺了对山东的主权。
就这样，中国代表团的一切努力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公理最终还是败给了强权。
所以，《凡尔赛和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令中国蒙辱与受损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样的结局，中国代表团如何接受得了全都感到沮丧了。
此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闻知这一消息后，为祖国再次受到列强的欺辱而感到无比愤慨，纷纷到各列强驻法国公使馆前抗议；且声援中国代表团为国家利益而抗争，并呼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因心力交瘁而住进巴黎圣鲁克医院了的陆征祥深受感触；此时的陆征祥也深陷悲愤之中，在旅欧留学生的敦促下，陆征祥顾不得向北洋政府请示了，毅然做出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因此，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的两个席位空无一人；正当与会者诧异之时，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收到了中国代表团一份由顾维钧起草的关于拒绝签字的《声明》。《声明》措辞强硬，抗议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拒绝签字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与轰动。
虽然，中国未能通过巴黎和会如愿收回山东；但是，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拒绝签字的强硬态度，终于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民族主张正义不畏强权的铮铮骨气。消息传入国内，国人虽然对于中国再次遭受列强欺辱而倍感愤慨，但也对中国代表团的铮铮骨气与大无畏精神深表敬意。
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后，即向北洋政府提交了《集体辞呈》。北洋政府虽然对于陆征祥擅自做出拒绝签字的决定十分不满，但却没有批准代表团的《集体辞呈》。
此后，中国代表团又与奥匈帝国进行谈判，终于收回了奥匈帝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中国代表团的巴黎之行方才算是略有收获。
巴黎和会后，陆征祥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其余四人各回任所。
一年后，顾维钧调任驻英国公使兼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则调任驻美国公使，陆征祥出任驻瑞士公使。
一九二七年二月，陆征祥因其比利时的妻子在瑞士病逝，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于是，离开政坛进入比利时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当修士去了；从此，远离了充满悲苦与血腥的世俗尘寰。一九四六年五月，梵蒂冈教廷封陆征祥为比利时的圣伯铎禄修道院名誉院长；三年后，已是耄耋之年了的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的圣伯铎禄修道院中。此皆后话，顺提简叙。
就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再次欺辱中国的时候，苏俄却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出面，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
《对华宣言》中表达了苏维埃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并建议中国政府应立即就废除一八九六年条约、一九○一年北京协议及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六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苏俄表现出的如此无私与慷慨，是世人从未见到过的。
而此时，中国报刊上却正在披露沙俄帝国曾与日本为瓜分中国而签订于一九一六年的《日俄密约》。刚因在巴黎和会上遭受屈辱而无比愤怒的国人，在憎恶与痛恨列强的同时，相较了今日的苏俄与当年的沙俄帝国及西方列强对待中国的态度后，终于觉到了两者一善一恶大有天壤之别。苏俄所表示的如此对华友善的态度，对于屡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华夏民族而言，不啻是一种欣慰；更是一个长期蒙受欺凌与屈辱的弱者，终于品味到了渴望已久的被尊重与平等相待后的快慰，这正是中国无数志士先烈不断求索长期奋斗所希望得到的。
而因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也被苏俄的这种对华友善态度感动了；于是，由中华革命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即发表《社论》，称苏俄为民主友邦。
其实，终生投身于革命的孙中山，对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十分赞赏与肯定；早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孙中山就给列宁发去《贺电》；此后，两人常有信函往来，友谊日增。
而今，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更令孙中山感到了唯有苏俄友待于我；故而，在给列宁的信中，则热情洋溢地称列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并打算派人赴俄国学习，以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汲取营养。而在会见印度与日本记者时，孙中山则直接呼吁：“中国应承认苏俄”。
然而，北洋政府对于孙中山的呼吁却是充耳不闻；而对于苏俄通过《第一次对华宣言》表达的善意也没予理会，仍跟随英、美等列强起舞而拒不承认苏俄；因此，错失了一个与苏俄修好的机会。后来，由于别的原因发生了变故，致使两国之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构建不了睦邻关系，实是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