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直皖战争，皖系败北，吴佩孚崛起；张作霖得利坐大……
却说，湖南丢失后，隐在幕后的段祺瑞倒是急了，预感到了问题严重；于是，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联名通电声讨湘军。同时，段祺瑞觉得直军刚撤，湘军即进，其中或有勾结情事；于是，要北洋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但因靳云鹏与吴佩孚有师生之谊岂愿从命，故而暗中袒护没予查究。
接着，段祺瑞又要靳云鹏将时任河南督军赵倜调离，让段祺瑞的内弟、时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调任河南督军；以便将河南也控制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手中，从而阻止北上的吴佩孚经河南进入直隶。
但是，段祺瑞此举又遭到直系诸省督军的反对；靳云鹏鉴于此迟疑不决没有照办，段祺瑞欲撤换河南督军的事也就搁浅了。
段祺瑞未达目的十分恼怒，奈何不了直系的诸省督军，就将一肚子的气泼向了尚在自己掌控中却竟敢抗命不遵的靳云鹏，当面训斥道：“没用的东西，如何配做总理！”
靳云鹏遭此斥责深感委屈，虽然没有当面反诘，心中却是十分怨懑。因此，段祺瑞开始感到靳云鹏对他已是离心离德，也就萌生戒心有所防备了。于是，段祺瑞打算将戍边的徐树铮召回；一则，增强京城的护卫，以防直系威胁；再则，也是对靳云鹏钳制，迫使他俯首听命不敢萌生异志。
徐树铮得到段祺瑞的《召令》后，在库仑留下一个旅，自己即率军返回京城。虽然，徐树铮在皖系中的资历与声望都不如靳云鹏；但是，徐树铮刚愎自用恃才傲物；在他心目中只有段祺瑞一人，别的全没放在眼里。徐树铮连大总统黎元洪与冯国璋都敢得罪，何况靳云鹏了。
还在筹建参战军之时，徐树铮就毫不客气地将参战军的指挥权从时任督办公署参谋长靳云鹏手中夺取，自那以后就已结怨于靳云鹏了。而今，收复外蒙古后的徐树铮更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更没把靳云鹏放在眼里。因此，徐树铮回京后，处处与靳云鹏过不去。
而因内阁中的多数成员是安福系的人，名为国务总理的靳云鹏根本指挥不动；倒是徐树铮因是安福会的创办人，却能横里插手让内阁听命于他。特别是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财政总长李思浩等人，更是与徐树铮沆瀣一气千方百计地对靳云鹏进行挟制与刁难，令靳云鹏任人不能理事不顺。
靳云鹏受制于段祺瑞如同傀儡，早已是一肚子的窝囊气；而今，又来了一个徐树铮，更令他如同被捆住手脚伸展不得了。靳云鹏觉得自己如此夹缝中做人实在不是滋味有苦难言，一气之下递上《辞呈》准备走人。
段祺瑞已视靳云鹏为异己，正欲将他支开；而徐树铮更是巴不得靳云鹏早点滚蛋，以便自己可取而代之。
只是，总统徐世昌见靳云鹏欲赌气走人，倒是有点急了。有水晶球之称、为人圆滑的徐世昌心想，以往凡有段祺瑞盛气凌人强横之时，尚有靳云鹏在前面挡着，自己则尚可游刃于俩者之间；而今，若是靳云鹏走了，定会助长段祺瑞与徐树铮的气焰，自己这个总统往后就会更难当。所以，尽管徐世昌能体谅靳云鹏的苦衷，却是竭力劝说靳云鹏“当有海量，莫耍脾气”，希望能将靳云鹏挽留住。然而，靳云鹏似乎是铁下了心，绝不愿再与徐树铮之流共事，徐世昌也深感无奈了。
而此时，北上的吴佩孚已抵达河南的郑州。吴佩孚闻知靳云鹏被徐树铮及其安福系同党逼迫而欲辞职时，倒是很为他的这位师尊抱不平；同时，又觉到正可藉此借题发挥促段祺瑞的皖系早日垮台。
于是，吴佩孚即以直系的名义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书》中直言斥责：“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徐树铮，而故意将段祺瑞搁置一旁不提；欲先除去段祺瑞的臂膀，然后再图之。
同时，为了离间段祺瑞与徐树铮并分化边防军，吴佩孚在《书》中又特意申明：“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并进一步呼吁“边防军暨西北同胞，有能先我著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
吴佩孚的这篇《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犹如一道《讨逆檄文》，令段祺瑞与徐树铮十分难受不知该如何应对了；徐树铮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即欲发兵征讨。于是，由徐树铮与靳云鹏的矛盾争执顿时演变成直系与皖系之间的较量了，大有彻底摊牌兵戎相见之势。
此时，关外的奉系首领张作霖见直系与皖系反目，且矛盾愈演愈烈；张作霖觉得倒是让自己在民国这座政治舞台上显示一下身手的时候了，也就想当一会和事佬居中调停。
而徐世昌正苦于无人劝架，闻知张作霖愿插手则再好不过了，也就立即致《电》邀请张作霖进京。于是，张作霖即以调停人身份兴致勃勃大大列列地入关了。
段祺瑞闻报张作霖入关，又惊又喜；惊的是，张作霖与靳云鹏是儿女亲家，唯恐两人联手；且因为，在当下的派系军阀中，张作霖的奉系已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若真是如此，岂能不使段祺瑞担心？喜的是，因此时的皖系尚未从五·四运动的困顿中缓过气来，与直系闹僵后虽然嘴上强硬，但心底里毕竟有点虚；所以，若是能经张作霖调停后罢干戈，何尝不是好事？因此，张作霖的入关调停，对于段祺瑞来说实在是喜忧参半；最后，段祺瑞权衡利弊后还是愿意接受调停了。
所以，张作霖才入关，段祺瑞就派徐树铮特意前往廊坊迎候，并再次许以副总统之位要张作霖保持中立。因为，段祺瑞觉得，只要奉系能保持中立，仅有直系尚可对付，这才愿在张作霖面前如此低姿态。
而张作霖见皖系竟然在他面前低声下气了，心中不免暗喜，觉得自己的这着棋确是走对了，本欲也予承诺。
然而，当张作霖想到，此次直、皖之争源于其亲家靳云鹏与徐树铮，而直系的吴佩孚是为替靳云鹏抱不平才与皖系闹翻的；所以，在未听取直系的意见前，自己不宜表态；因此，张作霖只对徐树铮虚言应付并未明确答复。送走徐树铮后，张作霖没有急于进京去见徐世昌，而是径往保定去与直系的曹锟与吴佩孚晤面了。
张作霖到达保定时，吴佩孚也已由郑州继续北上进抵到了保定。于是，张作霖、曹锟、吴佩孚仨人在保定晤谈。此时的张作霖确实也希望直、皖双方能言和，以让他这个和事佬有颜面，往后可在人前吹嘘标榜。
然而，吴佩孚却坚持原来的意见，非要罢免徐树铮等人不可。吴佩孚不愿让步，却让张作霖有点为难了。
张作霖知道，徐树铮不但是段祺瑞的心腹，而且是皖系的主将；所以，仅此罢免徐树铮一条，段祺瑞就绝不会答应。若是吴佩孚非要坚持如此，他这个和事佬就做不成了。
因此，张作霖苦口婆心地劝说，吴佩孚这才松口；同意“只要靳云鹏能留任，可以不提罢免徐树铮”，但却仍然坚持要罢免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且绝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
吴佩孚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觉得不好再多言了；何况，张作霖这次入关，名为调停，其实真正目的也是为了能让他的亲家靳云鹏留任。现在，关于这一点直系的意见已是十分明了；剩下的问题就不在保定，而是在京城中的皖系了。再说，吴佩孚已经改口同意可以不提罢免徐树铮，想必皖系也应能接受了。因此，张作霖也就决定去见徐世昌并说服段祺瑞，以便趁热打铁成就了这桩调停事，也显示一下他张大帅的有能耐；如此，他此趟入关也就算是没有白跑。想到此，张作霖心中已是乐滋滋的了；于是，不再二话，带着吴佩孚的态度信心十足地去见徐世昌与段祺瑞了。
然而，当张作霖将吴佩孚的态度向段祺瑞和盘托出时，段祺瑞却出乎他的意料断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不仅是安福系人，且皆是他段祺瑞十分依重、甚至于是不可或缺的；吴佩孚要求罢免仨人，岂不是在抽皖系政权的台桩，拆他段祺瑞的台。
因此，段祺瑞恼火地吼道：“吴佩孚区区之辈，有何权力罢免内阁大员；此风若开，中央威信何在？断不可行！”
接着，段祺瑞反而逼迫徐世昌下令免去了吴佩孚之职，准备与直系摊牌了。
张作霖见段祺瑞如此态度，直、皖双方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却都剑拔弩张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张作霖料知自己的调停已不可能成功，心中也甚是不爽却又无奈，也就打算撒手不管回奉天去了。
而此时的徐树铮，见张作霖未进京却先赴保定与直系晤谈，带回的又是如此令皖系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认为张作霖是在有意偏袒直系，甚至于怀疑张作霖或许已与直系暗中勾结。当思及张作霖与靳云鹏是姻亲时，也就更觉得张作霖与支持靳云鹏的直系联手密谋对付皖系是情理中事极有可能了。所以，要想请张作霖帮皖系说话或保持中立，看来是几于与虎谋皮断不可能。而若真是如此，奉系与直系暗中联手了，如何得了？因此，得事先有所防范，绝不可让直、奉联手成为事实；否则，皖系则会更处于危境了。
为此，徐树铮与安福系的一班高参商议，以谋对策。商议了许久，无甚妙策；有人则干脆提议“不如趁张作霖在京、处于吾等掌中之时将他除掉了，免得放虎归山遗患无穷。如此，岂不去了直、奉联手之虞？”
徐树铮是个刚愎自用敢说敢为之人，觉得此话有理；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趁张作霖在京时将他除掉，确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了张作霖，奉系就无甚可惧了；而直系没了张作霖的帮衬，也就容易对付了；所以，此当可谓是上上之策，不妨一试。徐树铮如此思后，也就不顾后果地决定对张作霖下手了。
但谁知，徐树铮要对张作霖下手的消息却被靳云鹏获知；靳云鹏赶紧通知张作霖，要他连夜离京。
张作霖闻报后着实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徐树铮竟会如此阴毒欲对他这个调停人下毒手，恨不得当面将徐树铮痛骂一顿，甚至于将他生吞活剥了。但是，自己此时却是在皖系的地盘上，处境十分危险当务之急是尽快脱险保全自己，且事已迫在眉睫无暇多思不容迟疑；因此，张作霖一刻也不敢多停留了，赶紧连夜逃离京城潜出山海关。待等徐树铮带兵赶到张作霖下榻处时，早已是人去楼空。
徐树铮见张作霖已逃之夭夭，恨自己行动迟缓追悔莫及。
张作霖回到奉天后，这才静下心来再思忖；觉得徐树铮实在是太可恶了，这口窝囊气不出则羞于人世。于是，盛怒中的张作霖立即也《通电》声讨徐树铮，罗列了“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等六大罪状。同时，决定与直系联手共同对付皖系；决意非要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赶出北京城不可，并给徐树铮严厉的惩罚。
徐树铮自作聪明地欲除掉张作霖，反而弄巧成拙地将张作霖迫到了自己的敌对面，给自己又树了一个劲敌。并且，真的促成了一个直、奉联手，可谓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自己给自己添麻烦。自此，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孤掌难鸣，处境更是危险了。
奉系与皖系交恶，正是直系求之不得的；于是，直系与奉系立即结成了反段联盟。有了奉系的支持，直系决定与皖系彻底摊牌了，用武力来解决争端。
一九二○年七月十四日，直军改称为讨伐军，曹锟为讨伐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是日，“直系”《通电》发布了《驱除安福系宣言书》，再次罗列了徐树铮及其安福会的罪状并予声讨；然后，兵分东、西两路向北京进军。西路讨伐军沿京汉铁路而进，东路讨伐军沿津京铁路而上，兵锋直指京城。
与此同时，张作霖的奉军也已屯兵山海关，随时准备入关南下配合直军作战。
面对直系威胁，皖系也不肯示弱；立即组织反击，并也将皖军改称为定****，以示其正统性而视直系为叛逆。此时，隐于幕后的段祺瑞不得不回到前台，自任定****总司令；同时，任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司令，分兵迎击。
于是，北洋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因战争源于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且参与战争的主角也是直系与皖系；故而，史称“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打响后，直系的西路讨伐军在京汉铁路沿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与皖系的定****遭遇。
一开始，由皖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率领的定****对直军发起猛攻；直军不敌一度受挫后撤，高碑店等地被皖军夺取。初战告捷后，前敌总司令段芝贵却骄兵轻敌了，竟然在火车上一边打麻将一边指挥作战。因此，当吴佩孚指挥西路讨伐军实施反攻时，皖军即一败涂地了。
七月十七日，大雨倾盆，吴佩孚亲自率部冒雨进击，出其不意地袭击了皖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皖军毫无防备，非但遭袭战败，皖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等许多高级将领竟然都成了俘虏；段芝贵狼狈逃回北京城，才捡得了一条命。
曲同丰被俘后向直军投降，并《通电》劝告边防军将士应共起讨贼。曲同丰是段祺瑞的爱将，他的倒戈无疑是给了段祺瑞致命一击；于是，皖系军心大乱，西路定****立即全线崩溃了。
与此同时，直系的东路讨伐军与徐树铮率领的东路定****在津京铁路沿线遭遇；初战，也是讨伐军溃退，定****追击至北仓、李家嘴一带。
但此时，张作霖的奉军已以清君侧的名义大举入关，其先锋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已率部沿京奉铁路而下，直迫徐树铮的指挥部所在地廊坊。恰此时，又传来了西路定****全线崩溃的消息，徐树铮所部顿时军心大乱无意再战；因此，刚一交锋即被击败。
而皖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因其兼任的省长之职，半个月前刚被免去而心中不快；所以，直、皖战争打响后一直作壁上观，坐看皖军败北。徐树铮见败局已定只得溃退，来不及退入北京城的则缴械投降了。
段祺瑞见东、西两路定****皆溃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而今，直、奉两军兵临城下，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为保全自己，段祺瑞只得《通电》宣告，答应直系提出的“惩办徐树铮、取缔‘安福系’、解散安福国会”等全部条件，并自请辞去一切职衔与勋爵；同时，又恳请徐世昌以总统名义宣布停战。
徐世昌见段祺瑞已颓败到了如此地步，也就不想落井下石；于是，应允段祺瑞的请求，下了一道《停战令》，以敦促交战诸方停火。
吴佩孚与张作霖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已被打得跪地求饶了，皖系终于垮台，自己的目的已达；而徐世昌毕竟是选举产生的总统，对其所下的《停战令》不宜不遵，也就顺水推舟地给徐世昌卖了个人情答应停火了。
于是，就在《停战令》下达当天即七月十九日，直、奉两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城，接管了皖军在京城中的南、北大营；接着，下令解散安福国会，并通缉徐树铮及安福系的十名主要成员。
但此时，徐树铮已避难到了日本公使馆内；然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徐树铮藏于柳条箱内，由日本军官护送去往日本，这才让他度过了一劫。徐树铮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但他那由收复外蒙古而得到的光环却因直皖战争中的败北而失色了；最后，竟要极不光彩地被塞在箱中才逃离海外，这却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
就这样，直皖战争只经历了短短的五天时间，就以皖系军阀的战败垮台而宣告结束。
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被罢免了一切职务，既无权又无兵了的段祺瑞这次算是彻底输光了；不过，直、奉两系军阀只是将他逐出北京，倒是没有进一步难为他。段祺瑞离开北京后，避居到了天津的日本租界内，并开始吃素念佛似若超脱世外了；但是，段祺瑞实际上只是蛰伏，仍关注着政坛风云以期东山再起。
段祺瑞下台后，陕西督军陈树藩失去了靠山，不知该如何办好了。
此前，陈树藩曾诱捕囚禁了以倒陈伐段为宗旨的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此时，陈树藩为了讨好靖国军，只得释放了胡景翼，以免自己被赶下台。同时，又派人携重礼求见张作霖、曹锟，希图改换门庭后能保住位子。
但是，因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以来，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民怨实在太大了；虽然释放了胡景翼，向靖国军示好，但仍难以得到宽谅。五月初，陕西各县商民代表汇集西安，在湖广会馆召开驱陈大会；并成立了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派代表赴京请愿坚决要求撤免陈树藩。与此同时，陕西旅京学生也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召开驱陈大会，以与陕西民众遥相呼应。五月二十五日，在民众的一片谴责与声讨中，北京政府下令将陈树藩罢免，任命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
于是，阎相文率所部入陕任职。同时，又派谴时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率部经潼关入陕，陆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率部经湖北勋县入陕。
陈树藩不服欲负隅顽抗，阎相文、冯玉祥、吴新田及胡景翼的靖国军即对其夹击。陈树藩毕竟是孤军无援，怎抵得数路夹击；稍一接战，即溃不成军，只得退守汉中；然后，又逃往四川；最后，经万县、汉口，逃到上海。
阎相文入陕后不久，却因诱杀了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而使陕西政局又动荡不安了；因此，阎相文被其顶头上司吴佩孚训斥了一顿。谁知，阎相文自感失宠，竟然在督军署内吞服鸦片自尽了。
阎相文死后，冯玉祥被任命为陕西督军，吴新田为陕南边防军总司令。自此，冯玉祥算是有了出人头地的一天，且归于直系须听命于曹锟与吴佩孚了。
直皖战争后，因北洋政府是由直、奉两系联合执政；为缓和相互间矛盾，遂让徐世昌仍留在了总统之位，而靳云鹏则复任国务总理了。接着，设置了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为正使，吴佩孚为副使；于是，直系的势力扩张到了鲁、豫等地。
而张作霖的奉军势力，直皖战争后也开始向关内渗透了；不久，张作霖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如此，奉系的势力更是向西扩张了许多，张作霖得到的实惠不亚于直系，也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虽然因徐世昌、靳云鹏原属皖系；表面上看，直皖战争后的北洋政府仍由皖系掌权；但实际上，战后的北洋政府实权已暗中易手，完全由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坐大。
不过，此时的张作霖也有着他自己的烦恼。原来，袁世凯在世时，曾与日本政府签订有《满蒙五路秘密换文》及《四郑铁路借款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将东三省的许多路权都卖给了日本；后来，还签订了《二十一条》及附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
虽然，日本欲修筑满蒙五路的计划因中国战乱不断政局长期动荡而被搁浅了。然而，依据《二十一条》获得的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和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权却在南满铁路有了落实，日本政府利用这三权已将南满铁路两旁的大片土地攫取了。
张作霖主政东三省后，日本政府则欲假手张作霖将被搁浅的满蒙五路计划落实。张作霖想方设法欲抵制，最后迫于压力只得默许了修筑四平街至郑家屯的四郑铁路；后来，满铁付给张作霖八百万元的通融款，又将四郑铁路延伸，修筑了郑家屯至洮南的郑洮铁路和郑家屯至通辽的郑通铁路等两条支线。如此一来，这几条铁路沿线两侧的大片土地必将又会被日本人以商租的形式侵占去，这种不显山露水的缓慢吞食比用明目张胆的武力侵占来得险恶而不被人所察；用不了多久，东三省的土地就会被日本政府以商租的形式侵占完了。
张作霖虽是草莽出身，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险恶用心却是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觉得不该等闲视之应予抗争；否则，土地没了，自己还怎当东北王？然因，日本人有《二十一条》及《附约》作依据；而这两个《条约》是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张作霖无权且也无法将其废止，甚至于不认账或拒绝都有难度。而作为中国人的那些土地所有者，见能将原来的荒地或荒山租出去换现钞，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忱；因此，皆不顾后果地愿意将土地出租给日本人，这却正好迎合了日本政府的需要，而给欲行抵制的张作霖更是增加了难度。
不过，张作霖自有办法；虽说，不能废止《二十一条》；张作霖则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法规》，欲以小法来对抗大法。这一招倒确是有效，例如《租用地亩规则》中规定：“下列土地不得租用：所有权未定者，依法禁止耕种或建筑者，荒地和未经查报登记者，林地纠葛未经勘定者，买卖不明或盗典盗押者。凡所列不得租用者，若有土地租佃关系发生，中国地方官署有权令其解约。”这个《规则》一出，土地商租行为即锐减了。因为，许多荒地、荒山大多归属不明手续不全；因此，所列的不得租用者比比皆是；于是，商租行为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而张作霖唯恐如此约束还不够有力，遂又秘密发布《训令》：“国民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则，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如此，谁吃了豹子胆还敢将土地私租给日本人？此类《密令》，张作霖先后下发了四十多道；目的就是一个，抵制日本人对东三省的蚕食和侵占。
因为，没人出租了，日本人也就租不到土地；就这样，张作霖用此釜底抽薪之计，使日本人拥有的土地商租权成了一纸空文。由此，杂居权、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权则成了无本之木而也受到了制约。
对此，日本政府当然也明白，奉天地方政府外表上装扮成亲善的样子，里面却包藏着收回利权的强烈排日用心，推行着阻碍邦人安居以至逐渐驱逐邦人之策。然因，张作霖并没有明言毁约；所以，日本政府虽是恼恨却甚是无奈；而张作霖毕竟已给了日本人一些路权，这却是日本政府最需要的。因此，日本政府不在细枝末节上与张作霖计较；只是，欲再从他手中捞取更多的路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