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杜鹃
我已不止一次去西藏了。西藏到处是山，那些山大多是荒凉坚硬的，渺无人烟的，白雪皑皑的。所以这一次从山南前往米林，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加查山时，我丝毫也没打算观赏，只盼望着一切顺利，早些到达目的地。
近中午时，我们开始翻山。时值5月，山上依然有积雪。积雪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融化成了泥河，把一条本来就不平坦的山路泡得泥泞不堪。车轮深陷在泥浆里，车身一步一摇，几乎是以时速10公里的慢速在往上爬。车内的海拔高度表上，已从3700米上升到了4000米，很快又过了5000米，快到山顶时，已是海拔5300米了，气温也降到了零下。我有些支撑不住了，脑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好像困倦已极。
颇有经验的司机老兵对我说，你现在不能睡，这是高原反应。你要坚持一下，下山时再睡，否则会有危险。于是我强打精神，接过同行的小冉递过来的一支烟。烟抽完时，我忽然看见风雪弥漫之中，闪现出一大片五色经幡，精神不由地为之一振。藏民族有个宗教习惯，要在最高的山顶上挂五色经幡，以表达他们的信仰。有五色经幡的地方即是山顶，哦，终于爬上山顶了，接下来就该下山了！我的整个人立即松弛下来，两只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
这时我忽然听见小冉大声叫我，裘老师，快看杜鹃！我好像答应了他，但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小冉又一次喊，你快醒醒，裘老师，你往窗外看一眼嘛，好壮观的杜鹃呀！我还是睁不开眼睛。小冉说，你不照几张相吗？这么漂亮的杜鹃花，我敢肯定你从没见过。小冉说得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可我就是睁不开眼睛。于是我对他说，你不要再叫了。我见过杜鹃，今年我家里还养了一盆呢，3月份就开花了，小小的一盆花竟开了百余朵，像一团火似的……这样想的时候，我忽然就看见杜鹃花了，是玫瑰色的，很红很娇艳，一朵朵的花漂浮成了海洋，将我整个托了起来。我就在这些花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醒过来，发现我们的车已经开进了山青水秀的米林地区，这里海拔不到3000米，空气也湿润许多。小冉说，你总算醒了。刚才怎么也喊不醒你，错过了看杜鹃花的机会。我说我看见了呀，满山都是杜鹃，玫瑰红的。小冉说不可能，你睡得死死的，一次也没睁眼，真是可惜！我感到很奇怪，难道我看见的不是杜鹃？
数天之后我们返回，再次翻越加查山。上次是从阴面上山，阳面下山；这次正好相反，从阳面上山。杜鹃花是开在阳面的。小冉说，裘老师，这回你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山顶，亲眼看一看雪山顶上的杜鹃花，只有西藏才能见到呢。我说，好，我一定亲眼看看，也证实一下上次我到底看见杜鹃没有。
经过几天的阳光照耀，雪水融化，加查山的山路更泥泞了，泥浆有1米多深，车轮陷在其中都看不见了。遇上对面来车，就得停下来小心让道，车开得很慢很慢。渐渐的，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又出现了，我顾不上嘴苦，连着抽烟，以不让自己睡过去。可是几天来采访的辛苦和睡眠不足，使我比来时更加疲倦。我几乎就要坚持不住了，忽然听见小冉再次高声叫了起来：快看杜鹃！
我强打精神朝车窗外望去。这一望，整个人立即振作起来。
阳光下，整架大山都被鲜花覆盖着，一丛丛，一片片，花挨着花，枝干交叉着枝干，没有一丝泥土的空隙。整座山像是花堆起来的，真可谓山花烂漫。让人惊异的是，同一座大山，阴面全是雪，阳面却全是花。从山脚朝上望，一直望到睁不开眼的山顶，全是这些英勇无畏、生在雪域高原也照样怒放的鲜花。
这就是杜鹃吗？我问。小冉说，是呀！我要你看的就是它们。
于是我明白了，上次我见到的不是雪山杜鹃，而是梦里杜鹃。梦里的杜鹃和家里的杜鹃一样，很红很艳很秀美，但它们不会让我震动。眼前的杜鹃却迥然不同，它们不火红，也不鲜艳，甚至不秀美。它们的花瓣和枝叶上都有风雪蹂躏的痕迹，它们因为高寒缺氧而没有了花的妩媚，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杜鹃，是美丽的骄傲的大无畏的山花。它们拼尽全身力气，在这海拔5300米的高山上、在这终年积雪不化的高山上开放着。别的花开放或许是为了昭示美丽，或许是为了展现青春，而这些杜鹃怒放，却是在壮烈赴死，是在英勇牺牲。因此，整架大山都给我一种惨烈的感觉。我惊得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一瞬间，我想起了西藏女作家马丽华说的，只有在西藏，你才会拥有这种大感动和大欢喜。是的，大感动，大欢喜，还有大悲壮。
我走下车，头重脚轻地照了几张相。我无力爬到山上去，就用变焦镜头将山上的花拉近一些来照。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看不清镜头里的画面，但我想只要对准了大山，就能照到杜鹃。照片洗出后我发现，无论远近，没有一张能看清楚花朵的，它们全都融成了一片。似乎它们只能是成片开放的，无力独自面对雪山。它们需要互相温暖，互相鼓励，互相燃烧。
事隔不久，我将自己这段对雪山杜鹃的特殊感受，讲给一位驻守在米林的西藏军人听，他一年要数次经过加查山，听了竟非常惊异。他说，你怎么会觉得这些杜鹃是惨烈的呢？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它们本来就是高海拔植物，抗缺氧耐寒冷是它们的天性。它们只有在这高高的雪山顶上才会开放，才会美丽。如果你把它们移到温暖的低海拔处，它们反而会死掉。
真的吗？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如同那些杜鹃一样。
难道是我误解了杜鹃？
难道我真的只看到了梦里的杜鹃？
离开西藏后，我又梦见了杜鹃。这一回出现在梦里的，是一座燃烧的雪山。
1997年5月写，9月改
与樟树有关的生活
我们家的窗前有两棵树，两棵都是樟树。
其实我们的楼前，一整排树都是香樟树。再推远，我们的院子里，每条路边都是香樟树。我原先住的老楼后面，也是香樟树。但我最喜欢的，只是我们家窗前的这两棵，也许是日久生情，我觉得它们特别有味道。
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香樟树就开始落叶了，在落叶的同时，发出嫩绿的新芽。那个时候的香樟，是深绿与浅绿相遇，年轻与迟暮重逢。樟树的新老交替总是进行得紧密无间，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裸露的香樟，你见过吗？一年四季，它们都带给我满眼绿色。即使到了秋天，所有的树都在落叶了，樟树的老叶也纹丝不动，密密匝匝地守护着树干，守护着正在孕育的母体。它们一定要等孕育中的新芽长大成叶，来到世间，才会放心离去。
这么说，香樟树对秋天的来临没有感觉吗？不，它们也是很敏感的，只是，它们要以它们的方式，向秋天致意。
每年一到8月，天气尚在炎热中，我就能听见窗外传来噼噼啪啪的声响了，同时，一种略略的有些苦涩的气味进入嗅觉。我马上就意识到，立秋了。抬眼望，窗前的香樟树果然结满了黄豆粒大小的果实。它们由绿而紫，一串串的，像野葡萄般垂挂在树丛间。
年年如此，无论雨水多少，温度高低，从未延误过。
想来，香樟树也是应该开花的，它们不是无花果，只是它们的花开得悄无声息，默默无闻，所以我从来没有察觉过。但香樟树的果子就不同了，仿佛为了弥补花期的黯淡，它们决意要闹出点儿动静来。香樟树虽然果实很小，小到与高大的树很不相称，但一成熟，就纷纷跌落在地，让你想忽视它们都不行。草丛里，人行道上，甚至停在树下的汽车上，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熟透了的，落地就摔裂，紫色的浆液绽开，散发出好闻的苦味儿；没熟透的，在地上滚来滚去，无意中被过往的脚踩裂，便扑哧一声，散发出特有的气息；还有更多的，跌落时砸在了自行车棚顶上，噼啪作响，有风的时候，那声音就很密集，好像下冰雹似的。
最早知道香樟树，是从母亲那里。母亲说，老家有个传统，嫁女儿时，嫁妆里一定要有樟木箱，因为樟木箱不会生虫，它有种特殊的气味。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就有两口樟木箱，母亲总是把看重的衣服，诸如毛衣、毛裤、呢子大衣之类，放在那两口箱子里。母亲还说，等你们出嫁的时候，我也给你们每人做两个。可是，等我们出嫁时，已经没地方可以做樟木箱了，只能买皮箱。
今年窗前的香樟树果实特别多，所以掉在地上的、砸在车棚上的也特别多。我停在树下的汽车，车的周身都有紫红色的浆汁。若是其他东西，我早就烦了，赶紧擦掉。但知道是香樟树的果汁，就任它留在那里了。早上带狗狗下楼，听见噼噼啪啪的响声，看着满地果浆的痕迹，顿觉凉意，秋从心来。
我进这个大院，与香樟树做伴，已经20年了，却不知为何，以前并没有发现它的果实。曾经认识一个老同志，他说这满院的香樟树，都是他们当兵时种下的，算来，已有40年的“军龄”了，比我的军龄还长。记得1988年，我住的楼房后面，有6棵非常好的香樟树因修楼被砍。砍掉的树一时没有拖走，就倒在我的窗下，那一夜，香樟树的气息一直在屋子里弥漫，让我难过不已。当时我正在写一个短篇小说，写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到来时的困惑、窘迫和挣扎，我就取题为《梦魇香樟树》。小说写完了，我自己觉得不错，就想投给《人民文学》。当时我谁也不认识，就写了个地址寄去。幸运的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的老编辑崔道怡看到了这篇小说，很欣赏，在那一年的第十一期发了出来。很多朋友看了，都觉得很不错，认为我应该抓住时机赶紧创作，我自己也充满信心。
可是，很快就遇到了我们谁都不愿去回想的春天。那年的春夏，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很长时间调整不好心态……呵呵，一扯扯远了。算是一段与香樟树有关的往事吧。年复一年，我已经目睹了6次香樟树的新老交替，聆听了6次香樟果跌落的声音，也就是说，我在这窗内已住了6年。这6年，我在香樟树的目睹下，写了3部长篇，几十个中短篇，上百篇散文，不知不觉，收获也不小。再往前，我也是在香樟树的目睹下起步的——开始创作，开始做母亲，开始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与香樟树相伴的日子，便是我做编辑搞创作的日子，从青年走向中年。我每天面对它，或者背靠它，不知采了它多少元气呢？虽然如今听到香樟果跌落，感觉到光阴流逝，不免有一丝悲凉和无奈，但更多的，还是欣慰。
余下的日子，若依然能在它的陪伴下写作、生活，在树的绿阴中慢慢老去，不是很幸运吗？
为此，我要郑重感谢香樟树。
2007年8月12日
成语里的狗
2002年是马年，报纸上、电视上乃至朋友们发送的短消息上，有关马的成语铺天盖地而来。什么马到成功、跃马扬鞭、一马平川、龙马精神、快马加鞭等等，让我在突然之间发现，几乎所有与马相关的成语都是褒义的。由此看来，马是人类十分钟爱的动物。
接下来是鸡年。关于鸡，虽然比不上马，但在成语里也能找到几个好词儿。比如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之类。唯独到了狗，到了俺的本命年狗年，让人找不出什么好听的话来说贺年。
照理说狗也应该和马一样，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现在喜欢养狗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在成语里，关于狗的成语都那么糟糕？什么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血喷头、狗皮膏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狗头军师、狗尾续貂、狗彘不如、狗咬吕洞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还有落水狗、好吃狗、癞皮狗、疯狗、放狗屁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
以前我丝毫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注意到了，很是吃惊，不明白人和狗的仇恨是什么时候结下的？
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俺属狗，盖是因为家里养了小狗贝贝，爱称老贝。它是在儿子的一再央求下进驻我家的。我相信狗与人之间也讲究缘分，老贝与我们就是有缘的。它一来就得到了我们全家人的喜爱，包括对儿子都从来不耐烦的男主人的喜爱，成了我们家的正式成员。
我看着老贝时经常想，那些糟糕透顶的成语怎么会是形容它的呢？一点儿也不名副其实啊。就算“狗仗人势”还有那么一点沾边儿（老贝有时会在我们面前欺负外人），但你说狗彘不如、狗血喷头这是哪儿跟哪儿呢？狗头军师又是怎么来的？瞧瞧它那么可爱弱小，怎么受得了人类那样的痛骂呢？我想不仅是我，恐怕每一个养狗的人都不会认为那些成语是形容他们家狗的。
再想想我见到的其他狗，比如在西藏见到的流浪狗，在农村见到的看家土狗，也没那么招人恨呐。它们都活得不易，也尽职守责，怎么会从它们身上繁衍出那么些个骂它们的成语来呢？难不成这个世界还有一种专门招人骂的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狗到底是什么时候把人——准确地说是中国人，再准确地说是汉人——给得罪了？因为在别的民族里，恐怕没有对它们这样的形容。我看到的西方影片里，狗的形象也都忠勇无比，十分可爱。
此刻，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老贝正趴在一边看着我，眼里满是信任和依赖，好像知道我在为它伸冤。我就想，还好它不识字，否则一打开成语词典，它定会感到震惊和耻辱，愤而上诉，打一起名誉官司。若是那样，我一定为它请个最好的律师来。
2002年元月
热爱植物
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我喜欢树。其实不只是树，我喜欢所有的植物。比之动物来，植物更令我感到亲近。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只是从小延续下来的一种感觉而已。小时候我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喜欢花花草草，我们为那些无名小草取过许多名字：能流出乳白色液体的叫“牛奶草”，叶子圆圆的叫“苹果树”……当然了，很多“著名”的草，像狗尾巴草、蒲公英之类，已经轮不着我们取名了。我曾幻想着把“苹果树”种得像真树那么高，把“牛奶草”种得像大白菜那么大。为此我把它们挖回家来，种在罐头瓶里，然后宠爱至死。
上中学后，我随父母来到四川。四川就其植物而言，可是比北方丰富多了。这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认识了许多新的植物，尤其是树。在北方我只认识杨、柳、槐、榆，到了四川，一下子就增加了十几种，花草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四川的草木有个特点，都能清热。常有四川人指着地下的某一种草或树上的叶子对我说，这个可以清热。以至到后来，我看见所有的草木都觉得凉阴阴的。其实我觉得，四川人用不着清热，清清湿还差不多。
我曾经最向往的，是当个植物学家，到森林里去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每天和花草树木打交道。可惜我读中学那会儿既没有自然课，也没有生物课，只有一门与植物挨边的“农业基础知识”。这种缺憾使我无法把热爱转化为伟大理想。
不过，我对“农业基础知识”的种植部分还是蛮喜欢的。
有一回老师给我们讲了果树的“嫁接”，一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想亲自试试。在我上学的路旁，种着许多夹竹桃，每年一到初夏就繁花似锦，红花白花都随风摇曳着。我打起了它们的主意，想用刚学的嫁接技术，让一个枝条上开出两种颜色的夹竹桃花来。中午没人的时候，我悄悄选了一棵看上去最好的夹竹桃，照书上说的方法进行了嫁接：切口、插枝、包扎。然后作好记号，才满怀期待的离开。3天之后一放学，我就满怀希望地去看望我的试验成果——老师说3天可以成活，却不料怎么也找不到我的试验基地了。所有的枝条看上去都是一样的，没有一根出现被割过的痕迹，也没有看见开着两色花的。我在树丛中上蹿下跳良久也没有找见，十分沮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嫁接成功没有。很有可能成功了呢。
为了过一过种植的瘾，我就在我们家楼后面开了一小块菜地，买了些白菜籽萝卜秧种上。可无论我怎么细心照料，那菜都长得病病歪歪的。这时我正好在读一本描写北大荒的书，那上面说，北大荒的土地“肥得流油”，随便撒下一些种子就能收获。我马上联系实际，分析出我那块菜地长势不好的原因，一定是缺油。于是我在炒菜时特意多放了些油，然后将刷锅水端去浇地。其结果可想而知，长期清贫的菜们，都被我“油”死了。
十几年后我自己有了家，家有了阳台，我又开始延续对植物的热爱。我在阳台上种了好些花草，有些是买的，有些是我自己在外面挖回来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被别人扔掉的。我看枝条上有绿叶，根本没死，就捡回来种上。这样的“弃婴”我家也有3盆。但我对花草的热爱和花草的生长情况总是不成正比。就是说，我的花草从来没按我的愿望生长过，往往是买回一盆鲜活的花，要不了多久就气息奄奄了，好像我是专门买它们回来养老送终的。对于这一点，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但我还是锲而不舍地买，锲而不舍地种。我的母亲很会种花，她就曾经种出过一株开红白两色花的月季。她种的仙人掌，也能开出粉黄的花朵。她种的橡皮树，最初只有筷子那么细，等过了两年我回去探亲时，已经及至我的肩膀了，蓬勃兴旺到我父亲嫌其碍事的地步。水仙之类就更不用说了，年年得到高度赞扬。我常常写信或打电话向母亲请教。她除了指点方法之外，还给了我一些肥料和花籽。所以我现在种的花比原来稍好一些了，虽然仍不兴旺，但已不至于短命。
前些年我在书店里给儿子买了一本《绘画儿童动物词典》，书编得很好，很漂亮。那编者在前言里说，他们还编了一本《绘画儿童植物词典》。我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跑到书店去问。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事隔两年我才买到它。这本植物词典很好看，因为有彩色绘图，使我认识了许多新的植物，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有了清楚的了解。我这才知道，原来我这个热爱植物的人，对植物也是有着许多误解的。
比如，我一直以为棕榈树的扇形叶子是可以用来做蒲扇的，还自以为是地告诉别人，每年夏季的某一天，那叶子会自动合拢，割下来就可以做扇子了。看了植物词典才知道大错特错，原来那蒲扇是用蒲葵做的，并非棕榈树。它们俩虽然很相像，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树，棕榈树的叶片是合不拢的。
又比如“红枫”这个名字，我一直把它认成是一种树，就是叶子像鸡爪的那自种。看了植物词典才明白，红枫并不是某一种树的名字，而是所有秋天里叶子会变红的树的总称。叶子像鸡爪的那种虽然最漂亮，名字却叫鸡爪槭。听上去很有些委屈，但事实就是如此。
再有，我一直把虞美人和罂粟混为一谈。每当我在庭院里看见虞美人时，都以为是罂粟，很是忧虑，怕别人把它们采回去提炼鸦片。现在才知道，虞美人和罂粟只是长得很像而已，都有鲜艳的颜色、薄如纸翼的花瓣和细长的茎，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姐妹花。但虞美人是不会结出罂粟果的。
我还以为紫丁香是一种脆弱娇气的花，这大概是受了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雨巷》的影响。其实紫丁香一点儿也不“忧怨”，它挺坚强的，不怕冷，也不怕干旱。照说我早该知道的，童年在北方时我就见过。父亲教书的教学楼前，就有两棵很大的紫丁香，春天开起花来，一嘟噜一嘟噜的，在早春寒冷的天气里依然芳香四溢，可爱极了。可我还是被《雨巷》“误导”了。可见文学作品有时候也挺厉害。
我真是很喜欢这本植物词典，常常没事就拿下来翻翻。虽然它摆在儿子的书架上，但我看的时间比他多多了。相形之下，儿子更喜欢动物词典。
前些日子读上海作家陈村的散文时，读到这样一个意思：有人问他如果他要去某个地方，只准带三本书，他会带哪三本？他回答说，围棋对局，自己的小说集和人体摄影。
我想如果是我，我会把围棋对局换成宋词，把人体摄影换成植物词典，再把自己的小说集换成自己的散文集。那散文集里，肯定有这篇《热爱植物》。
1995年12月8日—10日
你在他乡开花吗
9年前我把它买回来时，它只有一尺来高，很不起眼儿。卖花的说，这是黄果兰。我一听名字就闻到了甜甜的香味儿，马上问，它开花吗？卖花的大不以为然，说，当然开花啦，年年都开。其实我知道问也是白问，他决不可能说，谁知道开不开啊？
我还是把它买下来了。即使不开花，它也是一棵可爱的小树，绿绿的叶子，挺拔的树干。起初我把它种在花盆里，精心侍弄，冬天最冷的时候还把它搬进屋里。因为母亲告诉我，黄果兰怕冷。我母亲种花很在行的。两年过去了，它没有开花，但长高了许多。我为它换了个大点儿的花盆。又两年过去了，它仍没有开花，但高得不行，叶子已经伸到防护栏外面去了，而且由于日照不够，它伸长了脖子去够，整个身体都有些歪斜了。显然，阳台已无法容纳它。
为了利于它的成长，我决定把它移栽到外面去。第五年的春天，我把它移到了我家门口的一块空地上，一但移出去才发现，它早已长成一棵像模像样的小树了，早就不是花盆里的植物了。与左右的树比，它虽然还是个小兄弟，但毕竟不会被人误认为是灌木了。它以挺拔的身姿告诉过往的行人：我是一棵树。
我更加精心地照料它。为了纠正它歪斜的身体，还给它捆上木棍、拉上绳子。遛狗时，常常把狗屎捡起来埋在它的根部，还把洗肉的水、淘米的水浇上去。那个夏天它长得特别快，简直是在蹿，真可谓枝繁叶茂。原先我儿子站在它旁边照相时，比它高一头，一个夏天过去后，它就比我儿子高一头了，而且它的身体也不再歪斜，直直的。
一天清晨醒来，我闻到一阵阵花香，心想，难道是我的黄果兰开花了吗？连忙爬起来跑出去看，它真的开花了，就在我的窗前。那一刻我觉得太开心了，就好像梦开花了一样。我数了数，有7朵。这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站在阳台上看它好一会儿，生怕有淘气的孩子去摘它。冬天来临，我又提心吊胆的，生怕它耐不住寒冷。还好，它毕竟长大了，有抵抗能力了，顺利地过了冬。到了第二年夏天，它开得花更多了，我已经数不清了。每当有朋友上我家时，我会像介绍家人一样介绍它：看，那是我的黄果兰。我还给它拍了好几张照片。有一天我给它浇水时，邻居一个女人走过来说，这是你种的吗？我自豪的说，是啊。她说，我家原先也种了一棵，后来死了。我说，它长大就不能种花盆里了，它是树。你看把它移出来后长得多好啊。她说，那开花的时候不是自己闻不到了吗？我说，没关系啊。她摇摇头，似乎很不赞同。我想，难道就因为这个，宁可让它死掉吗？多奇怪的思维啊。
我想，我只要它好好活着，至于花香，飘到哪里都可以。
没想到这念头竟成为事实。
去年夏天我搬家了，搬到同一个院子的另一栋楼。走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个邻居也是好朋友说，这棵树就拜托给你了。他说要我做什么呢？我说不做什么，没事儿的时候看看它就行了，开花的时候不要让别人采摘就行了。他说，那没问题。那时候它已经有两米多高了，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年。
没想到我走了不到一个月，我们院子进行园林改造，重新整理绿化带，我旧居门前的所有树木都要移走，改成草坪。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棵树，我的黄果兰树。怎么办啊？我没有一寸土地，或者说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我能把它移到哪里去呢？我新居的楼前也一样要改造成草坪，无法将它移过来。我跑去问施工的工人，这些树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们说，我们会移到别处去种的。我听了稍稍放心一些。
还是那个念头：只要它好好活着，活在哪里都行。
可过两天我跑过去看时，其他树还在，独独它不在了，地面上留下一个大坑。我着急地问工人，这棵树上哪儿去了？工人告诉我，昨晚来了一辆大卡车，把它挖出来拉走了。
我想，大概早有人看中这棵树了，知道它是黄果兰，知道它要开花，知道它是棵好树，所以找了车弄走了。我心里隐隐作痛，地面上那个大坑就好像挖在我心里似的。虽然我原先多次想过，它若是去了别处，只要好好活着，我就无所谓。但现在看来我是有所谓的，我难受，我心疼，我不放心，我牵肠挂肚。我甚至后悔，还不如我自己找个有院子的朋友把它弄走呢，这样至少我还可以常常去看它，为它浇浇水。毕竟它与我相处了整整9年啊！
这样的感情让我觉得有点儿像爱情。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总是会想，只要他（或她）好好的，只要他（或她）幸福，分手也无所谓，不在一起也无所谓。但真的分手了，真的不在一起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一样会袭来。他（或她）在别处幸福和在你跟前幸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对你来说，后者才是幸福，前者只能是痛苦。
现在，我不知道我的黄果兰去了何处，也不知道它是否一切都好。又一个春天来临了，黄果兰，你在他乡开花了吗？
2003年春天
城里的树
因为喜欢树，所以走到哪里都喜欢拿眼睛寻它们。
当然是走在城里的时候多。
可看到的树却常常让我感到难过。
在我上班的路上，有一棵树，是香樟。它的脚下不知何时被人们抹上了水泥，可能是为了平整路面。但抹水泥的人竟一直把水泥抹到了它的脚底下，紧贴着树干，一点空隙也不给它留，好像它是根电线杆。每次我从那里过，都感到呼吸困难，很想拿把镐头把它脚下的水泥凿开，让它脚下的泥土能见到阳光，能吸收水分。不过让我钦佩的是，这棵香樟树竟然没有被憋死，一年四季都绿在路上。也许它知道它是那条路上唯一的树，责任重大。每每看到它，我都内疚不安，我帮不了它，却享受着它的绿阴。
出了我们院门往南走，路边有一排集体倾斜的树，也是香樟。这个城市的市树是银杏，但喜欢在路边种植香樟，大概它们更容易成活，生长更快。这排香樟不在马路和人行道之间，而是在人行道和楼房之间，离楼房大约两三米宽。当初种它们时，种树的人一定认为已经留够了距离，他们却没想到树不但是要往高处长，也是要往宽处长的，他们会长胖。长胖了的树冠为了避开楼房，避开阳台，只好往路这边倾斜，斜得像是得了口令，齐刷刷地躬身弯向马路，像在求救一般。马路上车水马龙，轰轰烈烈，没人会注意它们。我不知道再过几年，它们长得更大了怎么办，会不会倒下？
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城里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树。它们忍受着城里人对它们的漠视，对它们的虐待，默默地活着，它们一点抗议的声音都无法发出。
那些长在繁华大街上的树，看上去还算茂盛，但它们一点儿也不快乐，每天与它们相伴的是噪音、灰尘、污染、电线，还有莫名其妙的彩旗、标语，以及飞来横祸。比如突然有人在它们身后立起了广告牌，就会嫌它们的枝叶遮挡了，斧头和锯子毫不客气地杀向它们，让它们断胳膊断腿，身体从此歪斜，无法再平衡。谁也不会认为它们很痛苦，但它们真的很痛苦。
它们还不算最可怜的，它们好歹活着。最可怜的是那些“碍着”城里人的树。比如它们长在了城里人打算扩建的路上，或着长在了开发商看中了要修楼房的地方，那它们就会在一瞬间丢命，砍它们的人眼连都不眨一下。如果是棵上了年纪的古树，那大家还有可能讨论一下，是不是把它移到别处去，以表现城里人的文明。可大多数的树是没有这种幸运的，它们被认为无关紧要。其实它们现有的寿命距离它们可能活的寿命还很远很远，只要你让它活，它也能活成一棵古树。但从来没人想过它们是生命，它们也有活的权利。
更过分的是，城里人折磨自己土地上的树还不够，还要把远在他乡的树、躲在深山里的树也拿来折磨。这些年城里人有钱了，觉得自己的树还不够多，不够大，又懒得种，或者说种了没耐心等它们长大，就拿着几个臭钱到处去找那些已经长大的树。看见人家哪个村里的树好，哪座山上的树好，就花钱挖回来，种在自己的街心花园里，急功近利之心遍布大街小巷。可大多数被迫移进城里的树是无法成活的，人挪活树挪死，古人传下的这个说法不是平白无故的。前不久，我看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一位叫金经元的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大树进城要慎行》。他专门做了调查，许多移进城里的大树都没能成活，包括一些稀有古树，活生生地让城里人提前葬送了性命。而且从植树造林的角度讲，这样做丝毫没有增加绿化面积，反倒是一种破坏。我看了当时就想给这位专家写封信，好好谢谢他。他从科学的角度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肯定也说出了树想说的话。
我们且不谈科学，这个做法也极不人道啊。凭什么你要把人家长得好好的树挖来，种在你自己的门前？难道农民的土地上不需要树？农民就喜欢光秃秃的山坡？农民就不需要生态平衡？过去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难道是农村人栽树城里人乘凉吗？
如果确实需要移栽大树，那也应该立个法：凡是到乡村移一棵古树的，就应该在当地栽上一百棵小树。别因为有几个钱，就变成一个连树也讨厌你的人。
我们常常反省自己对动物不够好，其实我们对植物更不好，尤其是树。城里人最怕晒，最需要树，但却最不爱惜树。所有的树都祈祷吧，别生在城里，也别不幸成为城里的树。
一路有树
曾经经历过一路无树的旅程。
那是在西藏高原。我们的吉普车沿着冈底斯山脉默默向西。天高地阔，吉普车像一只小小的甲虫在巨人的脊背上缓缓蠕动。天很蓝，阳光很灿烂，洁净的空气使远在天边起伏着的山峦也纹理清晰。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注视着窗外的我，却忽然感到内心有一种惶恐和焦灼。
向西延伸的无尽的山峦和漠漠旷野，即使在黄金8月里，也只展示出蛮荒和冷硬，远远看去的是荒凉空旷，渐渐驶近的还是荒凉空旷。并不是说我多么渴望看到人群、城镇，不，我感到惶恐的是，长久长久的，没有见到一棵树！天边的冈底斯山脉是棕红色的，眼前的旷野是灰褐色的，汽车扬起的尘土是浑黄色的，唯独没有绿。
大地上怎么可以没有树？
大地上怎么能够没有树？
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仿佛自己的生命也将随之枯竭。
在重新见到树的那一刻我明白了，如果我的整个一生都能与树相伴，那么，即使收获甚少，也将感到欣慰和满足。
当我从云南归来，准备提笔写这篇文章时，有一位20年前去过云南的朋友对我说，你怎么会觉得一路有树呢？在我看来，现在那里已是一路无树。
我说，大约你比照的是20年前的云南，而我比照的是西藏。
他有所悟，点头表示理解。
此次云南之行，在4300公里的路程中，哪里都有树的身影。虽然同行的老人一再痛惜当年的原始森林因野蛮的砍伐已不复存在，我却满足于我见到的树。树远远近近地生长在我经过的路旁，不卑不亢，使我浮躁的心日渐沉浸在深深的宁静里。
见到许许多多的树，认识许许多多的树种，是我此行的愿望之一。虽然当我疲惫地回到家中，意识到临行时那种种愿望，都因一些没被料到的烦恼和误解所阻碍时，心里却并没有太大的遗憾。
毕竟此行一路有树。
想到那些树，那些此刻依然伫立在我经过的路旁的一片片树、一排排树和孤独无伴的树，我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一如当初。
一路有树，使我的眼不寂寞。
一掠而过的是树，远远移动的是树。其实正是阳春3月，除了绿绿的树，还有那些白白粉粉的开花的树。
虽然花的色彩的艳丽、结构的精巧和芬芳的气息也使我着迷，但那终究不能与树相比。
树在任何状态下都美丽，风中，雨中，雪中，蓝天丽日下或夜幕四合时。久居南方，我很少见到雪中的树了。但它在我的想像中依然美丽，如一位通体洁白晶莹的新娘。
当你抬头看天时，发现天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空下的树；当你登高望远时，发现人类如蚁虫，高大的是人类身边的树。
我为你而来
我为你而开怀
谁的诗句？此时正是我的心境。
经过一座无名大山时，盘山公路的一则是南方常见的桉树。
在我的眼里，所有的树都应该是美丽的，可眼下的这些桉却不如此。它们的树干尽管粗壮，枝叶却非常稀疏。稀疏而又不均匀，已经到了难看的地步。
像什么？有的像狠心后娘用过的鸡毛掸，有的干脆像年深日久的线杆突然冒出新芽粒。风吹过时，它们无力地摇晃着仅存的一撮或几撮枝叶，宛如一位备受苦难、力不能支的老妇。
为什么会这样？我久久地看它们，心里满是疑惑和苦涩。
我的邻座也发现了这一点，叹息说：这桉树，你看它咋长成这样了呢？
我脱口而出：它累了。
当我脱口而出时，我发现我与树是相通的。
是的，它累了。始终温暖的气候，始终充足的雨水，始终深厚的红壤，使它永远没有停止生长的理由。它从生下来就努力地长，为了不负自然给予的一切厚遇，它只能拼命地生长。春夏秋冬在它都是同一个季节，即生长的季节。它必须使它的枝叶永远充盈着绿玉般的色彩，旧的飘落了，新的马上填补上来。它永远没有理由变成光秃秃的树干。
现在，它终于累了。累得无力再支撑起一个枝繁叶茂的树冠。我想，它此刻渴望的，一定是北方的严寒风雪，将它仅存的绿叶和所有的生长条件都带走，给它一个冬眠的机会，一个偷懒的机会，一个重新蓄足精血的机会。这样，待到来年春天，茂盛的绿叶才会重新秀满枝头。
我说的对吗，疲惫的桉？
正如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辛苦，南方的树也比北方的树辛苦。
我常常凝望广阔天空下的树，惊叹它们何以如此端庄，又如此神秘。无论是远远看去，还是走近仰视，我都无法明了它们的心境。
车过泸沽湖。
一面是碧绿宁静的湖水，一面是长满了马尾松的山。在山与湖之间，是一片开阔的沙砾地。我们的车在沙砾地上行驶。
忽然，我看见远远的沙砾地上，孤独地站着一棵白色的花树。它的四周连一棵树影也没有，甚至找不到一丛灌木；它的足下是粗糙的没有养分的沙砾地。应该说它完全没有生长在此的理由。
但它却站在这儿，实实在在的，还开满了花。
车子渐近，我认出这是一棵梨树。连日来所经之处漫山都是梨树。梨花盛开，染得层层山峦都是白色。眼下这一棵，花朵亦非常繁茂，像一团云，更像一簇白色的火焰。
我有幸走下车来靠近看它。
当我在树冠下驻足凝望时，发现它并不因孤独而显凄凉，它有足够的热情陪伴自己；它也不因独自一树就疏懒，而是拼尽全身气血让每一朵花都开到了极处。你屏息静听时，似乎都能听到它因用力舒展挣扎而发出的喘息声。
我又退远，以湖水为背景去看它。它又变得非常宁静淡泊了，一如东山魁夷的画。
车子终于驶过。我回首遥望，忽然想起几句诗来：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过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果真如此吗，你这神秘的花树？
当然，免去这样的自作多情，我也可以作一番想像。比如，很久以前，这湖边一大片都是梨树。后来，众多的梨树都因为土地贫瘠或湖风太大而逃走了，只留下这棵树。它不走是因为舍不得这一湖美丽的水，它要永远与湖水相守相望……
虔诚地在树下留了影，尔后又虔诚地在照片背后题上字：泸沽湖畔一棵孤独的花树和前来看它的我，归来后再虔诚地将照片拿给他看，并在一旁作动情的解说。
不料他一眼望去，就说：这是棵树精吧？
我一时怔住，问：怎么讲？
他说：它能独独地站在这儿，并且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如此繁茂盛大的花，一定是采了众树之气、众树之血、众树之精华。它勃发的生命是以众树的枯竭为代价的。不要看它独自一树，它的身影里浓缩着一整片树林。这是一棵生命昂贵的树。
他为自己的即兴发挥很来情绪，我却忽然跳开去笑了起来。
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我说，对，讲得好。我是在笑，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从对一棵树的想像里也能看出。
不过，是情人转世也好，是与湖水相守也好，还是树精也好，都不过是一种附会。不如不去解释，不去圆说，让这株孤独花树永远站在开阔的沙砾地上，永远笼罩着不为人知的神秘氛围，年年岁岁都开出美丽的白花，随风摇向湖水；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我，每每想起它来，心就沉入一种清澈的宁静。
在我的人生梦里，曾渴望过这样的画面：一望无垠的金黄色麦地，中间是一条笔直的机耕道，道旁是高大的年轻美丽的钻天杨，夏日的风哗哗吹过，在卷起千重麦浪的同时，也响起了树冠上一万只银绿的铃铛。在那金黄与银绿之上，是北方湛蓝无比的天空。我就在这样的天空下，这样的树旁，这样的麦浪中，无知无觉地走着……
可惜我至今还没有在这样的景致里走过，甚至连梦里也没见过。
此行到云南，我是没打算见到杨树的，因为杨树大多生长在北方。但我还是意外地见到杨树了，在一个川滇交界的小镇上。
我是从它们笔直的树干和枝干上垂下的一条条柔荑花序上认出它们的。我们小时候把这花序称作“毛毛虫”，用来吓唬胆小的同学。它那好看的叶尚未生出。
我惊异于它们的矜持，即使生长在南方，它们也决不改变自己的生长规律，依然是秋天落叶，春天发芽，初夏时才让绿色覆盖树冠。它们在固守自己的本性，保持“种族”的尊严。
从我的一点点关于杨树的知识中我看出，这是属于黑杨类的钻天杨。它们笔直地站在路旁，明显地高出远近所有的树，即使高得入云，也不为风所动。那份儿高傲和矜持，都大大地写在空中。
而且我还发现，几乎三两株杨树之中，就有一蓬鸟巢高筑其上，再看其他的树，并无一蓬。这令我感到欣慰，看来鸟儿也喜欢杨树。当然，鸟儿为什么要选择高高的、看上去并不那么稳当的杨树筑巢，一定有着鸟界的道理，这道理我无意去深究。
杨树本是伟岸的，尤其是这种高大的钻天杨。鸟巢筑在其中，似乎又添了些什么，仔细想想，是添了几多温情吧。它们令我想起了那些将乳儿高高举在肩头的高大宽厚的父亲，伟岸和温柔，此时就集于一身了。
我第一次发现，树也是有境界的。
车子继续颠簸，沿着横贯滇西的怒江向南行驶。从高山峡谷出来，就渐渐驶入了平坦富蔗的潞江坝。
潞江坝，这名字过去我曾从一个人口里多次听说。
我就问：此处可有橡胶农场？可有橡胶林？
有人就指着公路边上一大片青青的、可以说是十分秀丽的树林对我说：喏，这就是橡胶林。
我几乎不能相信。
这么青绿，这么纤细的树（每一株顶多碗口粗），怎么能与橡胶那种又难看又难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呢？我以为它们又黑又粗，以为它们不生叶子，或者只生那种像刀片一样厚厚的坚硬的叶片。
但它们确实是橡胶林。它们浩浩荡荡，绵延天际，它们是此行我见到的最好的树林，即使是一晃而过，我仍然清楚地看到了它们身上的一条条白色的刀痕。
那是生命留下的痕迹。
于是我想起了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在那难得晴朗的天空下，默默地生活着成千上万的被人们称作“云南知青”的人。10多年过去了，他们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生长着的橡胶林，依然是梦牵魂绕、刻骨铭心。今年，是他们上山下乡赴滇支边20周年的纪念，他们携儿带女，携着百感交集会聚在一起，祭奠他们无悔的青春。会场上悬挂着令人不能漠视的横幅：魂系潞江。在他们举办的摄影展览上，所有的装饰，包括帷幕都是绿色的，象征着他们的青春，也象征着绿绿的橡胶林。
这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表姐。在我们都做姑娘时，曾一夜靠在床上，讲云南，讲橡胶林。当然是她讲，我听。望着她那张被高原的紫外线染上了点点雀斑的美丽的脸庞，我就不止一次地把那片她曾为之付出青春的橡胶林，想像成粗硬的令人压抑的模样。
望着眼前的橡胶林，心里又感到释然。树怎么会有丑的呢？虽然我根本没看清楚那些枝条的颜色和叶片的形状（很可能下次见到又不认识了），但记忆里却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望澄绿。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表姐总是说：我一定要回去看看。我的魂丢在那儿了。
橡胶林，你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哪一种树木，能像你这样令如此多的人献出青春；也没有哪一种树木，能令如此多的人终身牵挂。
当然，橡胶林伴随表姐他们度过的，不仅仅是流汗流泪的艰苦岁月，也有许多充满欢乐和真情的日子。记得表姐曾说，那时男知青常写条子给女知青，约其傍晚时分在“牛圈背后”、“大青树下”相见。我当时听了笑作一团，想不通，如此浪漫的事情为何不选在青青的小河边，而要选在“牛圈背后”、“大青树下”？
等到我真正看到了大青树，就知道自己笑得很无知了。
这样大的大青树，这样美的大青树，不要说在牛圈背后，就是在猪圈背后，也丝毫不影响抒情的。
一棵大青树就是一个世界。它可以为100对恋人提供庇护。它不仅能遮挡烈日和风雨，还能遮挡住人世的嘈杂。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蔚为壮观的树，简直就是树的“巨人”。那些从枝干上生长出来的“气生根”，入地后又成为树干，再支起一大片绿阴。据说，有的大青树一棵就占地近20亩。我在德宏军分区门口看见一棵，就是由11根“树干”支起来的大青树，看上去简直就是一片树林。我几乎想说，树怎么可以这样长？
在瑞丽江畔，这样的大青树随处可见。每遇一棵，我都要贪婪地久久地注视。
虽然我一向不喜欢琼瑶小说里那种“好什么好什么”的句式，但回来后每每提起大青树，我都会忍不住说：好大好大的树哟！
当然，同时也忘不了卖弄一句：大青树的学名就叫榕树。
我们在怒江峡谷的一个小镇上作短暂停留。
在我的阳台前，远远近近有着十几棵树。远处那瘦而高的，是柳叶桉；近处紧傍阳台的，是肥绿的菠萝蜜。其间还杂生着我叫不出名的另外两个树种。每日得空，我就坐在阳台上看它们。看它们清晨的秀丽，正午的端庄，黄昏的温柔。
应该说我对所有的树都有同样的喜爱。但这不妨碍我说出其中的最喜爱的几种——树是不会嫉妒的。
除了杨树，我还喜欢梧桐、银杏和香樟。
梧桐性情宽厚，为所有经过它身旁的人都撑开一片绿阴。梧桐常使我忆起我的故乡杭州。那里的梧桐已将街道变成一条绿色的清凉透气的隧道。梧桐还令我想起大学校园。秋日来临时，那斑斓的叶子总是透出一种令人感动的和谐，常使坐在教室里的我久久地走神。
银杏是我所在的城市的市树，也是最古老的树种。在我日日上班的楼前，有一棵高大笔直的银杏，它已经高出办公楼许多了，令我即使骑在自行车上，也不得不仰视它。仰视久了，常令路人奇怪，以为天上有什么要落下来。为了避免诧异的目光，我就远远地看它们，使视线平缓的上升。我曾这样描写银杏：夏日是密密匝匝的青绿，秋日是疏疏朗朗的金黄。
我尤其喜欢春天的香樟。春天是它生命交替的季节，去岁的深绿色的老叶片片跌落——樟树的叶子即使跌落也不会枯黄。老叶跌落的同时新叶就长出来了，一天天地鲜艳起来，好似女人脱掉冬衣换上美丽的春装。我总以为樟树是女性的树，她们羞于裸露自己。你见过光秃秃的樟树吗？我想你没见过，即使倒地死去，一簇簇老叶也在紧紧地遮盖着肢体，如生前一样端庄。
我坐在阳台上看树。
一切人世的嘈杂都退得很远很远。
其时是正午，每一棵树都纹丝不动，好像阳光已将它们凝固在了空气中。
其时是傍晚，晚风轻轻地撩拂它们，它们只是絮絮低语，不失从容。
从容如足下的江水，稳重如远方的山峦。
如果没有云，天空会寂寞；如果没有树，风会寂寞。只有树才能使风有声有形地展示它的温柔和强劲。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树了，很久很久以后还会有树。与人相比，树永恒。我所遗憾的是，我终会有看不到它们的时候。
一路经过许多村寨，见山民们都虔诚地将自己亲人的坟垒在向阳的山坡上，祈望他们日日得到阳光的沐浴。如果是我，我会在那一天要求将自己埋在一棵大树下，日日得到树的荫护。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秘密，就属于我和你。
树。
我们又将启程。
风风雨雨。
阳光丽日。
人生是路，我们总在路上。你不能指望鲜花开道，但你可以祈求——
一路有树。
1991年4月，草于怒江
1991年5月，改于成都
到俄罗斯去看树
列车驶入梦境
在我的回忆里，我们的俄罗斯之旅是从卡卢加开始的。在几乎对莫斯科还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乘火车去了卡卢加。
卡卢加是一个距莫斯科300公里的小城。
一上火车我就心境快乐。在所有远程交通工具里，飞机、轮船、汽车、火车，我最喜欢的就是火车。也许是父亲这个铁路工程师，他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把铁路直接修到我梦里了；再也许是童年的记忆，童年的我总是跟随父母乘坐火车颠簸在旅途上。现在我已很少有机会坐火车了，真没想到会跑俄罗斯来过瘾。当我得知此行我们将数次坐火车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行走时，真是开心不已。
俄罗斯的火车如它的国土一般辽阔，也许火车本身的宽度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但因为它的左右两边都是双人座，过道很宽，加上旅客很少，所以显得特别宽大，你尽可以从容地上车下车，不用耗多少体力。车上还有电视，当然，对我们来说，那是个摆设。电视上的人卷着舌头在说一些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还做出一些让我们十分陌生的表情。列车员很清闲，不送开水，也不扫地——地干净着呢，似乎唯一的任务就是报站——报出些我们听不懂的波浪翻滚的站名。
我坐在车上满心喜欢。喜欢什么呢？是火车本身，是窗外的景色。还是别的什么？
早上在车站——也许我应当形容一句——在寒冷的车站，当我拖着自己的大行李箱，跟随着同行的人进入站台时，我看见在站台上的一个角落，有一对年轻恋人。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女孩子手里拿着一朵花，是红玫瑰；男孩子一手扶墙，一手扶着女孩子的肩膀，微微弯腰，尽可能让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小小的避风港，然后，说着鸟语般的情话。
我一步三回头。我觉得自己像走在某一部电影里。
有多少爱情故事发生在站台上？有多少爱情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站台上？
似乎俄罗斯的车站除了交通意义外，还有文学意义，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列车悄无声息地准点开出莫斯科。几乎是一瞬间，就将城市抛在了身后，树林替代了楼房，河流替代了柏油路，白雪掩去了所有的嘈杂。目力所及之处，除了树林还是树林，几乎看不到田野和房屋。
望着那些在清晨的原野上默默伫立的树，望着那些在寒冷的天空下默默静立的树，我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好像冥冥之中谁在对我说什么。说些什么呢？我一时没听清楚，只觉得坐在这样清净的列车上，看着这样美丽的风景，很奢侈。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卡卢加。
这是个真正的小城，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40万人口，还不及我客居的城市的一个街道的人口多。据说早在14世纪，它就成了俄罗斯的要塞，但后来却渐渐衰落了。也许是因为远离了战火。
我们去的日子，11月7日，正是前苏联的节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尽管体制已改变，但人们还是丢不下这个节日。是感情上丢不下，还是习惯上丢不下？我一时不能断定。商店照常关门，人们照常上街游行庆祝。可惜我们到得晚，匆忙住下后再上街，游行已经结束了，没能亲眼目睹人们对往昔的怀念。我猜想，一定是老人居多。
我们去卡卢加的航天博物馆。
博物馆原本也放假了，但为了我们这批中国客人又特意开放。
临来之前读了一本书——《走近俄罗斯》，很喜欢。从那本书上我知道，卡卢加因为一位天才的幻想家的出现，而被世人誉为是个充满幻想的小城。这位幻想家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提出了“人类不能永远留在地球上”的预言，他相信到2017年，多级载人火箭将把旅客带入地球以外的星空。
他的名字叫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的航天之父。他曾在卡卢加这个小城居住工作了近30年。当科学院将他聘为院士，希望他到条件好一些的彼得堡去工作时，他舍不得离开。他说，就让我在这里工作吧，算是出差好了。他的许多伟大的幻想就是在这里变为现实的。他去世后，卡卢加人为他在市中心修建了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并修建了这座颇具规模的航天博物馆。而俄罗斯真正的航天基地是在哈萨克斯坦。
我在航天博物馆里看到了齐奥尔科夫斯基，他如我想像的那样，像一位智者。我还看到了加加林，看到了许多为俄罗斯航天事业乃至人类航天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宇航员。他们的照片有满满一墙，其中有一张照片上的留言是：幻想吧，朋友们！
俄罗斯之所以成为航天大国，我相信，与这个民族的梦幻般的气质有很大关系。
从博物馆出来，眼前便是一条梦幻般的美丽河流，我忍不住惊叹起来。后来的日子我才知道，在俄罗斯，这样的河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问此行陪同我们的俄罗斯作家奥列格，这河叫什么名字。
奥列格用英语回答说：它叫奥卡河。
奥卡河的对面，又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一片与我在火车上看到的如孪生兄弟般的桦树林，树与树相依着，杳无人迹。
我远远望着，望着河对岸的那些树，忽然明白了我在列车上的那种奇特感觉是什么，那是有人在悄悄告诉我：你此行到俄罗斯，是来与树相逢的。你是来看它们的，看树。
与树相逢
在卡卢加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当地的一位年轻诗人，叫瓦基姆。在俄罗斯，诗人的比例很高，如果来会面的有10个作家，那至少有3个是诗人。据说，俄罗斯人对诗歌的喜爱程度远远高于别的民族，我相信。这是一个浪漫的民族，也是一个有些忧郁和沉重的民族。
诗人瓦基姆挺英俊，西装领带笔挺，就是个头不高。当说到这个问题时，他幽默地说，我至少比普京高一些。瓦基姆告诉我们，屠格涅夫、果戈里、契柯夫这些大文豪都来卡卢加居住和创作过。他说这些时很自豪。
那天参观完航天博物馆，天尚未黑尽，瓦基姆就建议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去一个有圣水的地方。瓦基姆说，那里的圣水非同一般，凡是干过坏事的人，到圣水中洗过后，都可以重新做人。
那个地方的俄文名字叫基贺·普斯汀。“基贺的”意思是宁静，“普斯汀”的意思是空旷，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宁静而空旷的地方。在我看来，这里够宁静，却并不空旷，所有土地都被树、灌木和草覆盖着。
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尽管进门时我遇到了麻烦。
出于宗教的要求，女人进入此圣地必须穿裙子，并围上头巾。而同行的三个女人中，只有我没穿裙子。好在门口的一条木凳上，早已有人为我这样的女人作好了准备：一些灰黑色的暗淡围裙静候在那里。我顺从地拿了一条系在腰上，并用围巾裹住自己的头发。
一进入那里，我发现我立即成为了画中的人。那是列维坦的、希施金的、或者是库因芝的画，那是些最美的风景画。树林，草地，木屋，小桥，还有那甘甜的泉水，都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天色渐渐暗下来，人们依然络绎不息地提着水桶和瓶子来这里取水，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他们一言不发，用陌生的眼光看我们。
我不愿相信他们是为了清洗罪孽而来这里提水的，我相信他们是出于一种对善良的向往，一种对纯净的崇尚，甚至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才来这里汲取圣水的。
在一间安静的小木屋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艺术品，便纷纷购买。当我们满载而出时，发现诗人瓦基姆真的到圣水中去洗过了。他的头发湿漉漉的，鼻尖冻得发红。这可是11月的俄罗斯啊，他竟然脱了衣服下到了冰冷的水中。
我忽然想，瓦基姆积极建议我们来此地，是不是因为他渴望到圣水中来清洗呢？
我们中有位作家和瓦基姆开玩笑说：如果你洗过之后又干了坏事怎么办？
瓦基姆老老实实地说，那也没办法，先把过去的洗了再说。
大家都觉得瓦基姆有一种率真的可爱。我觉得他还可敬。我想，我们，我，有勇气说自己需要圣水的洗涤吗？有勇气坦诚自己曾犯下过错吗？有勇气忏悔灵魂中的龌龊吗？
关于忏悔，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界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了，但在俄罗斯，它不是话题。
第二天，我们去康德乐沃庄园，即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家族的庄园。
在俄罗斯，没有人不知道普希金。其知名度超过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人喜欢诗歌的又一个佐证。此行我们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普希金那瘦瘦的有些神经质的照片或者塑像。他不高大，也不英俊，但却如此非凡，留下了那么多让他的民族引以为自豪的诗歌，留下了长久不衰的魅力。
我们来到了冈察洛娃庄园，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在此出生成长。
娜塔丽娅的父亲靠着生产麻织品而发家致富。特别是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的麻织品被广泛地用来做船帆，令他的财产迅速增长。用通俗的话说，他发了战争财，便修建了这座美丽的庄园。
我在房间里看到了娜塔丽娅的照片，那么美丽，如我见到的那些俄罗斯姑娘一样。
俄罗斯姑娘的美丽真让人惊叹。尽管有人说，她们的美丽很短暂，一旦结婚就消失殆尽，但我依然羡慕她们。作为一个女人，那样美丽过就值得骄傲一生。曾经好几次，我们看见俄罗斯姑娘那长长的睫毛，都忍不住要问，你的睫毛是真的吗？因为在我们的同胞里，即使是装上假睫毛，也没有那么长啊。
问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对方总是感到不解，笑。有一个姑娘回答说，当然是真的，是从自然那儿来的。
说得多好。
娜塔丽娅的美貌肯定不仅限于长长的睫毛，笔挺的鼻梁，深深的眼窝。她的美丽更在于她的爱情传说。她与那样一个伟大的浪漫的诗人相爱，怎能不楚楚动人？怎能不清新可爱？怎能不超凡美丽？
普希金娶她时，并不富有。他们凭着爱情走到一起，生育了4个女儿。但普希金最终决斗时，却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男人的自尊。
自尊对男人来说肯定重过爱情。当然，在男人那里，重过爱情的事还有很多。
当我们一一走过那些房间，当讲解员一一介绍着那些往事时，我却总是走神，视线常常被窗外的景色吸引。窗外有一条小河，河对岸仍是树。据说娜塔丽娅的外公常在那条小河里钓鱼。也许有一天他钓鱼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降临；也许那一天的天气格外的晴朗，微风拂过，阳光洒过，树林哗啦哗啦地唱着歌，一条快乐的鱼游过来，送来外孙女与普希金相爱的消息……
我更愿意凭借想像去知道当年的情形。
返回的路上，我久久地望着窗外，看着那些成片成片的树林，看着那些一生一世都没被打搅过的树，再一次意识到，我来俄罗斯，的确是为了与这些树相逢。
忽然听到有人问，白桦树能成材吗？有人答，成不了，它木质松软，不能做栋梁，也不能做家具。问者道，那种那么些白桦树干吗？它们的生长完全是一种浪费嘛。
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很符合常理，人们总是希望自然的一切于人类有益，但当我看到那样美丽的树被人轻视时，还是忍不住站出来辩护。我说，它们怎么就是浪费呢？作为生命的一种，它们也有出生和成长的权利。说它成材和不成材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是人的自私。
对我的话，有人沉默，有人惊讶，有人调侃。我没再往下说了。我有一种感觉，在那样的大自然中做一棵树是幸福的，它们从生到死，都不必担心被砍伐，不必担心被打搅。它们漫不经心地覆盖着大地和山坡，覆盖着我的视线所及之处，最终老死，也无需担惊受怕。它们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成长，不必在乎人类的看法，无论是白桦树，橡树，松树，还是杨树。
俄罗斯的树是幸福的，它们与人的关系更多地存在于艺术中。
穿梭于博物馆
离开卡卢加前，我们去参观了卡卢加博物馆。
我感到惊异，这样小一个城市，这样少的人口，40万，却拥有两个颇具规模的博物馆。如果说航天博物馆是因为齐奥尔科夫斯基，或者说因为名人，那么这个博物馆是因为什么？
我只能说，因为文化。
这是一个常见的城市发展博物馆，从外观看，整个博物馆呈船状。它建于19世纪，由一位商人出资修建，十月革命后政府将它进一步完善。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你都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它有条不紊地从人类的起源讲起，从整个俄罗斯的发展讲起，把小小的城市，置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正值寒假，一群一群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博物馆参观。我站在他们身边，心里满是敬重。他们有理由让你敬重，他们丝毫没有因为地域小而心胸小，丝毫没有因为人口少而视野小。这样的民族，即使他此刻在寒风中颤栗，你也不能小视。
离开卡卢加时，我终于明白齐奥尔科夫斯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他和我一样喜欢这里。
回来后细细一想，我们在俄罗斯的10天时间，80%的时间是穿梭在各类博物馆中。除了刚才说到的卡卢加那两个博物馆，莫斯科有卫国战争纪念馆、克里姆林宫、普希金纪念馆等等，彼得堡有冬宫、皇村、米海诺夫斯基博物馆（即俄罗斯博物馆），还有炮兵博物馆，和我们未曾去过的海洋军事博物馆等。而所有的博物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充满了艺术氛围。
到彼得堡的第一天我们去参观炮兵博物馆。
开始大家还不解，说去炮兵博物馆干吗？我们是为文学艺术来俄罗斯的，又不是为了琢磨战争。奥列格笑而不答，等大家进入炮兵博物馆后，方知此处太值得一来了！
那些古老的大炮，那些俄罗斯先辈们用来攻守城池的大炮，竟然像艺术品一般！炮筒上有刻花，炮身上亦有美丽的图案，整个造型也无比优美。当你面对这些大炮时，丝毫感觉不到硝烟和血腥，只能感觉到艺术女神在翩翩起舞。
我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些造炮的工匠一个个都是雕塑家？
当然，那些大炮的功能很低，低到让我这样远离战争的女性都感到有些好笑。它们的作用居然就是把大铁球用力击出去砸人。但我还是喜欢它们。
等到了现代展厅，大炮们一下变得实际了，或者说工匠们一下变得实际了，大炮不再描龙绣凤，而是以炮火猛烈、射程远大为骄傲，一尊尊都耀武扬威的，让人顿生畏惧。
我不能确定这是人类的进步。
连一个大炮博物馆都充满了艺术氛围，那就更不要说冬宫了。
冬宫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宫殿。在我看来任何人，不管他是谁，住在里面都是亵渎。它就应该是艺术品的居所，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沙皇住在里面，不最终招来了大炮吗？当然，肯定不是那些有雕花的大炮了。雕花的大炮一定不忍心去砸那美丽的宫殿。
从冬宫出来，我们就乘船游览涅瓦河。船舱里很暖和，还有热茶供应，真让我心满意足。从涅瓦河看冬宫，秀丽无比，绿白两色的楼体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清清爽爽，像新建的一样。我不禁问，东宫每年要清洗一次吧？奥列格说不，它一直就那么干净，彼得堡基本上没什么灰尘。我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些不大相信。我想是不是因为奥列格太喜欢彼得堡了，就说些不实际的话？
奥列格虽然住在莫斯科，但他的老家是彼得堡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彼得堡的偏爱，而且为了表达真切，总是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说莫斯科的不是，以衬托彼得堡的是。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北京人和上海人。
老实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奥列格一致，莫斯科与彼得堡相比，我也更喜欢彼得堡。
彼得堡的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型博物馆。你随意地在一个街头站下，就会有一段历史或一个名人凸现在你的面前。以至于每当我们坐车前往某处时，奥列格总是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弄得我们的翻译连打个盹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佩服归佩服，也会有不服气的时候。在莫斯科的艺术研究所，当我看着解说员无比庄重地指点着一些照片和油画，给我们介绍他们那些文学艺术家时，我突发感慨，为什么我们国家不搞一个文学艺术馆呢？我们从诗经开始，然后屈原、李白、杜甫，然后孔子、老子、孟子、司马迁，一直到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我们也让外国人来参观，我们也如数家珍地一一介绍，那还不得让他们参观上几天几夜。
可惜没有啊。一种痛惜的感觉骤生在异国他乡。
邂逅大雪
我相信我与俄罗斯有一种默契。
原本是秋天的计划，却因种种原因一拖再拖，拖到了冬天。许多人对我说，这个季节去俄罗斯可不太妙，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是闹着玩儿的。但我却暗暗高兴，我想，这回可以把雪看够了。果然，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天空就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奥列格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莫斯科的第一场大雪。尽管当天夜里我因为没关好阳台的门而被冻醒，头埋进被窝里还能听见窗外北风尖锐的呼啸，但我心里还是对老天爷心怀感激。
第二天我们就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去了卫国战争纪念馆和红场。我冻得不敢在广场上停留，却依然企盼着雪下得更大些。
果然，到彼得堡后，我们便遭遇了一场真正的大雪。火车还没停稳，雪世界已扑面而来，整个世界银装素裹，让这个原本就非常美丽的城市成了仙境。
那天下午我们去皇村，简直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而营造出童话氛围的，还是那些树。它们在大雪中冰清玉洁，银花盛开，灿烂无比。一车的人，无论男女，无论大小，无论是写诗的还是写实的，都不停地发出惊叹，且是些毫无章法、辞藻匮乏的惊叹，面对仙境，个个都显得心有余而言不足。大自然的魅力常令人陷入愉快的窘境，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太紧，我们没能下车拍照，只能与这琼瑶仙境擦肩而过。
临来之前，因为读了那本《走近俄罗斯》，我便为自己设定了一些项目。比如去坐一坐莫斯科的地铁，再比如到莫斯科的大剧院去看一场芭蕾，等等。为了让自己像模像样地去看芭蕾舞，我还特意订做了一件漂亮的中式礼服。可惜呀可惜，由于时间太紧，加上一些必要的文学活动，我的这两个愿望都没能在莫斯科实现。
有意思的是，这两者却在彼得堡间接地实现了。
先说乘坐地铁。
涅瓦河水深60米，于是彼得堡便有了深100米的地铁。它轰轰隆隆地运行在涅瓦河下。当我乘坐下地铁的电梯时，竟然感到了害怕。电梯那么长，那么陡，好像通向地狱一般。但彼得堡的人已经很习惯了，他们站在下行或上行的电梯上，依然读书。
说到读书，我早就听人说俄罗斯的人十分爱书，随时随地都看书。此行让我对此深信不疑了。给我们开车的司机老师傅，在等待我们参观的短暂时间里，都会拿出一本书来看——不是报纸，不是杂志，而是厚厚的书。衣帽间的老人，也会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手捧一本书；坐地铁和坐公共汽车的人中，看书的人就更多了。
据说俄罗斯没有文盲，这大概是处处有人读书的原因之一。但再一想，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中国人，难道就不具有这样见缝插针读书的优良习惯吗？反正我不具有。所以看到那些随时随地读书的俄罗斯人，我不能不心怀敬意。
到彼得堡的第二天晚上，我们有幸被安排去看芭蕾舞。据说俄罗斯人去剧院看歌剧或芭蕾舞有三层意义。第一当然是欣赏，欣赏艺术；第二是展示，展示自己漂亮的晚礼服和优雅得体的打扮；第三则是享受，剧院里总有上好的咖啡和点心。
我想，那大概是过去的情形吧？现在他们的生活比较清贫，还会如此吗？
结果依然如此。一出一个半小时的戏，中间要休息两次，每次20分钟。而这中场休息的时间，便是他们充分展示自己和享受生活的时间。那些俄罗斯的妇女们，一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还香喷喷的——她们都习惯出门前洒上香水。相形之下，我们就太随意了。我仅仅来得及抓条丝巾披在肩上。
休息的场地很大，有热咖啡、冷饮料和点心供应，俄罗斯人都耐心地排队购买。而我们，则热衷于购买那些艺术品。我在那里为我的正在学习舞蹈的侄女买了一盘乌兰诺娃主演的《天鹅湖》录像带，指望着她也能像乌兰诺娃那样优雅美丽。
我们看的芭蕾舞名字叫《爱情的传说》。翻译为我们介绍了大致剧情，老实说，剧情一般化，但舞姿实在是太优美了。尤其是那位女主角，仙女一般在舞台上舞蹈着。演出结束时，她在热烈的掌声中，以10多种完全不同的优美姿态来谢幕。
让我们大开眼界。
死去的和活着的
回来后整理照片，意外地发现我照得最多的，竟然是那里的墓地。具体说，是墓地里的雕塑。看照片的朋友还以为我是去参观了什么雕塑展。
俄罗斯的公墓，就如同一个个大型的露天雕塑展。
我们去了两处公墓，一处在彼得堡，一处在莫斯科。尽管莫斯科的很大，彼得堡的很小，但给我的感受却是同样的，即它们没有墓地的阴森，没有死亡的凄凉，只有艺术的温馨，怀念的真情和对死亡的尊重。我甚至觉得安葬在那里的人很幸福。
真的，几乎每一座墓都有一个雕塑，其造型绝不重复，也决不敷衍了事。其雕像大都和真人一般大，造型多与死者的职业有关。比如乌兰诺娃的，就是一座白色大理石的舞蹈造型。因为不识俄文，许多墓碑我都无法弄清死者的身份，但这一点儿并不妨碍我对它们的欣赏和赞叹。比如有一个墓的雕塑，是一双手捧着一块红宝石，我猜想睡在红宝石下面的，一定是个女人，而那手中捧着的红宝石，一定是她的心。还有一座墓，凌空而起的机翼上并排塑着6个小伙子的头像，翻译说那是一个失事的机组。那雕塑让我感觉到他们依然在飞，永远在飞。我最喜欢的是一个不带丝毫悲剧色彩的墓，其雕塑是一位带着草帽打着领结的男子，闲适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手拿着烟袋，一手插着腰，气质有点儿像美国西部牛仔。他的脚前匍匐着一只很大的狗，狗将下巴抵着地面，眼里满是让人怜爱的神情。他身后还有一个筐，好像他并没有去世，只是在劳作中小憩。
我在这个男人面前站了很久，有点儿羡慕他。我想如果每个人死后都能有这样的待遇，死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活着的人尚拥挤，不就要奢谈死者了。而俄罗斯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它的地域实在是太辽阔了，它最不缺的就是土地。
两次去公墓都下雪，墓地里一片洁白，更令这些雕塑平添了一种美丽和肃穆。
我在那里遇见了几位老人，他们在雪地里蹒跚而行，不知是来悼念他们的先辈，还是不幸早逝的后人。我之所以注意到他们，是因为这个公墓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年轻人，来的都是老人。我不太能明白其中的原因。
去俄罗斯之前，一位女友嘱咐我，从俄罗斯给她发一张明信片。
我一口答应，因为我也打算给自己发一张。
没想到真的到了俄罗斯，却发现这个任务很不好完成，不是行程安排得很紧，而是语言不通。你不可能为了一件很个人化的事，把大家的翻译带走。于是在莫斯科我没能完成，到卡卢加也没能完成。等到了彼得堡，我想，我必须做这件事了。
这天早上我提前吃了早饭。说提前，也就是8点半，因为俄罗斯的冬天天亮得很晚，上午10点才开始工作，早饭一般在9点半。团里通知大家10点出发，我一看还有近1个小时，就穿戴整齐，把写好的明信片拿在手上出了门。
在宾馆门口，我用英语问服务台的中年妇女，邮局在哪里？那位妇女茫然地望着我。我便转身去问门厅的一位小伙子，通常年轻一些的俄罗斯人懂英语。小伙子果然听懂了，他让我等等，便去问服务台的女人，女人告诉他之后，他再用英语翻译给我，在莫斯科车站里面。
我连连表示感谢。老实说，我只会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英语，但这天早上却派上了大用场。虽然我不明白彼得堡的火车站为什么要叫成莫斯科车站（也许和西沙岛上的北京路同一个意义）？但我却知道那车站就在我们住的宾馆对面，来的那天，我们就是从那里下的火车。
走出宾馆，天空飘着雪，很冷。我却很开心。
我们的宾馆就在涅瓦大街上。凡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大概都知道涅瓦大街。因此我一来，就感觉自己住进了文学。沿着涅瓦大街走，就可以看见涅瓦河。据说到了最冷的时候，涅瓦河会冻成一座波浪翻滚的冰雕。
我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彼得堡被德军围困了整整3年时，它是否也冻成了波浪翻滚的雕塑。我只知道这个英雄的城市在坚守了整整3年后终于突围，他们没有投降，其中仅仅因为冻死饿死的人，就有50万之多，另外还有100多万人战死沙场。他们用200万的生命，留下了一个英雄民族的不朽传说。
扯远了。我穿过涅瓦大街，走到对面的莫斯科车站里，在一个英语指示牌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邮电所。窗口内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在俄罗斯，人人都有工作，收入多少是另一回事。我依然用我可怜的英语问她，寄一张明信片到中国去要多少卢布？她完全不懂，且面部表情冷淡。我拿出明信片，又是比划又是说，她爱理不理地撕了几张邮票给我。我一看，面值很小，感觉不够。可她不再理我了。情急之中，我忽然摸到口袋里的一包绿箭口香糖和一小盒清凉油，连忙递给她。她顿时露出笑容，主动将我的明信片接过去，为我贴邮票。说实话，我一点儿也没觉得得意，而是有些难过。
去俄罗斯之前，我准备了不少小礼物，光是丝巾就有十来条，还有中国结之类的工艺品。尽管有朋友说，俄罗斯人喜欢中国的清凉油和二锅头，但我不愿送。我不愿送酒，是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男人常在酗酒后打女人。我不愿送清凉油，是觉得那东西太便宜了，拿不出手。虽然带了几盒，却一直没送，没想到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那包绿箭本是我自己吃的，不算礼物。从价值说，这是我俄罗斯之行送礼送得最合算的，但一点儿也不开心。
女人一边贴邮票，一边再三示意我可以走了。我在确信了俄罗斯的邮资的确就是这么便宜后，终于离开了。
老实说，俄罗斯的很多地方，都让我回想起我们国家70年代的情形。以至于我们同行的作家在那里有一种优越感，觉得他们实在是落后了我们一大截。就目前来说，也许是。
但我没有优越感。
面对他们覆盖大地的森林，面对他们的航天技术，面对他们众多的博物馆，面对他们处处读书的身影，面对他们的地铁，面对他们优厚的资源，面对他们美丽的天鹅湖，甚至面对他们公墓，我只有羡慕和忧虑。
丢一枚硬币在梦里
我一直热切地向往着俄罗斯。
这种向往从少年时代开始，或者说从阅读艾特马托夫开始，从阅读巴乌斯托夫斯基开始，再或者说，从看到列维坦的第一张油画开始，从听到《伏尔加船夫曲》开始。
直至今天。
今天在去过俄罗斯之后，这种向往变得更热切了。
告别俄罗斯的那天早上，我站在窗前望着莫斯科不甚繁华的大街，由衷地说，我真希望他们尽快好起来。同伴中有一位说，你这是妇人之见。随即他从国家利益上、世界格局上，乃至历史芥蒂上给我讲了种种道理。我明白，我都明白。但我再次望了一眼那片陌生而又亲切的土地，依然固执地说，妇人之见就妇人之间，我还是衷心地希望他们好起来。
我祝福他们。
俄罗斯之行带给我的是什么？我还真无法说清。只有一点我知道，它让我感到了亲切和愉悦。这种亲切和愉悦不止是文学带来的，也不止是审美带来的，它似乎是一种灵魂上的亲近，一种精神上的契合。
俄罗斯之行对于我，是心灵之行。
我真想再去一次。
遗憾的是，离开时我没有丢下一枚硬币。在俄罗斯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喜欢某个地方并且还想去，那么你就应该在临走时丢下一枚硬币。我不是忘了，我是记得的，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境不适于做这件事。我是在一种很不愉快的情绪中离开俄罗斯的。跨入安检门的瞬间，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硬币了，但我却没把它拿出来丢。
只有把它丢在我的梦里了。
梦里那片树林中。
2001年11月23日—12月1日
2001年12月1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