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198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敦煌译丛》（甘肃人民，1985），［英］约翰·马歇尔著、王冀青译《犍陀罗佛教艺术》（甘肃教育，1989），耿昇、唐健宾翻译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1993初版，2007再版），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甘肃教育，2004）等，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译著。
五是有关敦煌学和敦煌历史文化的通俗读物。早在195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敦煌莫高窟》一书。20世纪80年代，该社组织出版“丝路丛书”，其中杨建新、卢苇编写的《丝绸之路》（1988）颇有影响。陈良《丝路史话》（甘肃人民，1983）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壁画故事》（共三辑，甘肃人民，1984）因出版时间较早，广为人知。此后，这方面普及读物的出版未曾间断，如谢生保《敦煌艺术之最》（甘肃美术，1992），胡同庆、罗华庆的《敦煌学入门》（甘肃人民，1994），谢生保《敦煌古迹名胜》（甘肃人民，1994）、《敦煌佛教故事选》（甘肃少儿，1995），敦煌研究院、甘肃少儿出版社的《敦煌壁画故事》（新绘连环画，5册，1995），高德祥、陈钰《美丽的敦煌》（甘肃美术，1997），陈作义《敦煌失宝记》（甘肃人民，1998），“陇文化丛书”（甘肃教育，1999）中的《劫尘遗珠—敦煌遗书》（黄征著）和《甘肃石窟寺》（董玉祥著），柴金明《敦煌写真》（甘肃人民，1999），聂锋、祁卫东《敦煌莫高窟》（甘肃美术，2000），台建群《莫高窟览要》（甘肃美术，2000），马德《敦煌石窟知识词典》（甘肃美术，2000）、聂锋《敦煌历史文化艺术》（甘肃人民，2001），汪晓军等《敦煌童话》（甘肃少儿，2002），冯骥才《人类的敦煌》（敦煌文艺，2005），陈钰、何家蓉《敦煌壁画故事大观》（甘肃美术，2007），等等。这类图书数量很多，对普及敦煌学知识、传播敦煌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俗读物中也有一些丛书。如甘肃少儿社的“敦煌童话丛书”（10种，1998）是以敦煌壁画为素材、以少年儿童为对象创作的童话作品。甘肃人民社的“敦煌文化丛书”（17册，2000）或介绍敦煌历史文化，或选析敦煌文学作品，或讲述敦煌壁画故事，其中不乏优秀之作。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柴剑虹、荣新江主编的“走近敦煌丛书”（2007，2008）可谓内容系统、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包括以下12册：
郑炳林、李军《丝路明珠—敦煌》，王惠民《三危佛光——莫高窟的营建》，荣新江《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郝春文《石室写经——敦煌遗书》，赵声良《艺苑瑰宝——莫高窟壁画与彩塑》，谭蝉雪《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王克芬、柴剑虹《箫管霓裳——敦煌乐舞》，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高启安《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李重申、李金梅《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刘进宝《遗响千年——敦煌的影响》。
甘肃也出版了不少敦煌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应归入此类。
综上对各类图书的举要，可见甘肃敦煌类图书的出版已蔚为大观，甘肃已成为敦煌类图书的出版重镇。其中的《甘肃藏敦煌文献》，大型画册《敦煌》，常书鸿、段文杰等学者的论著和“敦煌学研究丛书”，“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走近敦煌丛书”分别可作为图版文献类、艺术画册类、学术著作类、翻译图书类和通俗读物类的代表，既包含了世界一流学者的学术论著，也囊括了国内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的最高水平，也代表着中国该类图书出版的高水准。不难看出，甘肃已具备了敦煌学所有类别图书的出版能力和出版高水平敦煌类图书的实力。
二、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敦煌地处甘肃，甘肃出版界占尽了出版敦煌类图书的地缘优势，也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在敦煌类图书的出版上成果颇丰。但若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从更高要求着眼，尚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认识尚有欠缺。尽管甘肃敦煌类图书的出版时间长、数量大，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获得的国家级出版奖项比较多，而且至今未见甘肃出版人在这类图书的出版上放慢步伐——敦煌类图书还在不断面世，但历来在这类图书的出版上缺乏明确一致的看法，出版者在认识上有模糊地带。或认为投入的财力人力较大，而经济效益不明显；或认为敦煌类图书题材太狭窄，地方性太强，有地域局限，编辑出版这类图书的意义和价值不足，难以在全国或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部分出版人的头脑和手脚，制约着敦煌类图书的出版难以开拓新的局面，达到更高境界。
二是缺乏系统的筹划。尽管读者出版集团与敦煌研究院仅一墙之隔，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科院、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商学院等单位都有专业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读者集团所属的出版单位出版了他们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出版单位与学术界的交流不够深入，与图书编写单位、作者的团结协作欠缺深度，在出版规划上没有形成共识，在选题上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在经费投入上没有集中力量，在出版过程中没有形成合力，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充分挖掘了本土的敦煌学出版资源。另一方面，虽然集团所属的人民社图书中心、教育社、美术社、科技社、文艺社、少儿社都出版有不同门类、数量不少的敦煌类图书，但总体上是在根据各自的想法和实力自行其是，出版的图书显得比较零散，欠缺系统的选题策划、清晰的编辑理念和长远的出版思路。因此，在敦煌类图书的出版上，尚未能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使之产生应有的品牌效应和重大的社会影响。
三是市场化运作不足。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敦煌类图书的策划出版偏重于学术著作，而对于普及敦煌学有关知识和敦煌文化的通俗读物重视不够。一些图书以自费或包销形式出版，长期压在研究单位库房或作者家里，向学术界和社会销售的数量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图书虽经出版单位发行，但因宣传力度不够，销售渠道不畅，传播不够广泛。由于对读者需求研究不够深入，市场化运作的能力和手段欠缺，造成市场效益的不明显；而经济效益的不明显反过来影响了处于市场化改革中的编辑出版者的积极性。
四是编辑力量有待加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人民出版社经过努力，造就了一批传统文化根底较好的编辑人员，将主要精力投注于敦煌类图书的编辑出版上。现在，这批编辑中部分熟悉业务的老同志逐渐退休，部分中年编辑也走上了管理岗位。
年轻编辑中虽然也不乏努力学习、有志于敦煌类图书出版的同志，但由于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对敦煌学和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不够熟悉，与敦煌学界对话的能力有限，编辑策划敦煌类图书的专业水准尚不够高，在实践中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一度出现了有好的选题而缺乏得力人员编校的困难局面。
三、对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自己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体会和思考，我以为甘肃敦煌类图书的出版要有大的突破，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提升理念。要不断提升甘肃出版界对于出版敦煌类图书的认识。虽然敦煌其地在甘肃省界之内，但敦煌学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甘肃的出版人必须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放眼全国与世界，不断挖掘敦煌的潜力，向全世界展示敦煌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锲而不舍地向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阐释和传播敦煌文化，展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已经成为得到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显学”，世界各地对于敦煌文化的看重远远甚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将敦煌文化仅仅理解为地方性的文化，看作是受地域局限的文化，要深入体会和充分理解敦煌学术文化的世界性。敦煌学也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和“交叉科学”，要注重其“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参柴剑虹先生《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新华文摘》2008．18）要让甘肃走向世界，同时要让世界了解甘肃，敦煌类图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桥梁，是甘肃出版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因此，要站在提升中国和甘肃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组织和策划传播敦煌文化的图书。敦煌文化必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体现出其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敦煌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将远不止于甘肃，也远不止于当代。
二是加强筹划。首先，要充分了解国内敦煌学研究的状况，了解海外敦煌学研究的动态，在掌握最新信息和前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筹划敦煌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力争做到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其次，要充分发挥读者出版集团的优势，加强策划，整合集团内部的出版资源，使原先分散出版的敦煌学图书集中出版，形成几个大的系列，争取在敦煌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有分量的系列图书出版。再次，以不同的体裁和形式来阐释和传播敦煌文化，组织各类题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使之形成立体的网状结构。如文献刊布、学术研究、通俗读物、画册、文艺作品、科普读物、少儿读物等。充分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传播敦煌文化的魅力。
三是集中力量。在敦煌类图书长期的编辑出版中，甘肃出版人结识了大量的这方面作者，形成了颇具优势的人脉资源。读者出版集团不仅要整合内部的出版资源，集中有关编辑力量，更要充分发挥出版者的组织和协调作用，维系和团结作者队伍，集中有关作者和作者单位——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以及国内外其他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学术智慧和编写力量，与这些单位就出版规划达成共识，并借助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做到出版规划与科研规划的同步，共同打造重大选题、重点课题，在图书编写、编辑力量投入及出版过程中形成合力，在出版资金上还可通过多种途径争取国家和有关单位的项目经费支持，以使甘肃敦煌类图书的出版更有质量和效率、更有系统、更具规模。
四是关注读者需求，走市场化之路。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据此策划出版适应不同需求的图书。对于学术著作，要做得更有学术味，要突出其学术亮点和创新之处，要加强专业的发行与营销，努力开拓海外市场，使之最大限度地传播，发挥学术效应。同时，从普及敦煌文化的角度，大量策划出版面向不同读者群的普及读物，加大编辑含量，加强生动性、可读性，通过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做到最大程度的通俗化，以此实现特色化、精品化、市场化。如果图书的内容是读者所需要的，装帧设计时代感强，宣传营销到位，必将取得好的市场效益。比如，近年去敦煌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如果针对他们的文化需求策划一些好的选题，就会有好的市场效应。另外，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体，着手建立敦煌类图书的电子数据库，积极推进这类图书的电子和网络出版，培育新的市场。
五是培养出版人才。要向全世界弘扬敦煌文化，必须有一批热爱敦煌文化、理解敦煌文化、有能力传播敦煌文化的出版人。敦煌类图书的出版，必须依赖于有着高远文化理想与文化情怀、具备有关专业知识和编辑技巧的编辑队伍。在目前的编辑力量（数量、质量）尚不适应大规模编辑出版敦煌类图书的情况下，出版单位要发挥退休老同志和社会上有关专业人员的作用，同时在项目的实施中抓紧培养年轻编辑。编辑出版人员要与敦煌学界紧密联系，经常参加敦煌学术会议，要有广泛的专业阅读，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增长学识，提高本领，增强策划、编辑、营销敦煌类图书的才干。
六是长期坚持，锲而不舍。敦煌类图书更多地属于长销书，敦煌类图书的出版更多地属于专业出版的范畴，因此出版单位要有长期投资的理念，出版人要有长期坚守的定力。这是该类图书在社会上产生广泛持久影响所必需的，也是出版单位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甘肃敦煌类图书的出版，在较长的历史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如果甘肃出版人能够克服浮躁心态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坚持不懈，做到后出转精，必将使甘版敦煌类图书的品牌更响亮、特色更鲜明、影响更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