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西海固地区同心县，以“苦甲天下”而闻名，但就是在那里，引发了一连串的怪事——这个仅有33万人口的贫困县中，吃“皇粮”者高达1.1万人，全县超编人员高达2800多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支超编大军中，大多是“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还有小学生“娃娃干部”，和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干部”。此县烈士陵园只有3座墓碑，但有20名管理人员，真的是“20个活人守着3个死人”。机构、人员过多过滥而造成的效率低下，几乎成了一些地方的通病，而少数“懒和尚”当主持而产生的“食客者众”，更成了这些地方的“痼疾”。
这种“奇特”的现象已经十分常见，在我国很多国家级贫困县内，吃“皇粮”的人数极其膨胀，这些冗员大吃国家的财政预算、补贴，就连专项资金也被挪用……我们称之为“贫困的腐败”。
当“贫困的腐败”成为普遍现象，百姓心中虽多有怨言，却也已经怪不怪，直到变成一种逆来顺受的忍耐，很多人都从社会学来分析这种现象，却很少想过从经济学来解剖它。
1957年，一个英国历史学的博士帕金森在马来西亚一个海滨度假时，悟出一个定律，后来他将自己思考的结果发表在伦敦的《经济学家》期刊上，一举成名。这就是帕金森定律。
后来帕金森将此写成一本《帕金森定律》的书，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该选择哪个呢？第一个是万万不能选，因为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个也不好，因为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个选项最适宜。于是，不称职的官员A君让两个平庸的助手C和D来分担他的工作，他自己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既然两个助手C和D无能，也就上行下效，再各自找两个更无能的助手，出现了E君F君和G君I君。依次类推，于是，一个机构臃肿、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然，A君的地位始终是最高的。而其下的各位官员们也会给彼此制造许多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七个人的共同批阅，必须要待遇平衡，有了矛盾也要商量解决，于是，出现了升级调任、会议出差、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工作愈来愈忙，这些人似乎不够了……毫无疑问，庞大的行政管理开支必然落到每个纳税人身上，过多的行政干预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
建国初期，一个县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几百人，现在则有上千人乃至几千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公社连每株玉米的间距是多少厘米都要制订计划，还要层层落实，确实非常辛苦。然而，由于土壤肥瘠、气候旱涝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后果，谁也不买领导的账。
于是可知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占据领导岗位后，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这种对机构病症的独到观察与尖锐批评，仍然值得任何机构的高级人员进行参考与反省。
其实，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从另一方面对这种庞杂机构进行了批判，那就是“三个和尚”的故事，这也是一个经济学的定律，后被管理学界广泛引用和流传，这就是华盛顿合作定律。即，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
为什么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呢?早在1920年，德国心理学家黎格曼曾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团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与者都参加3种形式的测量：个人单独拉、3人同时拉和8人同时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63公斤；3入团体总拉力为160公斤，人均为53公斤；8人团体总拉力为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只是个人独自拉时力量的一半。黎格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较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懈怠”。
之所以产生“社会懈怠”现象，专家们解释说：每个人可能觉得团体中的其他人没有尽力，为求公平，于是自己也就减少努力；也可能认为自己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或者团体的成绩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归于个人，与团体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故不能全力以赴。不管发生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在团体中确实会存在着“社会懈怠”现象。
“社会懈怠”阐明华盛顿合作定律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华盛顿合作定律背后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要比这复杂和微妙得多。这种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个人不是静止的，而是方向各异的能量，真诚合作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
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利他才能利己
如果变“损人利己”于“利己又利他”，变“个赢”于“共赢”，合作中大家都有收益了，难道还怕未来的收益变少么？
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一根渔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鱼，另一个人要了一根渔竿。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得到鱼的人在原地用干柴搭起篝火煮起了鱼，他狼吞虎咽着，转瞬间，连鱼带汤就被他吃了个精光，不久，他便饿死在空空的鱼篓旁。
另一个人则提着渔竿继续挨饿，艰难地向海边走去，当他看到那片蔚蓝色的海洋时，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只能眼巴巴地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寰。
后来，又有两个饥饿的人，他们同样得到了长者恩赐的一根渔竿和一篓鱼。只是他们并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共同约定去找寻大海，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海边。
从此，这两个人开始了捕鱼为生的日子，几年后，他们盖起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有了建造的渔船，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许多时候，与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也才能使自己的价值最大化。经济学并不否认人的自私性。从经济学角度看，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只利己而不妨碍他人，也就是自食其力，无需别人帮助或者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会无偿帮助别人。这类行为在经济学上称为“行为内部化”。第二种是自私自利，且妨碍了他人。经济学上称之为“行为外部化”或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外部经济性行为，也就是说你在追求自利的同时也为别人带来了利益，即“利己又利他”；二是外部不经济性行为，如企业生产时排放废气、卖假冒伪劣产品等，即 “损人利己”。
承认所有人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这并不代表着损人利己，因为，因损人而得到的利己收益，只是一时的，它会因损人而让你的口碑效应变差，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愿意与你合作的人越来越少，留在你身边的愿意与你合作的将会是损人利己的“主儿”，与这样的人合作，你还能侥幸多久呢？相反，如果变“损人利己”于“利己又利他”，变“个赢”于“共赢”，合作中大家都有收益了，难道还怕未来的收益变少么？
那如何实现共赢呢？
在《左传·僖公五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国经常侵犯晋国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国。“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大臣。
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生存了，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放在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果然，虞国国君见到珍贵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听荀息说要借道虞国之事，当时就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听说后，赶快劝阻：“不行，我们和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可以彼此帮助，万一虢国灭了，我们也就难保了。俗话说：‘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也保不住啊！借道给晋国万万使不得。”虞公说：“晋国是大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们交朋友，难道咱们如此小气？”宫之奇连声叹气，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国。
之后，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随后又灭了虞国。 这就是“唇亡齿寒”的故事，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想想，如果我们的嘴唇都没有了，牙齿怎么能好端端地生长呢？唇齿本是互相依存、休戚相关的关系，却因损人利己而付出亡国的代价。
不可否认，利己是人的本性，但互助才能使每个人都实现最大化的利己。我们要在经济活动中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必须明白只有互助才能互利。“唇亡齿寒”这个故事应该给现代人敲响警钟。
“损人利己”和“利己又利他”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当个人或企业为个人收益最大化而劳动或为企业利润最大化而生产时，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增加了，其他国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而获益。但自私自利则会让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其结果正如故事中讲的那样，因一己之利给对手让路，落下国破家亡的结局。
比尔·盖茨曾说过：懂得分享是一种聪明的生存之道。当我们摒弃自私，为别人付出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帮助了自己。因为，在这个崇尚合作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全部，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往往就维系在与别人互助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