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写给于燎原的信他能不能收到？即使是收到了，他也给我回不了信，因为部队有规定，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寄信人是不能写本人单位的地址的。
但是，信寄走后，我的心里还是释怀了许多。丢失信件的事情虽然有，但是少之又少，不可能就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吧？
我像一个对输赢难以预料的赌徒，凭着天老爷的喜怒哀乐的赐掠，来决定我感情的命运了。
以后的事，我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三天后，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虽然上学的时候也穿过，但是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军装。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红星红领章欢喜的不得了，一个风华正茂英姿飒爽的女兵跃然镜里。
我去了8023通信团的长途台报到。
我开始过起了与世隔绝隐姓埋名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军旅生活。
因为有张叔叔的关照，通信团的团长和长途台的总台长，带着我走进了长途台的几个机房，向我讲述着长途台主要是承担着基地内部、核试验场区、基地与北京与核试验有关的长途通话任务。还去了核试验场区730主控站前沿的地下防控洞看了看……
让我高兴的是，正在防空洞执行任务的四连长途台台长，竟然是威海一中毕业的高中生，比我大三届，是十九级的，叫黄文娟。
团长对总台女台长说：“就叫卓华先跟着黄台长熟悉一下，首长有指示，一个月后，卓华要到上海训练学习两年。”
一个月后，我去了上海部队一家研究所学习，先是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来主要是学习有关业务方面的知识。
不到两年，我就学成回到了母亲身边。这时候的我，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少女了。近两年的部队生活，锻炼了我，使我的内心变得坚强和豁达了不少。
我和四连台长黄文娟的关系不错，即是校友又是威海老乡，她家住在威海戚家夼村，离爷爷奶奶家有十公里的路程。
“卓华，你的口音里还有些胶东话的发音，学会标准的普通话是我们通信兵必须练就的基本功。”黄文娟说。
“在上海学习口语矫正的时候，老师说过我……我一点也听不出来你说话是胶东人，干脆你当我的口语老师吧，我好好跟你学。”我说。
“这个我不推辞，我先拿几本有关标准话方面的书籍你看看，我会随时纠正你的发音。”黄文娟说。
后来，我和黄文娟成了要好的朋友。成了要好的朋友，说话的内容就自然多了起来，免不了要说些释放少女情怀方面的事情。
“有不错的男同学吗？”黄文娟问。
“有。”我点点头。
“还处着？”
“两年没联系了……”
“人在威海？”
“不知道。”
“你这闺女，人都不知道在哪儿还说处着呢。”黄文娟笑着。
“可能在威海，也可能在北京。”我把于燎原父母家的情况说了。
“啊呀，你男同学的妈妈是京剧团的那个团长啊？人长的可漂亮了，好多观众不是去看戏，而是冲看她那个人去的。”黄文娟说。
我没有说话，心事重重的。
黄文娟好像理解我，说：“我也一样，刚当兵那会儿，是百里挑一，多少同学羡慕的要死，可是谁知道我们的艰辛？我们吃的苦受的罪谁看得到？不能跟同学联系，不能跟家人团聚……我都当兵五年多了，一次还都没有回去过。一个多月前，我就写了探亲申请，到这会儿还没批下来，我都快把我爹妈的模样忘了……”
黄文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我说：“你干够了？”
“干够了，可干够了还不能说啊，那是会犯错误的，档案里必须清清白白，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污点，你得为复员转业考虑。”黄文娟说。
我在丰富着社会阅历。
“有男朋友？”我问。
“先前和你一样，上高中时有个要好的，我当兵走的时候，我俩抱头痛哭了一场……”黄文娟说：“这都五年多没联系了，估计人家都结婚了。”
“那现在呢？”
“组织上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咱们连的冯指导员，我没同意。”
“我觉得冯指导员挺文静的，又有文化，干嘛不同意？”
“我就纳闷了，我自己找对象，碍组织什么事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还用得着组织同不同意吗？”
“也是，可是没办法，部队就这么规定的。”
“所以说，你就别惦记着你的那位要好的同学了，削发为尼，清心寡欲，阿弥陀佛……”
我无语。
“要不申请转业，回威海。”黄文娟说。
我心里一震：“你回威海能安排工作？”
“我是副连级干部，不但能安排工作，还能当个小官呢，平级安排。”
“嗯，是这样。”
“你现在可别胡思乱想，过两年还差不多。”
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母亲，母亲说有件事情一会儿回家再说。
我匆匆吃完饭，回到家中，见母亲在往旅行包放东西。
“妈，这是干嘛？”我问。
母亲说：“前些日子我跟组织申请了，要把你爸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我不想让你爸在外漂泊了，怎么说也该让你爷爷奶奶看看你爸……你和我一起去。”
我心里一阵激动：“怎么去？”
“组织上派车。”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是不是挺高兴的？这两年也委屈你了，你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去找找于燎原了。”
“谁知道他还在不在威海？说不定跟他妈早去北京了呢。”我说。
“你不是给他写信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会等你的；如果收到信不等你，那你就没有必要和他继续下去了。”母亲说。
“那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再说了，谁敢保证他就一定会收到了信？”我说。
“那就凭运气了……你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早点出发。”母亲说。
第二天早上，我和母亲坐上了吉普车，向离开两年多的故乡进发。
“雷主任，上次我去威海接卓华好像是前年吧？”司机说。
我这才想起司机怎么这么面熟。
“谢谢您，那时候我太不懂事了。”我抱歉地对司机说。
“都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没啥。”司机侧头对我说。
“小林，这次还要辛苦你了。”母亲说。
“我这是在执行光荣任务，送卓烈士回家，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小林司机说。
我看看身旁的旅行包，那里面安放着父亲的骨灰盒。
我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到旅行包上，像抚摸着父亲温暖的教诲。
一晃父亲离开我已经两年多了，每每想起父亲那天晚上离开我最后的时光时，我的心便隐隐地作痛。
我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父亲颤抖地抬起的手，父亲混浊凝视我的目光，父亲挂在眼角的两行清泪，父亲微微抖动着说不出话的嘴唇，父亲从微笑到刹那间痛苦离去的表情……
我望着窗外不远处的几根枯枝，感到这个冬天，一定是决定我情感命运的关键时刻。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以我当时的阅历和执着的脾性来说，一点也不为过。
虽然和于燎原分别两年多了，但是随着时光的消失，我对于燎原的那份感情从来都是有增无减，时时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时光。
虽然部队的纪律非常的严格，但是写封信还是可以的。我之所以没再写信，也是我的虚荣心和理想化的想法在作怪，又想象着如果于燎原已经离开威海了，我就是写再多的信，还不都飘进大海里去了？基于这种天真的想法，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两年前，我给于燎原写过信，我坚信于燎原一定会收到的。虽然我只写了几个字，但是就是这几个字，在我心中烙下了对爱情不灭的镌刻。
那个时候都时兴“考验。”考验入党，考验入团，考验阶级立场，考验见义勇为，考验拾金不昧等等。我没有成为“考验”的局外人，不但没有成为局外人，还把“考验”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就是对爱情的考验。
那个时候我一点也没觉得天真幼稚，我是挂着一脸的庄严，携着一股执着的追求，来完成自己的想法的。
如果于燎原真正对我好的话，收到了我的信，他会放弃去北京而留在威海等我的；如果他收到了信，依然去了北京而不能等我，那我的“考验”就算彻底地失败了，我也就不再留恋对于燎原的感情了。
母亲临来说过的话是对的：那就凭运气了。
我忐忑紧张，结果很快就要揭晓了。
我又凝视着坐在前面母亲的后背，许多平时不曾有过的想法涌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个纤弱的大资本家的女儿，她的人生选项，她和父亲的爱情旅程，难道都是凭运气换取的吗？
也许和我母亲分开生活的时间太长的缘故，我和母亲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母女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依然走进不了我的心里。
我把我最真挚的情感，都留给了下江村的爷爷奶奶，以至于每每想起他们，我就会泪流满面。
我发现，我常常像一个局外人似的，来评判母亲的所作所为。
我不知道在母亲瘦弱的躯体里，是怎样聚集起了一股股强大的能量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以一个“化悲痛为力量”烈士妻子的角色，投入到了新的科研项目中了，以一个女强人的形象，展现在战友们的面前。
她像一个被时代裹着前行的机器，带着使命和荣耀，穿梭在现实和理想的通道之中。
说实话，我特别羡慕于燎原和他母亲的那种心灵上的对接，不需要被动地去接受指令，更不是去违心地迎合，用彼此给予的愉快心情，去交织着母子间生活的美好。
也许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我和母亲还没有达到于燎原和他母亲的那种和谐程度，我们更像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总是在被动地接受她对我的教导，还不允许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之所以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因为我身上的血有一半是这位老师给予的。
我期盼着母亲能在我面前只是个母亲，其它的身份和荣誉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
“华华，我在跟你说话呢？睡着了？”母亲问。
“你在跟我说话？”
“不信，你问问小林？”
“是吗林战友？”
小林点点头没说话。
“刚才可能睡着了，对不起，您说。”我说。
“你把到威海的时间提前安排好，最多在你爷爷奶奶家住三五天。”母亲说。
“张副司令跟我说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们，不要着急回去，他说让你们多住些日子……我们都是在执行任务，不是请假办私事……”小林说。
我看到母亲皱着眉头盯了小林一眼，小林心领神会地不再说下去了。
母亲“皱着眉”这个瞬间的画面，我当时特别厌恶，以至于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那我们就更要自觉啰，首长关心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早日回到岗位上，为实现祖国的强大人类的理想做贡献。”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还挥舞一下手臂来加强力度。
我不自觉地“哼”一声。
“我说的不对吗？”母亲问。
“我没说不对。”
“那你刚才为什么发出一声简短的不满意的声响？”
“下意识的。”
“什么是下意识的？有了我的上意识，才有了你的下意识。”母亲说。
南方普通话听起来不如胶东话实在，我懒得当着小林的面跟母亲对话。
母亲见我不吭声，侧头问：“这次回威海还有什么事情要办？”
这就有点明知故问了，我不是都说了要去找于燎原吗？她怎么还问我？
“把我爸的骨灰亲手交给我爷爷奶奶，然后再去会会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故意把后一句加重了语气。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嗯。”
“那我是你生命中的什么人？”
“母亲、合格的军人。”
一阵沉默。
小林干咳了两声。
大概我的回答令母亲很不满意，可又没有挑剔我的理由。
于是，她又换了一种教诲我的语气说：“你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无语。
“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一种献身的拼搏精神，一腔把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雄心壮志……我认为这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母亲又用挥舞手臂配合着讲话的力度。
我无语。
母亲没有听见我的响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就问小林：“小林，我说的对不对？”
母亲说这个“我说的对不对，”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中学教务处主任马年粥的口头禅。
我没憋住地笑了一声。
“雷主任说的对，雷主任的政治思想觉悟就是高，那是从上到下有目共睹的。”小林说。
小林的及时插话，抚平了我刚才的笑声对母亲的不恭。
本来话说到这儿也就过去了，可是母亲意犹未尽，又对我补充了几句：“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也难怪，你爷爷奶奶又没文化，缺少对你理想和意志的教育，只有部队这所大熔炉，才是锻炼你百炼成钢的根本所在……你要以你爸爸为榜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把根扎在那茫茫的沙漠……”
我不知道新中国是怎样把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但是母亲说的后面的话，一下子激怒了我，我大声说：“你歧视爷爷奶奶没文化，你歧视我生活在农村，你歧视农村就是歧视***的革命路线……农村是大有可为的，要不然城里的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母亲无语。
我也补充说：“我爸就是从农村出去的，他的理想缺失意志薄弱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