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文革期间的唯一一次高考开始了。杜鹃从容振定地走进了考场。两天考试，我都躲在别人看不见，只有杜鹃知道的地方为她护考，她考得春风得意。
成绩出来了，她四科成绩考了298分。其中化学考了98分。她爸妈说，这一成绩在报考化工学院的86名考生中名列前5名。正在举家欢庆时，传来了坏消息，考生录取工作暂停。
原来6月28日，辽宁省考场出现了一个交白卷的考生，并在试卷上写了一封信，事件迅速传开，人民日报在8月10日发表了社论，否定了考试录取的做法。曾几何时，两报一刋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一场反潮流的热潮席卷全国。已经考完试的试卷作废了，各院校由考试招生改为贫下中农推荐入学，实行社来社去。
杜鹃没有知青身份，自然失去了录取资格，命运跟她开了一次玩笑。
事件波及的不仅仅是大学，我们也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学校刚刚恢复的良好秩序又被破坏了。本来这一年多来，我又登上了学习尖子的宝座，别说在班级，就是全年组，也都是公认的学霸，随着不考试，不测验，反师道尊严，反唯成绩论的大批判、小评论的展开，我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但是，我没有因此颓废，相反还感到幸运。幸运的是这一年多，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杜鹃最令我钦佩的是有一种遇挫逾强的韧性。我去安慰她时，她很平淡地说：“命中有的自然有，命中没有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只要能和喜爱的人在一起，一切都无所谓！”
都说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杜鹃内心的强大是一般女孩，不，一般女性不能媲美的！
红画班在反潮流运动中不仅没受到波及，而且队伍日益扩大。市红画班开班时只有20人，一年多时候发展到了40多人。这个班以教实用美术为主，学美术字，画刊头画，画插图。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学习制作幻灯片。用120照相机把一些创做的画照下来，把胶卷冲洗出来，用底片放到幻灯机上就可以放映成象电影屏幕那么大的画面。
我跟杜鹃说了做幻灯片的过程后，杜鹃说：“我爸爸有一部照相机，是海鸥牌的120相机，咱们也按你学的办法做呗！”
那时候照相都去照相馆，照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两毛七，二寸六角四，三寸的一元二，四寸的全家福两元六。因为照相的人不多，照满一张底板或一卷胶卷得好几天，配一次冲洗剂能冲几个卷，如果过期了，冲洗剂就失效了。所以照一张相片得一周时间才能取。
在她家里，杜鹃把她爸爸的相机拿出来了，发现没有胶卷。杜鹃平时很节俭，为了我却什么都能豁得出来，非要我带她去买胶卷。一卷120胶卷三元六角钱，她眼晴都没眨就买了。我还只看红画班老师照过相，没有亲自用过，连怎么上胶卷都不会。杜鹃有办法，找她爸爸学，学会后又教会了我。我们把我送她的图画和字画都照下来了。还剩几张底片，她拉着我去了公园照外景。
当一个女孩发自内心爱你时，胆子大的会让你吃惊。平时说话都爱脸红的她，竟敢求公园照风景象的师付给我俩拍合影，并且还把脸贴在了我脸上。
照完后，我问她如果被你爸妈发现了怎么办？她说，我有办法，我爸妈从不进我屋里翻东西，我们三个人都有收藏夹，不经本人同意，不准乱动，我就放到收藏夹里，不会让爸妈知道的。最后她用狡黠的目光看着我说：“这回你就跑不了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她策划好的，我自以为自己策划的谋略胜人一筹，在她面前还真低人一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胶卷照完了得去照相馆冲洗，冲一个卷还需一元二角钱。钱不是问题，我付了。可是没想到，照相馆看那样照片效果好，杜鹃又漂亮，这么既亲密又自然的男女照片又很难找，竟然没经本人同意，发大后放到了厨窗里！结果被她们班同学看见了，一时间在三班和一班传开了：“一班的汤庆北和三班的杜鹃照订婚照了！”
我跑到照相馆强令他们把照片摘下来。照相馆自已觉得理亏，没多说什么就摘了下去，我想底片在我们手里，把那张照片要到手里也就完事了。可是我想的简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