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宰所说的话，了缘虽然琢磨不透，但是皇帝却是明白的。周太宰是劝皇上要无为而治，一切服从天道，顺其自然。
皇帝很欣赏太宰的这些话，这都是古圣先贤的至理名言。皇帝现在正需要为自己的倦政找一些理由，而太宰就及时的向皇上提供了这个借口。皇帝当然愿意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圣人就是这么教导与垂范的！
与皇帝的无为而治不同，汪皇后现在越发积极有为。也许是闲时看了太多的书，皇后渐渐明白了事理，增广了见识，因此变得越来越有主见。有主见既是好事又可能是坏事，因为有主见所以皇后就要开始管事，管好了一件事，便发现管其它事也不是那么困难。于是皇帝没空去管的事汪皇后便都替他管到了，并且管得还算是得体妥当，皇帝因此也就默许了皇后偶尔的擅专自主。
皇帝倦政，其来有自。当皇帝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宫廷之外的生活，走马斗鸡，呼朋引伴，追花逐柳，诗酒风流，甚至是十年寒窗，金榜提名，万种乐趣，不一而足，而这才象是人过的日子。相形之下，宫廷就象个监狱，皇帝不过是个被禁锢其中的囚徒，明明是一个失去自由、缺少欢乐的人偏偏还要装出一付欢天喜地的样子，配合他的后妃臣民来演一场堂皇华美的大戏，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世人。这样的傻事智者不为。
尤其现在皇帝经历了与柳贵人的生离死别，又痛心于长公主的神智昏颠，即使贵为皇帝，又能如何？一样有许多说不得的辛苦愤恨。
只是身为当今的皇帝，他交卸不了这些让人不得自由的差事。国家需要皇上，朝臣们需要皇上，后宫的妃嫔和天下的百姓都需要皇上。皇上是他们的主心骨，是他们的护身符，连社稷江山、天道运势都依赖皇上而能代代相传延续，这要是没了皇上，岂不等于塌了天！断了脊梁骨！
既然做皇上是他的命中注定，他就只能顺应这个天命。天命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就是因为冥冥不可知晓，所以才有让人敬畏的力量。
既然天命在朕，皇帝相信他应该能够获得上苍的眷顾和神明的赐福，由洛都到南都，天将崩而地将裂，结果仅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变故，千里跋涉，迁播江南，朝廷日益安定稳固。这就足以证明天命仍在，既然天命仍在，于是皇帝想做个快活的皇上，做个随心所欲的皇上，做个不为红尘琐事困扰的皇上。
而天赐其便，眼下的这个局面就让皇帝感到前所未有的省心。朝堂上有周太宰谋划大局，政事可以放心的托付给他，京师的街道巷陌安排有揖捕司的锦衣儿郎侦察民意舆情，后宫有贤惠的汪皇后替他料理日常琐事，可以说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所发生的事情几乎都在皇上的掌控之中。皇帝因此可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
但是皇帝只看到了朝野宫廷平静的表面，却完全忽视了其下掩盖着的汹涌波涛，或许这也是皇帝有意为之，亦既是所谓的御下之道。
大臣总是喜欢拉帮结派，而皇帝应尽量超脱于这些帮派之上。无论是偏向其中的一派压制另外的一帮，都要盘桓于心，操纵于手，使之为朕所用。至于局面的消长，势力的变张，皇帝更要拿捏轻重，分别给予抬举或贬抑，总之是要尽量分化瓦解他们，使他们互相攻讦，彼此不和，心心相隔，决不能够让朝臣们同体一心，铁板一块。而要是朝臣们合起心来，一心一意的以对付皇上为己任，皇帝的威权就给架空了，这御下自然也就失败了，皇帝从此后也只能任由臣下们给牵着鼻子走。历代的权臣专政，皇室衰颓，国难频仍，便是至此而始。
当今皇帝也同样遵循这个世世相沿的祖制法则，他在重用周如喜的同时，毫不犹豫地让陆正己投闲置散。事实上不论是周如喜还是陆正己，皇帝内心并不真正相信他们。皇帝相信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经典老话，这自然也是先圣古贤所教导的。
周如喜出任太宰的时候，凭借皇上的信任，开府置官，将政事堂的员额扩充了一倍有余，举凡官吏迁谪，章奏，钱粮，典册，军务，边防都有专人负责，由是天下事，事无巨细，悉总归到太宰门下统辖。周如喜因事多烦杂特意延请了好几位师爷帮他理事问政。
事情都由别人做，周太宰按理说应该闲得很，可是周如喜一刻也闲不下来，他要固宠。固宠才能保持住权位，有了权位才能召纳贤人为自己所用，若是治国有方，持家有道，周如喜也就不怕霄小们的攻讦算计。况且因权生利，随便给点甜头市恩于众人，自然皆大欢喜，一团和气。要是有人还不识抬举，假以皇帝之威，凭借太宰之权，将之贬窜于外，则眼不见耳不闻心亦不烦，处置亦属妥当。
周太宰为固宠可谓绞尽脑汁，他奉劝皇上无为而治，行仁德之政，皇帝欣然从之并放手让太宰理政决事。
周如喜投桃报李，自是以孝敬皇上为能事。皇上倦政，那他就加倍勤勉，一挨事毕，既起草章奏禀告皇上，以示自己不敢擅专。他也认认真真的在办两件事，一曰外交，二曰财赋。
太宰自从出使了一趟东胡，从此便念念不忘与胡人结成同盟合攻靖逆的大计，只是这事单靠朝廷方面使劲，似乎见效不大，所以一时半会倒也急不得。只能慢慢坐等东胡大汗想通合作之利，方有水到渠成，缔结盟约之时。
周太宰与前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坐等，而是积极着手去做。甫一上任他就派出使节假道海上与东胡联系。除了跟东胡交结沟通，周太宰还在等待成都留守方大用反正归附的好消息，这应该是板上钉钉十拿九稳的事。只要方大用树起反正归附之旗，自然会激励起南方的士气人心，到时候以一统天下之名督率朝野上下，则事半功倍。这事若是办成功，周侯爷升为周公爷应当不在话下。
现在让周太宰头疼的唯有税赋财源。朝廷播迁到南都以后，一切皆都安固，然而财力却渐渐不支。宫殿的营建，内廷的敬奉，臣僚百官的俸禄，军士们的薪饷，都要太宰想方设法的弄钱来支应。况且周如喜上任之初，便答应过给百官加俸，为军士们添饷，倘若言而无信，必为众人所恶。如此上下非议，群情汹汹，众口指摘，这太宰只怕也做不长。
为这事周太宰关门与谋士们密商，你言我语，皆不中意，最后也只好采纳最下等的意见，开通与靖王的互市，以江南的丝茶绸米换取北地的金银宝货。这事还得瞒着皇上进行，因为皇上的那道“有提及与逆贼议和者，斩！以禁输之物资敌者，斩！”的榜文告示还高悬在南都的九门之旁。
互市得来的金银不足以弥补支应，太宰便又打起征税加赋的主意。门人们翻遍史册，搜集以往，将前朝旧代的惯有做法，列举成例，倡议推行。
盐铁酒坊按例应该一律收归官家专营，若有私商想做此买卖，须纳巨款到官府领取照牌；仿照北朝之例收取人丁口税；将每亩田赋加征一钱二分银子；市井买卖、行商贩运由十五税一变更为以什税一；各地民夫工匠为官府服役的期限亦由原先的十日改为三十日，并允许以银钱折抵服役。
周太宰将这种搜敛民财的举措称之为新政，他上书皇上说，财赋为国家之根本，国富则民强，国饶则民用足。现靖逆踞北，天下未安，宜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江南富庶，虽以什税一，断不至伤其根本。况忠君爱国，人之大伦，以朝廷小取而换得天下大安，理固宜然，未有不妥。
皇帝未有反对，于是以上种种举措便以革除旧弊，厉行新政之名雷厉风行的推行下去。各地官吏均接到政事堂发布并经过皇帝诏准的“天下各州郡府县均须切实推行新政，不得轻忽漠视，违者即予革职”的政令。
周太宰并晓谕吏、户二部，各地官吏的升迁降调，须看其推行新政是否卖力，当地所缴赋税特产是否激增为准绳。为防止地方官吏虚与委蛇，推行不力，周太宰还派出征税使和转运使，进驻各繁华市镇，监管各处税赋征收，专事搜求，不使遗漏。
太宰的门下也有人为周公担心，曾含蓄提醒他说：明公推行新政，江南因此而破家败产之人日多，百姓骂声四起，民间怨声载道，于明公声望大有损害。
周太宰不以为意，只是说：兴利除弊，只为朝廷皇上，岂能斤斤计较于一己之私！吾但求一介忠心为天地日月所鉴照，个人毁誉，自不必挂心多虑！百姓虽苦，只不过忍耐一时，国家富饶，却可以受用百世。
是以江南民庶虽骂声四起，破家败产之人虽日益增多，但是朝廷至此财源广进，府库充盈，于是加饷增薪，扩军备武，营建宫室衙署，忙得不亦乐乎。太宰自恃功劳，更加不为良民百姓的冤苦所动，居之泰然，安之若素，甚至为此沾沾自喜，以为是能臣治世，诸葛复生。
尽管周如喜下令各地守令只管遵照执行，不准非难妄议，但是仍有缙绅举子上书朝廷，指责周如喜不顾天下民生多艰，不遗余力搜刮民财，致使江南市井萧条，商旅闭门歇业。太宰所行新政乃是恶政，惊扰天下，困窘生灵，祈请皇上罢除。
除了各地缙绅举子上书之外，揖捕司亦向皇帝呈文，其中也提到了京师坐商关门罢市，外地行商不复再至，市井小民惶惑无计，流言蜚语日甚一日。
普庆年间所力推的新政，皇帝至今记忆犹新，如今太宰搞起的新政似乎又有重蹈覆辙之象，皇帝因此召太宰前来问对。
周如喜辩解说：“旧时的新政乃从罢废衙署，裁汰冗员入手，只是节流，且因战事，未能持续，所以收效甚微，如今的新政，着眼于开源，将私人获利的财源税赋收归朝廷，以使国家富足，仓禀充实，财用丰饶。”
皇帝说：国用不足，朕和朝廷可以樽节用度，与民争利，恐不利于长治久安。
周太宰说：盐铁酒作历朝历代皆为官营，每年得利甚巨，于其富私人归民间，不如富朝廷归皇上；人丁口税，每人年不过百钱，况国家生养众庶，百姓即以百钱充作报效，何得言过？市井萧条，商旅歇业，乃是奸商滑贾，屯集居奇，欺行霸市，意图让新政尽废，旧法重行，此辈好混水摸鱼，从中谋利。现新法已行数月，增薪添饷，营造宫室，虽所费不菲却均能筹措支给，陛下的私府，如今亦是钱用充足，此皆从新法而来？腐儒无识，但知坐而论古圣先贤之道，又岂知当家理财治国兴邦之策。”
周太宰言讫，磕首于地，其言铮铮，掷地有声：“臣之所为，竭忠为国，并无半点私心，伏惟陛下明察。”
周太宰应对称旨，皇帝自然频频点头。的确单是皇帝的私府，这几个月便有不少的银两拨充入库。皇帝手头有了大笔的闲钱，孝敬太后，赏赐后宫也不象以前那样缩手缩脚，这都该归功于太宰的勤勉忠诚。
因此皇帝亲笔御书“忠君爱国”四个大字，特命内府制成金漆匾额，悬挂于政事堂的门楣上，以为对周太宰忠诚勤勉、老成谋国的表彰。
然而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周如喜到底顾虑于他人的毁誉。身为宰执，也总想着能够名留青史，功传万代。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吩咐从人将皇上的御书拓印、分刻，令天下各州郡府县都要高悬此匾，让皇帝“忠君爱国”的圣谕就此贴近民庶，深入人心。
这还不算，太宰一纸批示风行全国，要求各地守令遵照“忠君爱国”之旨意，竭忠竭诚，多多报效；所有在学的生员举子，从国子监到府县的儒学，也都要就“忠君爱国”的微言大意做上几篇文章，以求能够领会宏旨，并身体力行。
与此同时，周如喜任用的那一帮门徒党羽，也为太宰施行的仁德之政不停的鼓吹呐喊，各地纷纷有人献“万民书”于皇上，称其有周公伊尹之贤，陶朱管仲之才，天下苍生受其恩惠良多，所以交口赞颂周公执政是时出贤相，辅佐圣君，是天地之幸，万民之福，社稷之盼。
周太宰闻之陶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其弟周如乐调升为御史中丞，掌控御史台，以此监督言官，钳制言路，不许他们妄言乱议，惹事生非。
至此周如喜恩眷日隆，权力日固，只是尚存一事让他心有不安。因此太宰还想演上一出戏，一出“将相和”的大戏。
周太宰早就想与太尉唐觉之修好，他拨付大笔银两用于扩军备武，原本就有讨好唐太尉的意思。但是唐太尉素来厌恶周如喜这个人，私下里太尉跟其门客闲谈，言语中便称他是“周猫”，意在嘲讽他谄事君上，柔媚如猫。
在洛都的时候，周唐两家同为四贵，虽然明争暗斗，表面上还是有一些人情来往，相互酬应。等到普庆之乱爆发，老太师唐明死于京师乱中，唐觉之以为其父之死，当时主政的周如喜脱不了干系。要不是他擅扣军文，蒙蔽皇上，何来这地分南北，江山破碎？其父又何以会死于国难！
所以到了南都，两家自然断了来往，现在更因为册立太子妃的过节，让这旧仇又凭添了几许新恨。周唐都是高门权贵，且又一殿为臣，前朝后宫时常碰面，只是碰面之时，一个仰面朝天，一个低头看地，双方竟连句客套的寒喧都没有。
唐觉之对于自己的妹子唐贵妃没能成为皇后早就耿耿于怀，现在呢，其族弟唐会之的闺女唐媛本来有望成为太子妃，结果却又被周家的女儿占了先。这一前一后两桩恨事，实在让唐觉之忍不下这口气。
虽说周如喜受皇上宠信，把持朝政，现在又频献殷勤，意欲修好，但是唐觉之恨怒未消，当然不肯稍假辞色。
唐觉之而外，另一个元勋重臣要数当朝太师陆正己，他对于周太宰的所行所为目前也是抱持冷眼旁观的态度。
陆太师被皇上投闲置散，他审时度势，做出甘于雌伏的样子，自取“烟霞散人”之号，在钟山之阳构筑精舍，闲时或泛舟湖上，或醉卧山野。
太师虽然退归府第，但是其子陆怀，适公主，为驸马，封侯爵，身领执金吾，掌管揖捕司，是以前朝后廷事，太师虽居山中却能坐而知之。
山居清空寂静益显得山外的红尘分外诱人，所以陆太师在意闲神适之余，那灼灼的目光仍是情不自禁的投向禁苑深处。
禁苑深处曲折微妙，其中的确是大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