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在位35年，前15年一直在求生，刚刚继位的4年，他是金军的头号目标，一路狂奔，亡命天涯，一个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也是非常悲壮的。之后的十一年，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遏制住了金人南侵的势头，并开始反攻。本来岳飞这些武将如果懂一点政治的话，中国历史的命运会有很大改观，当时岳飞要直捣黄龙府，迎还二圣，从岳家军等抗金军队的战绩来看，直捣黄龙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迎还二圣。
赵构虽然也不是什么称职的皇帝，但是他非常清楚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是什么样的人，本父亲、哥哥都迎接回来了，自己头上就有两个太上皇了，而且都是混账太上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自己这个皇帝的小命不知道还能不能保得住？
岳飞出生于1103年3月24日，被害于1142年1月27日，虽然岳飞比赵构还年长4岁，但是岳飞不懂政治，更不了解赵构的父亲和哥哥，以及围绕在自己父亲和哥哥身边的那**佞小人，把二圣迎接回来，第一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第二灭掉金国之后的宋朝的江山还会继续被昏德公和重昏侯搞得更加乌烟瘴气。
赵构再怎么不济，也稳定了南宋的江山，并最终将皇位禅让给了一个“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的宋孝宗，换句话说，赵构是比其父赵佶、其兄赵桓更适合做皇帝的人。如果是宋祖为90分的话，赵匡义为70分，赵构为60分，赵佶为30分，赵桓为20分。60分万岁，赵构至少及格了。
在岳飞被害之前的十年，赵构更担心他的父、兄回来。如果岳飞掌握分寸的话，将直捣黄龙、迎还二圣，改为驱逐金贼、收复燕云的话，赵构的精神压力会小很多，更可能会支持岳飞和韩世忠等人抗金。
可惜岳飞只知道精忠报国，可是一下子出了三个皇帝，精忠的对象不再唯一，这就麻烦了。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本来岳飞等武将至少可以将宋朝的百姓和江山社稷保住，甚至还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切都在可控和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消灭了金国，即使不迎二圣，主和派文官也会担心自己受到主战派武将们的排挤，这是秦桧等人不可接受的。而金人一直不杀二圣，以其作为人质，要挟着赵构投降。
只是岳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想着精忠报国，没有想到赵构虽然是皇帝，可是他一直在求生啦。
宋太祖接着后周世宗剿灭了南汉、后蜀等割据势力，将他们国库中的金帛全部集中到开封，设置“封桩库”，并将每年财政收入的盈余也存储道封桩库中，以备不时之需，其中主要是想用钱买回燕云十六州。宋朝虽然没有重商，但是商品经济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峰，本来这时候是可以进行货币改革的，如果进行了货币改革，不仅增强财政收入，解决王安石变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能买回燕云十六州。
宋朝出现纸币，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的会子，但是纸币通货膨胀太严重了，统治者没有用对应的金银进行抵押，通过纸币来搜刮民脂民膏，实在是有亡国之像。
我国古代除了铸造铜钱外，还铸造有金银钱、金银饼、镏金币等金属铸币，等等宋代是我国古代金属铸币和使用非常发达的时期，如“太平通宝”金钱、“宣和通宝”金币、佛像“淳化元宝”金钱，如果此时能确立银本位和银钱规范化，取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铜本位和铜钱，就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宋朝的银子主要还是以重量来计量的，就是常说的银两，当时宋朝的铜钱已经在辽国、西夏、大理、西域和高丽、日本流通，如果能确定银钱（不是圆形的银币）与铜钱的汇兑比例，1两白银大约是1贯铜钱，即1千文。
银元主币为七钱二分，合26.84克，银成色89~90%，以90%成色计算，银元含银24.156克。明清时白银一两是37.31克，成色93%以上，以93%成色计算，一两白银含银34.6983克。而在清朝时的国际贸易中，经常是一枚外国银元当一两白银，造成白银大量流失，晚晴白银流失并不都是由鸦片造成的，还有货币制度和汇率不完善造成的。
由此可知，经过铸造，24.2克的银子能发挥34.7克的购买力，铸造银币让财政收入增加为原来的1.43倍。
三国时，刘备铸造过直百五铢，诸葛亮也铸造过太平百钱，五铢铜钱重3.5~4克，直百五铢仅重7.3~10克，却相当于100枚五铢钱的购买力，虽然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但这也是积贫积弱的蜀汉进行的一次货币改革。
宋朝完全有这样的条件进行货币改革，如果用铸造的银钱替代银两来兑换铜钱，同样分量的银子可兑换1430文铜钱，而不是1000文，这样就完全可以用汇率方式对辽国、西夏、高丽、日本等国进行剪羊毛，而使用纸币交子，则完全是不可能成功的，纸币永远解决不了恶性通货膨胀问题，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是这样的，更别说是古代了。交子在国际贸易中，其他国家根本不承认，就算是在本国，也一直遭到商人、工匠等平民百姓的抵制。
可惜王安石只是个儒生，不是司马光那样的史家，也不是管仲、商鞅那样的法家，却偏偏去做变法、改革的工作，这是肯定成功不了的。
如果王安石是商鞅那样的法家，奖励耕战的话，那么北宋就会灭掉辽国、西夏、大理、高昌回鹘，统一中国。如果王安石是管仲那样的法家，那么北宋会通过贸易战的方式将辽、西夏、高丽、日本打得抬不起头。
没有农业革命，在农业文明（说得难听些是小农社会）社会中的改革成功的，只能是商鞅那样的耕战式的，或者管仲那样的商业式或商战式的，共同点都是通过对外来解决内部矛盾。换句话说，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以牺牲山东六国封建统治者的特权来解决秦国内部矛盾，而管仲的商业式是通过国际贸易或贸易战的形式来减其他诸侯国的羊毛。
王安石的变法既不是耕战，也不是商战，只在一国之内进行改革，在一国之内就只能是调整存量的分配比例，所以不过是与民争利，将百姓手中的财富进一步搜刮到官府中，注定是国富民穷，成功不了的，司马光和苏轼等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后来明朝的张居正就意识到这一点，通过一条鞭法，将赋税和徭役等全部换算为银两来征收，发展了明朝的商品经济，改革才成功。
王安石不是商鞅，但是宋朝倒是有个管仲，那就是范仲淹。
两宋之际的名臣、诗人胡世将(1085年—1142年)曾填了一首词《酹江月》（就是苏东坡的念奴娇），开头两句是：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
这宋朝的“一范一韩人物”指的就是范仲淹和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