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不断进取的事业心呢？瓦伦蒂诺说：“我小时候，就对好莱坞电影偏爱，我最欣赏的精彩镜头是，当女主角步入晚会，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并向她转过身子。我希望，当女人穿上我设计的衣服步入饭店时，所有的人也都转过身来。”可以想像，设计大师的设计心理并不都是技术性的，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一种成就欲，是一种成功的喜悦在吸引着他为此赴汤蹈火。这一点不仅是时装设计大师所具有的，应该看到的是，这是所有成功人士都具有的情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乔治·阿玛尼是20世纪80年代时装的主宰，应该说是意大利男装的优秀风格为他提供了灵感，从而使他设计的女装肩部宽大，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直线条特色。他本人承认将男装移植到女装上的构思，甚至说：“我的第一批女式上装，实际上用的是男装的式样，女人的尺码而已。”由此，不能不使人佩服大师的巧思和大胆，在设计中，也许正是一种巧妙的突破，方得创作出经典。
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阿玛尼说：“我总是让人们对衣服的感觉与自由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他们穿起来应该是自然的。”由于阿玛尼的这种设计宗旨，所以使他设计出来的衣服总是随意自然，飘逸舒适，同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阿玛尼对风格的看法是：“风格只是一种方法”。他说：“人们总是要求给我的风格下定义。但就我而言，这不应是凝固的，有时你们能自己感觉到，我只知道风格是一种方法。”是的，所谓风格是别人根据某位艺术家或某一派别的特色融入自己的创作思维之后再经升华而成的。阿玛尼常把设计灵感归结为某种情绪，他采取很多看似不合情理的方法表达他的设计理念。他还说过：“对我设计影响很大的是来自美国校园里的便装和运动装，它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当时的欧洲却没有。”这显示出，大师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善于引进其他国家的服饰来丰富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服饰品种与风格。
众所周知，阿玛尼设计的最有代表性的时装是宽肩、直线条的，使女装中带有一种男装风韵。但那只能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印记，大师是不断改变自己并超越时代的。90年代，他试图以一种新的式样来给人们新的感觉。他说：“女装不应该过分强调外观的硬朗和线条的分明，最重要的是柔和和合身的线条……因为女装的简洁绝不是减去思想，滤去风格，而是摆脱一切多余的东西，最大可能地表达穿衣者的个性和魅力。”
在谈到设计时，阿玛尼说：“要讲清楚我的设计灵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所有的设计，都是在我留下来设计前的一个月就已有所领悟的。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灵感来自一种情绪。”实际上，在他说的情绪后面，更多的是勤奋，如果没有一个月前就有的领悟，如果没有在此之前的观察和思考，灵感怎么会凭空而来？他说：“……那些极平常的东西，如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与雇员的谈话或观察人们的生活起居，都是我灵感之源。我不能说自己奢望灵感的到来。”这就很清楚了，他的灵感源于生活。
阿玛尼说：“新系列的开始就像一出戏，然而，那里没有剧场，没有香烟或欣赏音乐的环境。我恰恰就是在一张大白纸上开始的。”这里大师所说的“大白纸”既是一种从头开始的意思，也是一种寂寞，一种甘于忍受的寂寞。正因为有一种安于寂寞的精神，才能创作出惊人的作品。
维维安·维斯特伍德的名字在时装界是一个怪诞的同义词。她的叛逆精神，她的荒谬使其被唤为“朋克之母”、“T台另类”。对于这一切，稍谙时装知识的人都非常了解。那么，她的设计心理是怎样的呢？1999年，时年58岁的维斯特伍德离开了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英国前往巴黎。她说：“现在的大部分设计师都毫无创造力，没有一点激情可言。我相信我在巴黎会有很大发展，我喜欢巴黎。”这说明大师的激情长在，正因为她三与生俱来的激情和蓬勃的创造力，才使她的作品不断地惊世骇俗。
她还说：我从不开新闻发布会，也不对人们说这说那，我只想让人们从他们看到的设计里面体会出什么。我更不管媒体会说什么。她的“我行我素”说明她有强烈的个性，有着不安分的特色。她所说的设计理念是与现代派艺术观念基本相同的。她曾说：“我希望时装是抽象的，于是我开始研究几何图形。”说她很怪，是因她有意反叛传统；说她太过分，是因她从不愿意流俗。这些对于一位艺术家，或具体到一位时装设计师来说，恰恰是十分重要的。
维斯特伍德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在时装设计中强调“性”，这使广大母亲们极为反感和不安。但她坚持自己的叛逆风格，甚至在已近六十岁时还公开说：“我喜欢女性的性感，而且在我看来，性感来源于服装。”这是她的独到见解，如果没有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她根本不会在时装界叱咤风云，更不会在社会上形成那么强烈的冲击波，以至于她的名字在服装历史上永远响亮。约翰·加利亚诺出生在1960年（图47）。来自伦敦，却在法国名牌服装公司担任首席设计师。无论是“纪梵希”还是“迪奥”，都为他设置了一个舞台，但同时说明社会对他的认可。他说过：“好奇是很重要的东西”。这几个字虽然不多，却揭示出一个真理，艺术设计需要设计者的好奇心，假如对世间万物无动于衷，那何谈激情。没有激情、没有热情又何谈创作？他虽然在艺术上这样，在与同事合作时却表现出平和，他说：
“我进入迪奥的画室时，总是充满敬畏，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充满了智慧。他们是魔术师，帮我编织一个又一个的魔法，这些魔法能赋予女性梦想。”
从很多时装设计大师的自述中都很容易看到一点，那就是他们对服装的特殊之爱，是一种已经深入骨髓的爱。加利亚诺说：“服饰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感觉，也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格。作为我来讲，服饰能令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多姿多彩。”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事业的执著的爱与追求，能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吗？他有时说得很直接：“我的角色就是引诱”。听起来，好像有些露骨，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说从事创作的人，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大家的青睐。换个角度看问题，引诱，又有什么不好？川久保玲，是位20世纪80年代早期来自日本的时装设计大师，是在世界装苑显示出才华的不多的几位亚洲人之一。她曾经这样说：“我的目标是每一位女性能够有自己的生活并自我满足。”她说：“女人不用为了取悦男人而装扮得性感，强调她们的身段，然后从男人的满足中确定自我的幸福，而是用她们的思想去吸引他们。”因为这样的论调，她被人们唤为女权主义者。从设计心理看，她是一个有着很强独立意识的职业女性，她对女性服饰形象的定位应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透过这些能够看到，正因为有这种自立自强自信的意识，她才有可能冲出亚洲，在世界装苑一展风采。
卡尔文·克莱恩是简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凭借着“美国时尚”的“现代、极简、舒适又不失优雅气息”的风格在时装界引领着简约的潮流。他为什么会坚持这种设计思想呢？看来他注重实际需求，注重社会发展的趋向。他说：“现代的女人太忙碌了，同时又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于是她们会喜欢简洁醒目的衣着。我的设计便是为她们而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时装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相比较而言，欧洲设计师的作品，像法国的太老式，太花哨，拿来表演和拍照很不错，但不是现实生活中女人会穿着的衣服。”这些鲜明的观点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时装设计大师的设计心理之外，很多活跃在时装界的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设计心理。如1943年出生于德国的简·桑德说：“在时尚界，谁要想设计明天的时装，那就走得太远了，也是不可能的，明天的时装就像命运，根本不可捉摸。但我们可以期待。”194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唐娜·卡伦讲道：“对我来说，时装设计就是一种自我表达，一种作为妻子、母亲、朋友和时尚商人的情感宣泄与个性表达。”1956年出生于维也纳的海默特·朗曾说：“时代变换这样快，我也不能完全把握，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到了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我在设计时常常关注人们在感情上的真正需要。人们需要穿上令他们感觉良好的服装，并能表达一些什么。”说得太朴实，太坦诚了，以致使人感动。
设计大师也是凡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是成功者，对时装界的人来说，大师的设计心理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