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劳动者 实为独裁主
一、“我要做墨索里尼做过的事，但不重犯他的错误”
1895年10月，正是南美大陆的收获季节，湿润而清爽的秋风从太平洋徐徐而起，掠过安第斯山脉和巴塔哥尼亚高原，将向日葵和橄榄油的清香送往浩淼无际的太平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洛沃斯城，人人都知道地方治安官、大农场主庇隆喜事临门，因为他刚刚得了一个大胖儿子。这孩子生下来就哭声嘹亮，两眼放光，一头漆黑的浓发衬着白皙的脸盘，老庇隆欢得不知如何是好，翻遍字典，费了一星期周折才算给孩子取定了名字——胡安·多明戈·庇隆。
胡安·庇隆的祖辈都是欧洲移民，其曾祖是意大利人，而母系的祖先则是西班牙人，此后又混杂有法兰西巴斯克人和苏格兰人。因此到庇隆这一辈便只能说他是阿根廷人，而无法再对他民族归属细加分辨了。
在洛沃斯地区住着一批高卓人，这些强悍的印欧混血儿祖祖辈辈以狩猎和畜牧为生，骑马射箭，啸傲山林，常常跟官府为难。为首的一个叫做胡安·莫雷拉，其箭术马术都堪称一绝，百步穿杨的飞刀更是令人胆寒。莫雷拉常常进城打家劫舍，恶名远扬，却是庇隆家的座上客。莫雷拉后来一着不慎，被官军捉住割了头，庇隆家暗中为他收了尸，并将头盖骨保留下来。这个头盖骨随同莫雷拉那些惊心动魄的侠盗生活故事——同流传下来，骨头已被摩挲得光滑而发亮，成为胡安·庇隆心爱的至宝。他拿这头盖骨盛水、装沙子并扣在脸上吓唬别的小孩。后来卢汉地方的博物馆得知庇隆家收藏有大盗莫雷拉头骨，三番五次前来求索，也只拿走头骨的其它部分，而头颅盖那块小碗状的骨头却紧紧攥在小小的胡安·庇隆手中，牢不可夺。这个小男孩以这块头盖骨为道具，将莫雷拉那豪侠仗义的故事搬演了一次又一次，连他的父母也感到不可思议。
庇隆15岁的时候，毅然离开他正就读的国际工艺学校，进了一所相当于美国西点军校那样的军事学院，这不仅因为莫雷拉杀富济贫的威武形象在他心中久而不去，还因为庇隆家族跟军队有不解之缘：他的叔父是陆军军官，他的一个堂兄是陆军体育和击剑学校的教师，而庇隆本人又结实得像小公马，且聪明而勤奋。这所军事学院是上个世纪由总统多明戈·萨米恩托创立的，素有盛名，现在又正经历着德国化的过程，主要的教官都是德国人。由士兵到将军，指挥千军万马，除暴安良，主持正义，正是庇隆的梦想。
但是庇隆的这个想法却是完全不合时宜，因为自从1870年后，阿根廷就没有发生过战争或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从国家发展的趋势看，用兵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军队，特别是陆军发展得极慢，军官们很难得到展露才华的机会，因此晋升很不容易。1930年，庇隆已从军校毕业15年了，还只是个上尉，直到1938年，他已42岁了，也不过是陆军中校。
正当庇隆扼腕长叹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1939年2月，军方派他到意大利去深造，直到1941年元月才返回阿根廷。在意大利期间，庇隆随同阿尔卑斯山区部队受过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训练，与一大批旅居意大利的阿根廷军官有交往，在这里结识的索萨·莫利纳将军和皮斯塔里尼将军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为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也访问了德国、法国、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对欧州的局势有了较为直接的了解。
庇隆深知，那种骑马打枪、纵横天下的侠盗生活已是前朝故事，在现代世界，一个军事家应当具有全新的素质。早在1920年，他就曾受业于阿根廷的权威历史学家是卡多·莱维纳，攻读历史。1937年，美洲历史问题国际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时，庇隆曾与会宣读自己的论文。此后莱维纳编辑学术巨著《阿根廷国家的历史》时，也曾约庇隆撰写其中一些章节。庇隆很早就掌握了意、法、英和西班牙文，在游历欧洲之前已出版了三册有关军事史和战略问题方面的专著。在意大利，他进波伦亚大学和都灵大学攻读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课程，也研究艺术、文学、科学和生活，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制度更有着深切的了解。1940年6月当意大利宣布参战时，庇隆亲眼目睹了威尼斯广场上的群众向墨索里尼欢呼的壮观场面，深深感到民众力量的伟大，对墨索里尼煽动民心、控制民意的手段由衷钦佩，但是他对意大利的参战大不以为然。庇隆去西班牙访问时，正值内战消歇，马德里气氛阴郁，大学城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上弹痕累累。“天知道人们究竟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庇隆对他的密友说：“我要做墨索里尼做过的事，但不重犯他的错误。”墨索里尼所犯最大的错误就是参加世界大战，正是这一行动将他带人了毁灭的陷阱。
二、韬光养晦，积蓄力量
庇隆热心汲取一切新知识，又冷眼审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德国的军事技术，巴西的极权主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文官制度，阿根廷罗萨斯的纪律与秩序和莫索尔卡暴力小队，伊里戈延带有反帝意味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以攻击寡头政治收揽人心的手段，从历届垮台政府那里他看到了得民心者得江山这一颠扑不破的规律。他在内心酝酿着理想国家的雏形，并坚信争取平民的支持是获胜的基本方针。
1943年6月4日，庇隆参与的联合军官团在五月兵营卫戌部队和海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代表寡头势力的卡斯蒂略政权。军人们控制了政府之后却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开始自相残杀。庇隆则远离是非之地，一声不响地建起一支效忠于他本人的外围力量——由工人组成的平民“军队”。
首任临时总统阿图罗·劳松将军在政变后仅48小时尚未及宣誓便为前陆军部长拉米雷斯将军替代，后者任职8个月后又被赶走，法雷尔将军登上了总统宝座。庇隆小心翼翼地在陆军部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尽职尽忠，不久被任命为劳工和社会保障司司长，这个不起眼的职位成了庇隆日后飞黄腾达的一块坚固的基石。庇隆上任伊始，便着手将全国的劳工纳入自己的工会系统，有一部分工会负责人公开抵制，庇隆毫不犹豫，下令将其中最活跃的48名工会领袖逮捕投监，同时对广大的工会成员慷慨许诺，予以提高工资、社会保障及种种福利。到当年年底，他已开始推行一套维护下层阶级利益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1945年2月，庇隆被任命为要害部门——陆军部的部长。他更加快争取民众的步伐，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培植自己的追随者，不辞辛劳的四处演说。他声泪俱下的控诉1943年以前阿根廷人的悲惨遭遇，如数家珍地宣扬建立了劳工和社会保障秘书处之后“革命”为人民做的诸般好事，又激情洋溢地公布了各种为民造福的宏伟计划。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显示着庇隆的影响正在深入人心，而庇隆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7月份他被提升为副总统时他在集会上演讲说，他的提升完全归功于广大工人的支持，并且也证明了法雷尔总统是他的社会改革纲领的后盾。庇隆的反对者们也在积聚力量。劳松将军率先发动起义被镇压下去；阿瓦洛斯将军的另一次起义却获得成功，庇隆被迫辞去三个职务，并被押送到一个岛上去。工人们却不答应，10月17日，大批工人涌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进入五月广场，砸碎门窗，打破脑袋，齐声高呼“还我庇隆！”这些粗犷的汉子们无所顾忌地脱去汗湿的衬衫，赤裸上身，踢掉肮脏的鞋子和袜子，把一双双大臭脚伸进五月广场清亮的喷水池中，一张张流着汗的涂着血污的脸充满决心和自信，一个矫健的的漂亮姑娘四处奔走，为这批人打气。这些后来被称为“无衫汉”的示威者使当局惊恐万状，只好将庇隆请回。当晚午夜时分，庇隆出现在罗萨达宫的阳台上，他对五月广场上群情鼎沸的无衫汉们发表演说，说他有三个诺言要遵守，即他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和阿根廷第一劳动者，他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要“参加到正为建设一个伟大国家而流汗受苦的劳动群众中来”，他将永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庇隆简短的演讲激起了海啸般的欢呼声。
1946年2月24日，在一次自由、公正的全国大选中，庇隆以56%的多数票击败对手，被选为阿根廷总统，5年后他再度当选。
然而，10年之后的1955年，情形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转折。阿根廷对庇隆群起而攻之，海军中的空军部队出头向庇隆政权发起攻击。但这次叛乱在几小时之内就被平定了。3个月后海陆空三军各有一部分军队加入，举行了规模更大的起义。庇隆终于被赶下了台，他仓皇出走，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亡生活。
实际上在庇隆刚上台不久，一些支持者就开始大呼上当，因为他们得知五月广场狂热的无衫汉们是一个叫埃娃的年轻姑娘鼓动起来，而埃娃是庇隆的情妇，随后不久他俩就正式结婚了。庇隆所谓“社会革命”，就是由政府拔出巨额“社会救济基金”，埃娃本人掌管着这笔基金，到处笼络人心。包括建造廉价住房、兴办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工会已被改造为纯粹的御用组织，异已分子不断清洗，对顽固的劳工领袖则毫不手软，通过监禁和拷打将他们制服，次一等的角色则予以解雇或列入黑名单，即使这样经过精心“提纯”的工会，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决不许罢工。最高法院对庇隆的政策持有异议，庇隆便支持一些议员提议弹劾最高法院的法官，弹劾案当即被众议院通过。法官和检查官们被列出15条大罪，结果他们除了辞职就是归顺庇隆。庇隆政权管这叫法院“革命化”，他们说。“革命必须达到每个地方！”革命在工农群众那里很容易推行，棘手的是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最初就同庇隆离心离德，但直到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稳操胜券之后，庇隆才开始有计划的清洗。首先是将所有大学校长和院长拘禁起来，以儆戒胁从分子，然后对大学教职员一一甄别，至1946年底，占总数70%的1250名大学教员已被解聘。次年，一个新的大学法通过。官方宣布，颁新法的目的是使大学再也不能“反对阿根廷人民的意志”亦即庇隆总统的意志。清洗持续到1955年，其时大学教员已剩下不足10%了。
在清除异已，统一思想的同时，宪法也得到重大修改、使之彻底庇隆化，多党并存的局面很快消失，因为庇隆将几个党派合并成一个“唯一革命党”，在1949年的党代会上被正式定名为“庇隆主义党”，庇隆本人则成为这个唯一党的唯一合法的首脑。言论自由的局面也随之消失了，因为全国最大的《新闻报》和《民族报》已在庇隆掌管之下。刑法当中有一条“不敬罪”，不管怎样冒犯一个官员的尊严，都构成刑事罪名，如果抓不住文章作者，则要将有关报刊的编缉监禁。
1952年7月，庇隆的妻子和得力助手埃娃病死，对埃娃的追悼便成了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埃娃一直是无衫汉的精神领袖，她作为魅力十足的电影明星，常常有庇隆本人难以达到的号召力。埃娃死后，庇隆本人难以达到的号召力。埃娃死后，庇隆派马上宣布她为圣者——“美洲的圣埃娃”。整整一星期，除了对死者的顶礼膜拜外，国家的公共活动全部中止了。她的遗体不予埋葬，而是像列宁一样盛在水晶棺里永久保存，为埃娃建造的纪念碑高度超过了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埃娃在死前一年出版的自传《我的生活目的》被指定为阿根廷所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必读课本。美国出版商们对这本感情用事和意识形态化的传记不感兴趣，于是引发了阿根廷群众性抗议活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国新闻中心在1952年6月底和7月初接连挨了两次炸弹庇隆个性鲜明的独裁统治在反对派中所激起的仇恨也是烈火般凶猛。1955年的政变一开始就采取了极为暴烈的行动——空军轰炸总统府和总工会；第二次政变则陆海协同作战，飞机、军舰和大炮全部参战，想直接置庇隆于死地。
三、东山再起
18年后，庇隆在阿根廷的遭遇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阿根廷人对庇隆之后的统治者们更加失望，简直是一蟹不如一蟹。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而最高的当局却束手无策。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的反政府武装此起彼伏，闹得鸡犬不宁；学生不满现实，要求革命；城市游击队之一的人民革命军，近几个月中肆无忌惮地进行绑架、勒索并到处扔炸弹；另有数百名不明身份的人擅自占据了许多公共建筑物。现任总统坎波拉博士被这些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公众对他简直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而流亡在外十数年，一直向阿根廷的境内渗透影响的庇隆将军，则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公众对他的怨气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了，倒是越来越怀念他的激情洋溢、胸有成竹和快刀斩乱麻的魄力。1973年6月20日，在哥如潮、花如海、群情鼎沸的盛大欢迎场面到达高潮时，庇隆派的左翼和右翼乐极生悲，打斗起来，一时间哀嚎声与欢笑并起，七色花与热血竞艳，庇隆的座机盘旋一周后离去，降落在另一个机场。
77岁的庇隆被当做凯旋的英雄，又一次被推上总统宝座，他的第三位妻子伊萨贝尔则担任了副总统。庇隆复出，凭着民众的支持，倒也能令行禁止，国内局势渐趋稳定，他的重点发展钢铁、石化、能源工业，发展生产、提高国民收入的三年计划也有收效，但是事实证明韬光养晦修炼18年的庇隆及其庇隆主义，终究还是不能同现代阿根廷的需要相吻合。1974年7月庇隆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其妻伊莎贝尔继承其衣钵继续推行庇隆主义，不出三年便被赶下了台。
庇隆被公认为“新阿根廷”的缔造者，他本人对阿根廷历史与前途的命命感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非常希望他本人及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有足够的影响，他博学多才，思想敏锐，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都曾深思熟虑，他的庇隆主义是一套完整政治哲学，他认为现代社会有四种互相冲突的基本力量，即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四种力量中有一种或数种占上风，就会导致暴政。理想主义占绝对优势就会造成技术专家的独裁统治；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占绝对优势则是法西斯与纳粹暴政；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结合是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与集体主义联合便是共产主义。庇隆主义主张的是正义主义，即建立不趋极端的社会秩序，由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恰如其份地配合而构成。所有四种力量都值珍视、不可偏废。在政主义统领下，有两个主要论点，就是民族主义和劳工神圣论。民族主义三个要素是经济独立、阿根廷做南美各国盟主、反对美国。劳功工神圣论则是把工人的目标与愿望放在首位。庇隆的正义主义对于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发挥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来说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在他的政府所遭遇的数次危机中，都是靠着工人运动的支持才化险为夷。但庇隆主义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讲民主。庇隆从不信奉政治民主，他对自己的极权统治毫不讳言，他相信他有足够的智力来理解和处理阿根廷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人民的现实利益便是为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所以他要尽最大努力将权集中在自己和妻子手中，他要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并使之成为自己意志的驯服工具，庇隆以其强有力的巨掌推开一系列阻碍阿根廷迈向现代社会的障碍，同时也使他的人民深受压抑、钳制之苦，功亦庇隆、罪亦庇隆。而历史对他会有公正评价，他改变了阿根廷的历史，将这个封建国家带入了20世纪，他是阿根廷人值得怀念的民族英雄。
为官者怎样获得好名誉
一个做官的人，名声的好坏，一般在他离任时才能够得出结论。但是实际上，在他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开始定下了好坏的基础了。新官上任时，在内有自己的家人伴随，在外则有官吏和师爷们，他们这些人没有哪个不想找个机会尝试一下。假如一旦有了漏子可钻，他们就会蜂拥而上，见机而动。如果当官的喜欢得利，他们便让他获利；当官的如果好色，他们就让他占有各色美女。总之，每一件事情，都投其所好，从而在暗中抓住了当官者的把柄。后来，当官的虽然后悔了，醒悟了，但却由于授人以柄，迫不得已受这帮人的要挟和控制，这样当官者的声誉就受了极大的玷污，怎能让老百姓不议论纷纷。所以说，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当官的就要振作精神，尽力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要让人把自己的行为作为口实，也不能让人把自己的行为作为对象来议论。
人无全德，亦无全才，所以在他处理的官事中，一定会有出错的地方。再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好恶标准，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可能相同。做官的离任之后，继任的人对前任的缺点和过失都容易看得见，这样就完全要依靠接任官员为他掩饰短处，弥补过失。只有那种居心叵测，心地奸狡的接任官员，才喜欢揭自己前任的疮疤，同时夸大自己的长处。假如是前任因迁升而离职，那么这种做法还可以聊以解嘲，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如果是前任因为有事等候补缺，让他听见了，前任一定会觉得大失面子，无地自容。后来的人看现在的人，就好像现在的人看过去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和人相处，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的话，别人也不会为我们留任何余地。这样做的话，只不过是损害了一个人的忠厚品德，而这种做法是有道德的人所不屑的。
为人处事，自然有一定的原则。倚仗他人，一切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一定会对任何事都毫无原则地表示赞同；而一切事情都自以为是，势必造成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原则地加以反对。毫无原则地赞同别人的意见，不免随波逐流；毫无原则地反对别人，也势必会矫枉过正。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只有认真地考虑事物的客观情况，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偏见或他人的偏见，那么才不会出现任何处理不当的情况。所以，一个人可以和正人君子共同享受功劳，也不妨在某些时候给那些小人分些讥嘲。
当官的能够守信用，人们就会对他敬服。我们这些作助手的人，必须首先做到讲信用。凡是批示发文呈状、审理诉讼案件，这些事的日期都有一个确定了的原则。因此人们都可以按照日期办事情，不会担心浪费时间，荒废事情。日期定得早些的，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即使规定了严格的日期的，由于其它原因而稍微推迟了，也不会导致人们的埋怨和不满。但是想要当官的人守信用，作幕宾的人首先就不要失信于人。因为如果当官的人失了信，幕宾还可以尽力弥补。而幕宾自己先失了信，当官的有时就会乐于顺从。当官的人公事繁忙，有机会偶尔抽个空子，休息一下，就会使事情超过原定日期，这就完全要靠作幕宾的人随时勤勉工作了。至于幕宾不能够严格地按既定日期办事，而当官的人又把这作为拖延的一种藉口，那么当官的人不讲信用，起码有一半的责任在幕宾身上。端正心术的学问，首先就在于廉洁自守。如果不谨慎，在心中就会产生偏差。我们这些幕僚，都是些研究孔孟章句之学的读书人。假如给小孩子当塾师，每年的薪水收入，也不超出数十两银子。而在幕府中工作所得的收入，有时是当塾师所得收入的数倍，有时甚至是数十倍，历来没有不够自己开销的。并且当官的人专门应酬往来的费用，而幕宾则没有需求索取的对象，还有待于向别人求取。这是为什么呢？过去有人向我谈及这样的事，并且说：“这个人的操守品行值得信赖。”我听了这话以后，心里很不高兴，那位客人就说：“我非常了解你，才说这样的话，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回答他说：“现在有这样的人，为一个淑女牵线作媒，却声称她不淫荡，行不行呢？”那位客人笑了笑就离开了。
树立信义，才可以规劝别人，对待朋友也是这样。想让主人采纳你的见解，就得让主人信任你的品行，没有一点犹疑之处。忠心耿耿地为主人谋划筹思，其要领就是只考虑名节而不要去计较那些蝇头微利。凡是跟主人相互依缘，效忠于主人的人，都是惟利是图之徒，也不能实现他想要做的事，达到他的目的。同时也就往往成为败坏的媒介。这类人势力已经孤立，和主人也容易产生隔阂和不和。言行上稍不检点，毁誉攻击之辞也就会紧紧伴随着他。因此想要实现志向的人，不可不首先树立自己的良好品行。
淡泊明志 不贪荣华富贵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见利让利，见名让名。这种态度常人认为你太糊涂，然而在其背后，自然是名利双收，迈向更大的成功。
郭子仪，唐代人，因平叛安史之乱，屡立奇功，被封为汾阴大元帅。
唐代宋广德元年，仆固怀恩诱使回纥吐蕃兵十万余众前来侵犯，皇帝亲自统率六军，前往御敌，部队屯驻在苑中。城里的所有壮丁都团结起来当了兵，誓死捍卫国家。
老百姓都害怕战争，逃跑了很多。皇上准备驾车到河中去，使得公卿都很震惊。郭子仪说：“现在我们与之相较，势单力薄，恐怕难以凭力量取得胜利。不如让我先过去与他们讲和，劝他们退兵。我过去和他们的关系也不错，或许可以起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于是他带着几个随从骑马出使回纥军营，传叫：“令公来了”。回纥将士对他的突然到来很吃惊，太师药葛罗拿着上了弦的弓站在军队的前列，郭子仪取下头盔，脱去护身衣，扔掉刀枪，进了回纥军营。回纥军的将领都下了马，和郭子仪互相行了仪礼，郭子仪说明来意，太师药葛罗见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大摆酒宴，并制定了退兵的誓约。
第二天，回纥的军队果然撤退了。
置生死于度外，于名利而不顾，心中坦然，此乃大英雄。郭子仪就是这样的人。
智顗大师所著《摩河止观》中说：“没有誓愿，一如牛之无御者，不知所趣。愿来而持行，诚至所在矣。”
中国的佛学大师智颉（公元538—597年），天生奇才，过目不忘，据说他七岁时只看过一次《法华经·普门晶》（《观音经》），就记熟了。因智颉居天台山，故世称他所创立的派别为天台宗。
智所著的《摩河止观》一书，主张人的一念足可产生三千世界。这本书叙述人类心态的重要性，是佛教天台宗派信徒的基本经典之一。
智颉大师认为，人类的各种欲望，如果任其放纵而不加约束，那么就必然将无止境地堕落。所以他主张：一个人必须懂得立志发愿，并把它作为生活的目标，以便约束自己。
由此可见，若想纠正脆弱并易放荡无羁的思想，磨炼出坚强的意志，那么，不妨预订一个可行性的计划，哪怕是小小的计划，然后发愿：一定要将计划完成（当然，计划应是自己可能做到的事情）然后开始做起，否则，就又动了欲念心。
任公子做了一个大鱼钩和一条很粗的黑丝绳，用50头阉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钓鱼竽投入东海，天天都在那里钓鱼，整整一年没有钓到鱼。不久，有一条大鱼吞食了钓饵，牵着大鱼钩沉没水中，一会儿又用力摆动着脊背窜出水面。它搅得白浪翻滚，海水震荡，声音如鬼泣神号，威震千里。任公子钓到这条鱼。把它剖开晒成鱼干，从浙江以东，苍悟山以北，无人不饱食这条鱼的。
后世那些才智浅薄而又爱说长道短的人，都惊讶得奔走相告。任公子钓鱼一事，那些拿着钓具、走向小沟小渠、守着鲵鱼和鲫鱼这些小鱼的人，要想钓到大鱼是很难的。那些用浅陋的言论来装扮自己以博得高名美誉的人，距离通达的大道理也是很远的。因此没有听过任公子的风尚习俗的人，是不可以让他们治理世间的事情的，他们相差得太远了。
洪应明先生在《菜根谭》中这样说：“能忍受吃粗茶淡饭的人，他们的操守多半都像冰一样清纯玉一样洁白，而讲究穿华美衣服的人，他们多半都甘愿作出卑躬屈膝的奴才面孔。因为一个人的志气要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而一个人的节操都是在贪图物质享受中丧失怠尽。”
大凡贪图物质享受的人，其生活往往容易陷于糜烂，而精神生活空虚不堪，同时也不会有高尚的品德，因此他们为了能得到更高层次的享受，就不惜用任何手段去钻营名利，甚至摆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态度也在所不惜。为人处世，如果不本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而过分追求生活享受，不但会作出无耻的行径，还会触犯刑律，惹出滔天大祸。
西汉大臣霍去病，曾六次出击匈奴，为汉朝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霍去病出自贫寒，自小过着奴仆的生活，但没有失去自己的志向。
公元前123年，汉武帝考虑到霍去病精于骑马射箭，作战英武勇猛，于是下令，派大将军卫青挑八百名精锐的骑兵归在霍去病的帐下，让其指挥出击匈奴。霍去病在带领骑兵作战中出奇制胜，活捉了单于的叔父、相国及将军多人，开战告捷，大快人心。在以后的抗击匈奴战争中又屡建奇功。汉武帝龙颜大悦，对霍去病加官进爵，赏赐他高官厚禄。
这一年，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府邸，并带着霍去病前去参观，汉武帝满以为霍去病会谢主龙恩。哪知，看着这些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后，霍去病对皇上深深地一拜，说道：“多蒙皇上赐爱，匈奴一日不灭，去病心一日不安，又何来雅兴享受荣华富贵，深居广厦呢？还望皇上多多包涵。”说完翻身上马，急急朝军营奔去。汉武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