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6日至2月21日
1949年2月6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到北平。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不过是被蒋介石查封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并不高。中共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员将代表团送到六国饭店。晚上还设宴款待，叶剑英主持了宴会。代表们对此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第二天，根据中共安排，代表团成员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声明，称：“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指出：在渡江南进和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中共北平市委则在当天和“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成员整日进行分别谈话。由于不明来人底细，叶剑英在谈话中都特别询问每个人在南京时是否与美国人有过来往。但代表团中只有邱致中一个人称见过司徒雷登。
代表团成员在书面意见中强调：李宗仁求和心切，中共可利用李蒋矛盾，则兵不血刃即可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蒋系的军队。待联合政府成立，明令讨伐蒋系军队及其占据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而在交谈过程中，他们则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中共方面予以答复。而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纲领”甚至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由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领袖六方各出六人组成；联合政府亦应由上述六方共同组成，主席应由社会领袖担任，副主席由国共各派一人担任。
综合2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及书面意见，彭真与叶剑英两人2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蒋介石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彭真和叶剑英在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前，对代表们的要求只表示了善意的欢迎，并未表态。
对此，驻扎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于2月9日复电强调：“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据此，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经过叶剑英的一番解释，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
2月9日，代表团一行使命完成，准备返回南京。不料，接连两天大雪，飞机无法起飞。于是，叶剑英等安排代表们参观北平故宫等，并再次设宴招待。10日，北平雪停。11日上午，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登上飞机离开北平返回南京。
与此同时，2月7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委托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2月13日毛、周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中央指示华北局和有关城市负责人认真办好这件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海轮船运送30万吨面粉到秦皇岛港，换取10万吨开滦煤，后来于4月16日回到上海。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彭真、叶剑英等：不仅要恢复南北通航，而且要恢复电讯、邮政和银行汇兑的正常往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解放军顺利接管江南城市，维持江南新解放区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在中共方面真诚聆听国统区的民意、殷切关心国统区的民生的同时，蒋介石却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财产的掠夺。多年以后，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披露：1948年底，当国民党军从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蒋介石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上海去，要他们设法把上海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全部运到台湾去。临行的时候，蒋介石再三嘱咐蒋经国：
“千万要保守机密，不可泄露一点消息。”
因为蒋介石早已预料到，李宗仁一定会以国库金银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果然，3月22日，李宗仁便发动一些立法委员，要求将运往台湾的金银运回大陆，但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
2月10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和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下20万两黄金。”此前他在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父亲派我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蒋介石下野之后，亲笔写下一个手令，由蒋经国面交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吴嵩庆，命中央银行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出。蒋介石对吴嵩庆下令：所有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掌握，吴对蒋本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分配等事项，必须有蒋介石的亲笔批示。吴嵩庆遂以军费名义，提走了当时中央银行的全部库存，共有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次第运往台湾。这些都是国统区人民的血汗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这半年来蒋介石用金圆券搜刮来的。
美国作家席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披露：“蒋介石劫夺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上海外滩，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乱乱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中国银行的若干主管打开了金库，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重金贿赂，并获准搭乘这艘等待的货船逃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包括南京路和外滩的一部分。从黑暗之中，不时传来‘苦力’搬运重物时的嗨嗨声。每一个人都用扁担挑着两大包东西。在水银灯下，他们像食尸鬼般的在银行和货船之间来回奔跑。一位英国记者乔治·梵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偷偷看到整个过程，不禁大吃一惊。当他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时，就用怪异的哲学语句打电报回伦敦总社：‘中国所有的黄金，正被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蒋经国等人秘密潜入上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批黄金运到了台湾。蒋经国后来评论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形势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粮饷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当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被运走之后，蒋介石又想起抗战胜利时没收的汉奸逆产，这只一直存放在中央信托局的箱子里的珠宝价值一二百万美元。他马上派蒋经国到上海去提取这只箱子。
可是，抢运黄金的事已经引起李宗仁的警觉，他下令中央信托局不准移动这批珠宝。蒋经国到上海交涉了几次，信托局干脆将掌管保险箱钥匙的人派往香港，使蒋经国无法将这箱珠宝提走。
见父亲又问起，蒋经国说：“据我所知，这箱子珠宝已经被用去不少，顶多也就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必为这区区之物同人家伤了和气？”
蒋介石勃然大怒：“你懂什么？古人云，无粮不聚兵！到了台湾，等到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民脂民膏的行为，蒋经国在日记里是这样辩解的：“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这真是“家天下”了。
2月11日，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广州自杀。戴季陶与蒋介石交情甚笃，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他的死讯对蒋介石不啻当头一棒。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戴季陶先生于上午十时逝世，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
2月14日，“上海和平代表团”飞抵北平。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四名成员均年高德劭，资深望重。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务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等职，时年73岁；章土钊，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时年68岁。江庸，名贯申城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北议和随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次长，司法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48年7月任司法部大法官，时年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驻苏大使等职，时年68岁。身为国民党员的邵力子特别声明是以私人身份加入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阵容是李宗仁及其幕僚缜密筛选的结果。
李宗仁原来还想安排有“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之美誉的陈光甫加入代表团。陈光甫起初以10万元本钱起家创办上海银行，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为宗旨，把发展大众储蓄作为突破口，石破天惊地推出了“1元开户”和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育儿储蓄、养老储蓄、储金礼券等多种储蓄形式，并不避繁杂，为市民代收代付水电费、代发工资，开展多种形式的汇总业务，贴近社会底层办银行，这一系列中国金融史上的创新举措，得到了市民广泛支持，使得上海银行成为上海民间闲散资金的蓄水池，引发了中国金融界的一次储蓄革命。抗战期间，他利用早年留学美国积累的人脉，经过艰难努力，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可以循环使用的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这在当时是巨额借款，解决了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而眼下，他又通过加大境外投资合作逃过了金圆券的大劫难，保住了创业30年来的心血。他是中共急于延揽的人才，中共方面希望能通过与之交谈把握经济方面的建设思路。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将陈光甫列入代表团人选。但陈光甫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陈光甫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月6日，李宗仁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和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国际制碱权威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宗仁再次飞到上海，一再动员陈光甫。陈光甫在日记写道：“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非常希望陈光甫参加代表团。陈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共产党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尽管经过李宗仁及其他人的一再劝说，陈光甫还是拒绝参加“上海人民代表团”，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李宗仁不得不放弃。最初确定的凌宪初、欧元怀、侯德榜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愿前往。
不过，陈光甫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之后，中共便解放上海，在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挽救了上海的经济局势，使之焕然一新。
“上海和平代表团”除了上述四名成员之外，随行人员中有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等人，还有以中国航运业理事会理事长代表的身份负责与中共谈判南北通航问题的影帝金山。中国航运业理事会理事长是杜月笙，金山是由杜月笙的名誉秘书杨度介绍，拜杜月笙为师，成为这位青帮大亨的关山门徒弟。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金山其实是一名1932年就入党的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受李克农直接领导，利用在国统区的社会关系为中共提供情报。这次是潘汉年向他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让他设法参加上海和平代表团，便于掌握一些情况，以利我党主动。金山曾率抗敌演剧二队赴五战区慰问演出，与司令官李宗仁建立了私人关系，又是中国航运业理事会理事长杜月笙的门徒，没费多少周折便随团跨进飞机的舱门。
下午5时左右，代表团乘坐的飞机飞抵北平南苑机场。时任北平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和滞留在北平的桂系代表刘仲华等人在机场迎接，并陪同来到六国饭店，为客人们安排住宿。在六国饭店等候住宿的过程中。徐冰顺便问诸位代表：南苑过来，一路上对北平印象如何？众人一致说好。徐冰问：各位打算在北平留多少时间？江庸、章士钊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个把礼拜”。颜惠庆也表示，北平有很多亲友，想去看看，希望提供方便。徐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徐冰又问：这次谈话打算如何进行，是集体谈，还是个别谈？黄启汉在一旁道：大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还是个别谈得好。最后，邵力子、刘仲华、黄启汉围着徐冰漫谈时，徐冰问邵力子：“蒋介石现在情况如何？”邵力子称：“蒋先生仍在活动。不过李宗仁先生确是要和平的。”他接着诚恳地说：“我不是捧你们，只要你们力量强，不腐化，站得住，就是愿意战争的人，要打也是打不下去的。”
代表团成员到达北平不过两个小时，驻扎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就电示叶剑英等：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参加接见和宴请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应尽量满足，一般不予限制。“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
次日，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友好谈话。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寒暄之后，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代表团成员接下来提出，想以对等身份实行国共两党南北议和时，叶剑英坦率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中共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同蒋介石真正决裂。
当天上午，徐冰与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进行了交谈，黄启汉转达李宗仁的意见是：（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宗仁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如和谈失败，定当引退；（五）关于蒋介石，最好让其出国，如中共认为蒋介石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介石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宗仁特别希望能在中共指定的地点，和毛先生密谈一次。
黄启汉说：白崇禧比李宗仁还要积极，主张马上更换内阁，撤销陈诚、薛岳等人职务。白崇禧认为全面和平，局部破裂不要紧，如局部和平，全面破裂则不妥。而李宗仁认为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应与中共取得默契后再开始着手进行，因为李宗仁在南京牵制太多，搞不好被逐出南京，必然全面破裂。因此，李白二人此时均处于夹缝中。李宗仁对中共还可以派黄启汉与刘仲华来表达真意，对蒋介石和孙科，连派人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都不可能。黄启汉认为，中共与李、白接近，只会对革命有利。他同时还告诉徐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也找过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但鉴于上次美国调处国共内战的失败，这次绝不会出面进行调处。
2月17日，叶剑英专门约邵力子谈话。因中共中央历史上与邵力子和张治中接触较多，对两人印象不坏，因此早有电报要叶剑英“对邵力子应表示尊重与倾听他的意见，并和他单独谈一次，并探询他和张治中是否愿意参加联合政府”。但邵力子故作忸怩，一面回答说现在谈这个问题恐怕别人会以为我是为了想参加联合政府才来参加和谈的，因此最好和谈实现时再提，一面又忙不迭地解释说：也许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应该从工作上着想，暗示不反对参加联合政府。邵力子还认为，中共应当缓和对美关系，将来中共建设亦须美国帮忙；中国地大人多，政治变革应当尽量采取温和手段进行，双方和谈不要一上来就提出战犯名单迫使战败方承认。言下之意，他并不相信中共可以挑起建设新中国的大梁。
2月18日，叶剑英单独与章士钊谈话。章士钊比邵力子更加不相信中共的实力。他说，要是蒋介石推迟两天下野，白崇禧就宣布两湖独立了，现在桂系的地位举足轻重，就像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若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他又说，凡是读过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蒋介石一读，便知道和平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中共寸步不让，美国会援蒋到底，甚至组织日本志愿军，从而增加解决的难度。不如现在就和下来，仿照当年承认国民党领导组织政府的例子，要各党派承认中共为领导，用策略的办法来收拾残局，争取人心，平稳过渡。
在来北平的飞机上，章士钊便诗兴大发，吟下了“燕路居然北首成，云衣风马任纵横”的诗句，隐然以谈笑间收拾残局扭转乾坤的纵横家自居。但共产党连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垮了，当然不会把桂系的30万军队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任何过高评价美国和桂系作用的说法，都不以为然。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叶剑英等人，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一月二十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做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在毛泽东看来，现在邵力子、章士钊都只是在秉承李宗仁的旨意做“和平攻势”，以退为进而已。
毛泽东也认真考虑了颜惠庆的意见。颜惠庆提议：现在中共最主要的任务是怎么样使人民跟上来。人民是不能跑的，走到半山要休息。中共走得太快，人民在道德上、知识上都可能跟不上，要等等他们。中共在北平、济南做出样子来，人民就理解了。就好像唱了武戏，再唱一唱文戏，于国计民生更有利。毛泽东遂与周恩来商定，接受颜惠庆的建议，与南京来一个非正式会谈，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很快起草了几点意见，准备专门接见几位代表一次，然后交他们带回南京。
2月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平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在北平的党政军负责人、爱国人士共400余人出席了大会。邵力子在席上发言，他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彭真电：“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宴会结束前，叶剑英告诉黄启汉，毛泽东准备接见四位代表，希望黄启汉和刘仲华二人中有一人陪同。
次日清晨，白雪覆盖的西柏坡一片安静。毛泽东披着棉大衣，从他住的东院沿小路到刘少奇住的小院，前屋是新华社的小编辑部。他一进编辑部的门，起床不久的编辑们立即围上来，有人问：“主席，今天你怎么起得这样早？”
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没睡呢！”接着递过稿子，又说：“刚写好这篇评论，你们看看，发了吧。”毛泽东一走，编辑们你一页我一页地争着读起来，有人边读边大声叫好。当时编辑部有严格规定，一切稿件都要经过编辑审核，直到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错误才能发出。毛泽东的稿件也不例外。当然，这类稿件处理得迅速，很快送到文字台、口播台，通过电波传到空中。
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稿很多，他的稿件多半是由胡乔木带回编辑部的，像这样由他本人直接送稿的情况很少。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此稿的重视。事实上，这篇题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的文章是为即将开展的与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会谈定调的，文中写道：
桂系首领战争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论行动，究竟是否和蒋介石顾祝同辈有区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也没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的更厉害了。南京方面连和平促进会也被封闭了，上海方面屠杀了罢工工人。白崇禧则活像顾祝同。顾祝同命令刘峙炸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铁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轸准备炸毁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铁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之经验，黄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军队的野蛮，较之蒋系军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地起来申辩。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经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蒋介石政府求洗刷，人们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蒋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毛泽东》里面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人们说：“事实毫无，何得谓实？”李宗仁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蒋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说可以惩办的话。他们或者不说话，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中共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骅、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论，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问题米讨论。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说和谈条件必须“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赞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这即是说，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中共方而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他首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调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其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即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又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才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这是后话，不提。且说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又说，恩怨是非不要过分重视，即是说不要分清战争责任，不要惩办战争罪犯。那怕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浩劫”（谨按，此语见之于李代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文告），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们一定要惩办战犯，则战犯们的拥护者会要报复的。这种报复，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即全国同胞中没有一个能吃东西的了，都死完了。如此，你毛泽东和我李宗仁两个，将要做我们民族（谨按，既然都死完了，为什么还有民族，待考）判决为在一千年那么长久时期内的犯罪者。还好，只有一千年受罪，一千零一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算是李代总统的恩典。
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