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语堂的信》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初刊于《语丝》第二十三期。
回语堂的信
语堂先生：
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的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三十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主意，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容动摇，试略言之。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会制枪炮，不会造洋房，不会修马路，他们是可以承认的；他们说，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不算ㄏㄢㄔㄣ，好在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冠绝全球的。说中国的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们也可以承认的；他们说，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穷败，不算丢脸，好在我们的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要造枪炮，要造军舰，稍微明白的人也认为当务之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开议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还来附和响应。到了陈独秀、胡适等人要戳穿“冠绝全球的精神文明”的丑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的鬼脸，明明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则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无论顽固党与维新党，亡清遗奴与西洋博士，老头子与小孩子，都群起而攻之，誓不与之共戴天了。这是什么缘故？就因为动摇了他们的“体”ㄧㄚ。
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的话，现在您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我要把我心中的话信笔写出，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乱七八糟，毫无条理；反正我是不会做文章的，写得没有条理，乃是当然之结果。
从前提倡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的目的，真所谓目光如豆，宁有是处！
革命这个名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来，那便须吃萆麻油、补丸、泻盐、硫苦这一类药品，使它泻泄，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惟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一八九四年给李鸿章的信，（2）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中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孙先生为敌人，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是根本败类。
讲到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法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
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说别的，单看近年来“十足之中国人”的反革命的论调，便可窥见其糟糕之一斑，随手举几条为例：甲曰：你们说外国文明吗？外国也有臭虫，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盗贼，……
乙曰：你们说科学好吗？科学足以杀人——你看，外国人现在也明白了，他们知道东方文明的好处了。他们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他们要来研究我们的精神文明了。
丙曰：你相信西医吗？孙中山的肝癌，西医终于医不好，而胡适之的肾脏炎却是中医医好的。你还说西医好吗？
丁曰：你说外国男女平等吗？中国人才是能尊敬女子的人格呢。你看，中国人结婚，新郎须到坤宅去亲迎新妇，这是多么平等啊！恐怕外国女人听见了，还恨不得来做中国人，受男子这样的尊敬呢。
戊曰：《原富》有什么希奇！《大学》第十章“生财有大道”一节早已谈过经济学了。什么民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又算得什么！不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一节早已把“大同学说”发挥尽致了吗？
己曰：洋鬼子文明，我偏野蛮！洋鬼子要卫生，要清洁，我偏要随地吐痰，自由放屁！中国人生成就是这么脏的！
庚曰：你们太新了。就是外国人也还没有做到这样，不要说中国人了。（这条一时想不出例来，但我的确听见有人讲过这样的话。）
看这几类人的话，把“不肯向上，不肯服善，不自知其丑，妄自尊大，以丑自豪”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都表现出来了。
这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可用一言以蔽之曰，“不拿人当人”。他们不拿别人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先生所反对的“中庸、乐天知命、让、悲观、怕洋习气、不谈政治，”这一类都是不拿自己当人的。说到中国人的“中庸”，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话最痛切了：“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猛进》第五期。）中国人对于外国人，那种“不拿人当人”的古怪心思表现得最为深刻。自己兵力强的时候，称外国人曰“夷狄、逆、寇”还要把人家的种名国名加上“犬”旁（客气一点则加“口”旁）。如果把外国人打败了，处置俘虏，那是什么惨无人道的待遇都会想出来施行的。可是自己打了败仗，那便马上会把“夷狄、逆、寇”改为“爷爷、爹爹、叔叔”的。到了外国人长驱直入，做了中国的皇帝，则又立刻就会“天朝、圣上”叫的应天响的；一旦这位外国“圣上”和他开起玩笑来，把他绑到菜市口去“伏诛”，他还要向阙谢恩，而后引颈就戮，据说这叫做“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又叫做“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一个怪现象，大概可以做为我们这个根本败类的民族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的代表了。
回到本题来说，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
现在另说几句闲话，有一点我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我不以“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末”之说为然。大家对于宋明很讨厌者，因为那个时代出了几位理学先生而已。我则以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要就全体观察，不能专看几位“正统派学者”而下断语。依我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确也是进化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自然，从董道士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二千年中，思想被压，不易发展。但聪明的人们仍能在脚镣手铐之中拼命挣扎，留下许多活动的成绩。艺术家不待言。学者之中，如王充、刘知几、王安石、郑樵、朱熹、陈亮、黄宗义、颜元、戴震、章学诚、崔述这些人的思想，比孔丘、孟轲要精密得多（记得从前章太炎师谈过，荀况之学过于孔丘，这话也很对）。拿《孟子》和《孟子字义疏证》比较，觉得孟轲还够不上懂得戴震的话。——这里所说，乃是估这班陈死人在历史上的价值，与现在无关。若说现在，则又进化了，吴敬恒比颜元好，胡适比戴震好，梁启超比章学诚好，顾颉刚比崔述好。
咱们俩过屠门而大嚼，开口“欧化的中国人”，闭口“三中七洋的中国人”，这种理想要它实现，谈何容易？也只好套先生《谈理想教育》文中之笔调曰：“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奄奄待毙的中国人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不过这句话与先生所主张“不悲观”之说似有抵触，一笑！）
先生借半农之语以评三种周刊，甚妙。惟先生也将“激昂慷慨”这块璧送来，我还只好“奉赵”。我哪里配得上这四个字呢？
日前晤徐旭生先生，他说他也讨厌英国的ㄓㄣㄊㄌㄇㄣ，但却喜欢法国的ㄖㄤㄌㄧㄛㄣ。ㄓㄣㄊㄌㄇㄣ与ㄖㄤㄌㄧㄛㄣ之不同，我不知道。但我却很以吴稚晖、鲁迅两先生之言为然。吴先生口口声声自承为流氓；鲁先生在《猛讲》第五期中主张“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这流氓与泼皮，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初提笔时，想说的话觉得很多，但一面写，一面忘记，写到现在，已经头胀眼花了，隐隐听到远处“鸡既鸣矣”，实在有睡觉之必要，只好不再写下去了；那有余不尽的废话，留待改天兴致好时再继续笔谈吧。
复颂“十”安，并候“洋”祺，不备。
一九二五，四，十三，午前三点，四分……，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