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为鄱阳悠久和发达而感到骄傲。展望未来，我们为鄱阳的美好明天充满信心。现在，一个以湖城为定位的发展时期已经到来，让我们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使鄱阳文化走进更加璀灿夺目的时代，让以后的鄱阳历史更加璀灿辉煌。
附录：鄱阳文化谈
湿地文化——鄱阳文化的源流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说：“文化按定义是由人自身的自由的首创性所创造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赋予文化如此多的样式：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同样，不同地区受环境、气候、地理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对文化的创造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地理条件不能创造技艺和习俗，但能给一定的技艺、习俗等文化内容提供条件，或者限制一定文化内容的产生和发展。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别的地区的个性特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脉，葛剑雄先生说：“研究一种文化区域的历史地理特色，阐释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将会使一种区域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理性层面。”因为“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某些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鄱阳地处鄱阳湖东岸的饶河流域，为湖泊和河流性湿地的重要交叉带。早在新石期时代，鄱阳的先人便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以湿地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思想观念，便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应该说湿地对这个地域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是鄱阳文明的培养基。
特定的自然环境——湿地
湿地是地球上广泛分布的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追溯鄱阳湿地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按照《湿地公约》定义，“湿地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按照这个定义，通过现代历史地理学家的考证，可以说鄱阳自有域名以来，便处在湿地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下。“鄱阳湖区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陆升而呈现为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虽然“在沉积物上仅形成下蜀黄土沉积与河流泛滥层”，但“全新世以来，湖区地貌形态继承上更新世河网平面景观的特点，因此为湖区生产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时至今日，人们仍从不少古代诗文中得到佐证：“洲岛骤回合，拆岸屡崩奔。乘月听衷狖，浥露复芳荪”，这是南朝时刘宋诗人谢灵运，《入彭蠡湖口》一诗对当时鄱阳湖状态的描述；“地方千里，水陆四通，风土爽垣，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是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这是南朝刘宋时隐士雷次宗所着的《豫章记》片断。直到现在，鄱阳的湿地发育依然十分丰富，全县有大小河流23条，总长2千多公里，河网密度0·447公里/平方公里；大小湖泊，包括山塘水库数以千计，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0%，仅属鄱阳管辖的鄱阳湖湖面约3百多平方公里；而滨临鄱阳湖、饶河的湿地面则达400多平方公里，为全县面积的十分之一。
湿地不仅是地球之肾，也是资源宝库，其价值可以用“巨大”两个字概括。是湿地，使鄱阳自古以来享有“鱼米之乡”美誉。早在汉末，以“鄱阳土广人殷”为由立郡；隋又因食饶衍改州为饶；初唐，大书法家欧阳询称“地沃土平，饮食丰赡”；北宋以来，凡着名地理典籍，无不称赞鄱阳是“山川蕴物之奇”、“州以富名，擅撷茗银之利；地皆沃土，夸植桑播谷之饶”、“滨湖有蒲鱼之利，鱼鳖禽畜之富”、“山有竹木麻枲之蕃”、“鱼虾之乡”、“舟车四达，商贾辐辏”、“物产丰饶”的所在。鄱阳之春有油菜黄，夏来荷花香，秋天稻谷熟，冬到捕鱼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气候宜人的条件，湿地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鄱阳湿地文化的表现特征
那么，什么是湿地文化呢，鄱阳的湿地文化包含了那些内容和特征？湿地，顾名思义与水分不开，无水不“湿”，但又不完全是水文化，因为湿地的涵盖广，既有水又有地，更有因这种环境而衍生的各种资源，以及人类对资源的认识与开发。湿地作为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最高的生态系统，它为人类生产、生活与休闲提供了多种资源，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也是生命繁衍和文明发祥的起源地。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将这一文明形态称之为“水生文明”。追溯鄱阳的文明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先民们渔猎耕读的生活方式，赋予了鄱阳湿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形态，使之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文湿地”。其表现我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饱含对湿地亲水恋土的开发情结。治水用土，悟彻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安则民安，水利则民利”，从而依水而居，傍湖结庐，湖洲谋生，饭稻羮鱼，耕种渔猎，水来捕捞，水去抢种。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千多年前。如县志·尧山条：“尧时大水，民避此山”，鄱阳已有先民；双港乐亭王家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工具——网针、网坠，渔猎不仅走进了先民的生活，而且逐渐使用了船只。否则，秦时吴芮部将梅鋗在东湖督军台操练水兵就不可能，有水兵必有船；汉末三国吴国时，彭琦谋反亦动用船只，可见当时鄱阳已具一定的造船能力。发展到后来，成为舟车四达，商贾揊辏的鱼虾之乡。
第二、充满对湿地生态图腾的崇拜情绪。因为河网交错，水草茂盛，飞禽走兽动物种类很多。先人们对这块土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在确定域名时，居然把她与丰富的动物资源紧密联系起来，将这块土地取名为“番(读po)”。为什么叫“番”？“番”是象形字，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说“番”：“兽足谓之番，从采从田象其掌。”古籍《春秋元命苞》说：鄱阳“古为服（芜）荒地”，野兽经常出没，以致沼泽之中，常常留下野兽足迹。说白一点，“番”的本意，是野兽留有足迹的地方。可见“番”之成为域名，是一种对自然的图腾崇拜。
第三、深怀对湿地资源利用的保护情感。鄱阳人对湿地资源的情感，体现在对资源保护性的开发与利用上，鄱阳人既看重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又不盲目、拗时弃物残害生灵，特别注重到四个字：“顺其自然”。一草一木，顺应时势，做到物尽其用。以对湖草为例，不同的草类予以不同的用途。同是茎管状的植物，荻草（俗称荻柴）只能用作燃料；而蒿草藜蒿，春分前后用作菜肴，出此时期也是燃料。单叶植物泡草，是极好的有机肥，种烟、种东瓜、大蒜都少不了它作基肥，因为这个原因，莲湖、双港、珠湖等地区，在较长一段时期兴起过底宽、肚大、专门用以装泡草的大草船，通不了船的地方兴起了用牛拉的车，于是鄱阳珠湖晒烟，庙前下半岸东瓜以质优而闻名遐迩。芦苇成为捕鱼的辅助工具，并远销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外、像黄花菜、鸡头米、野蒿根是春荒时用以充饥的最好野菜，鼠蛐草（水菊子）为应时节的野草、野茭白为夏初的佳蔬，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对水产资源的顺时猎取。鄱阳湖、饶河是水产库，鱼的种类有118种之多，由此而产生了各种的渔法渔具，这些渔具根据季节、水情、地段的变化而变化。而所有变化都遵循一条原则——予以保护。长期以来，鄱阳人不但不酷具滥捕，而且在捕猎的同时，顺时守势，如适时禁港禁湖，定时开港开湖。又如栈湖，因为是湿地，季节性的过水是这种地貌的主要特点，这就让低洼而不算大的内湖，成为了小型水产资源库。考虑到既要充分利用资源，又不造成对生态的破坏，于是有了季节性的栈湖，并衍生出“七栈金，八栈银，九月十月栈鱼鳞”的渔谚。
对飞禽的适当猎捕。新中国成立以前，鄱阳人口总量不大，且大多数人处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困生活之中。然而湿地的优良环境，成了候鸟的天堂，猎禽无形中成了一种职业，如鄱阳镇的姚公渡、江家岭都有以此养家糊口者。不过，他们一方面捕猎大雁、天鹅，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禁忌，且以实施保护，如对大雁，不能猎捕大群的，只能择其小股的。况且，以猎禽为业的数量不大。而对于繁殖能力较强的野鸭，猎捕面则比较普遍。
总之，鄱阳湿地文化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鄱阳文化的重要源流。
湿地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敬畏自然
在古代鄱阳人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对自然界一切现象，在利用的同时，注意保护，否则会遭到天谴。正是这种朴素的哲学观念，鄱阳湖和饶河湿地在几千年里，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一、循天理而不是拗天意。鄱阳人在对湿地资源的利用上，始终坚持物尽其用，大到水面沼泽，小到一草一虫。不过，这种利用都保持到生生不息这个层面，而不是斩尽杀绝。这点，在不少生产习俗上得到佐证。如鄱阳人对渔具的使用，多半是在被动上做文章，认为天与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大与小、静与动、进与退、动力与阻力、被动与主动、思想与物质等等对立统一要素，总是以顺应来求得和谐。以渔具卡子和钩为例，卡子以巧求取，即承传“直钩钓直鱼”的理念，上钩者因贪而钓，垂钓者顺乎天意；钩以静制动，仍是“愿者上钩”，同样是顺乎天意，而且都将主动变为被动，人意成为天意，无论是心理还是法理，不但都求得了平衡，更不会由此而造成生物的失衡，因为这些渔具的杀伤力是有限的。为了保护，人们还杜撰了不少的禁忌，比方说，鱼籽吃多了不会算数；牛、墨鱼（即鳢，又叫乌鱼）、雁、狗四种动物代表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为禁吃之列等等。
二、利用而不是掠夺。对湿地资源，鄱阳人自古以来始终注意到管理的重要性。湿地或官营或私营，目的是防止和杜绝掠夺性的侵占行为，并在禁止与开放之间求得和谐。对于人力或道德无法约束的行为，则以雷打电霹这种天谴报应来约束。旧县志和洪迈的《夷坚志》中，载有这样的故事。在民间，就有因不节制猎雁和滥捕产籽鱼遭到报应的传说。如有非正常死亡，人们首先追究他生前的行为，凡此等等，使人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从而达到了保护的目的。
由此可见，鄱阳湿地文化的内核是“天人合一”观，其价值是效地保护生态。
当然，湿地文化远不止这些，受篇幅限制，浅尝辄止，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得到大家的扛鼎佳作。
平民文化——鄱阳文化的本质
进入2010年7月，一场十二年未遇的洪水再次袭击鄱阳，虽然鄱阳镇地区已经超警戒水位l米多，但对几千年来经常处在如此自然环境下生存的鄱阳人，已经“习以为常”，不足为奇，既不把它看作了不起的天灾，更未当作太大的事件，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况且，县委、县政府已率领全县广大干部，全力以赴地投身到抗洪抢险的战斗中。就在人们取得抗洪抢险阶段性胜利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影响到每一个“城里人”——县城鄱阳镇惟一为机关单位、城镇居民供水的源水管爆裂，近30万人的供水全部痪瘫。50多个小时的抢修，总算使破损的源水管更换完成，供水也得到恢复。谁知好景不长，源水管再次出现严重问题，处在高阜的住户，过起了见不到一滴自来水流进自己家室的日子。烈日炎炎，酷暑逼人，因濒湖临水从不耽心缺水，而且已经习惯自来水供水的鄱阳镇，顿时陷入了断水的严重状态。此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把这次突发事件，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抓，又终因种种原因所致，供水很难在较短时间得到有效解决，以至前前后后长达八天。面对如此突然的事故，鄱阳人是那么平静，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秩序井然，街市依旧，没有治安事件，没有聚众肇事。当然，这里面主要有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正确引导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比方说，在缺水的日日夜夜，为什么凡是有水（包括提水井、压水井、水泵抽水及能得到自来水）的人家，几乎都做到了不厌其烦，不分亲疏，不管早晚，豁达大度，尽其所有为缺水人家提供方便，让“陌生人”把自己家当成“取水点”，任其随时进出，这是为什么？我想，有没有文化因素？是不是几千年来底蕴深厚、古风依存且有着新内涵的鄱阳本质文化——平民文化作用使然。
湿地环境孕育的文化本质
近些年来，通过对资料的搜集解读，使我逐渐认识到，鄱阳文化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地域文化。她既有充满底色的码头文化特色，又有源远流长的湿地文化特性，更有着平民本质的文化特征，因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风格和特点。
翻开鄱阳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远离权力（政治）、远离战争的地方。虽然在先秦，史书《左传》、《吴越春秋》有过记载，“吴伐楚，拔番”，但都是经过，而不是兵家逐鹿之地。即使秦建县后的两千多年里，除去在鄱阳湖水域发生过一次决定一个王朝的战斗外，也没有发生过改变历史走向的战事，这是一；第二，在上下五千年里，鄱阳没有出过一个左右历史的显赫人物；第三，江西自古以来就没有立过国，而且只是归属于吴楚，因此有“吴头楚尾”之说。基于这三点，我认为鄱阳一直是远离政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