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学法律，报考大学的法律系。这也是因为我哥哥从山口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东京大学法律系，当时正读二年级，每当我回家见到他时总免不了听他高谈阔论一番。我生来不愿逊色于人，回到仙台后也就读起鸠山一郎的《民法总论》来了。没有比无知更可笑的事了，我居然认为这本书就代表了“法律”二字的全部意义。
可是，要从高中理科跨专业投考东京大学的其他学科，只有在无竞争无考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法律系当然不在其中，偏我又不急放弃“苦其心志”的自我磨炼，到京都那个艺妓歌舞无休时的世界里去读书。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哥哥建议我报考东京大学商学专业，说是或许能撞上免试的大运。当时，恰逢东京大学经济系新设衙学专业，多方权衡之后，我终于摆下了背水之阵，向东大经济系提交了报考商学专业的志愿书。看来上天有眼赐我好运，那年商学专业正好免试。这样，我于1924年进了东京大学。
我终于开始了大学生活，摘下高中时代帽檐上缝有一条白线的制服帽，戴起了东大四角形的学生帽；装束、谈吐、作派也随之变化一新，就连思维方式也与过去不同了，我觉得没有比人的变化更不可思议的事了。我这从没熨过裤子的人也学会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笔挺的裤线，故作轻松地随便夹着两三本法学书籍，穿过本乡大街成排的白果树，大摇大摆地跨进东大红色的校门。而昨天，我还不过是个故意把帽子蹭脏了揉皱了才心满意足地戴在头上的邋里邋遢的中学生，一个以能从牛肉铺里把火盆藏在大衣襟里偷出来为荣的半大小子。
不过，我上大学时还是在学业上下了一番功夫的。最初换到商学专业时，听老师讲课简直如听天书，两眼一摸黑，仿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直到这时，我才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高中不过三年，况。且我还没正经用功，就如此轻率地走了换专业的这一步，实在令我自己吃惊。
为适应这门陌生的专业，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读了历史书，还粗粗看了一遍哲学入门。初入东大的这段时间里，我虽小吃苦头，但对我后来的一切直至今天都不无益处。现在我深深认识到，除去那些需要特殊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之外，凡是想要以管理者的身份参加企业经营的人，都不应把自己束缚在大学里的那点专业知识上，而应在走上社会之后，不断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来充实自己，例如搞理工的学点法律和经济常识，学经济的则必须学一点理工科的常识。
进入东大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没有旧交为伴，高中时代的同学纷纷选择了专业，各奔东西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现了两位旧相识。一位是锦城中学的同学，叫荒井清（现东洋信托银行行长），他从锦城中学毕业后上了第五高中，又与我同期考入东大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另一位叫荒木秀郎（后曾就职于日本电气公司），他是毕业于仙台第二高中文科类后进入东京大学商学专业的。
当然，我们虽是旧交相互间又都有空白。荒井与我虽是锦城同窗，但高中三年天各一方没有往来；荒木虽是仙台二高的，却与我曾是文、理科相隔。这些空白一旦被重逢后的友谊填补后，我们三人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直至今天，特别是荒井清，他是我学习中的好伙伴。每星期六放学后，我们就从本乡步行到茶之水，再从皇宫前走到有乐町我家门前，边走边就宪法或经济大发议论，不谈到口干舌燥不罢休。
当时，法律界正当上杉、美浓部两教授的所谓宪法论战时代，我们俩的议论也多是以宪法为中心。我虽自己不觉得，但人们现在总说我“好斗”，就算我真的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也是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并且荒井对此应负一定责任。
陪我玩儿的伙伴则是荒木秀郎。荒木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梶井刚（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总裁、日本电气公司总经理），于是我又得以与梶井相识。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梶井可真没少带我们玩儿。每星期日，我们必宿麻将旅店，可说是无一例外。梶井的乐趣并不在赌，只是将胜负列表，然后说。一句：“怎么样，高田？”就似乎得到了最大满足，他需要的仅仅是刺激。我的麻将瘾和技术，都是那时的成果。
前面我已吹牛说我在大学用功学习了，此话并非谎言，只是我没有为此牺牲娱乐罢了。我素来爱玩儿，象棋、围棋、联诗作对、麻将、台球、乒乓球，古筝、钢琴都曾有所尝试，游泳、滑雪、滑冰也都来过，只是涉足其广无一精通，不过在交友和消遣方面却是绰绰有余。
我天生年一种惰性，加上熬夜睡早觉的毛病，形成了我很不善于野外活动的特点，我至今没有登过富士山，甚至认为与其上去又下来，还不如在下面等着。这么个兴味索然的人，居然有一次被朋友们强拉上了赤城山，过了几天野外的帐篷生活，一起去的有北村洋二（现日产建设公司会长）、田中俊夫（原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漆山一（现梁濑公司专务董事）和我共4人。对于我这个不贯于登山的人来说，赤城的山路就好比人常说的蜀道，艰难异常，根本无从谈起欣赏夏日满目浓绿的山中风景。走不了几步我就央求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于是总有一对青年夫妇和一位看上去象是他们的弟弟的年轻人时而走到我们之前，时而落在我们之后。几次擦肩而过，我们不知不觉地与他们打起了招呼。
虽是萍水相逢，也能成为朋友。年轻的夫人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帐篷里来做客，夜晚还与我们一起泛舟湖上，在夏季的月圆之夜寄托我们的旅情。因为有了这位年轻妇人，使我们的野游添了许多乐趣，耐人久久回味。
40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应邀出席芝蒲共同工业公司总经理佐藤主持的宴会，席间他亲口对我说，他夫人非常怀念曾在赤城与我们同游的旅行。这话令我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尽管我已改姓稻山，但这位夫人于报上见到我的照片时仍坚持说，名字虽不同，但人决不会错。女人的记忆堪称非凡。那之后，我曾有幸与这位夫人在某人的结婚典礼上重逢，使人大有曾几何时之感。
我虽不是玩体育的料，却入学不久就被选进了曲棍球队，真让我受宠若惊。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为“运动员”，不过也是最后一次。我入学的那一年，正好东京大学正设曲棍球俱乐部，由于曲棍球与冰球关系密切，学校就有意识地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选手，于是东大曲棍球队就由北海道高中、仙台第二高中、松本高中毕业的学生组成了。之所以想到了我，怕也是出于无奈，另外队友们除希望我来凑足数，还希望集训时我能不断地出些玩儿的新花样儿。我们曾在东京的尾久和松本集训过，不过更令我难忘的是，在一次与早稻田大学二对二的比赛中，我瘦小的身躯被一条大汉撞得人仰马翻，奇怪的是我竟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也许我因此与曲棍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去年，我继已故的杉道助之后，被捧上了日本曲棍球协会会长的宝座。我自知力所不能及，但由于北村洋二和掘越治弥（现东京油船公司总经理）答应代我料理所有事务，有了这一条件我才接受了会长的头衔。在祝贺我就任会长的宴会上，石井光次郎致词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稻山会与曲棍球发生过联系。可发展，提高曲棍球运动的水平，却不可缺少资金。”我想，这才是他们推选我当会长的真正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