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1928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一度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出于阶级局限，又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虽然各有追求，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至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然而《蚀》——特别是其中的《动摇》——描绘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历史图景，刻画了那个历史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幻灭、动摇、追求以至最终失败的结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这浪潮退落以后反动势力的猖獗。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一些青年受着怎样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经历着怎样曲折、苦痛的路程。《蚀》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小说有关革命主流写得过于单薄，有些细节描写也还缺乏严格的选择，但它仍然对时代生活作了比较广阔的反映，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地写出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这部小说在发表的当时立刻引起较大的注意。
茅盾1927年9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所署的笔名原是“矛盾”，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是存在着矛盾的，他在《从枯岭到东京》一文中曾对这种心情作了详细的分析。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虽然思想上存在一些矛盾，却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自我思想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
1928年2月写了短篇小说《创造》，表明他的思想已有变化，对社会解放抱着积极进取精神。1929年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已经消退。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只写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征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将三峡景物的描绘和人物心境的刻画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决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2章至第7章，写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人权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她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共同的苦闷。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3章描写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同集体主义的道路。
1930年春，茅盾自日本返国。这时国内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发展，左翼文艺运动正在蓬勃展开。茅盾参加了“左联”，一度担任过行政秘书（书记）工作，和鲁迅往来亲密，积极推动左翼文艺运动。随着他思想、生活的变化和艺术经验的积累，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回国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他陆续写了中篇小说《路》、《三人行》取材于历史故事的短篇。《路》以1930年的武汉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火薪传的觉醒道路。火薪传原来对政治和世事都采取怀疑态度，随后通过学生运动和革命者雷的启示，逐渐认识到只有“前进还有活路”，同时“要坚韧，不消极，也不发狂”。《三人行》描写了许、惠、云3个青年：许从不可知论走向侠义主义，又因侠义主义而失掉了自己的生命；惠是一个中国式的虚无主义者，但冷酷无情的现实终于证明他的虚无主义的破产；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云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败落，他被抛出原来的生活轨道而参加了实际斗争。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样，《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为革命真理的传播者而出现的。这两篇小说因为作者对大革命后的青年生活不够熟悉，开掘不深，也未能创造出真实具体的人物形象。但是，从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灭、动摇，到反映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革命现实主义越来越加强，就茅盾的创作道路而言，是一种可贵的进展。
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力量最旺盛、收获也最丰富的时期。他先后写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表现出茅盾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揭示含蕴于其中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动向的艺术才能，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里，茅盾还继续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他继《鲁迅论》后又陆续写成《落花生论》、《冰心论》、《徐志摩论》等多篇作家论，系统地分析了“五四”以来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他们的特色，内容扎实，是当时文艺评论方面的一个收获。此外，他还写有《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等文，对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所论述。在对于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他写有论文《“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在严正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同时，对于自己早期曾经受到过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丹纳的理论也作了批判。
抗日战争爆发，茅盾最初在上海主编《呐喊》周刊。上海沦为“孤岛”后去香港，辗转于长沙、武汉、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被选为理事。在这段奔走各地的颠沛生活中，他仍然积极参加文艺活动，主编香港《立报》副刊《言林》和《文艺阵地》，并写了中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1938年底，茅盾应邀离香港赴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化协会。1938年5月，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途中，于延安稍作逗留，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作短期讲学。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中，抒发了自己对这段美好生活的感受和怀念。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他在香港写成长篇小说《腐蚀》，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重要支柱特务机构残害人民的罪行。随后，他又写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剧本《清明前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茅盾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撰写了不少杂文散文，并创作长篇小说《锻炼》。1948年末到达解放区。1949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第一任文化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特别是以极大热情和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79年11月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临终之前，他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文学事业，捐献自己劳动所得的稿费25万元，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设立“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中国共产党按照他的遗愿，恢复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茅盾从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漫长的60余年中，为中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为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杰出的典范。他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