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在堂区档案室，我调阅了大连堂区的教友名录，没发现有叫撒乌耳的教友。
撒乌耳这个名字应该是取自《圣经》旧约撒慕耳纪里的古代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撒乌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用撒乌耳做自己的圣名，因为撒乌耳并不是圣人，他只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个有污点的人物，很难想象有人愿意用他的名字做圣名。
1966年以前的教友名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焚毁了。现在的教友名录，是我和亚西修女从1980年开始至今，重新登记陆续入册的。我们俩并不是坐在教堂等教友们主动来登记，而是做了大量的走访，力求一个不遗地全部登记入册，包括很多早已去世的教友也被我们一一登记在册。
保禄神父日记上的那五个人，即斐理伯、伯多禄、玛利亚、多默、默西亚，由于保禄神父只写了他们的圣名，在重新登记教友名录过程中，我对这五个圣名格外关注。
教友的圣名存在比较严重的重名现象，包括后来领洗入会的教友，在大连堂区我先后发现了5个斐理伯、8个伯多禄、19个玛利亚、6个多默、1个默西亚。
5个斐理伯均出生在1945年之后，不可能参加过抗日战争，所以他们都不是保禄神父日记里的那个斐理伯。
8个伯多禄的领洗时间全在1980年以后，也都不可能是保禄神父日记里那个有严重同性恋倾向的伯多禄。
19个玛利亚里有三位是1966年以前入会的老教友，其中有两位健在，一位去世。无论是健在的还是去世的，我都详细地了解过她们的家庭情况，没发现有抛弃子女的记录。所以她们也不是保禄神父日记上的那个玛利亚。
6个多默里有保禄神父日记里的那个多默，已经去世。
要特别指出的是默西亚，默西亚在《圣经》里是耶稣的名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用默西亚做圣名几乎和用撒乌耳做圣名一样罕见，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默西亚是大家不敢用，撒乌耳是没人愿意用。所以单凭圣名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大连堂区的这位默西亚就是保禄神父日记里的那个总认为自己就是耶稣的默西亚。
眼下的这个撒乌耳，有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入会的老教友，在重新登记教友名录时没有进行登记。也不排除他不愿据实相告，故意瞎说了一个圣名。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因为我个人直觉更倾向于他没有撒谎。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像不正常，对事物的分析很有条理。
我本以为撒乌耳会在两周后我当值听告解时再来办告解，可是，这次我却失算了，他没有来。又过了两周，他还是没有来。
撒乌耳为什么不来办告解了呢？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难道他已经改掉了偷看别人信件的毛病，不再需要办告解赎罪了吗？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理智告诉我，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发现，只要一有闲暇，我的脑海里全是撒乌耳。即便是做其他事情，我也会下意识地和撒乌耳联系在一起。
就像那次，我和刘神父、亚西修女一起观看堂区上半年的礼仪录像时，当播放到圣周四我和刘神父为男教友们洗脚那一段，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画面里男教友们的脚上，我当时还浑然不觉。
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寻找撒乌耳那双罗马脚时，同时也认识到，现在撒乌耳在自己的心里，重要程度绝不亚于保禄神父日记里的那5位教友。
又一个我当值听告解的主日过去了，撒乌耳依然没有来。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撒乌耳亲自去南昌街62号非常危险，甚至有遭遇不测的可能。在我第一次认真审视撒乌耳看过的那些信的内容后，更加深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其实撒乌耳在第六次来办告解时所做的那些分析是非常透彻的。
作为一名神父，我现在连静默都无法进行了，总是惴惴不安的。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坐等撒乌耳自己来，必须主动出击，去拯救撒乌耳。我也有责任必须去帮助他。
神父每年都有八天的避静时间，离开教堂去别处静修。我一般都是去位于秀月街的王家老宅，那里没有人，相对清静。
不过这次避静恐怕要例外了，1997年11月4日是个周二，我向堂区申请避静，打算利用八天时间去拯救撒乌耳。
三天后一大清早，我正式踏上拯救撒乌耳的征程。第一站，我选择了撒乌耳提到过的邮局——大同邮政所，也是他工作的地方。这个地方不难找，位于西岗区大同街，大同小学的正对面。
在大同邮政所门前，有一个绿色的邮筒，也就是撒乌耳每天取信的那个邮筒，我在邮筒前驻足了片刻才走进大同邮政所。
大同邮政所不大，只有两个窗口办理业务。可能是刚刚开门营业的缘故，两个窗口前空无一人。窗口里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一个看起来20岁出头，另一个看起来40岁左右，都是女的。
我走到那个年岁大的女工作人员窗口前，直截了当地询问所里有没有男性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出乎意料，竟然没有。
经过进一步咨询后我得知，大同邮政所一共三名工作人员，全是女的，而且大同邮政所已经好多年没有男性工作人员了。
我一头雾水地走出大同邮政所，举目四望。一开始就不顺利，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呢？对，去南昌街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