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首先感谢教授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能不能先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辛德勇：这本《海昏侯刘贺》的书是因为考古发现引起社会很大关注，我自己在这之前做了一些关于西汉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涉及了一些跟刘贺关心非常密切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动笔写了这本小书。
主持人：咱们这本书名字叫《海昏侯刘贺》，但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您花了很大篇幅在说刘贺的亲友团，像他的爷爷，还有立太子、霍光这些人，我们觉得刘贺反而成了一个配角了，您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辛德勇：首先我不太赞同你的说法，第一客观上记载上记载他的史记主要是《汉书》，《汉书》里面关于他的直接记载不是特别多，这是一个客观上的问题，就是很难写出很多关于他直接的东西。第二个实际上要想准备地、全面地反映刘贺一生的荣辱浮沉必须从他当时生活的社会环境上来看，从他所经历的政治环境上来看，这样就需要追溯到他出生之前他父亲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从他出生到他去世，整个来说花了这么大的篇幅，用了很多笔墨写你讲的所谓亲友团的事情，其实在于深刻地理解刘贺。如果不了解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不了解他怎样稀里糊涂地卷进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刘贺后来种种的行为，他一生的命运，必须从这个角度上才能解释清楚，所以写了很多看起来，或者我说如果不仔细阅读的话会觉得好像跟他没有多大关系，其实里面叙述的所有事情，我自己感觉用一个很严密的逻辑链条，紧密地切向了刘贺本身，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刘贺当了27天皇帝，但是史书上说他干了一千多件坏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昏君？
辛德勇：这个问题有一点复杂，第一我自己认为刘贺肯定不是一个明君式的人物，如果作为皇帝的话，如果说他修养非常好，政治上非常精明有作为，他肯定不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至于谈到所谓昏君这个概念，我个人是完全不赞同的，我们必须分析他的种种行为，包括最后他被罢黜皇帝帝位的时候，当时霍光是极力罗织罪状，讲了种种事情，这些事情在现在看起来没有一件说得上能谈到非常昏庸的、昏聩的，都是写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说更多是生活上一些失于检点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放在西汉社会来看的话，其实在西汉的帝王当中具有很大程度普遍性，或者说放大一点，在西汉的皇室成员当中它的普遍性是非常强的。
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接触的所有的儒家的观念，儒家一套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修养的观念，其实是在东汉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刘贺生活的那个年代，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有点像西方古罗马帝国晚期堕落的时候差不多。从帝王到皇室成员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任性的，他们有很多东西按照东汉以后的儒家观念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说我们谈到皇室成员的性行为，和后来想象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几乎所有的皇帝在有三宫六院嫔妃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有同性性行为，而且非常公开，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不好的行为，而且这是皇室成员之间，跟自己家里的嫡系的亲属，自己的姐妹，自己类似血亲的关系发生性行为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才能理解刘贺的种种在后世的观点上来看显得非常放荡、非常荒诞的行为，其实当时皇室成员里差不多大多数这些封了王、封了侯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不能说是昏君。但是这些行为在当时来说也不是说这样做都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有些行为如果别人检举、别人揭发也是严重的罪行，只不过不一定有人揭发这些事情罢了。
主持人：这确实对我们来说挺新鲜的。这次发掘的时候有些人说看出土的文物就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知书达礼而且爱好音乐，情趣高雅的这么一个人，想给他翻案，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辛德勇：这个说法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学术方法上，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学者，或者说利用考古发展的文物资料做研究的人，很喜欢说很简单地依据一个考古发现来改变一个既有的学术界对人物、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在学术研究方法上，首先这种方法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做法。
实际上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很多东西不是直接通过一个文物能体现出来的，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随便一想就知道。比如说有一些文化程度很低很低的人，其实什么也看不懂，但是他有钱了，装修家里房子的时候，他可能四壁都堆满了书，这不意味着他就读了书。同样的，即使他文化教育程度很高比如说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也确实读过这些书，并不意味着这些知识变成了他个人修养，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对待这些在海昏侯墓里发现的比如一些儒家经典，比如您刚才提到的乐器这样一些显得很有修养的文物，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个判断他个人修养。况且比如说有琴、有钟、有罄，这可以说是贵族之家典型的标准配置，几乎每个人家都要有的。那么他死了以后把他生前用的这些乐器陪葬到墓里也是正常的事情，甚至很难说他的音乐乐理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很难讲。我们有一个成语叫“钟鸣鼎食之家”就是贵族之家都要这样的，家里有一套乐器，举行各种仪式、各种活动一定要演奏的，和个人的修养、情趣特别是深层的个人品德不能直接联系，有这些乐器可能他修养很好，但是不一定一定很好，是这样一个关系。他是不是修养很好，还要通过其他方面的事情来证明。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讲，这样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非常浅薄的研究方法。
主持人：但是确实我们普通大众对这次考古发掘非常关注，可以说这次发掘的一举一动都变成了一个热点，大家开玩笑地说一直在追，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大家对这件事情这么关注？
辛德勇：首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发掘做得好，江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这方面使考古贴近大众，做了非常积极、非常有效的工作。因为社会大众要了解历史，他们如果直接看很艰深很枯燥的记载，是有困难的。文物是非常生动的，而且这次发掘的海昏侯的墓保存的文物是相当好的，基本没有被盗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墓葬发掘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非常感谢江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使社会大众通过这些器物能够更直接地贴近历史。
当然，上面的责任不是社会大众的问题，也不是考古学家的问题，需要各个方面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角度，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物，给社会大众提供一些好的读物、好的解说，让社会大众能够更准确地了解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一件简单的器物就能给社会大众提供很丰富也很具体的知识。比如这次发现的有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是酿酒器的东西，说是蒸馏白酒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社会大众大多数人都会接触酒，会喝酒，谁都会了解酒什么时候在中国产生的，什么样的酒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如果确实是蒸馏器蒸馏白酒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突破了，因为白酒在中国引用的历史，传统文献记载是元代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如果它确实是蒸馏白酒的那是了不起的问题，但是我个人不同意一个观点，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它不大可能是蒸馏白酒的。所以，一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下一步的工作希望社会各个方面的从事这些相关学术研究的学者，利用海昏侯墓发现提供的这些非常丰富的文物，能作出更多更好的研究，社会大家就能通过这个了解很多东西。
一件文物，像我刚才谈的蒸馏酒是不是蒸馏酒，至少是社会大众能接触到这个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学者们给提供的，他们就能更好的了解知道酒的种类，蒸馏酒和一般发酵酒的区别，蒸馏酒和发酵酒在中国产生、引用、流行它的基本状况是什么，一下就让很多人非常具体的了解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单纯写成文章、写成书给群众看，社会大众一般来说就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也不容易记得住，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媒介。
主持人：这些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刘贺这个人的其人其事。我有一个我个人很感兴趣的话题，刘贺是一个绝世美人之孙，这个人长得帅吗？
辛德勇：这一点非常有幸的历史文献中对他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有点不太好解释，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有一点不太好理解，但是还是有的。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社会也好，今天的社会也好，社会地位高，手里的财富多、地位高、有权势，往往更容易在婚嫁的时候娶到更漂亮的姑娘，从遗传角度看他的后代应该一代一代越来越漂亮了，很不幸的刘贺的祖母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绝世美人的李夫人，但是到他这里，他的相貌在《汉书》里面非常清楚地记载长得确实不好看，可以说很不好看。但是遗传学上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有的家庭父母都长得很好，父亲长得很帅，母亲长得很漂亮，那么孩子就长得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长得很惨，那么现实社会也有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相对会少一些，刘贺就很不幸地长成这样，然后他中年以后又得了病，他的病症我自己随便乱推测，大概是相当于现代西医类风湿这样的症状，按照史书上记载和类风湿的症状非常像。这样的话，类风湿一般都要有骨骼变形，长得本来就不好看，那他在腰啊、胳膊啊、腿啊，七扭八歪的，就变得越来越丑，越来越难看了。
主持人：可以理解是一个很富有的，长相也不太好看的官三代，能不能给我们说几个小故事。
辛德勇：他自己的故事，生活当中的，在《汉书》当中有一些小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简单的说，他人脑子不是很精明的人，我刚才说不能说他是昏君，也不能说他是明君，但是他不是一个很精明的人，那么一个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他到长安城里，从他在今天山东那里的昌邑国出发去长安城里做皇帝，他也知道让他当皇帝了，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对于他来说等于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极力克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一点也不克制，一点也不检点，走在半路上，第一老皇帝死了这个时候他应该表示出来一些所谓对这个皇帝的去世一种悲哀的，从礼仪上来说，守丧期间做出来一些这样的行为，但是他第一照样吃肉、照样喝酒，那么这还不算，那么路上碰到一个民家的民女，他一看好看，他把这民女拿过来陪着自己，而且怕别人知道，把她藏在装衣服的大车里，那么被皇帝派来的人发现了，发现了他说没有，没这事儿，那么皇帝派来的使节就问他，说我知道在哪里，他说那你看着办，结果搜出来，搜出来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了，这个问题就看出来，他非常非常自己不精明，不能够很稳妥地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他又不是说大牢里关了几十年放出来没有见过女人，他本来就是王子，自己又做了王，一个诸侯王，他那里也有很多这样类似嫔妃这样的女性来服侍他，那么路上碰到一个民女，他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任何欲望作出这个事情，不管怎么看，我们现在任何人看都是傻到头了，傻透顶的一个事情，非常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偏偏就做这个事情，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跟这个有一点类似，这个很突出了，我们随便一想谁也不会干这个傻事儿，没有多少天，你从今天的山东定陶、巨野这一带，你就走到长安城，今天的西安，路上能走多长时间呢？一个月撑死了，用不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他就作出这种事情，所以做了很多这样荒唐的事情，让人觉得一般看是有点不可理喻的。就是还是要放在西汉皇室成员的生活状况来看。
如果说通过海昏侯墓的发掘或者说我这本小说能起一点作用的话，有更多的人直接看看《汉书》是很好的，看一看《汉书》你得到的和东汉以后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也可以说如果站在传统的道学先圣的立场上，可能说是很荒唐、很没落的生活景象。那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生活的很自如的一个社会，上至皇帝下到庶民，有很多东西和后来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自如”这个词很有意思，再给我们讲一讲吧，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啊？
辛德勇：由于儒家的礼法制度没有像东汉以后逐渐逐渐强化的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看起来都是汉代，西汉东汉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主持人：这么说虽然当了27天的皇帝，但其实他这一辈子过得还满开心的，虽然到后来做了11年的庶民，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是，我今天提了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他做了庶民以后他的财产都被剥夺了吗？后来他墓里发现了那么多珍贵的文物，都从哪儿来的呀？
辛德勇：他不幸的是当了27天皇帝就不让他干了，他比较幸运的是，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整个手法是很稳妥的，那么政治上地位没有了，经济上的地位还是不错的，就是把原来的昌邑国里所有的财富都给他集中到一起，放在昌邑国王的王宫里，然后他自己也在王宫里做，用现在的说法更像是软禁，就是禁止外出，但是生活还是不错的，还有仆人伺候的，所有财产都在那里，这里面也许有一小部分，他做皇帝期间从长安城里带回去的，可能让他带一点，但是不会太多，因为当时把他剥夺帝位之后他实际是被驱赶出长安城的，而且他从昌邑国带来的200多个随员基本都被杀掉了，他等于孤身一人被霍光安排人押解回昌邑国去了，这样的话不可能给他再带很多财产，但也可能有少量的带一点，那些财产，就是昌邑国原来的大部分都还在他的宫城里。
然后您刚才谈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到海昏侯就是封侯去这个侯国里去的时候，他应该是把他在昌邑国王宫的宫城里的这些所有的财产，尽可能地带到了海昏侯这个侯国里去了，不能说全部都带走，但里边比较珍贵的一些细软他肯定已经都带走了，这样我们才能在他死后，在埋葬他的墓室里发现那么多象征着财务的这些器物也好，还是直接的包括黄金，包括大量的铜钱钱币也好，很大一部分都应该是从昌邑国里带去的。具体的原因，第一个他到海昏侯国的时候时间短，只有不到四年他就去世了，这是时间上，不可能有时间聚敛太多的财富，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就是江西海昏那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地区，整个中国江南的开发是从三国六朝以后，特别是唐宋以后逐渐逐渐发展起来的，江西非常落后。相反，他原来在的昌邑国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山东很贫穷的一个地方，就是鲁西南地区，今天是非常贫穷的，但是在西汉的时候，在他在昌邑国当国王的时候，差不多是前面最富庶的地区，所以他有条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为什么这么富？你知道他的父亲是李夫人生的儿子，李夫人是汉武帝非常非常宠爱的一个女人，所以说绝不可能把他的封国放在一个贫穷的地方，是精心地选择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从地图上看，昌邑国的国土面积不是很大，和什么齐国完全没法比，齐王的齐国面积大得不得了，但是昌邑国非常非常富庶，所以说在这里可能有那么多财富，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在南昌的黄昏侯墓葬里发现那么多财富，我认为它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主持人：感谢教授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展现了西汉生活的画卷，您的研究真的非常深入，我们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一个史学家，同时您也从事教学的工作，您是怎么兼顾历史要深入的研究又要普及传递的平衡？
辛德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像我一样从事研究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上课，他们认为上课影响研究，我和这些人想法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上课促进我研究，就是通过授课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加系统地考虑很多问题，才能够考虑更多更全面的问题，这也涉及你的态度和方法，有很多教授说我研究什么，我的专业是什么，你绝不能让我上这个以外的课，我就讲这个，我跟谁都讲这个问题，甚至只能讲自己最近写的，自己已经写过的东西，非常非常专门的，除了这个我不讲也不可能讲的。那我正好跟这个相反，我希望通过上课来促进自己学习型的东西。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他要求你不能讲太深的东西，但是要求要成系统的，尽可能系统的一些东西，希望本科生对于历史的侧面一个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的话就逼迫自己来学习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教学和研究是互相促进的但也不能不研究，现在有很多人说，大学里很多老师光忙着自己写文章、出书，然后说不做教学，说一个好的教师只要教学做得好不做研究没有关系，这个看法我不赞成，因为大学教师，特别是好的大学教师，如果你常年不做研究你不可能教好课，至少我认为绝不可能教好，如果说一定要说教得，只能说他跟中学上课差不多，照本宣科那一套的。因为你只有自己深入做研究，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准备教案的过程中能够考虑到相关的问题，张三做得好还是李四做得好，你才能做判断做取舍，选择最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你不做研究根本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从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教学做得好一定对研究有帮助，研究做得好才能更好地教学。
我最近这些年写的很多文章在写的过程中，运用的那些知识就是我在给学生做本科生教学过程中，为了教学不得不学习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在你做研究的时候恰恰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运用到，你碰到一个问题，它涉及什么东西，没办法预先判断的，你不知道碰到什么问题，你需要什么知识，你只能通过你平常的积累。这个积累的过程中，教学逼迫你或者促使你更多的积累，所以教学对研究工作只有帮助没有什么影响和妨碍的。我在北京大学上课，除了上个学期我是有病了没有办法停过课，我没有一个学期没上课，而且没有一个学期没有本科生的课，一般每个星期在给学生上课，本科生研究生加在一起，最少也不低于8个课时，所以上课我觉得对我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主持人：您实在太棒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刚才听您说了那么多，您做了那么多关于海昏侯刘贺的研究，在您心里对他有没有一个定位，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辛德勇：说一句有点开玩笑的话说，他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傻乎乎的官二代，我这个说法可能有点不太合适。我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吧，我接触过很小一部分这类的人，人不坏，可以说你即使中纪委来也不一定有什么劣迹，不是每个人都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但是由于他的家庭环境造成他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他稀里糊涂活着也活得很好。我觉得刘贺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官二代，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我绝不赞成给他翻案说他有多好，但是我也绝不认为他是一个坏人，做过什么罪大恶极的坏事。
主持人：刘贺很年轻就去世了，去世时才34岁。
辛德勇：这个在古人不是说算很了不得的事儿，古人这个岁数很多人都离开了。他去世的时候，有的人认为可能朝廷加害于他，就是汉宣帝派人，比如说给他下点药或者怎么样的。我自己从研究上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者说不存在的。
汉宣帝是汉朝皇帝非常非常手腕老辣的人，他做政治非常精明的，当时的政治形势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做这件事情，他把刘贺封到南昌去是为了安抚刘贺，主要不是为了安抚刘贺本人，是安抚刘姓的皇室成员，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海昏侯刘贺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再把他杀了，这是很难掩人耳目的，这种特别大的政治活动，其实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瞒过人的，那这样的话会激起刘姓的皇室成员更加不满，这个不满的根源就是，我在《海昏侯刘贺》这本书里为什么会写很多别人看起来跟刘贺好像没有关系的事情，刘贺这一生政治命运是和整个政治背景结合在一起的。
简单地说，就是霍光把刘贺废掉的，也是霍光把汉宣帝立起来的，所以霍光的地位绝对不能否定，霍光做的东西如果否定了，汉宣帝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宣帝把霍光家里的人几乎所有人全杀光了，但是仍然把霍光捧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上，大司马、大将军的地位非常高的，埋葬他的时候基本是按照皇帝的礼节埋葬的，就是地位抬得很高，但是实际上汉宣帝心里是恨死霍光了，但是这个政治上不能改变，汉宣帝能够作为皇帝合法性的原因，在于霍光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这个正确的事情和把刘贺废掉是一个事情的两个环节，所以这个案是绝对不能翻动的，所以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希望读者如果能够认真看这个书的话，其实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内在逻辑，我们不在这个背景上看，根本没法看到刘贺怎么回事，刘贺自己的记载只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同意我的意见，也是觉得这家伙傻乎乎的而已，但是仅仅因为他傻他不会遭遇这么多命运，这个命运的核心人物是霍光，霍光就是一个人穿起了这段历史，那么霍光产生的原因就要追溯到汉武帝晚年对他身后事情的安排等等一系列事情，所以一定要放在这个政治格局里看就清楚怎么回事了。
主持人：我想补充一个小问题，海昏侯墓的挖掘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也跟我一样，因为我关注他可能是我希望通过这次挖掘拿到的一些比如说文物，或者说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改变我们所谓的史料给我们的一些认知。我想问一下关于史料、关于考古的关系，能不能再给我们阐释一下？
辛德勇：首先考古发现确实是极大地促进历史研究，按我自己的看法，别人不一定同意，考古学是历史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它是历史学研究大的范畴里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历史发展很特殊的是什么？自从春秋战国以后，主体的政治活动大部分有比较清楚的记载，特别是到秦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这样非常完整的历史记录的存在，大的历史事件，通过某一个考古发现要改变的可能性我认为非常非常小的。那么是不是极个别的事情也可能会有，原因就是文献记载的即使非常清楚，也会有个别的一些角落，特别关键的史料也可能有没有被留下来的，但是一定非常非常罕见了，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个人觉得用传统的史料为主，比如史记、比如汉书，以它们为主，然后再借助考古学提供的新材料，这些新的材料包括各种器物，也包括各种出土的简牍文献等等，然后结合在一起就一定会更好的促进学术研究、更好的发展。
那么如果说过分地偏重考古发现，从文物到出土的文献资料，有的时候反而不容易更好地把握历史的总体面貌，如果我们以传统的史料为基础，更好地熟悉了传统史料，那么我们面对新的发现就能够比较快地，也比较准确地解读或者分析出来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什么，历史就会得到很多促进和发展。但是不一定是马上改变什么，这点涉及大众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历史的一种认识过程，就是大众希望说一个东西发现马上要改变一些东西，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发现了到底有什么用，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恰恰说历史研究没有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比较需要花工夫、花力气的逐渐推进的过程，那么在这方面我就希望今后考古学家做相关宣传的时候能够把它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得更扎实一些、更充分一些，做得更好一些。这个责任在于学者。
大众有这种好奇心是正常的，但是学者们通过各种形式更好地提供给他们准确的知识，就是任何一种研究，包括历史学或者狭义的仅仅是考古学，都不是你看一眼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看一眼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有没有？也有，极个别的，那这样的问题还要好的学者干什么？我以前讲课的时候经常和学生谈，那叫傻瓜来干好了，谁看到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深入的研究，恰恰是大多数问题都需要平心静气做研究的，新的发现要带来社会轰动效应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使大家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下一步来说就是怎样合理地、有分寸地按照它实际情况告诉社会大众。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类似所谓蒸馏器可以蒸馏白酒的器物，我们告诉他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它是不是蒸馏白酒的，这个问题要提供充分的背景，白酒中国以前的记载是什么？特别是在考古学上，以前发现了不只一个跟蒸馏器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做一下对比，告诉一下社会大众，这个东西以前我们也发现过，在哪一个博物馆里还有，那么更多的人就会更多地关注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呢？其实非常容易，你做一个复原器，看着原样做一个模拟的东西，你就蒸一个白酒试试，我相信那个东西绝对蒸馏不出白酒，这个东西很容易做试验的。因为道理很简单，我这书里提到了，就是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喝过白酒的人就知道，一旦掌握这种技术绝不可能失传的，因为人喝酒会上瘾，这么好喝的东西然后说忘了，不知道怎么做了，隔了一千多年以后说又重新发现，绝不可能的，大家一定会代代传下去的，所以用常识就可以判断了，那么不是说考古学家宣传的不好，也不是说社会大众关心考古学的东西不好，但是大多数不要抱着一种看一眼一个新的发现，马上就改变了现有学术界已有的所有的认识，马上进入一个新的发现。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很多年以前，原来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于伟昌（音）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对他非常非常尊敬，很好的学者，在当年的长沙发现三国的物件，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信誓旦旦地讲，三国的历史以后就要改写了，要依靠这批物件改写了，现在这批东西发现有20年左右了吧，但我发现大家研究三国的历史还是要看按《三国志》，不是看长沙的物件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轻易想要改变传世史料系统完整的记载，改变历史总体面貌，基本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有那种发现。原因很简单，你要设想，我们是不是傻子，大多数人肯定说我不是傻子，好，你不是傻子就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你的爸爸肯定也不是傻子，你的爷爷肯定也不是傻子，那么再推到更早的爷爷的爷爷肯定也不是傻子，所以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失传的东西都是历史淘汰的结果，他相对来说不是主流的东西，就这么个道理。如果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全都是傻瓜，把最好的东西淘汰了，留下了一堆不正确的东西，那很麻烦，没办法解释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就没有理由在社会上再活着了，就这么个道理。
我说得有点开玩笑，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很多学者不这样想问题，你这样想你就知道了，历史文献的失传，有些文物在社会上继续没有，整个来说是历史淘汰的结果，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今天我们有条件记住借助这些物质更好地了解古代历史，当然我们要用了，保存越多越好，这是我们今天学者的一个任务。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也看过央视那个纪录片，他说挖海昏侯墓的时候发现很多金鼎，甚至上吨的铜钱，我想问一下在解剖尸体，人说堵一个人的七窍，这个真是有这回事儿吗？
辛德勇：那很普遍的，这个不作为采访内容，因为我不是考古的不敢乱说，但是不仅仅汉代，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其实一个简单道理，你知道老人，家里有人过世的时候，人去世以后要留一些分泌物的，这是首先有个生理上的原因，以前有些我听说，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有些老人去世之后，比如他跟医生要个棉球把肛门就要堵上，因为要不体内可能还有一些排泄物可能会流出来，客观上肯定有这个原因。你看一个老人去世了，他遗体上脏兮兮的你看着也不舒服，他需要做，这是一个我自己乱说，客观原因，没看学者这样写。但是他用玉器啥的堵，不用别的堵，就跟金缕玉衣一样的，像玉可以保存不腐，所以用玉更好一点，因为古人认为玉一直认为很高档的东西。反正人为了表示这些对往生人的敬重，尽量也做得好一点。我觉得之所以堵七窍主要因为客观原因，是有分泌物的，如果以前停尸很久的话这个更麻烦，我们现在老人去世了你送到太平房里是冷冻的，你说要不冷冻，如果在一个天比较热的时候放着，它不知道往外流什么呀，就是客观上肯定有这个需要。
主持人：说他特别富裕，我看电视里说，因为他没有那种祭祀活动，每年都有祭祀，谁当了皇帝之后要有祭祀，然后各方诸侯都有上供，这些金子全是上供而来。
辛德勇：他准备的是要上供的，这主要是金饼上有题字，咱们随便乱说，就跟采访没有关系，你们也别跟别人乱说，其实咱们国家考古有的时候是很那个什么的，我以前认识学考古的，就跟民工差不多干活，当然考古很辛苦，弄得黑不粗溜的，包括很多女孩出去上工地脸上晒的全黑了，跟农民一样，但是做工作真是粗糙。我偶然不小心跟他们一块儿吃饭听到他们小声说两句，就是那个一开始没当回事，拿出来一看，净是泥什么的，拿水龙头就冲，冲来冲去，稀里糊涂，最后发现还有字呢，实际上最后凑不全的字，他用四块金饼上的字拼出来一块全的，当然有个前提，假定四块金饼写的都一样的，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也可能不一样，用四块金饼拼出个全的，拼出来的金饼的字是上供的。就是那个祭祀，刘贺的处理有个很严重的处理就是不让他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性质很严重，咱们今天也无所谓，那我金子不省下了吗，他那个活动是很重要的，你都被革除宗庙了，列祖列宗面前没有你了，那就刘姓皇室里没有你这个人了，你不能去，你儿子也不能去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
就是霍光不想让他去，他去了倒是没什么，但是他去了以后会见到别的人，这些刘姓子孙们，诸侯王、列候到每年庙里祭祀的时候全去了，全去了大家肯定问，你这27天皇帝，稀里糊涂，你犯了啥错把你赶下来了，你想想大家都是龙子龙孙，而且谁都知道是霍光把你赶下去了，到底咋回事，他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别人听了没事儿，两姓旁人当不了皇帝，包括霍光，人家让他当他也不敢当，但是姓刘的能当啊，这一传播大家都觉得，原来霍光这小子这么坏，欺负我们刘家人，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绝对要防止传播这个信息，把他弄到南昌那个地方也是为这个，他原来那个地方好，为什么富，我这个书里讲了，一会儿也要讲这个问题，那个地方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东边来的很多人都要路过那，就是他不到庙里参加祭祀，别人也会路过那个地方，他这回赶到那去了，谁跑到南昌那么远去？所以去不了，等于谁也见不到他了，很荒僻的地方，所以就杜绝了这个可能。汉宣帝做事非常小心的，就是所有的步骤都考虑好了，但是相对来说他也不是那么残忍的非要杀了他，杀他行不行？也行，但是杀了他会激起刘氏皇室成员更普遍的愤恨和反感，这是很不利的，这是很大的问题。
从刘邦以后就涉及，这些功臣、权臣和刘姓子孙之间的矛盾，刘邦以后、吕后以后斗争就很激烈的，到这个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况且这个问题从法律上来说，霍光实际上是大臣非皇帝。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皇帝再坏你大臣也不能废皇帝，哪有这规矩，而且刘贺没那么坏，实际上霍光迫不得已搬出来了他的外孙女，就是说昭帝的皇后，当时是皇太后了，就是以皇太后的名义来压他，实际上皇后当时是不到20岁的小姑娘，那他说啥是啥，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