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巧对
苏州古城的结构和脉络，晚近以来亦多嬗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现代化改造，五十年代又大规模填河拆桥，近二三十年来，更有不少街巷里坊因拆迁而消失。回过头来，才知道湮没了的或许正有着很大的价值呢，于是就有“保护吴文化地名”之议。用意虽好，但总有点不通，且也不去管他，还是说点有趣的事。民国时有陆璇卿者编写了一本《旅苏必读》，吴县市乡公报社一九二二年初版，我看到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再版本，第三卷有一篇《苏城内外街巷地名巧对》，照录如下：
“柳巷，花街；回龙阁，杀猪弄；长春巷，消夏湾；鹤嘴口，鹅颈湾；胡相思巷，保吉利桥；美人弄，黄婆桥；苍龙巷，白马桥；丑弄里，申庄前；采莲巷，迎枫桥；麒麟巷，骆驼桥；宝林寺前，铁瓶巷口，学士街，财神弄；三多桥，九如巷；鹰扬巷，鹤舞桥；蒲菱巷，木杏桥；赛儿巷，思婆桥；烧人场，杀猪弄；唐将军弄，周太伯桥；二马路，五龙堂；铁瓶巷，宝带桥；水潭巷，石岩桥；因果巷，兴隆桥；六门三关五鼓楼，七塔八幢九馒头；十郎巷，七公堂；桑叶巷，桃花桥；幽兰巷，甘棠桥；螃蜞弄，鹭鹚桥；蟛蜞巷，螺蛳桥；双林巷，百善桥；养育巷，慈悲桥；孔副司巷，管太尉桥；花巷，草桥；三山街，双井巷；钩玉桥，剪金桥；苍龙巷，乌鹊桥；周五郎巷，陈千户桥；吉庆弄，平安桥；黄瓜桥，紫兰巷；修仙巷，渡僧桥；九胜巷，三多桥；朱进士巷，钱都尉桥；如意弄，平安坊。”
星移斗转，民国时的许多地名早已消失，有的消失了还悠悠人口，故而读这篇巧对，就感到特别有意思。但应该指出的是，作者为凑成偶对，有的作了改动，有的则凑得稍显生硬，如“花街”，洪武《苏州府志》就作“花街巷”；“管太尉桥”当作“官太尉桥”，“官”亦是姓氏；“宝林寺前”是地名，“铁瓶巷口”则不是地名；“六门三关五鼓楼，七塔八幢九馒头”也不是地名，只是借俗谚列举城内外的标志性建筑而已。
作者陆璇卿，名鸿宾，以字行，别署诗中有画馆主人，吴县人。咸丰四年生，诸生，工诗文，擅制谜，长于绘事。光绪八年，管礼昌等发起成立五亩园谜社，未久，他就入社活动，作谜集《香草洞天灯虎》，后收入《新灯合璧》和《百二十家谜语》。光绪十四年，他聘王钊编绘《红楼梦写真》六十四幅，自画绣像“妙玉”、“袭人湘云翠缕”、“宝钗莺儿”、“龄官画蔷”等。清末民初，曾任吴县修志局名誉采访员，《南方报》、《新闻报》、《上海商报》、《无锡》访事员。一九二五年，他还印过一本《虎丘山小志》，所附《旅客到苏分日游玩次序记》，具有现代旅游的指导意义，也是研究苏州旅游史可参考的史料。这本《旅苏必读》，介绍了山水、名胜、市廛、物产乃至衣食住行的种种情状，可借以回眸昔年烟景。凡导游读物，过去不被重视，但它往往具有客观、真实的特点，特别是规定时间的特定空间，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如这篇地名巧对，就是当时若干地名的记录，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秋夜无事，也学这位陆先生，将苏州地名可成对偶的凑些出来，抄录如下：
夏侯桥，侍其巷；公孙巷，闾丘坊；丁香巷，芙蓉桥；莲花兜，槐树巷；荷花场，木杏桥；柴巷，条坊；药市街，盐仓巷；弦歌里，弹铗巷；乌鹊桥，凤凰街；豆粉园，韭菜弄；白莲泾，红菱村；植园，桐桥；掬月亭，采莲泾；雪糕桥，水团巷；新罗巷，高丽亭；碎银巷，剪金桥；穿珠巷，打线弄；砖桥，石路；长弄，阔巷；三太尉桥，四酒务巷；朱司徒庙，周太保桥；周司徒巷，官太尉桥；吴承议桥，王洗马巷；葛百户巷，施相公弄；庆历桥，元和路；苍龙巷，碧凤坊；鹅颈湾，牛牙场；观前街，寺东桥；蜜蜂洞，螺丝浜；一人弄，二郎巷；三多巷，十全街；酱园弄，糖坊湾；义慈巷，忠信桥。
苏州古城内外的地名，可以拼搭成对的，可谓不胜枚举，由此可知苏州地名的丰富多彩，它们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记忆着这个城市的故事，瞎七搭八的野话，或许避免不了，那也是饭后茶馀的谈资。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三元坊小考
苏州有的地名由来，以讹传讹，甚至深入人心，三元坊就是其中之一。如柯继承《苏州老街志》、潘君明《苏州街巷文化》、徐刚毅《老苏州百年旧影》、李嘉球《苏州状元》等都持一说，即清乾隆四十六年，长洲人钱棨“连中三元”，于是在此建立牌坊，名为三元坊，后来坊名成了地名，沿袭至今。
这几位先生都熟悉苏州历史，应该不会将道听途说信以为真情实事，他们也是有依据的，那就是同治《苏州府志》，其卷五说：“三元坊，府学东，乾隆四十六年为钱棨立。”钱棨确乎“连中三元”，苏州确乎有“三元坊”，好事者就将两者联系起来，民间的传播力量确实可畏可怖，先是口耳相传，然后见诸楮墨。同治《苏州府志》之后，民国《吴县志》因之，文字全同。记咏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戚饭牛《牧牛庵笔记·三元坊》说：“三元及第，自唐迄清五代，共得十三人。清居二，广西临桂陈继昌（莲史）外，长洲解元钱棨，字湘舲，中乾隆辛丑会状，家住府学沧浪亭之左，门前建三元坊，今坊犹存。”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卷一也有一首咏道：“桥南彳亍近黄昏，寥落春衣剩酒痕。绰楔萧条科举废，更无耆旧话三元。”诗下注文与同治《苏州府志》相同。然而恕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看到为钱棨立坊的具体文献，也找不到旁证资料，即使在民国《吴县志》卷一《苏州府学图》上，也没有“三元坊”的牌坊标志。
三元坊本来不是地名，确是牌坊，但不是一座，而是三座，建坊的时间，也不是清乾隆四十六年，而是在前明中期，自然与钱棨无关。嘉靖以前，自今苏州中学至文庙前广场这段卧龙街上，连续筑有三座牌坊，自北而南依次是状元坊、会元坊、解元坊。乾隆《吴县志》卷九说：“状元坊在府学东墙外，明天顺四年知府姚堂为历科状元立。”、“会元坊在府学东墙外状元坊南，明弘治十二年知府曹凤为历科会元立。”、“解元坊在府学东墙外会元坊南，明天顺四年知府姚堂为历科解元立。”可见这三座牌坊，乃为全苏州府的状元、会元、解元而立，属于集体性表彰。据《苏州府学图》标注，状元坊在启圣祠东墙外，会元坊在大成殿东墙外，解元坊在戟门东墙外，因此那里就被称为“三元坊”。嘉靖三十七年又重建，张大纯《采风类记》卷二说：“三十七年，巡按尚维持、知府温景葵修庙学，易泮宫坊匾为‘斯文在兹’，建学南三元坊于龙门北，并跨卧龙街，又建‘万世师表’、‘三吴文献’两石坊，分列庙学门外东西。”、“龙门北”在哪里呢？据《采风类记》同卷记载，“正德元年建学东西二门，东曰‘跃龙’，西曰‘翔凤’”。“嘉靖二年，知府胡缵宗重建大门，改‘跃龙’曰‘龙门’，‘翔风’曰‘凤池’”。可见龙门是府学的东向侧门，西对直櫺星门前洗马桥，东约对直今工人文化宫，这三座牌坊都建于龙门以北。据《苏州府学图》标注，龙门以南有座卧龙桥，过桥再南，另有一座进士坊，也跨街而筑，那已接近今新市路了。
清末民初，“三元坊”曾作为正式街名，即卧龙街（后改护龙街）的最南一段，但检阅地图后发现，不同时期的地图标注并不一样，它的南端都到杨家巷（今新市路）为止，再南就是田野了，北端却不同，同治《苏城地理图》、光绪《苏城厢图》、一九二七年《最新苏州市全图》、一九三一年《苏州新地图》、一九三八年《最新苏州地图》、一九四三年《最近苏州游览地图》都以书院巷以南为三元坊，一九四〇年《吴县城厢图》、一九四九年《最新苏州地图》则以饮马桥以南为三元坊。
费时半日，写了这篇小文，是否可为苏州城市的细节研究作点补充呢。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
剪金
苏州小巷，繁衍了古城的生命，丰富了古城的景观层次，同时它还是日常生活的场景，观照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小巷是坊市制度消失后的城市脉络，它不断形成，有的小巷悠悠数里，有的小巷仅数步之遥，但几乎都有来历，甚至可以说出些故事来。小巷的故事，在不断编说开来，苏州人是喜欢附会故事的。巷里的人物，巷里的老树，巷里的古井，还有那连绵着的高高低低的石桥，都会成为饭馀茶后的谈资，那是苏州人悠闲的生活内容之一。
剪金桥巷也不例外，当先有剪金桥，然后再有剪金桥巷。剪金桥很早就有了，在《吴地记后集》上已有著录，故当不晚于北宋景德年间。但“剪金”是什么意思呢？说得最多的，当然又是吴王，苏州人喜欢牵出吴王来，是寿梦，是阖闾，还是夫差，并不要紧，因为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符号，以此说明故事的悠久。我从一本书上看到，吴王让美人陪着乘船出游，美人忘了带胭脂，吴王就将金簪拔下来，剪了一段，叫人快去附近买来，那停船的地方就叫剪金桥，那买胭脂的地方呢，就叫胭脂桥。这个故事，将吴王说成一个土财主或掌柜的，虽然俚俗不经，但也是平民意识和商品意识的反映。
据我所知，“剪金”的字面意思，至少有两。
一是指剪金花，即剪春罗，属石竹科。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按曰：“江西、湖南多呼为剪金花；又雄黄花，以其色名之。”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之五》曰：“剪春罗，二月生苗，高尺馀，柔茎绿叶，叶对生抱茎。入夏开花深红色，花大如钱，凡六出，周回如剪成可爱。结实大如豆，内有细子，人家多种之为玩。又有剪红纱花，茎高三尺，叶旋覆，夏秋开花，状如石竹花而稍大，四围如剪，鲜红可爱，结穗亦如石竹穗，中有细子。”陈淏子《花镜》卷六说：“剪春罗，一名剪红罗，一名碎剪罗。二月生苗，高一二尺，叶如冬青而小，攒枝而上。入夏每一茎开一花，六出绯红色，周回茸茸，类剪刀痕。但有色无香，不若剪秋纱之鲜丽更可爱也。结实如豆大，内有细子可种，宿根亦可分栽。”苏州以植物作桥名的，也有不少，如木杏桥、红杏子桥、苹花桥、花桥、桃花桥等，“剪金”自然也可作为桥名的。
二是泛指金银器加工工艺。宋人已有此语，如李新《寿王提举二首》有“尚忆前时司玉牒，试簪明日剪金花”之咏，自注：“风俗，人日士女以剪金花胜相遗。”欧阳修《龙茶录后序》记蔡君谟造小龙团，仁宗赐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吴则礼《满庭芳·立春》有云：“又喜椒觞到手，宝胜里、仍剪金花。”明人杨基《端阳十咏·钗符》亦云：“红縠剪金蟇，轻罗蔟艾花。不须灵笈篆，心静自无邪。”可见“剪金”包括像生、黏缀、镞镂、雕錾、錾凿、钑镂、镀金诸般活计。苏州有悠久的金银器加工历史，王謇《吴中故市考》说：“金银，《姑苏志》著录金银巷。案在今吴县后，其西南与剪金桥近。”金银巷即今养育巷半仙弄，距离剪金桥确乎不远。
“剪金”意思的不确定，给乡土学者带来了疑惑，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卷一咏剪金桥云：“参差河水映桥深，倚棹仍哦放浪吟。买笑十年成一梦，行时莫剪路旁金。”又咏剪金桥巷云：“里乘冥搜斲肺肝，剪金容易剪名难。休言此去疑无路，循迹仍因唤水团。”他怀疑剪金桥巷是水团巷的南延，应该仍是水团巷。至于“剪金”的由来，他也说不出，只好感叹“剪名难”了。
前些年，剪金桥巷北口新建起一座花岗岩牌坊，南北石柱各镌一联，北向联云：“地介胥阊，水交堑濠，柳拂春风二月剪；宇横津汉，星焕参井，天悬桂魄一轮金。”南向联云：“桥留雅韵，千古江山重胜迹；巷沐清风，万家黎庶歌嘉时。”撰者是俞涌先生，书者是潘振元、王健生先生，真有合璧之观。有意思的是，北向联最后一字是“剪”、“金”，南向联第一字是“桥”、“巷”，似乎随手拈来，也正是匠心所在。至于内容，并不说吴王如何，市廛又如何，写得平稳妥帖，因为“剪金”的意思说不明白，也就下不了断语。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苏州刻印的游览图
游览图是地图的一种，它的性质和用途，类乎现代导游图。雕版印刷地图，始于宋代。今存绍兴初成都府市西俞家刻本《历代地图指掌集》，有图四十四幅；绍兴二十五年杨甲刻本《六经图》，也有一幅“十五国地理之图”。这两种雕版印刷地图，比德国奥格斯发行的欧洲最古木版地图早三百多年。
地图的画法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线图，勾画出疆域、河流、山川、城池等，或加以图标符号；另一种则是采取山水画的形式，虽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十分欠缺，但比较直观和形象。所谓游览图，就是在后一种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游览图都选择名胜之地为题材，大致标明景点的位置和路径，后期出品的，还标明四至和道里，可以循图而游，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可作饰壁之用。清代苏州木版年画业十分发达，刻印过不少大张彩色的游览图，纵超过一米，横超过半米。但历经沧桑，留存无多，在此介绍四幅。
《敕建金山江天寺胜景图》，以镇江金山为主体，兼及焦山、北固山，金山上的寺院建筑层次分明，并以小字标注名称，如“天王殿”、“大雄宝殿”、“江天一览”、“江天阁”、“多宝塔”等。金山寺旧名泽心寺，又名龙游寺，通名金山寺，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圣祖南巡驻跸，改名为江天寺，御书匾额凡五，又御制《金山江天寺碑》。二十八年圣祖再举南巡，正月二十九日驻跸金山江天寺，作诗《金山江天寺》。图中将御制诗置于上方正中，环以五爪金龙、龙珠、凤凰等。御诗右侧有“敕建金山江天寺胜景”九字，下有“聚仙堂”白文方印，疑为画铺字号。此图当刊刻于康熙、雍正年间。
《古润四山胜境全图》，与前图的构图基本相同，则是将周边范围更加扩大，不但有“金山胜境”，还有“焦山胜境”、“甘露胜境”、“银山胜境”。甘露是指北固山，上有甘露寺。银山在丹徒县西二里江口，本为土山，元皇庆二年建寺其上，以与金山相对，易名银山，一名云台山。图中将圣祖御制诗下移，代之以乾隆十六年高宗首举南巡时所《登金山望长江作》。诗旁有小字介绍金山概况。比较前图，金山环寺有汉白玉雕栏，多宝塔由裴公洞南移建行宫之北，与《南巡盛典》所绘相合，最大变化是，慈寿塔已不见，原址补以陂陀石阶，图上留有明显的挖改痕迹。据记载，慈寿塔毁于咸丰战火，光绪间重建，此图乃毁塔后改旧版重印，留下了洪杨之乱的历史记忆。
《杭州西湖十景圣因天竺云林之图》，全面描绘了西湖十景，更具体地刻画了寺院部分，前景为城内街市景象，当然是经过略缩处理的。图中圣因寺在孤山之南，面湖而筑，本为圣祖行宫，雍正五年巡抚李卫奏请改建佛寺，本年八月，钦定寺名为圣因寺。上天竺寺在乳窦峰北，白云峰南，吴越王钱弘俶建，初名天竺看经院，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四日高宗巡幸，敕赐法喜寺，御题“法喜寺”扁额，奉悬山门，寺名延称至今。灵隐寺在武林山后北高峰下，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南巡，亲洒宸翰，书“云林”两字，赐名云林寺。可见此图刊印于雍正五年后，乾隆十六年前。西湖十景，每景各题前人七言诗一首，未署作者，经查，有宋人王洧五首，明人杨周三首，另两首作者无考，字迹也不能尽辨。图左有“板存上天竺伴云房”诸字，此图或为上天竺寺斥资刊印，以作分送檀越之用，故其位置亦在最高正中处。
《天池山寂鉴寺志图》是最典型的游览图，上半部为一篇山寺小志，介绍了寂鉴寺的创始和兴衰始末，又兼记天池山形胜古迹。末署“丙辰春日王□书”，丙辰为一九一六年，故此图刊印当在此年或稍后。下半部是线画山形地貌，有小字标注“莲花峰”、“吴中第一峰”、“石鼓峰”、“石观音”等景点，并标注了由各处到天池山的里程，如“东走弥陀岭，木渎翻山石码头，五里之路”；“南走善人桥，水路善人桥镇，四里之路”；“西走篁村，水路浒关至高没往□□即天池山脚下”；“北走贺九岭，水路白马涧，四里之路”。山前画道路，标注途径，如“火车至浒关，乘船至篁村，坐轿到山，轿钱三百文”。图左有“平江文伯凌秋绘”七字，其人则无可稽考。
游览图不仅是当时景象的真实记录，并且也是旅游史的绝好材料，同时又可见苏州年画产品的丰富多采。但对它的搜集、整理、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皋伯通的故事
旧时皋桥一带，乃城中阛阓热闹去处，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自古就是苏州繁华、靡曼、奢侈、风流之地。如白居易《忆旧游》有云：“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又《夜归》有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刘禹锡《泰娘歌》有云：“泰娘家本阊门西，门前绿水环金堤。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皋桥初建无考，因东汉时里人皋伯通得名，皋伯通本人没有什么事迹，只是因为与梁鸿有关，得以附载史籍。
梁鸿字伯鸾，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据《后汉书·梁鸿传》记载，他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群书，惟不好章句，曾在上林苑养猪。归乡后，娶同邑富家女孟光为妻，孟光字德曜，“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但两人相敬相爱，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生。后夫妇俩出关，过洛阳，梁鸿作《五噫之歌》，章帝闻而求之，便改易姓名，先至齐鲁，不久南下，“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天收工回家，孟光为他端来饭菜，都高举食盘，不敢仰视，这就是“举案齐眉”的由来。皋伯通见了，感叹道：“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就将梁鸿养在家里，让他安心著书。梁鸿病卒，皋伯通将他葬在刺客要离冢傍，人们都说：“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陆龟蒙《祭梁鸿墓序》说：“梁伯鸾墓在吴西门金昌亭下几一里。”自古以来，梁鸿作为高士的代表，受到普遍尊重。清道光间，江苏布政使梁章钜在桃花坞龙兴寺侧建梁高士祠。光绪六年，吴县知县高心夔又移祀于周孝子祠西。人们在纪念梁鸿的同时，自然也忘不了皋伯通。
皋桥，因皋伯通住在桥的附近而得名，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一说：“皋桥，即汉皋伯通居此，桥以得名，梁鸿赁舂之所。”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前代并不清楚的事，后代反而越来越详细了。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就说：“皋桥在吴县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为汉朝议郎，卒葬胥门西二百步，号伯通墩。昔梁鸿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庑下，为人赁舂，伯通察而异之，乃舍之于家，鸿卒，又为葬之，是可称也。《哀江南赋》云‘皋桥羁旅’，亦谓此。”皋伯通字奉卿，以往是未曾提到的。朝议郎是隋文帝开皇六年开始设置的，为八郎之首，后七郎是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秩正六品，炀帝时罢。唐为文官第十四阶，正六品上。东汉时哪有什么朝议郎？此前的记载，都说皋伯通为“大家”，即大户人家，则来得比较可靠。所引庾信《哀江南赋序》的“皋桥羁旅”，本作“高桥羁旅”，高桥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东十五里，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引《金陵故事》：“梁乱，庾信为建康令，守朱雀门，众溃台城，门已闭，信走，羁旅于此桥，信有《哀江南赋》，云‘高桥羁旅’是也。”这与皋伯通或梁鸿自然也没有关系。
梁鸿有一位朋友高恢，《后汉书·梁鸿传》说：“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高士传》：“恢字伯通。”《后汉书》本传提到梁鸿的交游，仅有两人，一位是皋伯通，一位就是高恢，他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前人就提出疑问，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七说：“恐是高、皋同音，而伯通同字也。”但梁鸿既寓吴而思念高恢，且“不复相见”，恐怕确是另有吴人皋伯通的。这段故实究竟如何，还有待学者去索隐考证。
前人也将皋桥称为伯通桥，如徐祯卿《青门歌送吴郎》有“落日帆归扬子渡，青山家对伯通桥”；张元凯《金昌篇》有“长镵朝过买臣里，短衣暮上伯通桥”；吴绮《看奕轩偶成》有“几载栖迟赋遂初，伯通桥畔闭门居”；毛奇龄《答和长洲陈太仆书怀二首原韵》有“伯通桥畔长洲路，杵臼相将愿未酬”等等。所谓伯通桥，都属诗中之语，并非正式桥名，作为皋桥的别称，当然也是可以的，但竟然也有将它落实下来的，苏州碑刻博物馆就藏有乾隆二十五年《重建伯通桥铭并序》，作者是郡人吴瀚，序中说：
“伯通桥自东汉梁鸿赁庑□里贤皋伯通家而得名，创始年月，渺不可考。按郡志，谓崇祯十一年解元杨廷枢倡募重建。迨今乾隆庚辰春，火燎四隅，桥石半为圮剥。邑侯解元梁介公倡议重建，里中善士踊跃捐资，费镪二千馀两。小春月起工，发土得古碑，辞有‘嘉靖壬辰年众姓捐修’字样，则知维斗先生时乃重修，非重建也。继而缒石起桩，见旧柱朽败，半与土化，有识者知此桥建后历有千载矣。今之鸠工庀材，形模虽仿其旧，而木石事事从新，今日之建乃真重建，非前两度重修者比也。”
皋桥本是木桥，乾隆《吴县志》卷八说：“居民架木作屋，延毁。明崇祯十一年，解元杨廷枢倡议易石，僧如净董成。”这次重修时发现“嘉靖壬辰年众姓捐修”的古碑，“众姓捐修”的仍是木桥。至崇祯十一年改建为石桥，当称为重建，事实无错。《重建伯通桥铭并序》作者误以为嘉靖前就是石桥了，故认为嘉靖、崇祯两次都是重修。乡贤里绅未必都谙熟本地情形，古人也是如此。
还有一位皋伯通，有点妄语无稽。浙江海宁金牛山，古称会骸山，《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引《九州要记》：“古有金牛入此山，皋伯通兄弟凿山取牛，山崩，二人同死此穴中，因曰会骸山。”《海盐澉水志》卷五也说：“金牛洞在黄巢衖南，金牛山下。据武原旧志云，民人皋伯通兄弟逐金牛入洞，忽不见，因名。”这两个故事的内容差不多，属于民间传说。因为说起吴人皋伯通，将这位皋伯通也顺便提一下。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戈登与苏州
凡熟悉近代史，都知道常胜军和戈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一八三三年，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从军，一八五七年晋升为陆军上尉。一八六〇年九月来华，任英军工程队指挥官，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抢劫圆明园等。一八六二年五月调驻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次年一月，英国枢密院训令授权英国军官在清政府军队服役，戈登奉驻华公使普鲁斯和侵华陆军司令迪佛立之命，接替奥伦任常胜军统领。同年四月，他率部两千馀人与李鸿章所部淮军联合攻陷常熟福山，被清廷授予总兵。继而陷太仓、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十二月克复苏州。一八六四年春，又陷宜兴、溧阳，在进攻金坛时负伤，败走无锡。五月配合淮军刘铭传部占领常州，旋在昆山解散常胜军，清廷升戈登为提督，赏黄马褂。同年十一月，戈登离开上海回英国。一八八〇年，奉清廷之召再度来华，调停中俄伊犁事件。一八八五年，他在苏丹总督任上，被穆罕默德·马赫迪的起义军击毙。
戈登在中国最辉煌的战绩就是克复苏州。一八六三年九月以后，淮军和常胜军就进逼苏州，频频攻战，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十一月二十七日常胜军攻打娄门外石垒长城，二十九日又调集众多大炮猛轰，毁城十馀处，兵临城下。李秀成知苏城难守，于三十日返回天京，守城军务交慕王谭绍光主持。当时与谭绍光一起守城的纳王郜永宽，见形势危急，便与淮军总兵程学启密定降约，允杀谭绍光，清廷赏二品顶戴，程学启立誓，戈登作证。十二月四日，郜永宽等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苏州的克复，使江南战场的形势顿时改观，清廷欢欣鼓舞。十二月十四日同治帝对内阁示谕：“据李鸿章奏，经督率部下军旅攻剿苏州城垣，已将该城克复，览奏实深欣慰。江苏省总兵戈，带领所属洋枪队助剿，足见其洞悉智谋，精于作战之技能，竭其全力，终建殊勋。着即赏给该总兵头等功牌一枚，白银一万两，以示嘉奖。钦此。”同日，又发一道密旨，着李鸿章传谕嘉奖戈登外，对所赏“头等功牌”特予说明：“据悉海外诸国早有宝星式样之功牌，因此赏戈登之头等功牌，着即仿照该项式样变通制办。”可见对戈登欣赏有加。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克复后两天，李鸿章就密令杀降，程学启勒兵格杀郜永宽等八人，太平军将士部分被屠杀，部分被遣散。苏州杀降，使不少太平军将领断了降清的念头，如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本有降清之意，看到郜永宽等人的下场，就决心“婴城固守”，血战到底，清兵为攻取常州，历时半年，付出了沉重代价。戈登对李鸿章杀降很反感，认为是背信弃义，更因为这次攻陷苏州，常胜军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就与李鸿章产生了矛盾。据中外文献记载，苏州杀降后，戈登受郜永宽叔父之托，带着郜永宽首级和他的儿子郜胜鏣乘汽轮回昆山，留给李鸿章一封信，要求他退出苏州，辞去江苏巡抚，以待清廷旨意，否则他将攻击李鸿章，夺回常胜军所得城镇，交还给太平军。李鸿章请英人马格里代向戈登解释，并遣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等前往劝阻，最后清廷以赏戈登头等功牌及白银一万两，才将此事搁置起来。
苏州克复后，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以传统赛会的形式，扮演当时战斗故事。《点石斋画报》有一则《英将遗烈》，报道了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情状：
“昔发逆之变，英将戈登目击时艰，请缨杀贼，亲督队伍，愿作前驱。时督师者为李傅相，壮而许之，乃大破贼于苏城，华人至今犹艳称之。每逢是日，则将当时杀贼情形扮为故事，以志其功。本年二月十五日，适当举行之期，是日有华人多名，或扮戈登，或扮西兵，皆效外洋装束，拔队先行，其扮作傅相者，则带兵随之，沿街游行，复有一人伪作两江总督，将所带得胜之兵亲阅一遍，随出廷寄一通亲交傅相，傅相捧受，谢恩毕，然后班师而回。查该廷寄，乃因傅相克复城池灭贼有功，逾格封赏者。华人此举，殆于游戏之中而寓感戴之意者欤。”
应该说明的是，苏州克复是公元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即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二月十五日是精忠岳元帅诞日，不知点石斋人怎会夹缠如此。但苏州士绅确乎感戴戈登，光绪后期修筑大马路时，在城西南建桥，即名为戈登桥。至一九五一年，方改称解放桥，后来在桥西南建住宅小区，因解放桥而名解放新村。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沙湖潮上荻花秋
如今苏州知道沙湖的人，大概已经不多了。它在娄门外直东约二十里，在唯亭镇西南三里，一名金沙湖，也称白沙湖，宋元时水面较大，波涛驰突，烟水弥漫。熙宁三年，郏亶上《水利书》说：“今苏州除太湖外，有常熟、昆承二湖、昆山阳城湖。长洲沙湖，是四湖自有定名，而其阔各不过十馀里。”可见它形成较早，名气也在黄天荡、金鸡湖、独墅湖之上。
虽然沙湖不算辽窅，但因地处要冲，又与松江诸水相吞吐，民国以前一直是重要的水上交通途径，凡往来太仓、昆山、嘉定、崇明等地的舟楫，必定要从湖上经过。那里千顷波光，一天云影，浮沉鸥鹭，欸乃渔蓑，“金沙落照”是旧时唯亭八景之一。前人经由沙湖，每每留下吟咏，如杨维桢《过沙湖寄顾玉山》云：“五月落残梅子雨，沙湖水高三尺强。大风开帆作弓满，白浪触船如马狂。唱歌卖鱼赤须老，打鼓蹋车青苎娘。故人相见在娄下，坐对玉山怀草堂。”王衡《计偕别长孺仲醇》云：“结旆萧萧事远游，沙湖潮上荻花秋。征帆日落长江外，送客钟闻野渡头。一夜弟兄吴市酒，几回风雪剡溪舟。缁尘古道浑如许，珍重初衣问白鸥。”水乡风物足堪欣赏，但更多则是对湖上风浪的恐惧，如马麐《吴浦归帆》云：“一帆风便出吴城，只怕沙湖风浪生。”郑潜《过沙湖》云：“天阴惨平野，风急过沙湖。”沙湖的四围都是肥沃良田，如果治理好沙湖，就能得水利之益。吴宽《沙湖堤记》就说：“凡田之并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风波冲激，田塍辄坏，则有浸淫之苦；至于舟楫往来，固擅乘载之利，然而风波猝兴，港渚无避，亦有覆溺之忧。盖利害之相倚伏如此。”
明弘治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灏主持兴修沙湖水利，傍湖筑夹堤，用治河卷扫法，横截其中，为南北障蔽，堤阔三丈，长三百六十丈。至十一年，工程尚未竣事，姚文灏因病去职，继任者是工部郎中傅潮，不久就完工了。吴宽为作《沙湖堤记》，称这条石堤“隐然如城，坚壮可久，而水势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称便”。此后的万历二十六年、乾隆五十七年都作了重修，据沈赞《筹修沙湖石堤议》说，这使得“居民安堵，行者忭于道途，贾者保其货利也”。道光十五年，因堤石颓圮，日就崩缺，里绅请示巡抚林则徐后，又斥资修复石堤三百二十五丈。
就在姚文灏进行沙湖工程的弘治十年，他在沙湖之北立了一方穹碑，碑高丈馀，横四尺许，四面如之，每面都刻着筑堤时唱的歌谣。清初徐树丕在《识小录》卷一里将歌谣内容记了下来，《修圩歌前》云：“修圩莫修外，留得草根在。草积土自坚，不怕风浪喧。”、“修圩只修内，培得脚根大。脚大岸自高，不怕东风潮。”《修圩歌后》云：“教尔作岸塍，筑得坚如城。莫作浮土堆，转眼都倾颓。”、“教尔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废田苦不多，救得千家禾。”《吴农开河谣》云：“远堆新土才稀罕，尽露黄泥始罢休。两岸马槽斜见底，中有水线直通头。”《相视吟》云：“三江七泽使舟轻，看尽长堤及短塍。鸡犬不惊行李处，鱼龙应识棹歌声。泽边圩梗年年坏，江上潮汐日日凝。一筑一疏无别事，但教东作自西成。”至康熙中，碑已漫漶，不可辨识，褚人穫《坚瓠戊集》卷三仅记下东面的《吴农开河谣》一首了。要感谢徐树丕，他留下了苏州水利史的珍贵史料。
褚人穫记下了关于此碑的一个故事：“父老尝言，有舟行者利其同伴之资，杀而瘗其旁，戏谓碑曰：‘你知我知，且勿语人。’碑忽应曰：‘我不语，恐尔自语。’其人惊骇而去。后与一少年甚昵，复过其地，共憩碑阴，告少年曰：‘是碑能作人言。’少年询其故，某以素昵，不觉倾吐，少年口应而心动。后偶乖隔，至相殴，诉之官，验视抵服。计少年之生即同伴死之日也。”这个故事不外因果报应，但早先沙湖沿岸比较冷僻，时有盗贼出没，《沙湖堤记》就说：“旁有盗薮，以行劫为业，客舟为风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这个故事，也是有它特定的背景。
历经沧桑变迁，沙湖石堤还有那岸上的古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至上世纪后期，沙湖水面仅有二点二平方公里，在那里建了个沙湖养殖场。时到如今，它的水域大概更小了吧。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松鹤楼旧事
相传松鹤楼创办于乾隆二年，恕我孤陋寡闻，关于它的主人、坐落、规模、经营等，都没有看到落实的记载。起初，松鹤楼是一家面馆，乾隆四十五年苏州重修宫巷面业公所时，它就是资助商号之一，以后一直兼营面业，并且是面业公所的主要商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苏州府示谕保护面业公所善举碑》记道：“据民人赵福昌、徐荣春、邓鸿元、陆阿仁、陈阿新、刘川玉等禀称，窃身等籍隶无锡、常州，在苏开设松鹤楼、邓许正元、赵义兴、观正兴等面馆生理。”据光绪三十年《苏州面馆业议定各店捐输碑》记载，松鹤楼是每月捐钱四百五十文的大户，与观正兴并列第一。
民国以后，松鹤楼以卤鸭面著名，一九二六年有人写了一篇《吴中食谱》，其中这样说：“每至夏令，松鹤楼有卤鸭面。其时江村乳鸭未丰满，而鹅则正到好处。寻常菜馆多以鹅代鸭，松鹤楼则有宣言，谓‘苟能证明其一腿之肉，为鹅而非鸭者，任客责如何，立应如何’。然面殊不及观振兴与老丹凤，故善吃者往往市其卤鸭，而加诸他家面上也。”三十年前的夏天，松鹤楼早市仍供应卤鸭面，以应时令，有姚姓师傅做的卤鸭最有滋味，但人往风微，消歇久矣，每每念及，无可解馋。
松鹤楼的菜肴，自然也有名气，但乾隆皇帝下江南，到店中品尝松鼠桂鱼，则是晚近才编排出来的故事。休说是乾隆朝了，就是咸丰兵火之前，也没有看到关于松鹤楼菜肴的记载。同治二年，平定太平军后，观前街的饮食业逐渐兴旺，松鹤楼的名声也逐渐起来。据说同治、光绪年间，松鹤楼为三开间一角楼的格局，菜肴做得越来越好。因为多种原因，店主却屡屡更换，这不但没有什么妨碍，反倒将松鹤楼的名声炒得更响了。光绪二十四年《点石斋画报》有一则《调停得法》的报道：
“苏州元妙观前松鹤楼菜馆，向有名望，凡抱老饕之癖者，无不前往一快朵颐。自近数年来，市面欠佳，生意清淡，遂经店主盘与娄门外彭姓顶开，将松鹤楼改为嵩鹤楼。讵原店主迩日在盘门外复开一所，仍名松鹤楼，以故彭姓闻之心滋不悦，具禀控县，案悬莫结。事为刘子贞太守察知，立传店主到案，以两造各不相让，遂令彭姓出洋十元代制新招牌一块，名曰‘松呼楼’，并用鼓吹送至盘门外该店悬挂，于是店主欣欣拜谢，而案遂结。如太守者，亦可谓善于调停者也。”
松鹤楼易主彭某，改名嵩鹤楼，而原店主在盘门外新开一店，仍名松鹤楼，彭某具禀控县。事为当时在苏州的刘庆汾所知，调停两家，由彭某代制“松呼楼”招牌一块，鼓吹喧阗，送至该店悬挂。这是中国商标史上一起典型案例，也是松鹤楼历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
刘庆汾字子贞，贵州遵义人，光绪十四年起随使日本，历任驻日使署翻译、参赞等职。由于他精通日语，谙熟日本事务，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起，与苏松督粮道陆元鼎、罗嘉杰、杨枢、朱之榛等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中日苏州开埠交涉，其身份为苏州洋务专员、候补知府，故《点石斋画报》报道称他为“太守”。在中日谈判过程中，中方主持人黄遵宪提出的六条章程，受到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的严厉批评。张之洞肯定了刘庆汾在谈判中的作用，命其“按切时势，设法补救”。这就激化了两人的矛盾，黄遵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信中说：“刘某者，此间洋务局襄员，能通倭语，小有聪明。弟奉岘帅奏留，专办此事。此辈不以不能为耻，反有市井争夺贸易之心。及其事议成，盖觉无颜。逮广雅主持异议，于是口说沸腾，从而附和，嚣嚣嗷嗷，至于不可听闻。”结果黄遵宪去天津海关任职。至二十四年，康有为、刘庆汾、江标、郑孝胥、杨枢五人特旨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刘庆汾仍留驻苏州，从李超琼日记可知，当时两人时有往来。关于松鹤楼商标案，当时并无法律依据可作评判，由刘庆汾出面，作这样别出心裁的调停，可称为法度之外的佳话。
彭某的嵩鹤楼，维持时间不长，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长洲县禁盗卖僭占面业公所公产碑》中，有“案据面业公所薛锦兴、松鹤楼、吴天兴、蒋正元、观正兴、赵南义、许洪昌、陈阿星等禀称，切身等籍隶常、锡，来苏有年，向业面馆交易”诸语，可见迟在此年已恢复松鹤楼旧名。不久店主也换了徐金源，光绪二十八年正月《酒馆业集资移设公所仍照旧规办理碑》就有“据监生华标，民人徐金源、章生、王增发、张文炳禀称，窃生等均开酒馆为业，专办筵席”诸语。由于松鹤楼是苏州的一流菜馆，徐金源自然成了苏州饮食业的头面人物，在这份禀帖上，他是列在第一位的。
这里有个疑问，前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苏州府示谕保护面业公所善举碑》上，有松鹤楼的字号，却没有徐金源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由于缺乏史料，只能作大致的推断。面馆业和酒馆业属于两个行业。酒馆业的菜业公所创办于乾隆四十五年，设址宫巷关帝庙内，光绪二十八年迁东美巷，改称友乐公所。另外，苏州还有饭馆业的膳业公所，创办于道光初；官厨业的官厨公所，创办于道光、咸丰间，设址采莲巷；无锡帮饭馆业的梁溪膳业公所，创办于同治四年，设址海红坊。面业公所则创办于乾隆二十二年，设址宫巷关帝庙内。松鹤楼因兼营酒馆业和面业，故同时参加菜业公所和面业公所。很有可能，松鹤楼以店主徐金源为代表参加菜业公所，另委他人参加面业公所。
宣统二年，徐金源病故，后人不治产业，松鹤楼的经营陷入困境，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在清末民初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历届选举中，松鹤楼店主未能选上重要职位，如一九一二年第四届选举人中的松鹤楼徐尔生，一九一四年第六届选举人中的松鹤楼徐泉生，在社中都未占一席。松鹤楼仅在消防部“同仁龙”中有消防员一职，这当然由松鹤楼员工来充任，如宣统二年第二届、三年第三届的戴如桂，一九一二年第四届的秦荣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正是松鹤楼低落的谷底。
松鹤楼的再度兴起，已是一九一六年由天和祥张文炳接手以后的事了。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端午旧俗
古人以五月为忌月，称之为毒月或恶月，但苏州人忌讳“毒”字、“恶”字，反将五月称为“善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不造屋，种种俗信都由祛毒辟恶而来。从五月具体到端午，并形成繁缛的节俗，约在两晋以后，由上古夏至、午月午日午日、龙图腾崇拜等整合而定型。端午是保留上古风俗最多的节日，它的主要内容，一是禳灾，也就是祛毒除恶、辟邪驱鬼；二就是祭祀，由龙图腾的祭祀，转而为具体历史人物的祭祀。
端午的禳灾仪式，各地情形不一，就苏州而言，清代中期主要有以下六项。
一是系长命缕。此乃由朱索而来，也称续命缕、辟兵缯、长寿线等，即将五色彩丝系于小孩臂上，仿佛臂钏一般，男孩系左臂，女孩系右臂，相传可以“辟兵厌鬼”，令人不生瘟疫，另外还有“以验小儿女后日之肥瘠”之说。袁学澜《咏长命缕》云：“凤擘龙拏五色丝，彤帷宝命续纯熙。回文巧织长生字，绝胜黄金缠臂时。”苏州人家还将这五彩丝线缠结在经筒或符袋上，馈赠亲友邻居，作为别具意义的节物。
二是贴天师符。相传天师符能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救灾。每当五月朔日，苏州人家以道院所贻天师符贴于门首和厅堂，至六月朔日焚之。佛寺也多以红、黄、白纸用朱墨画韦陀等神符，分贻比户。凡受符之家必酬以钱米，吴锡麒《江乡节物词》有云：“研将朱墨任涂鸦，春蚓秋蛇认得无。但乞人施五斗米，全家饱食仗灵符。”小户人家则贴五色桃印彩符，每描画姜太公及财神、聚宝盆之类。另有五彩缯篆符，将符箓折叠后，放入符袋，带在身上；还有钗头符，将符箓系于钗梁之上，簪插于发髻。
三是挂钟馗像。苏州人家一般都将钟馗像装裱成轴，五月朔日例挂于厅堂，至六月朔日收下，以祛毒月邪魅。李福《钟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幺麽技，免使人间鬼画符。”也有挂关帝像、张天师像或雷部神画轴的，就风俗意义上来说，都属于“神像镇宅”。明清时，苏州城内外画铺，或笔绘，或版印，各种神像为一大题材，以画面细腻、色彩绚丽著称，不但满足城乡需求，还远销南北，这是苏州画铺对各地端午风俗活动的特殊贡献。
四是“蒲剑艾旗”。蒲是菖蒲，艾本指艾蒿，然而《本草》也称菖蒲为“水剑艾”，故“蒲剑艾旗”或都用菖蒲。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吴俗，端五截蒲为剑，悬艾为旗，副以桃梗、蒜头，悬床户间，云以禳毒却鬼。”此风至今犹存，端午前将菖蒲叶几枝用红纸或红绸扎成一束，系于门楣，红绿相映，可说是过端午节的妆点。也有将蒜头作佩饰的，顾禄《清嘉录》卷五说：“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以为饰，谓之独囊网蒜。”
五是“钗符健人”。古代端午有钗头彩胜之制，各极奇巧。《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中端午尚沿其制，闺人剪彩为钗符，杂缀虫豸五毒诸物，用铜丝金箔纽制成串，加以蒜粽之类，以供插鬓及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即古之艾人也。富家钜族或镂造金银为之，玲珑成串，簪于髻鬟，蔡云谓即古之步摇，其诗云‘插髻金摇亦健人’，盖其制实相类也。”同时，闺中各赌针神，炫异争奇，绣雄黄荷包、老虎肚兜，编钱为老虎头，缠褭绒铜钱，“至于贵家大族，则镂翠叶五色葵榴、钿漆摺扇、真珠百索钗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团巧粽之属，互相馈贻，以矜新丽”。
六是饮雄黄酒。以雄黄屑末及菖蒲根浸酒，称为雄黄酒。苏州人家端午必饮雄黄酒，并将多馀下来的酒，涂在小孩的额头、胸口、手心，而在额头上往往蘸写一个“王”字。再将多馀的酒洒在墙壁角落，说是可以祛辟毒虫。蔡云《吴歈百绝》有云：“称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酒数杯。馀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噀墙隈。”在江南广泛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就说端午那天，白素贞装病入房中回避，许仙误以为得了风寒，劝她服雄黄酒，白素贞酒后便现出了白蛇的原形。
除上述外，苏州端午禳灾的风俗活动还有许多。如采草药，以供药饵，合诸丸药，称为“草头方”。药铺收取癞虾蟆，用针刺取其汁，做成蟾酥，药铺还收取蜈蚣、蛇虺制药，以备攻毒之用。药铺又制售辟瘟丹，人家买来，置佩衣衿，或与苍术、白芷、大黄、芸香等在室中焚烧，据说如此熏过后，夏天就不会有蚊子。端午那天，家家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称为“端阳景”。药铺、酒肆则以雄黄、芷术、酒糟等馈遗顾客，既应风俗，又联络主顾感情。那天市间百工也歇业放假，成群结队入酒肆哄饮，称为“白赏节”。
端午的祭祀仪式，苏州与其他地方不同，祭祀偶像是伍子胥。《楚辞·九章·涉江》就有“伍子逢殃兮”之咏，王逸注：“伍子，伍子胥也，为吴王夫差臣，谏令伐越，夫差不听，遂赐剑而自杀。”伍子胥因尸投于水，迟在汉初就成为潮神，而东汉迎潮神就在五月五日，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就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掩。’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伍子胥是较早有代表性的端午祭祀偶像，但在偶像的“任择”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屈原。屈原是楚人，赛龙舟、投角黍的俗信也以楚地为最盛，因此这一替代，或许与伍子胥是楚国的“叛徒”有关，而屈原是在两晋以后才被推上端午祭坛的。苏州人对伍子胥有感情，将他继续保留在端午的节俗活动中。
近古以来，端午节俗活动经不断整合，祭祀上主要保留着赛龙舟和投角黍两大仪式。这两大仪式，本是同一仪式中的两个过程，角黍是在龙舟上投的，或在赛前，或在赛中，或在赛后。赛龙舟和投角黍在仪式上的逐渐分离，与农耕文明的进步有关，不再浪费粮食，作无益之事，而将角黍作为端午的节令食品，虽然也作祭祀供品，但与赛龙舟无关了。
苏州府城端午竞渡地方，分别在虎丘山塘、阊门外、胥门外、南北濠及枫桥西路水滨。龙舟四围遍列绣盖霓旌，舱中鼓乐笙箫，粗细间作，两旁有划桨者十六人，称为“划手”；篙师则执长篙立于船头，称为“挡头篙”。龙舟前的顶棚上，由俊俏儿童装扮台阁故事，称为“龙头太子”，船艄上也装扮台阁故事，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河中除龙舟外，还有满载着游人的花船画舫，游人争买瓦罐，将它们扔在水里，龙舟上的水手就入水泅取，取得后领赏，称为“做胜会”。当竞渡时，水珠飞溅，鼓乐杂奏，画桡鳞次，彩旗飘扬，锦标悬竿，呐喊震天，波起龙跃，云摇风举，往来倏忽，粲如霞锦。本来冷清的河道两岸，一时成为热闹繁忙的去处，士女靓妆炫服，倾城出游，真可说是藻川缛野，楼幕尽启，罗绮云积，几无驻足之地。卖酒菜吃食的，抟泥人的，变戏法的，牵傀儡的，兜售儿童戏玩、闺中杂物的，商贩贸易，所在成市，前后持续半个月，苏州人称为“划龙船市”。从城市经济角度考察，苏州竞渡龙舟之处，都密迩阛阓之地，参加竞渡的龙舟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行业，可以视作本行业的一次广告宣传活动。像踹布坊的龙船，被人称为“烟囱洞”，想来它的样子有点滑稽，这倒反而更引人注目了。郡中士女倾城而出，不但为了看竞渡，并且也是一次购物消费，小商小贩则借以生意。
角黍，即平常说的粽子，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蒸煮使熟，呈尖角状，故称角黍；又因其如棕榈叶心之形，也称为粽。近古以来，所裹者多用糯米，用以裹者更有箬叶、菰叶、荷叶、竹叶、冬叶等。苏州和其他地方一样，过端午家家都要吃粽子，一般都以箬叶裹糯米为之，也有用菰叶裹的，称为茭粽。就其外形而言，有三角粽、一角粽、方粽，还有小粽，联束成串，在唐时称为百索粽，宋时称为九子粽，这往往为儿童所喜欢。就其味品而言，又有枣子粽、赤豆粽、火腿粽、肉粽、白水粽等。《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吴门端五节，争以角黍为节物，巧制各种具备。又有枣子粽、火肉粽等新制，居人买以相馈贻，并以祀先。以束粽之草系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粽，云令人壮健也。”苏州人家的粽子，有的从店肆买来，有的自家裹扎，在亲友邻里间互相馈赠。苏州人认为端午这天不吃粽子是“勿识头”，故俗语说：“勿吃端午粽，死仔呒人送。”
风俗总是要嬗变的，如今的端午只剩下吃粽子、挂菖蒲、赛龙舟了，它们蕴含的意义，知道的人更是不多了，只能凭借旧籍古画作一点回想。那深巷宅院里裹粽子、挂神像的情景，那河滨水上热闹非凡的盛观，还有那鬓边插戴着榴花艾叶的妇人从曲廊里款款而来，那胸前挂着九子粽的孩子在庭院里玩耍，真仿佛是个遥远的梦了。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灭渡桥沧桑
整个苏州古城，被大运河环抱，东南角过去有个赤门，赤门外西来之水和南下之水汇合，形成一个较大的水域，前人称为赤门湾，由此南下，就往吴江去了。在灭渡桥建造之前，就苏州南隅的交通来说，要想进城或出城，不由吴门桥入盘门，就得由砖桥进葑门，而葑门在宋元时启闭无常，砖桥虽在《平江图》上有标识，但到了元初，不知怎地就不通了，张元亨《建灭渡桥记》就说：“由赤门湾距葑门，水道间之，非渡不行。”那就需要摆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摆渡是一项权力极大的专利，水上生涯，也就有点蛮横了，“舟人横暴，侵凌旅客，风晨雨昏或颠越取货”。
昆山僧人敬修，几次从那里经过，都遭到摆渡人的勒索，他控告到官府，将那几位摆渡人依法惩办了，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敬修就发愿要在那里建一座桥，以利济永久，于是“偕里人陈玠、张光福遍吁郡城，诚以感物，公以服众，敏以集事，期月金钱汇萃”，终于凑足了资金，于元大德二年十月动工兴建，至四年三月落成，平江路长洲县知县张元亨为作《建灭渡桥记》，记载了桥的形制和桥名由来：“长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广视高之半有加，工万六千有奇，费三千有奇。南北往来，踊跃称庆，名灭渡，志横暴也。”桥建于赤门湾南，乃一座规模宏伟的单孔半圆石拱桥。题名灭渡，意思也很明白，就是取消摆渡。然而清初就讹作“接渡桥”、“觅渡桥”，《江南通志》卷二十五说：“接渡桥，俗名觅渡桥。赤门湾旧以舟渡，行旅苦之，元大德间有僧自昆山来，为渡所阻，发念募建，因名。”实与本事相去甚远，想不到以讹传讹。如今灭渡桥上两碑并存，一称“灭渡桥”，一称“觅渡桥”，可见也不讲什么原则。
灭渡桥坐落苏州东南主要水道，舟楫频繁，朱彝尊《太湖罛船竹枝词》一首咏道：“东溟大艑也嵯峨，灭渡桥头衔尾过。一样风波湖海别，黄鱼争比白鱼多。”它自建成后，屡经修葺，明正统间知府况钟重修，清同治间再修，一九八五年又作维修加固。桥身以武康石、青石、花岗岩石混砌，可见历代修葺的痕迹。今桥长八十一点三米，矢高八点五米，桥面宽四点五米，跨度约二十米，东西两坡各设踏步五十三级，两堍略宽，大体呈喇叭形。桥北金刚墙下有桥墩，可防洪水和船只撞击桥身。拱券作分节错缝并列式，不施横向长铰石，属早期拱券结构形式。在中国桥梁史上，灭渡桥乃经典之作，以跨度宽大、结构轻巧著名。
灭渡桥又是苏州近代史的见证者。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官府就有意识地在城南规划经济开发区，这在中国开发区历史上是值得一记的。在灭渡桥堍成立苏州关监督公署和苏州税务司署，开始与各国通商贸易；民族企业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恒利丝厂等建成投产；在青旸地开辟日本租界和公共租界（公共通商场），外资企业特别是洋货代理企业纷纷进驻，有日资的大东轮船公司、繁乃家旅馆、吉原繁子旅馆、菜籽公司、蓬莱轩饼干公司、东洋堂、丸三药店，有英资的麦兹逊茧灶公司、老公茂汽轮公司、亚细亚油公司油栈，有法资的立兴汽轮公司，有意中合资的中欧缫丝公司，有德中合资的延昌永丝厂等。光绪二十二年，黄宗宪、王驾六等集银五万九千两，在灭渡桥筹建恒利丝厂，翌年投产，时有意大利缫丝机一百零四台，是为苏州第一家商办丝厂。苏州府邮政总局也在灭渡桥成立，开展邮政业务。封闭的苏州古城，迅速向近代开放城市转进。近代工业不仅标志着苏州城市发展的进程，并且改变了城南的面貌，烟囱高耸，厂房林立，盘门外、葑门外出现市廛繁华的景象。
在很长时期里，灭渡桥起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当时盘门外大马路（沿河官路）是日租界惟一沿岸道路。一九二三年，郁达夫到苏州，从火车站雇马车往葑门去，当时平门未辟，得绕道进城，经由阊门外、胥门外、盘门外大马路，过灭渡桥进葑门。他在《苏州烟雨记》里说：“起初看不见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马车里，尽在野外的一条马路上横斜的前进。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树林，蜿蜒的城墙，浅浅的城河，变成这样，变成那样的在我们面前交换。”这段文字留下了灭渡桥在交通意义上的形象记录。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