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了晚年，倘还写作，大概会有很真实的东西在，所谓老之将至，其言也善吧。近读陈独秀晚年致台静农的数十封信札，感慨万千。这些遗稿大多藏于台氏后人手中，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三卷第一期刊出了其中的文字，读来如见陈氏的容貌，形象可感的东西颇多。研究现代史，这些信札是不可不读的。可惜中国大陆的读者暂时还读不到它们，陈氏晚年的情形，并不被世人明了。
自从离开政坛，陈氏的精力主要是放在两方面，一是继续从事政治文化研究，力主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二是潜心学问，回到史学与文字学中。他在和台静农的交往中，述学的时候颇多，也偶尔言及人事，性情依旧，只是讨论学问的兴趣更浓，俨然一个学究了。那时他潜心于文字学研究，讨论的是《说文》《广韵》《集韵》《尔雅》里的问题，我们这些外行，是看不太懂的。但透过其中的语态，倒可看到他的精神本色：第一，不依附于权贵，还如过去那么恪守节操。第二，以忧患之心穷极历史。第三，又回到“五四”前后的状态，以文化梳理为本，建立新型的学术理念。因为那时他身心疲惫，病魔缠身，许多工作不能如愿去做，便希望自己的友人能动手做他未竟的工作。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陈氏在晚年，又回到了学者的状态，立足于学术，试图实现在尘世中无法完成的事业，这也可说是一种理想归宿吧。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他在致台静农的信说：
静农兄左右：
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兄返白沙时颇涉风涛之险，甚矣，蜀道难也。魏建功同学倘已到白沙，请代向其乞赠《天壤阁甲骨文存》一册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刘所藏及最近研究院所获者为最可靠也。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会合而公祭之否？
此信写得颇为凄凉孤寂，但又体现着学人的风骨，全不带他在党内时的躁气。对一位曾叱咤风云的人物而言，隐退江湖之时，心绪往往是复杂的。老舍与台静农的光顾，确给他带来一丝快慰。在他眼里可信任者不多，唯有那些像台静农一样的书生，让他感到温情。此时“五四”时的旧友多已逝去，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的病故使其哀凉不已，身边可谈心者，唯旧京的几位故友。台静农外，沈尹默、魏建功和他均好，学界还有一片净土，有真人聚集于此，那是令人不胜欢欣的。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偏僻之地，陈氏也常受到谣言的攻击，比如有人诬其从国民党那里每月得三百元现金，他只好请台静农等友人出面辟谣。对外交往的时候，他也常常苦于人心之险恶，像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家，对陈氏的书稿压了许久不予出版，在他看来，是只“认得势力，不认交情”，殊可叹也。看陈氏晚年的信札，觉得他已大彻大悟，因把红尘读透而生出哲人之思。其状与鲁迅是有几分相似的。
坦率地说，陈独秀在学问上，是堪称独步的。他曾拟作《宋末亡国史》《明末亡国史》二种，惜未着手。而他已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却让人惊异，闪烁着智者的光芒。他读书很多很杂，又能在不疑之中生疑，是很有锐气的。如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静农兄如握：
一日函及前一函均收到，编译馆书向归商务出版；其预算中想无印刷费，特意筹款刻弟书，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话，倘陈馆长真拟刻弟书而又筹款不得，不妨将续寄之稿费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应用。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收回手续尤为简单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陈馆长，请兄酌之。弟日来头痛大致已好，惟耳轰头昏重仍如旧。阳、入应统于阴，自顾炎武至黄季刚古韵分部，阴、阳、入分列，均根本错误，惟戴东原合阴、阳、入为九类方法极好，而分合亦未尽当，例如不知歌、寒、曷等为一类，友、清、锡等为一类，摸、唐、铎等为一类也，如此之类，不克悉举。建功兄《古音学》一书，弟未读过，不知其意见与鄙见出入如何也？兄手边倘有此书，能寄借一读否？
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斗士，在治学之中也火眼金睛，人生与学问，确是不能明显分开的。以他那样广阔的文化视野，晚年何以对小学发生兴趣，且研读很深，对后人而言，是一个谜。语言与音韵，离他的文化信仰似乎有着遥远的距离。但细细一想，语言文字学，乃文化研究的起点，也可说是基础的劳作。思想与思维有关，思维又是语言的思维，探讨文化，如不落实到语言问题，有些事情便不容易讲透。如此说来，他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又是很苦很深的探讨。陈独秀回归到这个世界，心灵应是充实而欣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