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
我在二十三岁那年的9月，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机关的公差，首次踏上杭州的土地，下榻位于松木场的杭州大学外事招待所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竟与浙江地域结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缘分。到如今，大概知道我的浙江人，已经比江苏本省人要多得多了。
且说三十余年来，无论炎夏，还是寒冬，更多的是阳春和金秋，因了参会、讲座的关系，对浙东、浙西，多有涉足。而行走山水之间，阅读无字之书，于我是一种基于心性的兴趣。体验感悟之余，不免雁过留影，随兴涂鸦，于是先后有《雁斋书事录》《秋禾行旅记》的问世，而集内集外，有关浙江一域的文字亦颇为书友瞩目。
去冬今春，应桐乡小友夏春锦、诸暨女史周音莹两君的提议，着手编选这部以“越踪”为主题的随笔文集。近日竣事，其中以“行记”“纪行”为主题的文章有26篇。可以说，本书得以入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蠹鱼文丛”，是我这个生在苏州，长在吴地者，所始料未及的；但转念一想，这是我多年来惜缘浙山越水，纳福文脉书香的结果。
“天上天堂，地下苏杭。”钟毓龙先生（1880—1970）在《说杭州》一书中谓：“北宋时，杭城中繁盛之地，惟在盐仓桥之沙河一带……杭州之成为‘天堂’，自南宋始。”其实，杭、苏两州由唐时的“江南名郡”，进而享“人间天堂”的美誉，与当年“诗人市长”白居易（772—846）的治水方略大有关系。自此以后，“白堤”所在的杭州与“山塘街”所在的苏州，被白氏的惠民德政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被赋予无穷的诗情画意。
“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这是白居易和嘉兴诗人殷尧藩（780—855年）的诗。到了元代，据赵善庆（？—1345）在《水仙子》散曲中所写的唱词“六桥锦绣，十里图画，二月西湖”，可知杭州西湖早已是为世人所艳羡的华夏名区。
诚然，唐以来的千余年间，“丽且康”的杭州与“富而庶”的苏州，早已如影随形，是芳邻，更如佳偶，在口碑上形成了一种“双城记”的状态。尽管20世纪30年代前期，郁达夫（1896—1945）在一篇文章中，对于杭州的人情世俗大有微词，但文豪的责难，似未能稍减杭城的魅力。
记得1986年冬日的一天，我们夫妇就是乘坐被商家命名为“天堂号”的游船，开始婚后旅行的。当日下午从苏州南门码头出发，美美地欣赏了一回晚霞映照下的“宝带桥”美景。次日凌晨，在运河上观赏过初升旭日后，杭州武林门码头就在眼前了。
尽管《越踪集》这部新的“雁斋出品”，已近20万字，但我还是不能不以“抱憾”一词，来表达自己对浙江一域的真情。
众所周知，诗文之道，当求“锦绣”。“锦绣”者，汉语本义是指精美鲜丽的丝织品，后来成为比喻美丽的形容词。刘禹锡（772—842）在酬谢白居易赠物的诗中云：“珍重和诗呈锦绣，愿言归计并园庐。”而我这里所谓的“愧无锦绣报两浙”，是说对于浙江佳山丽水、和风嘉土的美韵，尤其是先贤往哲、文人学士的懿行，自己实在缺乏生花之笔、如金之墨，从而能够得心应手地做出几篇锦绣文章来，为两浙的山水、人文稍增其色。
此外一层的羞愧在于，即使我的文笔是如此的乏善可陈，但如浙东之慈城、庆元、平阳、苍南、景宁，浙西之平湖等地，虽也曾有过一二回的涉足，但终因种种限制，本书尚未涉及。
1935年春，林语堂（1895—1976）曾对其浙江富阳好友郁达夫等表白说：“在我，总是书上太常看见的地名，必想到一到……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这也就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的意思了。我以邻近浙江之便，想来缘分尚多，屐声到处寻学问，目接有暇做文章，因此期待着，在今后的行旅中，能够把文章努力做好一点，以免“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观我何浅陋”也。
是为序。时在金陵雁斋山居，黄梅雨过大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