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杂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5月版），是杭州一个名门闺秀出身的家庭老妇所写的“家史”。
作者高诵芬女士于1994年初自上海移居大洋洲阿德莱德城东郊就养于其子，在安度晚年之余，她将自己在杭州出生以来的人生经历逐一记叙成文。由于作者记忆真切，文笔生动，因而用笔墨织就了一幅又一幅具体而微的杭州世家的风俗人情画卷。如书中自成系列的“杭州旧时风俗”“结婚”“逃难”等专题，以及《桂花糖》《家乡的吃》《我的烹饪经历》《扶乩》《放生》《香市》《黄山之游前后》等单篇，都是状物述事，令人历历在目的佳作。
现已移民大洋洲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德政先生在《序言》中，就曾经指出该书的意义所在：“杭州曾是三吴都会，也是江南文化中心。重湖叠巘，楼阁参差，自古称繁华。……《山居杂忆》忆得最多的也是杭州，她对半世纪之前杭州的岁时节序、风俗时尚、婚娶礼仪、人情世态、食物饮料都做了精确的记述，无愧是《武林旧事》等作的续篇。”
仅以岁时习俗而言，通过四篇“杭州旧时风俗”的描写，则无论是吃年夜饭时人人要尝的“象征一年万事通顺”的藕脯，还是大年初一小孩子睁眼必吃的“象征着整年都会大吉大利”的冷橘子和干荔枝；无论是“薄切猪肉蒜泥浇，青梅白糖与樱桃；海蛳甲鱼健脚笋，咸蛋米苋乌饭糕”的立夏食谱，还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金银蹄”的盛夏菜单；无论是春天的清明上坟祭祖，还是夏天的“落夜湖”（夜游西湖）……其情其景所昭示的醇厚的民俗习尚和浓酽的岁时氛围，无不洋溢着中华本土文化的气息，让后来者神往于先民都市生活的丰富优雅。
至于占本书最大篇幅的那些以人物为中心的篇什，更是一篇篇蕴含着作者珍贵记忆和强烈感情色彩的妙文。作者选择的写作对象可谓细大不捐，然后再通过细针密缕式的文字，对人物行为扬清激浊，从而让一篇篇忆文组合成为一整册体现人生平等的“录鬼簿”。
高女士的儿子，也是本书文字润色者徐家桢先生在《山居杂忆》的前言、后记中分别写道：
这组散文中写的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又没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儿记载的仅仅是半个多世纪里生活在带有封建色彩的大家庭中的一个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睛里看出来的世界。但是，正因为作者曾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之中，所以她所写的平常事，从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也就不很平常了。更何况这些小事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呢？
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很多，光是作为主题来叙述的人物就有几十个，如果把书中各篇提到的人物也计算在内，则有数百人之多。上到总统、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可以说20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一点踪迹，这可能是本书最大价值之所在。
诚哉斯言！《山居杂忆》作者的回忆线索，固然是以其平凡的家族成员为中心的，诸如《曾祖母二三事》《我的太婆》《我的公婆》《我的父母》《昆明叔叔》和《民四嫂》《我的弟弟宜官》等文，无不是以作者亲身观察和躬自体会到的家庭人事为重点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笔触还大量地涉及与其家族发生过联系的私塾教师（如《褚先生》和《黄先生》）、家庭医生（如《孙云章医生》《吴烈忠医生》和《汤书年医生》）、邻居（如《招姑娘》）、朋友（如《丁蕙女士》《吴汉槎先生》和《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前人在书中少有叙述的对象，即那些曾经服务于东家的更平凡的“下人”，做了尽情的描绘，从而充分拓宽了本书的内涵，使之成为一部民俗世象的写真集，或者也可以说是人情世故的教科书。
如对于“忠心耿耿的老佣人”叶妈、“能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讲得十分生动”的绣花沈妈、“来来去去做了好几回”的陈妈、为人规矩但“手脚比较慢，做事不灵快”的黄妈，以及作者先后打过交道的孩子的四个奶妈，乃至“管花园的”阮师傅、“打杂的”杨海师傅……字里行间，作者的感情都是真挚亲切的。许德政先生对此评论说，作者“笔下常流露出很深的主仆之情，这些描写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主仆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实”。
作者对于家族人事的爱憎自然也是分明的。她写自己亲族中的多名寡妇，如长辈中的“堂房三伯母”“远房大伯母”“二姨母”“金三太太”，平辈中的“琴姐姐”“慧姐姐”“本家嫂子”，动情地叙述了她们不幸的人生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守节制度对妇女的戕害。
她还根据自己的见闻，写到了若干“姨太太”，并实事求是地说出了“姨太太也是人，也有不同的品性，好坏善恶，各式俱全”的话。作者的爱憎也是分明的，如对于丫头出身的曾祖父的姨太太，作者记下了她心狠粗暴、虐待仆人的种种劣行，当交代到她最终贫病交加，在简陋的棚户里了却残生时，不禁表示：“这也算是她平时对人刻薄的报应。”
作者写表兄阿苏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慈父爱，自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命途多舛，枉费了一口娴熟的英语，最终无所事事，在孤苦无依中了结一生，笔下便流露出强烈的理解和同情。作者还写到一位远房亲戚大哥绍大，来到人世间以后好吃懒做，不爱读书，结果“一生始终依赖别人生活：童年依赖父母，成年后依赖徐家的亲戚，老了依赖自己的子女。自己从来没有做成过什么事，浑浑噩噩过了一生”。
作者也写到自己一家在1966年8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落难于上海，被迫迁居到弄堂房子以后，多年饱受打扫弄堂的“利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为所欲为、趾高气昂”的阿四老太的骚扰，对于此种“小人物”，作者在字里行间难掩其深深的厌恶和鄙弃。
曾经担任过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钟毓龙（字郁云，晚号庸翁，1880—1970）先生在他的《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的“自叙”中陈情道：“桑梓之邦，钓游之地，习而安之，在平日亦不觉有何可恋也。一旦去国远徙，怀归不得，乡思乃油然生。此亦人情欤？”如今，用钟先生的话来评说高女士的《山居杂忆》，移花接木，也颇妥帖。
如果可以用地域来为作者的生涯作分期的话，那么本书作者先后经历过杭州时期、上海时期和写作《山居杂忆》的大洋洲阿德莱德东郊时期。高诵芬女士在本书最后一篇文字《依然静好楼记》中写道，大洋洲“终究不是故乡故土，所以我们总免不了时时回想起那幢老屋”。因此，这部《山居杂忆》终究也可以说是身在海外、心系故土的作者的怀乡记。
（1999年春于金陵江淮雁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