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殊与我同年生，又是大学同学，共同爱好文学，一起写作投稿。
因为我们两个读西洋文学的都热爱中国文化，所以彼此谈话非常投机。我们都感到当时上海出版的刊物缺少文学水平，于是由我发起，加上一位爱好戏剧的同学慎仪，三人合办一本油印刊物。王树平提出刊名为《青的果》，意思是我们的作品有生机而尚未成熟。
抗战胜利后，我忙于当记者、编刊物。王树平因毕业在即，继续读书，但仍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向往光明、抨击时弊的短文。不久，上海出版了一本巨型的文学刊物《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发表了王树平临行前留下的一篇散文《夜话》。散文的末段，作者抒写了远行前的心情。从此，我再也不知他的行踪，但我却时时思念着他。
几年后我到北京开会，顺便拜望名画家华君武先生。王殊和华君武是隔楼相望的邻居。我在他家便宴，这才有时间听他谈自己从记者成长为大使的传奇一生。1946年，他告别亲友，离开上海参加野战军，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的战役。
不久，王殊由战地记者成为派驻国外的记者。历经15年，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美等大洲，撰写了无数的坚持真理、令敌人丧胆的檄文以及受国家领导人赞赏的调查报告。
1964年，王殊从古巴回国参加“四清”。正要去英国，“文革”开始了，遭到迫害。在他万念俱灰时，新华社根据周总理指示恢复国外分社，派王殊到联邦德国去。他想尽办法学好德文，研究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各党派的外交政策和倾向及时向我国有关领导报告，这些报告得到了国内有关领导同志的肯定。第二年，我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王殊，予以赞扬，并点名将他调进外交部。他先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80年代又出任驻奥地利大使。
大使离任后，王殊淡泊名利，家里只留下一橱各国领袖和友人相赠的空酒瓶，作为他外交生涯的珍贵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