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是一段历史。然而它是一场非常少有的重要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受伤的人数近百万。我的脑海中刻下了南北战争从始至终的整个画面，因为我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我的一些行为是推动美国政府的这场战争向前发展的原始动力，有了这些原始动力，才打败了脱离联邦的敌人，使联邦国家得到保卫。
自美国总统由亚伯拉罕·林肯任职之日开始，南方就打算与北方分离，如果得到了北方的默许，则采取和平的方式脱离，如果北方拒绝的话，则南方将发动战争。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如果国家由华盛顿共和党来治理，事实上，它无法控制国会，同时也不会得到作为当权者（在此之前民主党是执政党）应得的政治利益（事实上指的就是联邦政府本身），因此第二种方案是他们偏重的选择。1861年3月4日，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即将卸任，亚伯拉罕·林肯宣布接任总统一职。看到民主党被共和党所取代，从此白宫也由共和党来管制，南方非常不满，因为这一事件引发了后来的重大冲突，先是攻陷莫尔特里（Molutrie）要塞，现在又朝着萨姆特（Sumter）开火。北方被莫尔特里要塞的枪声惊醒，这使得他们不得不立即行动起来，在保卫受到打击的国家的战争中充当着最坚实、独当一面的角色，而此次运动的口号是：“联邦政府的保留是必须且应该的！”
可以说，美国从1776年建立之初到后来的这一段历史，非常关键且重要，而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仅仅是来自书本，因此，我想把政府金融和战争贷款方面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汇总起来。
1861年4月14日，莫尔特里要塞沦陷，萨姆特要塞陷入被袭击的险境，面对严峻的形势，作为联邦政府军指挥官，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不得不接受博雷加德将军（Beauregard）撤退的条件，已成定局。
面对严酷的战争，北方充满了爱国热情，这时，大冲突爆发了。然而，当我们的队伍声势浩大、气宇轩昂地从联邦中已经被拆除的据点开出时，毋庸置疑地说，南北方都包括在内，那时几乎没人能够预测到，从萨姆特要塞轰炸开始，迎来的居然是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事，这绝对是一场艰辛且让人难以置信、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在萨姆特遭到轰击的这一年的年末，黄金失去了通货地位。也就是在战争最惨烈的1861年12月30日那一刻，法定流通纸币升水高到185%，这样使得它只能兑换价值54.05美分的黄金，但是在那时，按照黄金美元计算方式，美国债券的销售价格大概是60美分。
美国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某一特定的日子暂停货币的支付，每当这时，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都纷纷争着模仿它的做法。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停就是18年。
英国在1797—1821年的最长的暂停期间，发生过拿破仑战争，那时黄金的升水最高的时候也不到51%。事情发生在1814年，这一年距离战争结束还有一年，追根溯源，其起因都来自管理英国财政问题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首相及其继承者所采用的政策。战争时期他们筹集到的全部资金是通过税收和贷款的方式得到的，所以，为了不让货币通行量过度膨胀，采取了限制纸币发行的方式。那时，我们有着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目标及过程。
当萨姆特要塞遭受轰炸时，我的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Livermore Clews & Co.）在华尔街上早已有了一些知名度，我知道必然有一场战争会伴随着这次轰击而来，于是，我马上着手想方设法地帮助联邦政府筹集所需资金。北方战争打响，北方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敌人，从缅因州再到印第安纳州，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联邦军队，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放弃了织布机，有的离开了办公室，有的抛下了经营的商店。
所以，美国政府非常需要钱，并且需要很多，用来购买战争所用的物品及枪支弹药。
那时候，詹姆斯·布坎南任美国总统，他是民主党党员，同后来一批批的继承者一样，会有几个南方人存在于他的内阁中。只要拉开战事，这些人便立即辞掉职务，赶去南方，财政部部长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也很快离开了，约翰·迪克斯（John A.Dix）临时代理财政部长一职。
然而，豪厄尔·科布在离任前，在旧法律授权允许的情况下，将利率为5%的美国债券提供并出售给了华尔街银行，这些债券价值2000万美元。但是，有价证券价格暴跌，导致大萧条于战争爆发后到来，其中只有1/4的债券得到了支付，因为它们被募捐者持有。有些人迫于当时的严峻压力而弃权，对于这些人，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让其购买。
弃权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政府而言很严重，因为它导致财政部资金紧缺，公债的利息支付期限马上就到了，而国库却空空如也。就在这危急时刻，纽约的联邦财政部次长约翰·西斯科（John J.Cisco）临时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指示，在财政部分局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人员为华尔街重要的银行家们。在给大家解释清楚当时的情况后，他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一年期的类似美国国债的紧急贷款，利率则由他们根据货币市场当前的状况自行设定。
就这样，12%左右的年利率成为华尔街的确定利率。听从西斯科先生指挥的银行家（我也是其中一个）在财政部分局聚在一起进行这次会议，通过严谨商讨，决定接受按此利率认购这些债券。对政府来说，相对于一般情况而言，定下来的要支付的利率的确太高，不过，由于当时情况危急，便可说得过去了；想到市场利率水平和债券期限只有一年，西斯科先生也就同意了。不但我的公司认购了其中较大的份额，还劝说了其他人也像我这样做，我以及其他人之所以会这么做，绝对不只是因为想要得到那么高的协定利率，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是我们的责任；后来每当危难临头，我们都义不容辞地支持公共信用。
政府认识到，因拖欠债务所要支付的利息严重危及着公共信用，在筹划战争时它是妨碍进程的最大阻力，并且会引发经济的整体萧条，所以，任何危险都需要做好预防。
除非将债券全部卖出，否则毋庸置疑，财政部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支付到期利息的钱。所以，我对自己能够成功说服别人认购这项紧急政府贷款感到欣慰。
没多久，林肯总统委派萨蒙·蔡斯（Salmon P.Chase）先生担任财政部部长。
又没过多久，蔡斯部长到了分局，邀约认购200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利率为6%，此债券到期时间为1884年。这些都是旧的法律允许的。高于、等于94美元的价格他都接受，而94美元以下的价格他予以拒绝，结果，到1884年，大概有超过1/3的债券没能售出。这让人感到非常可惜，因为财政部急需资金。所以，我立即劝服自己积极地去组建一个购买组织，打算将还没有售出去的1884年政府债券以94美元的价格购买回来。并且我自己的公司没有数量限制，最后，我终于成功地让一些银行家和资本家也购买了还没出手的债券。在此之前，他们并未购买过这种债券，等到我与蔡斯部长在华盛顿商讨后，目前人们更多地认为对于买进这些债券的举动，我个人的判断实属明智之举。
随后，我立即乘夜车到了那里，看到部长早早便到了财政部，我对他说，我是为我所组建的购买团的事而来这里的，并且直接提出按照他自己要的94美元的价格将这些没有出售的债券买入。很显然，他对于债券需求量的骤增感到吃惊，但也很高兴。但是他用一种诚恳、为他人着想的语气说，我能够赶到华盛顿找他商议这件事，他感到很欣慰，同时他提出了一个适合双方的建议，他觉得剩下的这些债券对于那些无论是已经出价购买或是出价后被拒绝的人而言，假设在他们对卖家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将债券卖出，那对他们不公平，所以，也要让他们根据我94美元的出价选择适合自己的数量去认购。
他让我第二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他，他想好好想想，我同意了。但此时，我也和很多来自南方的政治家和官员接触并见了面，其中有来自维吉尼亚华盛顿家族的皮特·华盛顿。我看到有太多的战斗即将在华盛顿打响，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距离胜利还很遥远，尽管前一天蔡斯先生曾对我做过保证，战争即将过去，不到60天就会迎来和平，后来国务卿苏华德（Seward）也响应过这一诺言。华盛顿先生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府官员，他就南方的两军对垒时的情绪以及一定一决输赢的决心和我高谈阔论了一番，基于他以及其他南方人所特有的并不正确却又很绝对的自信，在他们的观点里，不管这场战争耗时多久，南方都将在战后成立自己的联邦。南方想要正式从联邦中脱离出来是为了建立奴隶制的寡头政治，但是林肯在竞选中就曾经预言奴隶制注定覆灭，同时他本人及共和党都把消灭奴隶制作为目标。而这种错误的信心导致的后果要由扬西（Yancey）以及来自南方的其他主要的主战派成员来承担。
当我又一次见到蔡斯先生时，我说：“部长先生，昨日我们见过之后，我又通过和南方政治家和官员交谈得知很多消息，耳闻目睹了双方对战争所做的准备，我因此相信，这场战争绝对会持续很久，我想我们恐怕应该有个心理准备，能够预想到政府的各种债券和有价证券的价格将会持续走低。出于我个人的想法，为了公平对待那些我所代表并委托我全权处理的人，我必须将昨天给您的提议收回。假设那时您同意了我的提议，我自然会认为达成了交易，并不假思索地认购这些债券，但事已至此，您应该很清楚我本身不能负这种责任，可以随时退出。”
“嗯，的确是这样。”蔡斯先生说，“不过，我想您错了，因为在60天内战争即将结束，这些债券的价格随即会很快恢复到面值！”
然而，在我自己在华盛顿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收集的信息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且认真地进行了思考及预想，我非常自信，并且我认为认购团中的友人们也应该感谢我的勇气，因为后来债券价格很快便跌至84美元。1861年7月21日，联邦军队在马纳萨斯的布尔朗战役中惨败，对此，北方发觉到事态的严峻性及冲突的复杂性是此前任何一场战争所不能及的；与此同时，在联邦军队征服南方之前，北方也将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想奋战到底。
关于筹集补充财政部资金，蔡斯先生提出了第二项措施，就是建议发行年利率为6%的美国政府债券，支付方式不限，关税及已经存在的发行权也包括在内。但是，经过与分局长约翰·西斯科先生商议后，发现是很难的，西斯科先生将作为授权的政府债券销售代理的角色交由来自华尔街上的三家银行充当，分别是莫里斯·克卡姆公司（Morris Ketchum & Co.）、里德·德克赛和范维勒克公司（Read Drexel & VanVleck）以及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Livemore Clew & Co.）。就这样筛选出这些公司，这些公司是最早且唯独专门对有价证券销售进行处理的政府代理机构。政府对这些公司的赏识和偏爱令它们感激不尽，它们在工作上表现得也很不错，不久便将所有财政部提议的有价证券销售一空。
蔡斯先生从头至尾一直在为给政府提供战争给养的事情努力着，纽约商界都由衷地支持他，他发觉了这一事实，并且对我和其他人表达了谢意。
后来，在1861年夏，蔡斯部长在一个特别值得铭记的场合召见了财政部次长西斯科，在他的邀请之下，许多具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和资本家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他以自己惯有的严肃且让人记忆犹新的方式为我们指定好了座位，他说：“在座的各位，为了给战争提供足够的物资，政府需要5000万美元，现在就要。所以，我打算发行5000万美元的财政部债券。发行总量中有2500万美元的债券是由国会授权的，以1861年7月17日出台的法案为依据，每年的利率定为7.3%。我不擅长金融，所以，我无法告诉您怎样筹集到资金，不过，您能看到在金融领域，有一些领导人物对此很是精通。所以，我只能将这些问题全权委托给您了。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政府需要的钱数必须是5000万美元，那么关于怎样才能筹集到这些钱，就只能拜托大家各显其能了。”
蔡斯先生讲完便坐下了，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开始自由交谈起来，并将各自有关这次谈话的记录进行了对照，经过大概20多分钟的讨论后，摩丝·泰勒（Mose Taylor）代表我们宣布了讨论的结果，他对蔡斯先生致意说：“部长先生，我们已决定认购您所提供的5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债券，并会很快将这笔钱给您！明天您便能提用了！”
这个简单的发言后，场内响起了掌声，蔡斯先生对此做出回应：
“各位先生，对于你们热心公益的精神我代表政府表示感激，为你们毫不吝啬且这么快地为政府化解危难而万分感谢。”
整个场面令人激动不已，其重大的影响是最终的结果带来的。这就仿佛是现实生活中上演的一出戏剧，倘若将它展现在舞台上，而在台上表演的是作为领袖人物的强壮且充满智慧的蔡斯部长，它定将让人难以忘记。
第一批价值2500万美元的7-30的财政部债券就这样上市了。
这其中，部长有一种发行特权，他可以发行500万美元的无息硬币支付的票据，可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分局发行这些票据，这些票据可用作通货。
我在被安排了所认购的第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7-30债券后，就怎样将剩下的债券销售出去的事蔡斯部长与银行进行了沟通，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量少付给代理公司佣金。但因为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同代理公司达成一个让对方满意的交易，所以，他在一开始既定的三家代理公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家代理公司来销售政府债券，它们分别是纽约的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弗米利公司（Vermilye & Co.）和费城的杰伊·库克（Jay Cooke & Co.）公司，并对它们说，一旦纽约分局一要求，它们将很快收到7-30债券。
因此，纽约代理公司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同意这些代理公司由费城的杰伊·古尔德公司负责，它负责对7-30债券进行广告宣传，也就是说，全部代理公司的主席由杰伊·古尔德公司担任。协议内容还包括佣金率，以及其他一些为防止代理公司之间互相矛盾和发生冲突的相关细节。蔡斯先生对于这个组织和协议采取默许态度。这个指示一出，所有代理公司就开始不停地为销售这些债券而忙碌起来。
直到战后，杰伊·古尔德公司那时并没有在纽约设置或是组建办事处。事实上，它也正是因此才被选为代理公司的负责者，因为如果这个负责者要选举一个纽约公司的话，将会导致纽约公司之间的相互妒忌和反目。
等到销售完全部授权发行的7-30债券后，剩下的是5-20债券，它的承销商依旧是同样的一些代理公司，5-20就像7-30一样销售得很成功。
在我的请求下，蔡斯手下的财政部部长助理芒森·费尔德（Munson B.Field）先生调查了华盛顿的花名册，看一下7-30和5-20在哪家政府代理公司销售得最好，他的报告显示，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排名第一位。然而，我更想说，事实上，四家美国战争贷款银行公司应该是不相上下，它们是杰伊·古尔德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弗尔利公司（Vermilye &Co.）和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它们做得都很好，并且都在美国内战期间，为政府融资付出同样大的努力。毫无疑问，应该授予这四家公司同样的荣誉，它们没有优劣之分。这四家公司为国家所做出的崇高奉献完全配得上它们所赢得的荣誉，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为国家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如同当时华盛顿政府的心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才能让上百万士兵粮草充足，能为拯救美国在战场上奋战，从而迎来了战争的胜利结局，也保存下了这种到今天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佳政府形式。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蔡斯部长的一句话，他说：
“因为有杰伊·库克和亨利·克鲁斯，我才能够将足够的7-30和5-20债券卖出，从而为这场战争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当时的各大报纸刊登了他的这句评语。
政府在暂时停止7-30硬币支付之前，通过代理总计卖出了1.5亿美元。蔡斯部长从银行中抽出大部分销售收入，转入财政部分局，这使得7-30硬币支付更快结束。他要求分三次从代理公司转入财政部的硬币支付，分别是8月19日、10月1日和11月2日。另外，民众预测硬币支付将暂停，这种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对黄金的储藏和出口进行了刺激。结果，黄金在事发后突然从流通中消失了。
很显然，这使得流通中货币媒介有了相应的收缩，蔡斯先生又提供了一个停止使用黄金货币的平台去消除其负面影响，并发行了无息票据，总价值5000万美元，叫作美国即期票据（United States Demand Notes）。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国家银行要发行更多自己的票据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财政部迅速增长的资金需求进行集资。
想到这种缩水可能会导致货币市场银根紧缩，反而会妨碍政府代理公司有价证券的销售，在1861年8月5日，美国国会将1846年8月6日《关于改善财政部组织及财政收入的征收、安全保护和支出问题的规定》的法案废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财政部长能够将授权贷款所获得的资金存储在有黄金偿付能力的银行中，另外，这种意图在一个决议案中也被表达出来。蔡斯部长立即执行了这一决议案，此后财政部的相关政策由这项决议案之后的一项法律主宰着。因为财政部尽可能把钱全部存储在银行，而放在财政部和财政部分局的钱要尽量少，从而不会出现银根紧缩问题。财政部分局系统在将货币挤出流通过程这种不良的副作用，就这样被真正承认，同时也被事先遏制住了。
当政府代理公司将7-30的销售完成时，全国各个银行都承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许多权威的报纸都站在银行这一方，选择将5-20交给银行来销售而不是让政府代理公司来销售。蔡斯部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致使他只好进行了一次试验，将5-20授权给美国所有的银行来进行销售。虽然银行可以完全替代代理公司，就如同之前提到的6%利率的国债和7-30财政部债券，但是，结果蔡斯部长还是不得不放弃银行，再回过头来找代理公司，因为代理公司更具有活力，它们具备优秀的销售能力，能将5-20与前面的7-30销售得一样好。我们凭借爱国热情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克服了我们在欧洲没有朋友的困难。
过了一段时间，有些银行，那时只有各国家银行，将即期票据抛售出去，所以，就有必要进行强制流通了。为此，蔡斯部长向国会发出请求，希望将即期票据变为法定货币，除关税和公债利息必须以硬币支付外，可以支付包括公债和私债在内的所有债务。
于是，国会为解决这一困难在1862年2月25日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将这些票据以及美国所有票据变为法定货币。在同一法案内，还授权发行了价值1.5亿美元的新的无息法定货币票据，必须以硬币支付关税和公债借款的利息的规定很明显是既明智又必要的，因为关税使硬币支付利息的方法更加完善，而硬币支付的事实则使我们有了在其他国家进行贷款和在国内贷款的需求，而纸币利息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没过多久，政府代理公司将授权发行的2.5亿美元7-30票据全部卖给了公众；从此以后，国会一直不停地授权大量发行，直到1865年8月，公开发行并销售高达8.3亿美元的票据，达到了巅峰水平。
也是那一天，与7-30并驾齐驱的政府贷款的发行量出现了它们的最大值，显示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总量。当时公开发行并销售的5-20票据为514880500美元，10-40票据为172770100美元。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利润组合在一起，导致这些伟大的美国公债有了双倍的吸引力，政府代理公司竭尽所能，刺激国内和国外对债券的需求。尤其是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它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此类债券进行了大量的销售，结果，在那里证实了它们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为了给战争提供足够的支持，我们这些政府代理公司的焦急程度与财政部长一样，在目标和工作完成情况方面，我们无人能及。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滋生的公益不输于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对于其以政府代理公司形式在联邦陷入险境时为政府所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对华尔街来说，再多的赞美之词都不为过。
就像格兰特（Grant）将军很久以后告诉我的，我们尽管没能像疆场上的战士那样为国家英勇奋战，然而我们如他们一样，为国家筹集战争资金的方式出了一把力。我为自己曾积极参与过这场爱国主义运动，帮助联邦保存了军事实力而感到非常骄傲。
鉴于联邦军队在维吉尼亚战役中所遭受的诸多灾难和不幸已经真实地显示出来，1862年7月11日，国会授权发行了无息的美国法币，其价值1.5亿美元。1863年1月17日，又发行了另外1亿美元，而这一年的3月3日，又追加发行了5000万美元，在这一年内共发行的法币（绿钞）量达4.5亿美元，其中二分之一用作财政部储蓄，用来兑付临时债券证明。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发行无息法币量最大的一次，到1865年1月28日，在修·迈克卡罗西（Hugh McCulloch）1865年初接任财政部长前，国会通过法案将总量限制为4亿美元，并一直这样保持着。
同一时期，蔡斯部长成为美国高等法院院长，继承他成为下一任财政部长的托马斯·费逊登（Thomas Fessenden）则辞职了。迈克卡罗西先生开始着手将法币进行收缩，他在国会插手严禁进一步缩减法币前，收缩的法币已经达4400万美元。国会插手的原因在于，公众反对进一步削减流通中的绿钞。
从那时起，直到1873年的大恐慌，法币始终保持在3.56亿美元的总量。在这一期间，先是鲍特韦尔（Boutwell）先生接替迈克卡罗西，然后理查德森（Richardson）先生又接替鲍特韦尔担任财政部长这一职务。理查德森在任期间，因为关税和税收收入直线下降，在大恐慌的压力下，又从迈克卡罗西所收回的4400万美元中拿出2600万美元重新投入流通，因此，1874年6月22日，国会对进入流通的绿钞总量水平进行了规定，即3.82亿美元。
在鲍特韦尔担任财政部长一职时，签发批准的一项法律同意重新发行这2600万美元法币，还是这一法律，同时也将国家银行储蓄废止了，此前要求银行票据流通要特定储备，取而代之的条例则要求银行储存相当于发行总量5%的法币，依照此条款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负责兑付法币。
由于此法律依旧有效，一个兑付局从此便在华盛顿诞生了。从此以后，如果不是因为银行流通法币增减所导致的数量增减，每天将由新法币取代接收到的残损银行票据。法币5%的存款利率被视为法定存储的一部分。不过，对于银行来说，因为需要与华盛顿之间进行票据发送再收回，既麻烦又耗费时间，并且也使银行在货币需求减少时不能更好地收缩，而在需求增加时则不能迅速增加货币。只要每个财政分局都成为国家银行的兑付网点，那么就可以自由便捷地进行货币的增减。因此，国会应授权财政分局在各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设置中开设一个兑付局，用来推动银行票据的自然增减，从而赋予货币最需要的弹性。
在战争期间，除了美国法币之外，发行了大量有息的法币。1865年9月1日，当通货如同整个国债一样到达膨胀极点时，无息的法币和辅币徘徊在459505311美元，年利率6%的3年期复利法币超过2.17亿美元，年利率5%的1年期和2年期的法币差不多有3400万美元，财政部累计发行了685236269美元法币。
另外，还包括没有付清的临时债券证明达1.07亿美元。银行将这些见票后十天支付的票据看作绿钞，并将其归为法定货币储蓄的一部分，而剩下的则像货币一样流通，所以其实它使纸币的总量增加了。与此同时，价值1.7亿美元的国家银行票据在新的国家银行法实行后将被投入流通领域；依旧在流通的国家银行票据超过7000万美元，但是，国会很快就取消了后者。流通发行的货币总量达10.67亿美元。这只是一部分，因为当时没有付清的1年期公债还有8500万美元；有8.3亿美元未付清的7-30票据（又称7-30），它们以货币的形式被广泛地使用着，并导致了通货和价格的膨胀。
于是，不难发现，实际上当时公债声明中所显示的通货膨胀远远抵不上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然而，在随后的八年里，由于有息票据和证明的贷款即将到期并取消了，通货膨胀因此收缩很快，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流通中所有使用的纸币（用作通币）与1865年9月时相比，从1873年的大恐慌时期起，要少了60%~75%，而交易媒体的这种大幅度收缩，导致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所遭遇的最严重的灾难性恐慌。我再说一遍，历史上，它给美国带来了最为恶劣的影响，这里甚至包括1837年和1857年两次恐慌在内，而法德战争使这种恶劣的影响更加严重，美国证券之前在欧洲本来可以自由买卖的，而它事实上将美国有价证券在欧洲的市场封闭了，这对美国银行家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为美国各地新建中的铁路筹集资金，他们原本计划修建铁路，同时为发行的铁路债券寻找国内外两个市场。紧随其后的1873年的恐慌（杰伊·库克公司在1873年的恐慌中，因为要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融资而破产）过后，延长了萧条的时间，直到1879年硬币支付得以恢复为止，这些美国国民才真正得到回报。与此同时，以取消抵押品赎取权的方式，使数亿美元债务被注销掉，差不多所有待建的铁路都由美国来重组了。
美国的国债在1860年6月30日时为6400万美元，在1861年6月30日时为88409387美元，到了1865年9月1日增加到了2845907626美元。直到1873年9月1日，国债减少了很多，只有2140695365美元。在同样因素的作用下，债务和货币也都沉浮。金价直到政府和银行家开始硬币支付才不再支配货币的贴水。因此，“黄金屋”也没了价值。
从我在前面所引用的最大数值中可以推断出，政府代理公司的重要活动和优秀的销售业绩，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在阿波马托斯（Appomattix）向格兰特将军投降的五个月后，便已发行了7-30票据、5-20和10-40债券。
当时，有1116658100美元的债务需以硬币支付利息，但法币的利息为1874478100美元，分两次缴清，分别是先缴付每年65001570美元黄金，剩下的72527646美元以绿钞货币偿付。
格兰特将军将李将军降服，这场战争总算因此结束了，它也正好为格兰特将军当选总统拉开了序幕。毋庸置疑，竞选美国总统一职的共和党候选人在下一次大选中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当然，民主党候选人就更不用说了。格兰特变成了美国伟大的民族英雄，美国也因为他的杰出战绩而授予他崇高荣誉。
然而，当阿波马托克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过去不久，当美国举国为回归的和平欢庆的时候，在美利坚合众国渐渐恢复起来之际，一出可怕的悲剧却在华盛顿的福特剧场上演了，1865年4月14日，约翰·威尔克斯·布恩（John Wilkes Booth）暗杀了林肯总统，次日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被任命为总统。
当时，整个美国都陷入悲痛之中，致哀的标志遍布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每个角落，到处充满国民的悲痛之情。
对于安德鲁·约翰逊作为总统并不顺利的仕途，以及人们对他的责难与攻击，我在此不再做详细介绍，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会两院已经为此痛苦不堪。然而，在美国人民心中，他在1869年3月4日时的下台和格兰特的续任及斯凯勒·柯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成为副总统，可谓是天降福音。在1868年11月竞选时，由格兰特将军对民主党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尔（Horalio Seymour）和弗朗西丝·小布莱尔（Francis P.Blair, Jr）将军，最终格兰特将军竞选成功。支持格兰特的人很多，他的获胜自然也不意外。
伦敦的黄金定价是在“黄金屋”（Gold Room）进行的，它是一间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洛希尔公司总部的办公室。
就是战争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久。因为大多数人看不到北方强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足以保证最后的胜利，并圆满实现联邦的最终统一，因此他们觉得战争的最终结果始终是捉摸不定、并不乐观的。虽然我们的货币膨胀了很多，然而面对这场严酷的考验，它依旧良好如初，而南方各州的货币则将信用完全丢失掉了，并且变成了一堆废纸，真正让法国大革命所发行的券[3]的历史再次重现了。
战争结束，美国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此前，我们的货币在南方并不流通，现在肯定要开始流通了。这本身意味着大量缩减和稀释货币。之前只提供给一方使用的货币，如今得满足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货币市场中可明显感觉到货币由北向南的变化。
现在的美国如同一位大病刚好的病人，对于各种外部刺激已经适应并有所依赖了，货币的突然缩减，将会带来很大危险。国会中很多人都能察觉到这种危险，原因在于国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以这一主题为辩论核心：对于在战时过量发行纸币很多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觉得这只是一时的，激烈波动是一种比这一疾病更加严重的治理方法，他们提醒政府不能过量发行纸币。但是，主张缩减货币的人却没看到甚至不愿意承认，如果战争持续不断，货币不断上涨确实有据可循，然而，相对于眼下正快速变化的事务和情势的压力，通胀那种现在看来还是很遥远的危险显得没那么重要。
虽然快速紧缩货币的计划未能通过，但就算是最终采取的温和紧缩政策也被证明太过严厉，承受不起，商界企业一片抱怨声。货币紧缩的过程是煎熬人的，而人们更容易接受通胀，且为此感到快乐。
这几年，我和格兰特将军成了熟人，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新闻界很多人反对格兰特将军连任，包括纽约《晚邮报》（Evening Post），我却为他的连任而想尽一切办法。为此，我在库珀大学（Cooper Institute）组织了一次公开会议，劝说威廉·道奇（William E.Dodge）担当主席一职。这次会议非常受欢迎，格兰特的连任得到了史无前例的热情的一致拥护。《晚邮报》说，这样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大会过后，很明显，公众与格兰特将军站在了一边，于是，就没必要再反对格兰特将军的连任了。理所当然地，由共和党提名，他再次成功连任。在1873年3月4日，他开始了第二个总统任期，即他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的第四年。
对于我在这次会议中所做的努力，格兰特将军很清楚，很多人说，事实上，这次会议让其原本已经没了希望的连任前景之天平向好的一方反转了。他也知道我在政府战争贷款中，在组织各种公开会议庆祝合众国胜利中，在鼓励士兵应征入伍当中所贡献的力量。他说我为战争筹集军饷所提供的公益服务值得公众对我的认可。他问我有没有当财政部长的意愿，而我说我更想在华尔街。所以，他任命我为美国政府外国银行的财务代理人，而此前是伦敦的巴林兄弟。巴林兄弟自英格兰银行凭借此身份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就一直担任财务代理人。
当被证实格兰特总统马上要离开人世时，我很迫切地想再见他一面，同时非常希望他葬在纽约市，在这里他的坟墓将成为一个供所有人都能够瞻仰的、醒目的纪念碑，而不是葬在任人点评但又遥远的阿林顿国家公墓或者西点军校，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也想让他过去，圣路易斯市也是。他们都努力想通过委员会将消息传达给迈克乔治山（Mount McGregor），并想得到格兰特家人和他本人的同意。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动身去了格兰特将军所在的迈克乔治山，对他和他的家人尽可能细致地说明了这个建议。格兰特的家人都同意，而将军自己尽管不能说话了，但听我说完时还是点头答应了。随后，当由道格拉斯医生像每天那样陪同他坐着轮椅行走在游廊并去往山脚边享受日光浴的时候，他将他唯一要求的条件写在一叠纸上，就是要求他的太太在去世后，也可以葬在他的身旁。对于他们的感情，我很了解，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和将军及其家人一起聊天，在接受了他简单而唯一的要求后，我这次出行的结果已经很明了，那就是引导他们将这位伟大战士埋葬的地方选在纽约。三天之后，这位伟大的将军就离开了人世。我在周一的下午见到了他，在随后的周三他就去世了。他的逝世令全国上下感到悲痛。
顺便在这提一下，纽约70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Seventy）是由我发起组建的，它将夺走纽约市民数亿美元的腐败的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推翻了。这个委员会的70个成员当中，有65名是我推荐的，因为我为组建纽约70人委员会贡献了很多力量，这些热心公益事业的杰出市民因此被组织起来，我赢得了不少的赞美。这个委员会不但把“小偷”赶出办公室，还使所有那些还在美国的人联名起诉，最终将特威德抓回来，让其得到应有的惩罚，特威德最终在监狱中结束了他的生命。与此同时，委员会还重新组织了“市部”，选拔新人，任命安德鲁·格林（Andrew H.Green）为监督人。“市部”通过对政府的控制，一时净化并事实上对纽约市进行了统治。
不过，回顾我一辈子所经历的事情，让我最满意的还是我在推销伟大而光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内战争国债时做的一切工作，以及我不只是以一名银行家，还以一个爱国的美国公民的身份，通过其他的方式，用尽一切办法，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增强国力的行为。为期四年的让人刻骨铭心的战争过去了，作为一个重新组建起来的国家，联邦成了战争的赢家，我们再次迎来和平。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它巩固了一个人类所知的最优且“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使这个政府有希望生命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