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4日，早上9点，晴，位置：北纬0度，西经83度点40。气压：1015p。风速10节，船速5节。
“妈妈，我们正在穿过赤道。”刚刚根据GPS做完航海纪录的儿子走出驾驶仓兴奋对我说到。早上九点的太阳已经完全跳出了云层，阳光开始灼热起来，把儿子黑色的头发染成了褐色，还泛着淡淡的金光。碧蓝色的海面平静得像湖面一般，看不到一丝波澜。这已经是我们离开巴拿马在太平洋上行驶的第九天了。微风轻抚，我们的船缓缓前行，速度很慢，均速不过5个节。
不知怎么，我的脑海里突然映现出电影里为了强调航行路线通常让船或飞机在印有经纬度的地球仪上划线的动画画面，我不由地回头看着船后拉出之字型的水纹，突然间我仿佛看到了我在地球上留下了一道属于自已水纹线，深深浅浅的印在我的心里。以前上地理课，为了应付考试也曾死记硬背了很多东西，现在大都已经还给老师了，但不知为什么对于经纬度却还是保留着深刻的记忆。我实在佩服先人们的智慧，用经度纬度把地球分格起来，让人们很容易在经纬度的相交处找到自已的地标。2013年5月从丹麦出来一路南下，跨过大西洋，游走于加勒比海，到现在的太平洋上，很快五年就要过去了。而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经纬度构成的坐标是茫茫大海上我们前进的标识，也是让我找到自已在地球上留下的印迹。
最初，航海对于生长于内陆小县城的我其实没有认何概念，那些漂亮的帆船也只是在电视电影上看过，对于有一天自已会扬帆出海远航真的是作梦都没有想过。但是用我妈的话来说，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胆子比别人大。胆子比别人大，我不觉得，但无知者无畏说的就是我。
2000年，我们作为全国第一批完全自主择业的毕业生，也是第一年国家公务员公开招考，我坚决的抵住父母要求我报考公务员的压力，自主择业，在2000年七月毕业到2003年下半年我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辗转了四个城市，更换了四种不同的职业，真的是年轻，无知无畏，我当时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红色的双肩背包和一个红色的行李箱，简单利落。我每换一个城市都是到了才给父母打电话，告知我新的电话号码。现如今我红色的行李箱早己不见，但红色的背包却仍然完好的留在我身边。它的颜色依旧鲜亮，虽然有一点洗不掉的污渍，但它的拉链背带都完好如初。这是我当年咬牙毕业第一份只有600多块钱的工资里花了50块钱买的，据说是防水布做的户外旅行包。它的防水质量不怎么样，但它却是我大学毕业近二十年生活的唯一见证。
生长于小县城的我，对于大城市有着天然的向往。2001年底，我结束了我在南宁的第二份工作之后，我决定离开我求学四年的城市北上北京。而2002年夏天，我不得不仓遑结束了自己将近八个月的北漂生活，从新南下。在北京我住过地下室，为了从地下二层搬到地下一层宁可多挤五站公交车，地铁不常坐，因为有朋友能帮办到三十块钱一个月的公交月票，也曾因五一节放假还要出门办事在公交车上被挤得脚不沾地，被悬空夹成肉饼。这些仿佛都可以忍受，但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北京的天气：春末夏初，我常常会感冒，但我感冒很容易好，只要用被子蒙一身汗出来就好了。但北京过于干燥的天气让我没有蒙出汗来，却出了一身红疹子，让我整个人又痒又躁，最后身为地道南方人的我确认自已与北京风土不合，仓遑离开。
离开北京后，我回到家乡广西恢复元气，但是不敢，也不愿回家。我就混在南宁和桂林的朋友同学处打秋风。就这样混了两个月，总算恢复了元气，然后在师兄的引荐下，去了上海一家旅行社当临时导游，顺便准备2003年的导游考试。当年的上海远比北京要崭新漂亮整洁得多，气候也多雨滋润，只要是本科毕业生都可以拿毕业证去人材交流中心认证，然后就可以把户口转入上海市人材交流中心的集体户口成为新上海人。旅行社的保底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块，但如果毎周能带一两个小团，一个月下来也能有三千多块的工资，而且还有最基础的医保和公积金。不过，当时我对公积金没有任何概念，而上海刚兴起的房地产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价：我每天乘坐的轻轨旁边的小区的单身公寓售价十万元一套。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在上海扎根了。在上海很愉快的过了四个月，然后就很高兴的回家过年。虽然没有做到衣锦还乡，但感觉上自已的前途一片光明。当我高高兴兴的结束假期准备回上海的时候，广东传出了“非典性流感”的消息，我还庆幸自已当初没有南下广州择业。但我回到上海才一星期，“非典”就以迅猛的速度在全国漫然开来。虽然在我周围没有被感染的人，但电视上的报道却日趋严重，而我们旅游业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三月到四月间的入境团几乎都停了，我们只能靠保底工资过日子，骑自行车逛外滩，人潮依旧汹涌，日子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熬。四月底，“非典”终于得到了控制，五月中，旅游开始复苏，但它复苏的速度是在缓慢，而且那些歇了近三个月的老导游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原来留给我们这些临时导游零碎小团几乎都没有了，收入从原来的三千多一个月掉到一千五六，一下少了一半多，旅游的旺季六月，七月，八月一晃而过，九月初，我接受了广东一家法资公司翻译的工作，月薪四千而且包食宿，我还是离开了上海。
就这样我南下广东，成为法资公司在国内负责人，也是我未来先生的翻译。说实话，他是一个年近四十，很有成熟魅力的法国男人，但我还不至于对一个由家庭破裂，不愿意待在前女友和两个孩子旁边触景伤情而到异国开始新事业，新生活的老男人有什么想法，而且我当时还有在上海的男朋友，虽然，我们之间总有些零碎的小问题。
当初我选择去上海，他是占了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原因。我们是初中同学，他是属于在年级里都算出类拔萃的尖子生，而我不过是在班级里中上的好学生，已经不记得怎么是开始的小暧昧，也从没有什么明确的表白过，但我们一直都玩在一个好学生的圈子里。这个圈子很小，在我们将近50人的班级里，我们一帮玩得好的不到10个人，基本上是班里的前十五名，除掉几个不合群的。那时的日子简单而快乐，不过是周末放假不上课的日子一家一家的串门打牌，然后就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相约着骑自行车到县城外晃悠着。初中三年一晃而过，作为年级尖子生的他考上了地区重点高中，而我们的小圈子里也仅有两人考上而以，其他的人都是上了县高中或中专。虽然分开了，但我们的小圈子还是依然保持了下来，放假时，他回家时，还是会回到同一个圈子里来。高考过后，我们大家分得更散，更远了，但我们都有用书信保持着联系。虽然我们谁都没有说破，但却彼此之间刻意的维持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小暧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大学四年我没有找男朋友，被人追就把他搬出来当作挡箭牌，我没有告诉过他，但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都听说过他的存在。为什么是他，我也不知道，我从小就在男孩子堆里长大，我的青梅竹马至少有两个，其中一个也很优秀，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直到现在，而我的初恋却是初中时遇到的他，也许成绩优秀而且清隽挺拔的男孩子是大多数小女生的初恋，暗恋的对象，而我只是有幸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有同样的好感吧。
大学毕业，他去了上海，我留南宁，再后来我去了北京，其实我并没有一种非他不可的执卓。只是后来师兄的工作推荐给了我一个契机，我告诉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也许他就是哪个人呢！
我去了上海，是我表白的，他接受了。只是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喜欢，要脱变成成年后的爱情却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女生，女生应有的优点我没多少，很多时候我其实更像一个男生。也许是经历使然，大学毕业不到三年，我换了四份完全不同的职业，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我游历了三个不同的城市，虽然没什么作为，却自我感觉良好。而他是名校毕业，从事的是当时最热门的lT专业，想当初我毕业第一份工作的月工资才600多块，而他的起薪则是3000块；当我到上海好不容易勉强挣了个3000块一个月，他己经是月薪7000块，手上还有公司的股票分红。说实在的，我并不了解他们行业的行情，不过当时lT业的动荡应该不小，常听他说，跟他一起进公司的同学有的跳槽了，有的则辞职准备考研。但他说述这些事情的时候，而我完全体会不到他的焦虑。因为在我看来世事的发展总归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一般，我们作为第一批完全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脱离了像父母一辈们那样一个单位干一辈子的轨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失去了对未来的保障，而对于我却是一种脱缰的自由，虽然有时会有点艰难，但也会有更多无限的可能，让自己感受未知的新奇与冒险，除此之外，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特别的设定和规划。好吧，也曾有过一次：就是当初在北京挤公交车的时候见过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的年纪应该跟当时的我相仿，穿着格子衬衫和枣红色的背带裤，肚子应该有五六个月左右，反正很显怀了，她独一个人，公车来了，人们都很照顾她，让她先上，上车后也马上有人让坐，我跟着后面的人潮挤上车，我刚好被挤到她的斜对面，她坐在前门旁边的三人排坐的第一个位置，她的神情怡然而满足，我想她应该是幸福的吧。但我却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要怀孕了还要去跟人挤公车。后来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怀孕的时候是自己开着车。再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人的愿望越具体，越容易实现，这也许是当时的我对未来最具体的愿望了，就算到现在我还可以回想出哪个孕妇的样子。
对于他当时是跳槽还是辞职考研的想法在我看来其实都可以，各有好处，就算他跳槽以后觉得不好也还是可以辞职考研。不过我的看法在他看来就是完全不靠谱，我在上海不试着进法资企业做职员而做导游也是不靠谱，而我一个背包一个行李箱的四处晃悠更是荒唐。他也问过我想不想考研，我说考研就算了，考研的政治背得太辛苦，他哪些辞职考研的同学专业课都是自己复习，但都到复旦上政治考研补习班。我还说，去法国留学比在国内考研要容易，等我考到导游证，再辛苦一年半载赚够五万块就可以去留学了，而且法国的学位应该比国内研究生值钱吧！其实我也就是顺口一说，而在他看来就是不彻实际。我对未来有种天然的盲目乐观，而他总是担心如果明天就可能变天了要怎么办？我山不转水转的想法安抚不了他；我率性而为的处事方式更是让他抓狂。为了让我性子安定下来，他总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我。“非典”肆虐的几个月，他对我没有转行的打算很是不满，当同事传来一家广东法资公司要招翻译的消息时，刚开始我并没打算去，我随口跟他说了一下，他说，那么多人去面试，怎么会要到你。在听了几个月的，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不如人家等等之后，我决定去面试。而最后是我被录取了。后来成为我先生，当时的面试官对我说，除了对资薪和待遇要求之外，我是唯一个向他提问关于公司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还有公司能给应聘者提供怎样职业前景的面试者。先生还开玩笑说，当时仿佛是你在面试我是否有资格做你的老板。
从面试到被录取，最后决定下广东我们用了快一个月达成共识，最后他开玩笑说，让我把买回程机票的钱带够，如果不行立马回上海。我在广东安顿下来，他的行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我建议他到广东这边来看，就算要考研我也有经济能力支持他。他请了假，过来了，但重逢的喜悦过后，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模式：他对选择后可能会面临失败的担心而我不是找不到可以开解的方法，而他对于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挑剔：下班回家，老板打电话来问我车间夜班的安排，应该是他第一次听我说法语，电话时间不长，不到五分钟，电话结束后，他居然对我说，我觉得你的法语还不够好，你说话的时候手势太多了。是习惯使然，还是性格使然，我已经没有力气去追究了。他回上海，一个星期后，我给他打电话提出分手，他不愿意，追问为什么，我只能说我做不到让你满意。
那时还没有三观一致的说法，但为了分手我在电话里跟他狠狠的大哭一场，把平日里从他哪里受过的打击和委屈全部发泄了出去，虽然分手是我提的，但受过的委屈我也要还回去，再怎么心大，我也是个会记仇小心眼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