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笔者已出版的《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一样，这本书仍然是写明朝读书人的。不同于一般人物传记的是，本书以人治官场为舞台，追踪读书人获取功名后身份认同、适应、蜕变过程；探究官场中人为人处世与自我定位对仕途官运的深刻影响；揭示传统制度失效背景下体制内外读书人的迷茫、纠结和个人命运的难以捉摸；描述独立人格和专制权力冲突中读书人的抗争与无奈。
书生，泛指读书人。韩愈《与鄂州柳中丞书》云：“阁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这是对“书生”的正面概括。其实书生一词，还有不识时务的涵义。笔者的看法，所谓书生者，有个性、注重人格尊严的读书人之谓也。而大书生，可以理解为名气大、影响大的书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读书人的代表、书生的典范。
全方位扫描明朝中后期的官场与文人。王世贞与张居正为同榜进士，是戚继光的文坛导师，可谓当年国中的首席“大V”。时论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义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激赏，声价骤起”。弟子遍国中，海外倾慕者众。他是江苏人，先后外放山东、河北、山西、湖北、浙江、广西等地为官。他和浙江人沈錬是朋友，却被沈錬小舅子绍兴人徐渭视为敌人；他极力提携新人，却被小字辈的江西人汤显祖所拒。他交友甚广，山东人李攀龙、安徽人汪道昆、广东人梁有誉、湖北人吴国伦、河南人张九一、重庆人张佳胤、山西人王道行、河北人杨继盛、上海人徐学谟……都是他的朋友或弟子。名满天下的王世贞堪称大书生的典型代表。本书即以他为主线加以贯穿，旁及李攀龙、汪道昆、梁辰鱼、屠隆、张凤翼、归有光、徐渭、汤显祖等一大批名噪一时的读书人。他们或是王世贞的朋友、或是他的反对者，都与王世贞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有的以功名入仕，有的终生未能成为衣冠人物；有的人在官场心驰文坛，有的身负文名一心想入官场……此书即是对明朝中后期官场与文人的全方位扫描，勾勒出了大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和读书人群像。
官场书生纠结的仕途。王世贞的身份首先是官员。他跻身于顶级官员行列，做到了他具有的资格所允许的最高职务。可事实上，王世贞的仕途很不顺利，甚至可以说相当坎坷。早年抗拒首辅严嵩遭受打压，成为大名士后不遗余力结欢于首辅张居正又被玩于股掌。从严嵩执政时的“贞也高阳一狂客”，到张居正当国时小心翼翼讨取领导欢心的下属，看似有了质变，实则未脱书生本色。
书生在官场，想保持个性，又想获得升迁；羡慕高官的尊贵，又向往野鹤的自由；珍惜官员身份，又看重文人的潇洒……纠结，是隐藏在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内心的一条主线，真正获得解脱者，寥寥无几。
王世贞仕途坎坷，何以又能够跻身最高层？他总结说要有知己相助。殊不知，他与自认为“知己”的张居正的关系，却是导致他半生坎坷的一大诱因。而一旦真的与执政者成为知己，如王世贞与同为苏州人的王锡爵、申时行一般，其形象就成了旧秩序的维护者，成了挑战权威者攻讦的对象，甚至复归平庸了。王世贞是传奇般的人物，他的官场经历、心路历程，风流名士的风光与寂寥，都不像展示于人的那么简单。
内心强大的读书人堪可与命运抗争。王世贞虽仕途坎坷甚至遭受重创，但他志向高远且内心强大，终至集政坛高官、风流名士、文坛盟主、万贯富豪于一身，创造了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为天下读书人所追慕。在老百姓对男欢女爱、万贯家财充满向往的年代，他有无数“粉丝”。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认为，王世贞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和文坛领袖的影响，成为知识界的示范：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和精神生活的安逸，追求人生的潇洒，津津乐道于酒、妓、戏，他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笔者虽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王世贞追求成名、不甘做吴地白眼儿的目标达成了。他是当时天下读书倾慕的对象，一些忠实“粉丝”奉承他说，苏轼和杜甫加起来也比不过元美先生。
时过境迁，到了今天，不要说杜甫、苏轼，就是当年在王世贞眼里未曾入流的徐渭、汤显祖，也比他的名气要大。王世贞的名气，似乎未能禁得起时间的经验。
但是，历史并未终结。作为高官的王世贞早已被历史的尘埃封存，而作为一代文化巨匠，文学、史学大师的王世贞，将重新被人们所认识。王世贞终其一生，都在与“文章九命”抗争，尽管付出惨痛代价，最终取得了胜利；无心插柳柳成荫，由于创作《金瓶梅》，离世数百年后的王世贞，仍在与被埋没的命运抗争，尽管还会历尽曲折，但终将会取得胜利！
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谜。王世贞以文坛领袖之尊，却创作了天下第一奇书、被视为《红楼梦》之母的《金瓶梅》。为什么说他是《金瓶梅》的作者？他又为什么要写《金瓶梅》？
《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撰，但是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换言之，没有公认的看法。长期以来，“王世贞说”是主流，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提出的疑似作者多达数十人，如李开先、屠隆、卢柟、冯梦龙、汪道昆、徐渭等等。不过，这些人大体和王世贞生活在同一时期，其中绝大多数还与王世贞有过交往。无论是不是赞成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但《金瓶梅》诞生于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是没有分歧的。
嘉靖、隆庆、万历，是大明帝国的中后期。《金瓶梅》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对那个时代官场、商场、情场、社会、家庭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描述，其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远远超过官方史书。清代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现代文学家郑振铎说：“《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鲁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毛泽东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法国“金学家”雷诺安称《金瓶梅》是“明代的风俗图”。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金瓶梅》诞生的时代，是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从积极角度说，这个时代，从官员、文人到普通百姓，对万贯家财充满憧憬，将追求财富当作时尚；从消极角度说，就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追求财富、享乐，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还是一个权力与金钱相互交换的时代。经济上，商品经济繁荣，经商致富；政治上却是专制国家、人治社会，官员或利用权力经商，或利用权力寻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夜宴宾朋，酒席上屈指细数天下富豪，说到的“首等富豪”十七人，其中十人具有公务身份。此时的官场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深渊，官员们争相以敛财为能事，金钱可以换取权力，权力又可以换取金钱，权力和金钱以聚敛财富为纽带，紧紧融合到了一起！
这也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大明帝国进入中后期，政治宽容，公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下降，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文化向多元化发展，时人感叹，人们“厌常喜新，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有学者认为，这个时代出现了类似于西欧文艺复兴的若干征象。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失去公信力和影响力，但明确的政治、宗教的新信仰尚未形成，在享受物质财富、自由空气的同时，知识分子、官员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苦闷中，文人乃至官员，政治上、精神上都找不到新出路，信孔孟也信鬼神，纷纷痴迷佛、道。
这又是一个情欲张扬的时代。王世贞的弟子屠隆，因被人弹劾“淫纵”而罢官，他的另一弟子臧懋循因和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屠、臧共同的朋友汤显祖作诗，不加忌讳地把友人的“艳事”略加点缀，写进送行诗中，而当时的读书人居然将其当做美谈佳话。王世贞本人则把友人在宴席上以妓女红鞋敬酒之举写入诗中，广为传诵，士林津津乐道。有人说，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淫乱时期。鲁迅就认为，《金瓶梅》中那些淫秽描述，是对当时“时尚”的记录！
只有这样的时代才可能产生《金瓶梅》，而《金瓶梅》又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如果只看表面，没有人相信王世贞会是《金梅瓶》的作者。可，王世贞恰恰就是《金瓶梅》的原创者——笔者的看法是，王世贞是《金瓶梅》的原创者；但几经传抄，正式出版的《金瓶梅》未必全是王世贞的原创。
笔者在《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一书中说过，历史是可以打通的。自己徘徊廊署三十年，对王世贞的经历颇多同感。于是，就尝试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王世贞的形象来。如果说王世贞的“同学”张居正是最有权势的读书人的话；那么，王世贞就是在传统制度失序、社会转型时代官场书生角色调试、矛盾纠结、寻找自我的一个典型。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人物，以细节探察历史的多个维度，我们会突然发现，历史风景原是如此多彩，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也能引发无限感慨！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我们却仿佛可以看到它的背影，甚至恍然间有置身其中之感，曾经活跃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似曾相识，仿佛并未走远，甚至就在我们身旁，他们的升迁贬谪、喜怒哀乐，依然可以牵动我们的心！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依然可以和我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