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山东平原县，四岁以后，随父母在鲁南一带生活读书。九岁以后，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听说现在改称实验小学）。当时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我读《四书》是在上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第一位老师。
1928年上初中，1931年上高中，中学时期有几位国文（现在称语史）老师，任今才（斡忱）、刘伯敭、张希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几位先生的著作，也读过他们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文章。
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旧社会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那时年轻，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只剩下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大学三年级，暑假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大南迁。文学院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由湖南到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不但细心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还照着去做。那时我只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丰厚，它有生命力，是活着的文化，不同于某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积累看成考古的对象。我们的文化不但活着，还要发展，应对世界有所贡献。但苦于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清理方法。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我觉得都没讲清楚。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我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看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个文集中关于佛教的文章也就是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道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下于佛教，今后还要用科学研究的成果向社会和学术界推荐。因为这一门学科的研究比佛教研究迟了数十年，见成效、被承认，还有待将来更多学者的努力，这个文集没收这方面的文章。
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间没有纯学术，这个文集杂而不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初步学到了这个方法，使我十分振奋。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选集的文章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中国文化、说明中国哲学发展的习作。活到老，学到老，还要不断学习，力求有较大的长进。
（原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后又收入《竹影集》，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