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要上的小学校叫梅溪小学，离她的家很不远，不需穿过马路，就在马路转弯处的一条弄堂里，两座打通了的石库门房子。安静的时候，坐在家里就能隐约听见学校里的广播操音乐。广播操是在天井和弄堂里做的，因为没有操场，弄堂也极狭窄。这学校原先是一个私立学校，“梅溪”就是校长的雅号。校长并没什么学问，识字而已，出身也很低贱，大约是在苏州河上管了几十条粪船，不料却发了大财，是因为钱赚得有些亏心，要还还良心债呢，还是要“雅”他一下，好修正不那么“雅”的出身，抑或确实出于一个正经的目的，给小孩们受教育的机会，而不致像他那样，至多成了个暴发户。可是，他开了学校以后不久，却又潦倒了下去，连教师的月薪都发不出来了，眼看着要关门，结果是副校长带了两个青年教师硬撑了下来，一径撑到解放，就成了公立学校。据传说，那副校长其实是上海地下党的，要以这所小学作掩护建立一个联络站，否则他何苦要硬撑这个烂摊子，很犯不着的。可是看看又不很像的是，如是当年的地下党，那就是老资格，老革命了，却怎么不见高升，不过是从个“副”职转了“正”职，区区小学校长而已。另外，如梅溪小学真是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站，那也是有过贡献，算得上一段光荣历史，虽不致像兴业路“一大”会址那样圈起来给人参观，也应拨点公款好好整理整理，可至今仍是两座打通的石库门房子，连个操场也没有。恐怕并没有那么回事，而那副校长所以要撑这个门面，也许原因极简单，就为了几个失业青年好歹有碗饭吃，而小孩子们也不致失了学。议论很多，莫衷一是，传说纷纷。天长日久，在这学校里便流传有两个鬼故事，一是与梅溪校长有关，二是与当年的副校长，今日的正校长有关。前一个故事要从这位梅溪校长做人的风格说起，他是一个很有想象力却没有创造力的人，除了开办小学校外，他还开办过一个从“的笃”戏班改造的明星歌舞班，他还想造一座公寓，为了造公寓，他竟将他们族里的祠堂平了。可是，平了祠堂，公寓却没有造成，上了人家的大当，连地皮都输进去了。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梅溪先生破了产，祖宗是夜夜来找他算账，他乘着小火轮到苏州，祖宗跟到苏州，他乘着火车到杭州，祖宗跟到杭州。缠得他一夜一夜不得安眠。并且，他虽发了大财，骨子里却还是个乡下人，迷信得很，一迷信就胆小，吓得魂飞魄散，最后一头从五层楼栽下，死了。死了之后，他的鬼魂也十分不安，到处游荡，来得最多的便是这座学校，因他所有的房产都赔进去了，惟有这座学校，虽然他早已无力支持，可毕竟门口还挂了他的牌子——梅溪小学。于是，这座学校里便常常出没着一个时而长衫时而短打时而洋装革履行头翻得很勤的鬼魂。据说，小弟伯伯就遇到过。第二个鬼故事便带有一些时代的色彩，说是在顶楼的四层阁上，时常有发电报的“嘀嘀嗒嗒”的声响，一响就是半夜，据说从前在那上面安置了一架发报机。小弟伯伯也听见过。小弟伯伯是最有力的见证人了，可是他缄默得要命，从不与人啰嗦，总是阴沉着一张脸走进走出，要向他问问鬼的情况是那么的不可能，叫人没有一点信心。久而久之，人们看见他都有点害怕，似乎他是鬼的同谋，自然而然疏远了他，他更越发的神秘起来。
再没有一个人能比小弟伯伯更了解这所梅溪小学，以及校长和副校长了。他原本是梅溪家祠堂的看坟人，后来祠堂平掉了，他就到这学校看门，一直看到了如今。梅溪家的历史，这小学的历史，正校长副校长的历史，在他心里是清清楚楚一本账。他听着别人闲话，不答腔也不反驳，默默地低着头，扎他的扫帚或是拖把。学校里的扫帚与拖把全是他自己扎，碎布条是他自己捡的。除了看门，收发报纸，敲上下课的铃，他还管着扫帚，拖把，畚箕，铅桶之类的劳动工具。他的手永远没有空闲的时候，却从不开口。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都在什么地方，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小弟”显然是一个奶名，可是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伯伯”。每天傍晚，最后一个老师或者最后一个学生走出了大门，高高的黑漆大门慢慢地关上了，小弟伯伯一个人留在了里面，伴着许多神奇的传说。谁也不知道他的每一个夜晚是怎么度过，那里传不出一点声音。暮色罩住了这两座打通了的石库门房子，将它严严地封锁起来。然后，月亮升起了，照耀着高高的天井的围墙。
在这一排房子的后面，再后面，五十六号里，是一座尼姑庵。这一座尼姑庵，是抗日战争时候，从常州迁过来避难的，然后就在此地扎下了，一直到了现在。那里是随意进出的，尼姑们也和善，住在三楼，二楼是做道场的地方，一楼则是供了菩萨，烧香的场所，天井里有香炉。尼姑们虽和善，可是那受过戒的发青的头皮，那黑色的袈裟，却总有些阴森的气氛，叫人不敢接近。倒是那位给尼姑们烧饭的阿姨，吃得白白胖胖，脸上笑嘻嘻的，与人很有话说。逢到道场的时候，小学生们便等着下课铃响。而这一日小弟伯伯却好像睡着了，迟迟地还不打铃，待到终于铃响，学生们便潮水一般涌出教室，涌下楼梯，冲向尼姑庵。而冲到庵前，却不由得齐齐地刹住脚步，胆怯了似的。诵经声如一层祥云，升浮在他们头顶，笼罩着孩子们。这笼罩使他们感到压迫，再不敢冒昧，不敢轻佻，心跳也变得庄重起来。那锣声当当响起，木鱼是笃笃地敲，不由一震，好像受了什么的督促，像有什么督促着他们，启开智慧，却又启不开。这时候，前边传来了小弟伯伯的摇铃声，很俗气地“丁零”着，学生们却松了一口气，获释一般回转身去，和来时一样汹涌澎湃地朝学校奔了过去。
过了暑假，她就去了学校。父亲让已经上了一年学，如今升了二年级的哥哥带她去，并嘱他好好地照应她，然后父亲显然对此极无信心，说了一遍就不再说第二遍，提了包急急地上班去了。她背了新买的书包，跟了哥哥去学校。哥哥似乎想把她甩掉，飞快地走在前边，活鱼般地在人群中穿行。走过一段回过头去，却见她就在身后，几乎贴了他的背脊，不觉丧气，慢下了脚步，极慢极慢地走，不时地驻下脚步前后左右地观景，要磨掉她的耐心。她却不要他得逞，跟着他一起慢。他忽又飞跑起来，她紧跟着也撒开了脚步，可毕竟人生地疏，将他迷失了。可她凭着她的固执，又将他从人群中找到，再紧跟了上去，终于进了校门。
一进学校，哥哥就好像到了家似的，活跃得可怕。大声地叫同学的名字，还动手动脚，推一把，搡一下，脚在底下乱勾，没把人绊倒，自己倒先趴下了。他其实是为了向她表现自己，不料表现得太过，非但得不到合作，还遭了还击，使他很失面子，恼羞成怒，于是，便正式地大打出手，两人在天井的水门汀地上滚作一团，直到老师赶到才作罢。而他这时早已将她忘在了一边，只是扫兴而委屈地啼哭，他不知道事情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糟糕，很是伤心。而她其实早已看懂了一切，见他落得这样的下场，不由得可怜他。可怜他受辱，也可怜他不识趣，于是又憎恶起来。看见他被那个陌生的力大无穷的孩子压在身下，无望地蹬着双脚，脚上雪白的球鞋已染上污迹，心里是又愤怒又屈辱。她知道这是他自找没趣，怪不得别人，因此她站在旁边，既不劝也不拉，也不像有些孩子那样，飞跑着去找老师。她只站在那里，强逼自己目睹自己的兄弟受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她不让自己走开，她不让自己回过头去，她非得这么站着看着不可。她气得心都要碎了，可是外表却声色不动。没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姐妹，只当她是个漠不相关的新生，和大家一起在看热闹。只有她的从地上爬起来的哥哥认得她。他怨恨地看了她一眼，一肚子的怨气都涌了上来，他顿时认定了她是一切的根源，她是罪魁祸首，可是她的目光却令他胆寒，他便扭过了头去，不敢看她。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这个妹妹照穿，这个妹妹简直像鬼一样。他抹着眼泪，随着老师走了，撇下了她。
她独个儿站在喧腾的天井里，那么多的孩子挤在一起，所有的孩子都在叫，所有的孩子都在奔跑，在狭狭的木楼梯上沓沓地跑，在狭狭的阳台上沓沓地跑。她站在天井里，天井上方是一周又一周的木阳台，两周木阳台环着一个深深的天井。沿着木阳台是一间一间的教室，教室的已经朽了一半的地板沓沓地响，眼看就要塌下来似的。楼板与地板一起震颤着，木阳台已经朽了一半的栏杆颤颤巍巍地摇晃。她被喧嚣包围了，喧嚣围攻着她，她简直不知道往哪里去，她脚下那一方小小的地在震颤，她头上那一方小小的天也在震颤，她贫血的黄色的脸上浮起红晕，血液冲上头顶，她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她想告饶了。她试着动了动嘴唇，想向从她身边跑过的每一个孩子请求帮助，她要去她的教室，她不知道她应该走进哪一个教室。所有的人飞快地从她身边跑过，没有人注意她求助的神情，从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求助的神情。她一无表情，她从小就没学会如何将内部的东西通过外部传达出来，没有人了解她的求助，所有可能帮助她的人都从她身边跑过。她满可以用手抓住一个人，可是她动弹不了，她的手抬不起来。人们从她身边跑过，险些儿将她撞倒，她却依然出不了一点声。这时候，她听见了铃声，铃声清脆地响着，响得那么清澈，将所有一切混沌的噪音都盖住了，它穿过混浊的噪音，很清澈地响。她心里清楚了一些，稳住了神，孩子们向着一间间的教室冲去，木阳台边上的一间间教室里逐渐充满了人，桌椅板凳噼噼啪啪响成一片，铃声不止。她急出了一身汗，再不顾其他，怀了一股豁出去的劲头，踩上狭狭的木楼梯，跑过窄窄的木阳台，毅然走进了一间教室，她看见这间教室里的学生是与她差不多大小年纪的。铃声渐渐地停了，安静了下来，她的心平定了，汗慢慢地从她脸颊上流下，她竟没有觉得。
她的判断很对，这确是新生的教室，可却是另一个班级，一（3）班的教室，而她是一（4）班的。她在人家的教室里坐了三天，直到第四天，班级要重排位子，发现点名册上没有她的名字，这才将她送回她自己的班级，她自己的班主任则以为她是因故没有到校，早打算去做一次家访，可却因为懒惰一天一天拖延了下来。
班主任是年纪轻轻，白白胖胖，细眉细眼的一个老师，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生了肺结核无法升学，做了“社会青年”。然而，大跃进里动员进了梅溪小学做代课老师，这学期刚刚转正。她父亲从解放前起就在银行做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活安定也富裕，并不在乎她出来工作的一份工资，日后找一份殷实可靠的人家出嫁，也是这样的人家这样的女儿的正当出路。可是无奈她受了时代精神的鼓动，不甘于走平凡的道路。养病期间，在里委团支部教育下入了团，甚至动了支援内地边疆的脑筋，到底被父母挡住了。她毕竟娇生惯养，上海的郊区如川沙如南汇都没去过，一旦听说边远地区有些人一生中只洗三回澡：出生、结婚与老死，早已吓退。最后，到了这所小学任教，既合了她革命热情的需要，也服从了她所习惯的安乐生活，便不再任性。因她从小学过一点钢琴，便代了音乐课，后来又教了语文，再后来，就做了班主任。她虽做了班主任，却依然改不了她的女孩儿家脾气，喜欢吃话梅，喜欢电影插曲，喜欢哭，又喜欢笑。她很凭感情用事，合了她心意的孩子，她很喜欢，有说有笑，不合她心意，她便很淡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她并不十分看重她作为老师的身份，犹如她也并不十分看重她的学生，所以她倒没了老师的架子，再加上与人为善，温柔随和的天性，她也成了一个很好的老师了。
然而，对于张达玲，再没有比这位班主任更为不合适的了。张达玲是一丝不苟，一点不能马虎，不能含糊地尽着一个学生的职责，因而便也将老师看重了，重过了老师自己。再没比她在课堂上坐得挺直的了，两只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盯着老师。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如神圣的旨意。她的尊敬与崇尚几乎使老师感到压迫，变成沉重的负荷，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她却一径地尊敬，她是认真得可怕，失去了一切幽默感。并为别人不如她那样尊敬而失望透顶。当她听见邻桌两位同学在议论老师的鼻子的时候，怒不可遏，当即举起手来，向老师作了虔诚的报告。年轻的老师完全出于本能地抬手摸了一下鼻子，然后眼圈红了。她却还挺挺地立着，期待着老师作出裁决。谁都理解不了她对老师那一份过于严肃过于郑重的爱戴，这一份爱戴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便注定了要落空。
因为她坐错了教室，所以当她三天之后回到自己班上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熟识，她自然有些落单，并且，别的孩子难免还有一些欺生的倾向。其实她只要稍作努力，完全可以追上形势，她心底深处也极愿意和大家亲善。可是她却没有一点行动，她连笑容都吝啬似的，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其实，她只有一半是出于自卑过了头的自尊，另一半全是束手无策的紧张，她完全缺乏与人打交道的能耐，暗暗着急没有一点办法。而他们因人多势众，不至对她胆怯，可是也一样缺乏交道的方式，他们明明对她好奇，却不屑一顾地在她面前走来走去。他们似乎是故意地不与她玩耍，却玩耍给她看，越是她在场，场面就越热烈，怀着一种又天真又卑鄙的卖弄的心情。她便真正地生起气来，她就像没听见也没看见似的，面无表情。于是，这一天里，她看见她的铅笔套里，紧紧地堵了一截蚯蚓，她微微哆嗦了一下，便镇静下来。她心里甚至还暗暗高兴：好，究竟是动手了，她便也可还击。她不叫喊也不哭泣，走上讲台，将铅笔套交给了老师。老师犹如上帝一般，上帝的惩罚是最重的惩罚。而她内心深处，尚有个软弱的希望，她希望从此结束这种敌对的局面，她又疲惫又紧张，且又孤单，她愿意和好，她期望得到老师上帝一般的帮助。老师从她手里接过铅笔套，孩子气地好奇地望了一眼。这一眼可了不得，她尖锐地叫了一声，所有的人都哆嗦了一下，她脸煞白，一甩手，将那铅笔套从窗口甩了出去，只见那绿色的铅笔套在空中划过一道灿烂的弧线，没有了。
小弟伯伯正在天井里扫地，看见天上落下一只绿色的铅笔套，随手扫进了畚箕。他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飞来，可是这里的天空经常飞下东西，一只纸叠的飞机或者鹤，半块橡皮，一颗红色的钮扣，一阵下雪似的铅笔灰，他从来不去想，它们从哪里来，便扫进了畚箕。
她不知是怎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教室里毕静，只有老师要哭了似的鼻息声。她彻底地灰了心，她彻底灰心地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铅笔盒，里面从此就少了一只绿色的铅笔套。她如同一个虔诚的教徒看见神甫犯了奸淫一般的，信仰遭了打击。她要过很久很久才明白，老师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她要过更久更久以后，才明白自己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究竟一个人是什么，那么她是要耗尽一生的经验去破晓的。
然而，事情毕竟有了转机。下课的时候，她依然坐在课桌前，写着生字。忽然，有一只小小的手拢到她的耳朵上，那只小手轻轻地拢住她的耳朵，痒痒的，她不由得一颤。然后，就有一张小嘴对着她的耳朵说道：“是他做的坏事！”一股很暖很柔的气流，轻轻冲击她的耳朵，她痒得几乎耐不住了，可她坚持着一动不动。当那只小手离开了她的耳边，她才回过头去，她看见一个头发很黄的皮肤白皙的女孩在她身后不远的走廊上，用两只小手撑着两边的课桌，悬起身体一荡一荡，见她转过脸，就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趁人不注意——虽然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注意——她趁人不注意，迅速地朝着一个男孩歪了歪嘴。她的五官是那么灵巧，随时随地便可生出许许多多的表情。她一边荡着身体，一边用眼睛看她。她心里顿时充满了感激，几乎有些鼻酸。她扭回头，对着桌面想道：她从此要有一个朋友了。她从此要有一个朋友了，她想道。她内心里生出了无穷无尽的友爱，这份友爱在一瞬之间蓄满了她的心田。她要将她对老师的那份落空了的重重的爱心转移到她的朋友身上了。
郭秀菊的父母都在一家纱厂工作，母亲是挡车工，父亲是机修工，除她而外，还有一个小她三岁的弟弟，照理是很和美的一个家庭，原先也确有过和美的时期。大约是从去年春天开始的，父母间开始吵闹，吵得很凶，里弄里单位里的领导都出面调解，越调解越吵得凶，人来疯似的。郭秀菊渐渐摸出了规律，凡是星期三厂礼拜，必定是要大吵特吵的。许是因为平日里实在太过劳累，没有了心情，而假日里，两人却有了足足一天时间的相对，确是很难挨过去的。凡到了这一天，郭秀菊就很不愿回家。放了学后总是拖延，拉着人家跳橡皮筋，造房子，一直到实在没人愿意玩了，而小弟伯伯终于来赶人的时候，才无可奈何地拖了书包，撅着小嘴回去了。自从她与张达玲做了好朋友，她便将她的苦恼向张达玲倾诉了，说完之后，她竟央求到张达玲家里去过夜。
虽然她对朋友是时刻准备献身的，可面对这样的要求她竟也犹豫了。她想起她的父母与兄妹，她自己就好像是寄居在家里，她沉默着。见她沉默，郭秀菊便撅起了小嘴。她最见不得郭秀菊撅嘴了，她无法抗拒她撅嘴提出的任何要求。她感到深深的内疚，她竟无法帮助她的朋友，想到“朋友”两个字，她不由得一阵激动。情急之下，她心中却闪电般一亮，一个念头升起在她心里，她猛地抓住郭秀菊的胳膊，颤抖着声音说出她的主意。她要郭秀菊躲在教室里，她回去吃过晚饭，洗过碗，就来陪她一起在教室里过夜，她可以带出一点吃的，甚至一条毛巾毯。郭秀菊虽是不想回家，可却万万没想过要在教室里过夜，她立刻想起梅溪小学里的那些可怕的传说，她不由得缩了一下。可张达玲的目光灼灼地逼着她，她如被逮住了一般退也退不了，她只得喃喃地说道：小弟伯伯不会让她在这里的。张达玲便说，不要开灯，小弟伯伯就不会发现她了。听到还不能开灯，郭秀菊抖索了起来，她现在就想回家了，张达玲的家她也不要去了。可是张达玲又说，不要怕，她很快就转来的。郭秀菊几乎绝望地最后说道：小弟伯伯不会再放她进校的！她热切地叫道：她有办法，她有办法，她说有东西忘在教室里了！她表情生硬的黄瘦的脸大放光彩，她再也按捺不住，站起身就朝外走，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她将要与她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一个奇异的夜晚。她想到她能够为她的朋友做一点什么，就无比激动。她盼着晚饭快点结束，她祷告着天不要太黑，不要吓坏了她的朋友。可是，这一顿晚饭进行得格外的慢，爸爸和妈妈开了一瓶新酒，为这新酒又额外地炒了菜，天却是一黑到底。她急得心都要碎了，她吃不下饭，一口也吃不下，她的脸颊发热般的烧红了。幸好父母正尽情地恩爱着，分不出一点注意。一顿长达一个世纪的晚饭终于到了头，她溜出家门的时候，天上已经闪起了星星。她飞快地朝学校奔去，心擂鼓似的怦怦敲击着她单薄的胸脯，她感到胸痛，肋下也痛，几乎痛得直不起腰。她忍着，她大口地喘着气，直跑到学校。她骗过了小弟伯伯，顺利地进了校门，摸上了窄窄的楼梯。学校里连一盏灯都没亮，楼梯里漆黑一片，星光也照不进来。她磕磕绊绊走完楼梯，走过木阳台，走进她的教室。教室里暗暗的，却因了星光微明。四下一片寂静，她听见自己遏制不住地喘息。教室里没有一个人，一个人也不在教室，郭秀菊走了，她等不及，还是走了，也许她压根儿没有等，她不愿意等，她根本不想等她。这时候，她眼前才浮起郭秀菊那犹豫的神色。她脚软了，刚才的紧张与激动几乎耗去了她所有的体力与精力，她几乎要坐倒在地上。可她努力站着。她站了一会儿，慢慢地退出了教室。月亮升起了，将木阳台照得雪亮，被无数双小手摸得非常光滑的栏杆上的每一条木纹都清清楚楚，莹莹地发光。她沿着木阳台走向楼梯口，她忽然看见，在月光普照的天井中央，立了一个人。她不由一惊，定神看去，是小弟伯伯。小弟伯伯仰脸看着月光，一动不动地立着。她哆嗦起来，她想起梅溪小学的许多故事，她想起那一个专门讲小弟伯伯和鬼魂同在的故事。她脚下打着颤，拼命地跑下楼梯。楼梯里是那么黑暗，连一丝月光也渗漏不进，她扶着墙壁，石灰剥落了，沙沙沙地落下。那黑暗好像活动了起来，那黑暗里好像有着许多隐身人，他们紧紧地包围着她。她走不出这包围了，她要完了。她几乎是滑下了楼梯，她一滑到底地下了楼梯，楼梯口是溶溶的月光，月光下依然仰天立着小弟伯伯。她喘息着，奔过天井，从小弟伯伯身边跑过，当她跑过小弟伯伯身边时，小弟伯伯低下了头来，好像被打搅了似的很厌烦地问道：
“东西找好了？”
她第一次听见小弟伯伯说话，几乎没有人听见过小弟伯伯说话，因小弟伯伯低了头看她，月光照不到他的脸，他的脸在暗处，他好像被打搅了很厌烦地说：
“以后不要忘记东西了。”
小弟伯伯的从来没人听见过的声音很奇怪的在天井里回荡，这是一个奇怪的声音。
“要是找不到就不好了。”他说。
他的声音在天井的四个角落里回荡。
“找到就好了。”他说。
然后，他不再说什么。她这才动了脚步，走过天井，从被打搅了很不耐烦的小弟伯伯身边走过，走出了黑漆漆的深嵌在高墙里的大门。门在她身后不出声地关上了。月光照耀着，灌了满满一天井的月光，被黑漆漆的石库门锁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