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洛华急着想看到自己的文章登报，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天刚一亮，就爬起来，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这时，报纸还没送到报亭。
他知道《法兰西生活报》要先到圣拉萨车站，然后才到他住的那个街区，便迈步向车站走去。因为时间还早，他只好在人行道上来回蹓跶。
忽然，他看见那个卖报的女人走来，把装着玻璃窗的铺子打开，同时，他又看见一个男人，头上顶着一大叠折好的报纸。他急忙上前看，里面有《费加罗报》《吉尔·布拉斯报》《高卢人报》《大事报》，还有另外几种晨报，却没有《法兰西生活报》。
他突然害怕起来：“《非洲从军行》会不会挪到第二天才登呢？难道这篇东西不中瓦尔特老头的意，在最后一分钟被剔了下来。”
他转身向报亭跑去，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法兰西生活报》已经到了，而且正在出售。他赶紧上前，扔下三个苏，打开一份，匆匆看了第一页的标题。没有。他心里怦怦直跳。翻开第二页，看见在一栏下面印着：乔治·杜洛华。五个黑体字。他无比激动，乐不可支。文章登出来了！
他迈步向前走，手里拿着报纸，帽子歪戴着，脑子里不考虑任何事情，一心只想把行人喊住，跟他们说：“买这种报吧！买这种报吧！上面有我一篇文章。”他真想像某些人晚上在街上大声叫卖那样，竭尽全力大嚷：“请看《法兰西生活报》，请看乔治·杜洛华的文章《非洲从军行》！”突然，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欲望，想亲自读一下这篇文章，想在公共场所，咖啡馆里，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看这篇文章。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人多的地点。他走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家酒馆，里面已经坐着几个顾客。本来按时间是应该要苦艾酒，但他没有考虑到时间，却要了一杯罗姆酒。接着，他喊道：“伙计，把《法兰西生活报》给我拿来。”
一个系着围裙的男人赶紧跑过来说：
“先生，我们没有这种报，我们只订了《号召报》《路灯报》和《小巴黎人报》。”
杜洛华怒气冲冲地叫道：
“这酒馆真够呛！快去给我买一份来！”
侍者连忙跑去买了一份。杜洛华开始看自己的文章了。为了引起身旁顾客的注意，使他们产生想知道报纸上到底刊登了什么文章的欲望，他故意多次大声说：
“好极了！好极了！”
随后，把报纸往桌上一放，径自走了。老板发现桌上的报纸，便喊他：
“先生，先生，您忘记您的报纸了。”
杜洛华回答道：
“留给你们吧，我已经看过了。今天报上有一篇很有趣的东西。”
他没有指明哪篇东西，但他走出去的时候，看见旁边一位顾客正把他留在桌上的那份《法兰西生活报》拿起来看。
他想，现在我应该做什么呢？他决定到办公室去领取当月的工资并提出辞呈。想到科长和同事们知道以后的嘴脸，他高兴得直哆嗦。尤其是想到科长惊愕的神态，他就更开心了。
他慢慢地走着，不打算在九点半以前到，因为财务科十点才开始办公。
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又大又暗的房子，冬天几乎整日都要点煤气灯，窗外是一个窄小的庭院，对面还有别的办公室。在室内办公的共有八个职员，外加一位副科长，坐在角落里一个屏风后面。
杜洛华先到出纳员那里领工资。一共是一百一十八法郎零二十五生丁，早已用信封装好，放在出纳员的抽屉里。取了工资以后，他得意洋洋地走进他那间大办公室，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不少日子了。
他一踏进门槛，副科长波泰尔先生便喊他：
“噢，您来了，杜洛华先生。科长已经问过您好几次了。您知道，没有医生证明，一连请两天病假，他是不会通融的。”
杜洛华站在办公室中间，一面收拾自己的东西，一面大声回答道：
“算了吧，我才不在乎呢！”
这句话使职员们大吃一惊，接着是一阵骚动，波泰尔先生也从盒子般的屏风后面，惊慌地探出头来。
平时，他一直坐在屏风后面，因为他有风湿病，怕穿堂风。只在屏风纸上扎两个洞监视他的下属。
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死寂，连苍蝇飞的声音也听得见。过了一会儿，副科长才犹犹豫豫地问他：
“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才不在乎呢。我今天是辞职来了。我已经当上了《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月薪五百法郎，另外还有稿费。今天早上我已经开始上班了。”
这些话他本来想慢慢地说，好多快活一阵，但禁不住心里着急，把所有的话一下子都倒了出来。
不过他的话已经完全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大家都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于是，他向大家宣布：
“我这就去通知佩蒂伊先生，回头再向诸位告别。”
说着，他走出办公室去找科长。科长一看见他就大嚷起来：
“好啊，您来了。您知道，我可不愿意……”
杜洛华打断他的话说：
“您大可不必这样大喊大叫……”
佩蒂伊先生是个大胖子，脸色红得像鸡冠一样。听见他这么说，惊讶得一时无言以对。
杜洛华接着说道：
“我在您这个小铺子里待够了。今天早上我已经到报馆上班，我在那里的待遇很不错。现在特来向您告辞。”
说完，他转身就走。他的仇总算报了。
他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告别。刚才他和科长谈话的时候，门一直开着，同事们听得清清楚楚。现在他们怕连累自己，几乎都不敢和他说话。
他口袋里装着一个月的工资，走到大街上。先到一个熟悉的、又便宜又好的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然后，又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留在他刚吃过饭的桌子上。接着，他走进好几家商店，买了点零碎，目的无非是叫人送到家里，好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是——乔治·杜洛华。
另外，他还加一句：
“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随后，他说出街道的名称和门牌号码，还小心地嘱咐：
“交给门房就行了。”
买完东西还有一点时间，他走进一家专门印刷名片，并且可以当场取货的印字店，叫人立刻印了一百张名片，在自己的名字下加上新的头衔。
然后，便到报馆去。
福雷斯蒂埃摆出一副上司的架子，大模大样地对他说：
“嗬，你来了，好极了。我正好有几件事要你办，你等我几分钟，我先把这事做完。”
说完，他继续写信。
大桌子另一头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脸色十分苍白，有点浮肿，很胖，头顶已经秃了，白色的头皮直发亮。他正在写字，因为有深度近视，写字时鼻子几乎贴在纸上。
福雷斯蒂埃问他：
“我说，圣波坦，你几点去采访那些人？”
“四点。”
“杜洛华来了，他是个新手，你把他带去，让他也知道知道干这种职业的诀窍。”
“好的。”
福雷斯蒂埃转过身来，对他的朋友说：
“你把有关阿尔及利亚的续篇带来了吗？今天上午登的第一部分读者反映很好。”
杜洛华听了一愣，讷讷地说：
“没有……我本来以为下午有时间……可是下午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我没法……”
对方不满意地耸了耸肩膀：
“如果以后你还不守时的话，你就把自己的前途断送了。瓦尔特老头正等着你的稿子呢。我去告诉他，你明天才能写好算了。如果你以为可以光拿钱不干事，那你就错了。”
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应该趁热打铁才对，活见鬼！”
圣波坦站起来说道：
“我准备好了。”
于是，福雷斯蒂埃往椅背上一靠，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庄严架势，转过头来，对杜洛华说：
“是这样的。两天前，巴黎来了一位名叫李登发的中国将军，住在大陆酒家，还有一位名叫塔波萨希卜·拉马德拉奥的印度王公，住在布列斯托尔饭店。你去采访采访他们。”
说完，又转身对圣波坦说：
“别忘了我告诉你的要点。你问一问这位将军和那位王公，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阴谋有何看法。他们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是怎样想的。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干预他们国家的事务抱有什么希望。”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用和内部人谈话的语气继续说道：
“目前，公众舆论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读者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同时了解中国和印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了。”
他又特地叮嘱杜洛华：
“你要仔细看看圣波坦是怎样干的。他是个优秀的外勤记者。你要学会在五分钟之内把一个人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的本事。”
说完，他又一本正经地写了起来，显然是想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使杜洛华这位他以前的伙伴和现在的同事恪守目下所处的地位。
一走出大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对杜洛华说：
“真是个吹牛大王，这回吹到咱们头上来了。简直把咱们看成是他的读者了。”
说着，他们来到了大街上。圣波坦问杜洛华：
“您要喝点什么吗？”
“好啊，天气热极了。”
他们走进一个咖啡馆，要了点冷饮。圣波坦打开了话匣子，谈到所有的人，也谈到了报馆，真是滔滔不绝，详尽无遗。
“老板嘛，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您知道，犹太人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多么奇怪的种族！”
接着，他列举了种种惊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些以色列子孙所特有的吝啬，如十生丁也舍不得花啦，像厨娘那样讨价还价啦，老着脸皮要人减价啦，还有整整一套放高利贷和放抵押贷款的手段。
“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人都欺骗的家伙。他的报纸五花八门、兼收并蓄，各种观点的文章，非官方的、天主教的、自由思想的、共和的、奥尔良派的，全都登。他办这份报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他所从事的股票交易和种种企业撑腰。他在这方面很有办法，靠着几家资本不到四个苏的公司，赚了好几百万……”
他口若悬河地讲下去，把杜洛华称为“我亲爱的朋友”。
“这个守财奴，满嘴都是巴尔扎克的字眼。有一天，我在他办公室，在场的还有老古董诺尔贝和长得像堂吉诃德的里瓦尔。忽然，我们的行政科长蒙特兰来了，胳臂下挟着那个所有巴黎人都熟识的羊皮公文包。瓦尔特微微抬起头问他：有什么新闻吗？
“蒙特兰天真地回答：
“‘我刚才把欠纸厂的一万六千法郎还了。’
“老板一听就蹦起来了，把我们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我说我把欠佩里瓦先生的纸款还了。’
“‘你疯了？’
“‘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咧开嘴笑了。每当他要说几句尖酸刻薄的话时，他那肥厚的腮帮就堆起这种狡猾的笑容。他用嘲讽而满有把握的语调说：
“‘怎么啦？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在这上面打他四五千法郎的折扣。’
“蒙特兰惊讶地说：
“‘可是，经理先生，所有帐目都清清楚楚，是由我审核，经您批准的……’
“这时候，老板又恢复了严肃的态度，他说：
“‘谁也不会像您这样天真。蒙特兰先生，您要知道，债要多欠一些才能和债主谈判，讨价还价。’”
说到这里，圣波坦很内行地点了点头，说道：
“怎么样？这家伙的话是不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语言？”
杜洛华没读过巴尔扎克的作品，但他还是很有把握地回答：
“可不是！”
接着，记者又谈到了瓦尔特夫人，说她是个蠢女人，诺尔贝·德·瓦兰纳是个老废物，里瓦尔是费尔瓦克式的人物。最后谈到了福雷斯蒂埃：
“至于这一位，他娶了现在这个妻子，真是他的造化，别的就没得可说了。”
杜洛华问道：
“他妻子到底怎么样？”
圣波坦搓了搓手：
“噢，那是个又机灵，又诡谲的女人。原来是那个老风流沃德雷克的情妇。他出嫁妆，让她嫁给了福雷斯蒂埃……”
杜洛华突然像被泼了一盆凉水，神经一阵痉挛，真想骂这个多嘴的家伙，打他的耳光。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打断他的话，问道：
“圣波坦是您的真名吗？”
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不是，我名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里的人给我起的外号。”
杜洛华付了账说道：
“我看天不早了，咱们还有两位大人物要采访呢。”
圣波坦哈哈大笑：
“您呀，您也是够天真的。您以为我真的会去问这个中国人和那个印度人对英国有什么看法吗？他们该表示什么样的看法才能满足《法兰西生活报》的读者，难道我不比他们更清楚吗？这样的中国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我已经采访过五百个了。据我看，他们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所以只消把最近一次的访问记一字不漏地抄一遍就行了。需要改动的只是他们的相貌、名字、头衔、年纪和随从而已。不过，这上头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马上就会很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这方面的情况，布里斯托尔饭店和大陆酒家的门房五分钟之内就能提供给我。我们一面抽雪茄，一面步行去。总共可以向报馆报销五法郎的车马费。瞧，亲爱的，这就是讲求实际的做法。”
杜洛华问道：
“这样说来，当外勤记者的收入一定很不错了？”
记者神秘地回答道：
“是呀，但怎么也没有《社会新闻》收入多，因为那里面有变相的广告。”
他们站起来，沿着大道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圣波坦突然对他的同伴说：
“您要知道，如果您有事要办就请便，我不需要您陪我。”
杜洛华和他握了握手便走了。
一想到晚上要写那篇文章，他心里就烦，只好开始构思。他边走，边在脑子里搜集各种感想、看法、见解和逸事，一直来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尽头。那里散步的人不多，因为天气太热，巴黎城里的人都走空了。
他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附近一家小酒店吃了晚饭，沿着环城大街慢步走回自己的寓所，坐到桌子前面准备工作。
但他的眼光一落到摊开的白纸上，刚才搜集的素材便马上全部无影无踪，脑子里空空如也。他竭力想抓住一星半点的回忆，把它写下来。可是这些零星的回忆，随抓随跑，要不就乱糟糟地一齐涌上来，叫他不知如何下笔，如何描述，也不知道从何写起。
他搜索枯肠，花了一个小时的功夫，在五张稿纸上涂满了有头无尾的句子，然后自言自语道：
“我对这一行还不够熟练，非再去上一课不可。”
他又可以和福雷斯蒂埃夫人一起工作一个上午，进行长时间亲切、诚恳而甜蜜的会晤了。这种情景，这种希望，使他高兴得浑身颤抖。他赶紧躺下睡觉，生怕自己执笔又写，万一写成功反而不美。
第二天，他起得比平时稍晚，故意拖延时间，好事先品尝一下这次拜访会给他带来的欢乐。
当他来到他朋友家的时候，时钟已经敲过十点。他举手按铃。
仆人回答他说：
“主人正在工作。”
杜洛华万万没想到这位丈夫还在家，但他仍然坚持说：
“你告诉他是我，有要紧事。”
等了五分钟，他才被请到工作室。上一回那个如此美好的早晨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可是，在前天他坐过的位置上，如今却坐着福雷斯蒂埃。他穿着睡袍，趿着拖鞋，头戴一顶英国式的小圆帽，正在写字。他妻子仍然裹着那件白色晨衣，靠在壁炉上，叼着烟卷，正在口授。
杜洛华来到门口停住脚步，低声下气地说：
“非常对不起，我打搅你们了吧？”
他朋友转过头来，气呼呼地对他嚷道：
“你还要什么？快点，我们忙着呢。”
杜洛华吃了一惊，讷讷地说：
“不，没什么，对不起。”
可是，福雷斯蒂埃火了：
“真见鬼！别浪费时间了。你闯进我的家门，难道就为了跟我们说句早上好？”
杜洛华感到很尴尬，但终于打定了主意：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文章还是写不出来……上一次……你……你们那么好……所以我希望……所以斗胆来……”
福雷斯蒂埃打断他的话：
“你简直是跟我们开玩笑！你以为你的活我替你干，月底你到出纳科领工资就行了？呸！你这个想法倒好。”
福雷斯蒂埃夫人一个劲地抽烟，没有吭声，脸上似笑非笑，似乎在一副可爱的面具后面隐藏着内心的嘲弄。
杜洛华满脸通红，讷讷地说：
“请原谅……我本来以为……我本来想……”
接着，他忽然提高了声调：
“夫人，请您千万原谅，您昨天替我写了那么好的文章，我再次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随后，他对查理说：
“我三点钟到报馆。”
说完便走了出去。
他迈开大步往回走，嘴里不断地嘟囔：
“这篇东西我自己写，一个人写，给他们瞧瞧……”
到家以后，他怀着满腔怒火，开始写作。
他接着已经由福雷斯蒂埃夫人起了头的那段风流故事往下写，用中学生蹩脚的文体和下级军官的语气堆砌了许多从连载小说里搬来的材料，加上一些离奇的情节和夸张的描写。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文章写好了。那是一篇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他很有把握地拿着稿子到报馆去了。他首先遇到的是圣波坦。此人像同党似地一面和他使劲握手，一面问他：
“我和那个中国人和那个印度人的谈话记录，您看见了吗？挺有趣吧？全巴黎都乐了。其实我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
杜洛华什么也没看，听了赶紧拿起报纸迅速地用眼睛扫了一遍，发现有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印度与中国》。圣波坦在旁边不住地给他指出其中最有趣的段落。
福雷斯蒂埃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显得非常忙碌。
“啊！好极了，我正有事要找你们两位。”
接着，他把当晚必须采访的一连串政治新闻告诉他们。
杜洛华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他。
“这是谈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续篇。”
“好极了，给我吧，我替你交给老板。”
谈话到此为止。
圣波坦拉着他的新伙伴走了。到了走廊，他对杜洛华说：
“你到出纳科了吗？”
“没有，为什么？”
“为什么？去要钱呀。你知道，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因为谁也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是求之不得啊。”
“我把你介绍给出纳员，绝对没有问题。这里给钱都很痛快。”
于是，杜洛华去领了二百法郎，外加前一天那篇文章的稿费二十八法郎。连同花剩的铁路局发的薪水，口袋里一共有三百四十法郎。
他手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大一笔钱，所以觉得一下子阔起来了。
接着，圣波坦把杜洛华带到几家和他们竞争的报馆里聊天，希望自己奉命采访的新闻别人已经弄到手，这样，他便可以通过娓娓动听的谈话和狡猾的手段把新闻从别人嘴里套出来。
到了晚上，杜洛华没事可做，又想到“风流牧女娱乐场”去。他大着胆子，向检票口自我介绍：
“我叫乔治·杜洛华，是《法兰西生活报》编辑。上回我和福雷斯蒂埃先生一起来过，他答应给我弄几张门票，不知道他是否忘了。”
检票员翻了翻登记簿，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但还是很和气地对他说：
“请进吧，先生，您的要求可以直接向经理提出来，经理一定会同意的。”
他一进去几乎立刻就碰见了第一个晚上他带走的那个女人拉歇尔。她径直向杜洛华走来：
“你好，我的小猫，最近怎样？”
“很好，你呢？”
“我嘛，不错。你不知道，自从那天以后，我两次梦见过你。”
杜洛华笑了，心里乐滋滋的：
“哈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喜欢你，大傻瓜，什么时候你愿意，咱们可以再来一次。”
“如果你乐意，今天就可以。”
“好，我乐意。”
“好，不过你听着……”
说到这里，他犹豫了，对自己要说的话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一次我没钱。我刚从俱乐部出来，钱全花光了。”
她使劲盯着杜洛华的眼睛，根据她妓女的本能和与男人讨价还价、受过男人欺骗的经验，她感到杜洛华在撒谎。她说：
“开玩笑！你要知道，跟我耍这一套可是太不够朋友了！”
杜洛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十法郎行吗？我只剩这些了。”
妓女以任性而不在乎钱的慷慨态度，悄声地说：
“随你便好了，亲爱的，我只要你。”
说罢，她抬起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看着年轻人的胡子，挽起他的胳臂，满怀情意地靠在他身上。
“咱们先去喝一杯石榴汁，然后去遛个弯。我想和你一起到歌剧院，好让大伙儿瞧瞧你。完了咱们早点回来，好吗？”
…………
他在这个女人家里很晚才睡。等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立即想起应该去买一份《法兰西生活报》。他用发抖的手打开报纸。上面没有他的文章。他站在人行道上，着急地用眼睛搜索着一行行印刷字，希望能发现他所找的东西。
他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因为，经过一夜风流之后，他已经疲惫不堪，加上这件不如意的事，无异遭到了一场重大的打击。
他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
几个小时之后，他走进编辑室，来到瓦尔特先生面前，对他说：
“先生，我非常惊讶，今早在报纸上没看见我写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
经理抬起头，冷冷地说：
“我把它交给了您的朋友福雷斯蒂埃，叫他好好看看。他认为写得不好，您得给我重写。”
杜洛华勃然大怒，一声不吭地转身便走，冲进他朋友的办公室，对他说：
“你为什么今天早上不把我的文章登出来？”
那位记者正在抽烟，身子紧靠着扶手椅的椅背，双脚放在桌上，鞋后跟下压着一篇刚开了头的稿子。说起话来不慌不忙，可是有点烦，声音仿佛从远方某个洞穴的深处传来似的：
“老板觉得稿子不好，责成我还给你重写。就在那儿。”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压在镇纸下的一叠摊开的稿纸。
杜洛华很尴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他把自己的稿子塞进口袋的时候，福雷斯蒂埃又对他说：
“今天，你先到警察局去一趟……”
接着，他布置了一系列外勤任务并指定了该采访的新闻。杜洛华搜索枯肠，找不出一句辛辣的话来回敬，只好怏怏地走了。
第二天，他又把稿子带到报馆，可是又被退了回来。他第三次重写，仍然不被采用。他终于明白自己走得太快了，同时也知道，只有福雷斯蒂埃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帮助他。
从此，他再也不提《非洲从军行》这篇文章了。既然环境所需，他就下决心要变得灵活和圆滑一些，在时机未到以前，努力把外勤记者这个工作做好。
现在，剧院的后台、政治的内幕、要人们官邸的前厅、参议院的走廊，办公室职员们自命不凡的嘴脸和听差们睡眼惺忪、老大不高兴的神态，他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他交游广阔，部长、门房、将军、警察、亲王、老鸨、妓女、大使、主教、拉皮条的坏蛋、外国冒险家、上流人物、希腊人、公共马车车夫、咖啡馆的侍者等等，都是他结交的对象。他对这些人表面热情，内心冷淡。因为天天都和他们厮混，脑子里非此即彼，谈的也都是与记者这一行有关的事情，所以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他总是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用同样的眼光去衡量。他把自己比做一个品尝名酒的人，一口一口地把各种酒的样品接连尝下去，结果，不到一会儿的工夫，连马尔戈堡葡萄酒和阿尔让兑葡萄酒[26]也都分不清了。
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的外勤记者，消息可靠，报导迅速，精明，狡黠，用老练的编辑瓦尔特老头的话说，真成了报馆的台柱了。
可是，他的文章每行只能拿到十个生丁，虽然另外还有二百法郎固定工资，但他好逛大街，又经常流连酒肆和咖啡馆，花销很大，所以总感到手头拮据，生活困难。
他看到有的同行钱包里总有大把大把的金币，不知道他们使的是什么秘密方法，生活得如此阔绰。他想，非学会他们这一诀窍不可。他一方面羡慕他们，同时也怀疑他们使用谁也不知道的不正当手段，互相包庇，狼狈为奸。他必须了解其中的奥秘，打进这个心照不宣的小团体，使一直瞒着他在背地分赃的伙伴们对他肃然起敬。
晚上，他常常凝视着窗外奔驰而过的列车，苦苦思索应该采取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