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朋义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年龄跟魏静相仿，经历也差不多。
十六岁时赶上下乡。兄弟四个，姊妹五个，大哥二哥早就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老四还小，刚上初中；大姐二姐也是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下面两个妹妹小，三姐比杜朋义大一岁，算挨尖尖，上高一。当时要求每家必须派一个。家里考虑三姐毕竟是女孩子，这个重担就落到了初中刚毕业的杜朋义身上。
杜朋义自己也想出来。你想想，那个年代，兄妹九个，一家十一口人，吃啥？喝啥？在杜朋义的记忆里，十六岁之前就没有饱过肚子。别说饱肚子，饥饿跟着夜幕到了床上，饿得睡不着觉，就跟猫捣狗抓似的，说不出是咋的个难受。为了这口饭，啥都不顾了，听说要下乡，听说到了兵团能吃饱饭，杜朋义二话不说，想都不想就吵着要去。
从小在唐山长大，过惯了城市生活，突然给扔到大草原上，杜朋义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以后就是叫苦。好在年青小伙子，苦吃惯了也就习惯了，每天身边又都是同龄的男女，劳动完了，嬉戏一通，一天的劳累就都散去了。好歹饭是能吃上了，好不好倒在其次。
杜朋义在兵团参与了一场大火的扑救。上级部门对所有参与救火的战士给予嘉奖的同时，对杜朋义在救火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敢特别予以表彰，加上杜朋义平时为人好侠义，人缘好，被兵团推荐到包头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老师。
这算杜朋义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杜朋义个子高，有一米九的样子，走起路来轻松而富有弹性。小时候受过长跑训练，跑起来像兔子，身子一躬一舒，学校里没有人能跑过他。
从唐山到草原，从草原到包头，杜朋义吃饭问题大为改善，在兵团还学会了喝酒。可小时候的饥饿经历落下了病根，一辈子就刨挖一口吃，好像饿死鬼转世。成家后，遇上老婆是娘家老大，两个老人和下面五个姊妹都需要招呼，老婆又是顾念娘家的人，几乎就在娘家。撇下杜朋义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做熟了也懒得吃，就到外面四处找人吃饭。男人吃饭不喝酒咋行，到了后来吃饭成了样子，喝酒成了主要。
时间长了，渡成一个酒鬼。
问题是别人做酒鬼是自己在家抱着酒瓶子不放，杜朋义是拉着别人跟他喝，这叫有条件喝，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喝。杜朋义又没有多少钱，就哪两个死工资，杜朋义还小气，别人的钱不叫钱，自己的钱才叫钱。就喝成现在的杜朋义了。
几乎是每天吧。中午或下午临近放学的时候杜朋义就钻进了传达室，或者站在校门口跟人闲聊。说是闲聊，其实是找机会喝酒。实在没有人请，才推着28自行车悻悻的回家，路上不定又遇上谁，就拐进饭馆了。
关于杜朋义找酒喝，学校流传着许多趣闻。有一件是我亲历的。
那天中午临近放学的时候我到传达室取报纸。杜朋义站在传达室正跟几个老师闲聊。其中就有李军。不知道说起啥吃的，李军多嘴，说有一家馆子的溜肥肠做得特别地道。这话正中杜朋义下怀，杜朋义就说哪还等啥呢？走呗。李军好像说完就后悔了，又不好直接驳面子，支支吾吾的这事那事。杜朋义就毛了，扭着脖子，神情不屑道：“看你个球相。爷请你，不用你花钱。”李军不好意思，说：“真有事。改天一定请。”杜朋义不知道因失望而恼火，还是因恼火而失望，骂了句:“不去算球。”骂完了还有些留恋，却无奈，甩了甩胳膊出了传达室。在外面站了大约一分钟，抬头看了看头顶的太阳。太阳正毒，杜朋义嘴里嘟囔着推上他那辆破旧的28自行车往校园外走。这时站在传达室看戏的马为斋突然探出头去叫道：“老杜。”
杜朋义站住了，扭头朝着传达室探出头来的马为斋问：“咋，有事？”
我听马为斋喊杜朋义的时候就知道有戏，跟着往外看。这时就看见杜朋义声音里虽是不耐烦，眼睛里却是燃起希望的期盼。
“李军叫你呢。”
马为斋笑道。这家伙，我在近处，看到真切，说完了脸往回一缩，脸上全是奸笑。
再看杜朋义，已经推着车子回来了。
李军气得直瞪马为斋。
杜朋义走到传达室门口，把自行车一打，冲着里面的李军叫：“咋啦？有事？”
李军一脸尴尬，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句：“是马老师起哄呢。”
杜朋义大失所望，瞅着马为斋骂：“你个老东西。”
骂完了，推着自行车往出走。这回确是走得果断，走得坚决。快到大门口时还一反出了大门才骑车的常态，脚放在脚蹬上，身子往前一送，一撇腿上了自行车。
在这过程中李军沉不住气了，走出传达室，叫：“杜老师，等会儿。”
本来已经骑上自行车的杜朋义刹住自行车，人也不下来，大长腿支在地上，扭着身子，掉头问：“又咋啦？”
“要不走吧。我请客。”
李军断然道。
“真的？”
杜朋义疑惑中带着高兴。
“叫上马老师和张老师。”李军说着回头吆喝我和马为斋，“走吧。”
我正愁中午饭呢，听到李军叫，二话没说，对着马为斋说：“走吧，马老师。”
“走！”
马为斋身子已经动起来了才说。
这天中午我们四个一直喝到下午3点钟才回到学校。
酒桌上杜朋义没有别的话，全是义气。后来喝多了，回来的路上摇摇晃晃。摇晃里吐出来的话还是义气。我从酒桌子上听到路上再听到学校也没听出来杜朋义嘴里的义气有什么具体东西，反倒觉得请喝酒就是义气，不请喝酒就是不义气。
杜朋义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酒。现在70多岁的人了，还在外面喝，只是没用的人了，也没有再听他讲义气二字的人了，外面喝得就少了，改成家里喝。我们偶尔遇上了，知道他爱喝酒，请老同志喝顿酒，顺便把他叫上也是常有的事。还吹牛，大家听了笑笑就完事了。
杜朋义可不是只吃老师。
教育系统里体育老师是个特殊的群体。
像语、数、英等科目的老师虽然也外出参加教研活动，但一来次数有限，且中学管中学，小学管小学，接触面窄；二来这些老师顾及斯文，很少吆五喝六的在外面海吃海喝，教研或听课评课一完，背个小包走人，各回各家，除非遇到同学，小聚一下。体育老师则不同。区属中小学各种体育活动多，有学生的、有老师的，一有活动，所有的体育老师就攒到一起了。体育老师们又爱起哄，爱喝酒，三个五个、十个八个聚到一起，喝一顿大酒是常有的事。另外，体育老师串的学校多，认识人广，到哪个学校也能说上话，好办事。各学校都把体育当作门面营生，是个荣誉窗口。所以体育老师在各学校都挺吃得开。通俗的讲，叫领导给面儿。
说体育老师能办啥事？学校里无非是学生的事。比如选个学校，选个班。但就这两件事里可真是大有文章，所谓校里乾坤，玩的就这两个选字。
2006年之前，教育发展不均衡，再加上其它原因，各地普遍存在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的区分。再有就是外来务工人员逐渐增多，务工子女上学问题亟需解决，可当时教育资源有限。所以那时候，一方面存在想从普通学校进入到重点学校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择校费；另一方面存在外来务工子女想要在城市里上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异地借读费。这两部分费用统一上缴财政，再由财政转用到教育上，解决地方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对许多家庭来说，孩子接受优质教育是头等大事，花多少钱都舍得。既然有普通与重点之分，能进重点学校当然要进重点学校，有钱要进，没有钱想办法借钱也要进。在不同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差别巨大的环境下，择校之风盛行不衰。
但重点学校毕竟规模有限，容量有限，不是谁都能进的。就算你花钱也未必能进。家长们还没到入学季便都开始忙活上了，四处托关系，找人。但凡能跟有本事办学生的老师扯上关系的，不惜陪着笑脸，低三下四，送财送礼、请客吃饭，可得折腾一阵子。被请到的老师当然心安理得，该拿的拿，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最后把学生放进了重点小学、重点初中，甚至是重点高中。
2006年后，国家全面禁止收取择校费。
各地很快落实政策，全面取消借读费和择校费。
可是择校之风反而更盛。原因很简单。校际间的不均衡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家长们对重点学校趋之若鹜，抢着闹着要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重点学校成了稀缺资源。大家都往里挤，导致不交择校费了，花的钱却年年见涨。往重点学校办学生渐成气候，倒像是一个行业了，价格谁也不说，但谁也知道。社会上很快形成了专业办学生的一批人，我们叫黄牛。这些黄牛上面链接了牢固稳定的关系，下面垂下姜太公的钩，谁家孩子想进哪所重点学校敢拍着胸脯保证。只要钱到位了，一般不会出现意外。行有行规，真失手了，钱要退回去，还得赔上一顿饭。
进了重点学校还得进重点班。不然花那么多钱也是白花。这些都需要人，需要钱。里面都有运作。
这就叫校里乾坤。
一些体育老师是这个行当最早的介入者，也是最活跃的一批人，从早年借读费入手，不论重点还是普通，但凡跟孩子上学有关的事总有他们的身影。直到2006年之后，他们原来干的大活被专业的黄牛队接手，他们只能干些小来小去的小活了，才被迫萎缩成了这个行当的小三。
杜朋义当时是这个行当里最活跃的人之一。
那时候的杜朋义风光，整天喝得醉酗酗的，口吐狂言，只要是学生的事，没有他办不了的。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名声，找他办学生的人就多了。但杜朋义有他精明的一面。知道办学生是个季节性很强的活。过了季就冷清了。所以旺季的时候成天拉上学校里能喝酒不能喝酒喜欢喝酒不喜欢喝酒关系好的关系不好的青年中年老年教师四处出入各大饭店。那叫个红火。
淡季到来，外面的饭局冷清了，杜朋义就想起了旺季跟他吃酒的每一个人，不管当初是情愿的不情愿的主动的被动的硬拉着去的，只要吃过他的酒，他好意思让你请他的客，你好意思不请他的客吗？
结果，事情有淡季有旺季，老杜的酒没有淡季只有旺季。
老杜还有一计。
总吃别人也不是个事。
所以隔三差五老杜总要自掏腰包，请同志们吃饭喝酒。老杜精明就精明在把聪明全用在了吃喝上。他请人一顿，十人左右，等于换回未来十顿左右的饭局。账还不是这么算法。未来十顿左右的饭局里老杜还要叫上自己的人。这些人参加了老杜叫的别人买单的饭局，算老杜给足了面子，咋好意思不再叫老杜或老杜提出让请客时不请老杜呢？
咱们的老杜，杜朋义就这么吃喝了一辈子。
还身体倍棒，吃饭倍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