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
《广东方言读本》（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是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也是在中国写作完成的第一本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该教材尚无固定的中文译名，日本学者曾使用《广东语模范文章注释》、《广东语句选》等译名，恐怕还是称为《广东方言读本》比较合适，下文简称为《读本》。
《读本》的主编者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 1801—1861）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于1830年初抵达广州。他早在1835年就有意要编写一本汉语教材，后于1837年开始动手，第二年完成。《广东方言读本》1841年在澳门出版，大8开本，693页，成为美国人有史以来最早的汉语教材。
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在同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在裨治文之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因其编写的《华英字典》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817年。19世纪的传教士最早往往是凭借语言学的业绩而得到学界承认的。
裨治文之所以要编写《读本》，是因为想学广东方言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但自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工具书出版，对这一方言的忽视显然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外交流”。（《前言》）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该书以简易语句的形式提供练习，每页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拼音。试举两例：（1）Please sit down；请坐；Tsing tso；（2）A catkin is the silken flowers of a willow；柳絮柳之丝也；Lau sui lau chi sz ya。第一例选自第一篇第二章《习言》，第二例则选自第十四篇第一章《草木百体》。全书共分十七篇，分别是：（1）习唐话；（2）身体；（3）亲谊；（4）人品；（5）日用；（6）贸易；（7）工艺；（8）工匠务；（9）耕农；（10）六艺；（11）数学；（12）地理志；（13）石论；（14）草木；（15）生物；（16）医学；（17）王制。作者的意图不仅在帮助读者学习广东口语，也在帮助他们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虽然名为“字汇”，但最后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句子，《读本》可以说是这一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也更为丰富和精当。《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829年10月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传教会给他若干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精神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传教会的指示中担心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应该就是指此而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变，中美《望厦条约》中约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裨治文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的主要翻译，其时他已经来华十多年，但据中方人员的看法，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1844年是马礼逊去世十周年，这位最早的汉语教师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计去世前几年能够用来指导裨治文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来裨治文主要是通过马礼逊编写的工具书——特别是《华英字典》——来学习汉语，口语不佳也就很难求全责备了。经过多年的学习，裨治文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838年他用中文独立撰写了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就是明证。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可供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主要有这几种：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1813）、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欧洲人的著作，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只能使用马礼逊的著作了。通过一种外语学习另外一种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象。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对于欧洲大陆语言并不陌生，但通过英汉对照的教材来学习汉语无疑更为方便。
美国汉学要想赶上欧洲大陆和英国，首先要在汉语的掌握上下工夫。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英国。截止到1847年，来华新教传教士总共是112人，其中英国35人，而美国是73人。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教材。中文教材和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裨治文编写的《读本》。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传教工作很难开展，裨治文于是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了马礼逊和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1832年5月，裨治文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第一期面世，此后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出版。印刷所在广州运行了四年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进一步限制而不得不于1836年初移至澳门，直到鸦片战争后才于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后又于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在澳门运行的八年当中，印刷所的任务除了《中国丛报》之外，主要是刊印了《读本》在内的几部教材和字典。
印刷教材和字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但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以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时候，只有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刷。但自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以来，这样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进行。裨治文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澳门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先属于东印度公司，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该字典也就成为西人用中文活字刊印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马礼逊还利用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马礼逊去世后，这套活字开始由美国人掌管使用。1842年，英国当局将这套活字正式赠予了美方。
《读本》是澳门印刷所刊印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做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完了三分之一。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相比而言，《读本》的编写和印刷过程要简单得多，因为都是在澳门一地完成的，所以没有经历《福建土话字典》那样的好事多磨。
原载2013年1月23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