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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草木之情

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

中秋期间一老友来访,因我刚从内蒙古归来,还带着刚吸足了氧的精神头,话题自然就先从草原见闻展开。比如当我们沿额尔古纳河右岸,行进至一低洼草深之处,见一群大小不等的灰鹤在嬉戏,便走过去拍照。灰鹤见我们靠近非但不躲不飞,反而引颈摆尾、振翅旋身地舞蹈起来,令人惊奇异常,心绪也随之亢奋。其舞正当高潮,群鹤却突然腾身而起,却并不高飞,在一个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重新落下,昂头以一种半是嘲弄半是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向导包先生是在草原上长大的蒙古族人,他告诉我刚才是大鹤教小鹤练翅学飞,我们一来打断了人家上课,大鹤们突然起舞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掩护小鹤们赶快藏起来,待孩子们都藏好后,大鹤自然就躲开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朋友忽然打断我:内蒙古你都走遍了吧?我想了想,还真差不多,有些地方还不只去过一次,锡盟就去过三次,呼伦贝尔这也是第二次去。

他继续叮问:新疆天山两侧的草原你好像也都去过了,也是两三次之多。一般有去草原、森林的机会你都不会错过。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了想,可能跟我在农村长大有关,自小便喜欢草、树、庄稼,特别爱闻青草割倒后或庄稼收割后满洼的那股青草味。而当下正是草原上割草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醉人的气息。

朋友摇头,不尽然,你是河北人,河北可都跑遍了?我一愣,河北还真有些地方我从未去过。老友笑了,你很时尚,现在流行全民养生,而养生说到底就是养情智,眼下最时髦的口号就是“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这话让我感到新鲜,该不会是保健医生或旅游公司的广告词吧?但心里还是被触动了,不禁想起一位老同事,曾担任天津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原是插队内蒙古的老知青,返城后还要经常往内蒙古跑,有时一年要两三趟。我常开玩笑说他患上了“绿色综合征”,人回城了,魂儿却丢在了草原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怀旧情绪、“知青情结”,或者叫“草原情结”。今天再看这件事,似乎没那么简单,我不是知青,也无旧可怀,为什么也喜欢往内蒙古跑?

不敢说从草原回来能保证一年不生气,但确有一种从绿色净土归来的感觉,从里到外仿佛被消了一次毒,干净透亮。自此会一年半载忘不了草原,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一种生机,一种希望,有种温暖而清新的振奋与快乐。

这种被“消毒”感还来自一些实实在在的数字,国家曾公布过天安门广场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400个左右,想必北京、天津的城区里也差不多,甚至只会少不会多。而呼伦贝尔林区和草原的同等单位的负氧离子含量是5000多个。如果我那位老同事患的是“绿色综合征”,我患的可能就是“绿色缺乏症”,或者叫“缺氧症”。草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氧吧”,它是天然的巨大氧库!

本来数字是十分枯燥的,而数字一旦跟草原结合在一起,就令人惊喜,心神大慰。仅一个只占内蒙古五分之一的呼伦贝尔,其大小就相当于山东、江苏两个省面积的总和。其中有森林12万平方公里,草原8万平方公里,河流3000多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98条,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67条。湖泊500多个,其中水面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89个,大于10平方公里的6个,大于100平方公里的3个,因此有湿地两万多平方公里。在这个干旱的无处不在闹水荒的世界上,想想你能到呼伦贝尔这样的福地待上一阵子,哪怕就是几天、几小时,都是一种福气。

我在莫日格勒河谷草原见到了绿色天堂般的美景,极端洁净的绿色绒毯,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高低有致,起伏成韵,线条柔和,随风飘摇,与这铺天盖地的大绿最为谐调的是大片大片的白色羊群,其间游动着的深色斑块是牛和马。头上则是晴空万里,偶尔有一片白云,竟浮在半空凝然不动,它的阴影在草原上投下巨大的墨绿,有些吃饱喝足的牛羊,就躲到云彩的阴凉下睡懒觉。

我喜欢草原,向往草原,但去草原并不是希望老不生气。人活一口气,该生的气还得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凡人应有的情绪一样都不能少,才是一种健全。虽然知道自己不属于草原,但草原却属于我。草原属于所有心里有草原、想念着草原的人。唯此才更能欣赏草原、珍惜草原。

空中草原

果然是“天苍苍,野茫茫”!天,何以会苍翠?是伊犁之绿从河谷一直铺展到天上——“天山之上”。此谓“空中草原”。

不是一疙瘩一块的草坪或草场,而是一片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山顶草原。草高齐胸,野花烂漫,清香徐徐,透彻心脾。是人间仙境,还是仙界凡间?正因为它在“空中”,环境优良,水量充沛,草不退化,且再生能力极强,目前是中国唯一没有被破坏的草原了!

托举着“空中草原”的,是山腰无边无际的森林长廊,万树结一绿,背岭色更深。而如高高的银冠一般护佑着“空中草原”的,是天山的座座雪峰,皑皑千里,光摇万象。远看山与天相接,绿与山相融,草色浩荡,林莽滔滔,汹涌起伏,大绿无边!

只要天上还落雪,就偏不了珠穆朗玛和海拔7000多米的天山。只要地球上还有季节变化,天山之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下来。在普天之下闹水荒的今天,伊犁有河流208条,冰川3065条,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26个……

古云:“山为魂,地为魄”。山高地阔,成就了伊犁千里沃野,其河谷平原是中国三大平原之一,也成就了伊犁“塞外江南”“瓜果之乡”的美誉。

中国的整体地势,为西高东低,河流几乎都是由西向东流。只有伊犁,其势东高西低,河流由东向西。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奠基者祁韵士,像其他谪贬到伊犁的人一样,最后也喜欢上了伊犁,他在《天山》一诗中写道:“中原多少青山脉,鼻祖还看就此分。”

龙在林海

八月的大兴安岭,到处一片灿烂,或金黄,或嫣红,或姹紫。这里有着中国最大的原始林区,我一直向往真正的原始森林,所以一踏上大兴安岭便不管不顾地闯进密林深处,想拥抱神秘的原始,尽情吸吮绿色历史的营养。

这里有着太多数人搂抱不过来的大树,它们生长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枝干如铁,直捣青天,或美似华盖,或威如天神,或形貌狰狞……有些不知在什么年代曾被雷电咬过一口,一道道几十米长的焦黑的伤疤,弯弯曲曲、飘飘忽忽,从头顶贯到脚跟,宛若一条条恶龙缠绕其身,恐怖而又壮观。难怪鄂伦春人供奉雷神,大凡看见被雷电击烧的树木就远远绕开,免得自己得病发烧。像这样的大树,当初被雷击电烧过之后是怎么挺住并活了下来?它们重新活得强壮繁茂,透出一种犷悍的神秘感。在每一个炭状的树墩或每一排烧焦的树桩旁,总有新生的参天大树或幼苗,留下了历代一次次大火的痕迹和火后的重生。原始而又威力无比的自然之火,仿佛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再生。

高空为树冠所垄断,遮天蔽日,地面则为杂草、野花和数不清的灌木所霸占,踩一脚绵软柔松,如落陷阱。蒿草齐人高,有些结果的植株匍匐于地,密如丝网,其果实则形如樱桃,红颜白颔,莹润闪光。杜斯枝蔓带刺,横勾竖挂。榛子、橡子、杜鹃、花楸等数不清的小乔小灌在树干之间织成网搭成墙,使人寸步难行。再加上蜘蛛结网乱上加乱,蚊子、瞎虻趁火打劫,更增加了原始森林中的神秘气氛。

一开始我与同行的人声声相唤,彼此应答,害怕走失,渐渐地相互看不见影儿也听不见声儿了,我头皮发紧,恐惧像赶不开的蚊子,轮番袭来。我感到自己是这样疲乏,这样弱小,这样愚昧和胆怯,我恨不得变成一棵树、一根草、一个动物,甚至是一种小昆虫……在森林里它们都比我有更大的自由和强劲的生存能力。一个现代人落入了原始的迷魂阵。

森林连接着远古和今天,令人感受到了世纪的更新、大地的变迁,历史的内涵无限地重复以及人类的花样翻新的局限。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充实与贫乏,什么是神奇与渺小,什么是博大与简单,什么是终古长新与昙花一现……我听到了枪声,是向导的召唤,它微弱得像文明社会的呻吟。我就属于那个被污染的世界。在这个没有污染的天地里我不适应,感到恐惧,感到自己的浅薄与渺小。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现代惧怕原始,人类惧怕自然,无神论者遇到了神,历史也会鬼打墙。我常自以为热爱森林,却不过是叶公好龙。

头上身上挂着蜘蛛网和草屑,脸和手臂被划破了几条口子,在向导急切地呼喊和召唤中,我终于逃出了原始森林。以向导的估计,我顶多走进去二三里地,却像迷失了很长一阵子。尽管刚刚从现代文明踏入原始,却足以领略原始无与伦比的强大魅力:壮阔而单纯、粗暴而温柔、深沉而急躁、平静中藏着杀机、骚动中变幻莫测。一旦返回现代文明社会,觉得轻风是凉爽的,空气是清香的,溪水清澈见底,喝一口清冽甘美,洗一把脸,头脑立刻清醒,让原始的尘垢、蚊虫叮咬的红肿尽付诸水流。唯有在林中的诸般感受沉淀下来,充实了我的灵魂,丰富了我的生命。

向导为了让我真正了解这片原始森林,仔细地讲解了它无可估量的生态效益:保持水土、保护生物、屏障东北、供氧净化、调节气候。像大兴安岭这样的林海,每天至少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六百万吨,吐出新鲜氧气四百万吨,堪称一个规模宏大的“制氧工厂”。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始的大林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是涵养水源。大兴安岭有大溪小河1860多条,有山必有沟,有沟就有水,水源总量为433亿立方米,每年夏天自林海蒸腾水分50亿吨。常看气象预报的人会有感觉,东北这块地方总是夏天雨多,冬天雪大。

森林是巨大的看不见的地下水库,雨大它能吞,无雨它能吐。若问现在的龙王安在?龙在林海!

红豆树下

名重一时并引得文徵明、郑成功、顾炎武、袁枚、曹寅、翁同龢、章太炎等历代众多名流显贵前来瞻拜的“红豆山庄”,如今只剩下一棵红豆树了。大树四周高墙维护,墙门紧锁。近五百年来,山庄毁了建,建了毁,然而这棵红豆树,却始终森然挺立,繁阴浓重。

谁说“相思”最脆弱、最绵软、最不可靠?一棵树撑起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因一棵树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古代才子佳人向往的一块圣土……给人以无限怀想和遐思。只要有红豆树在,山庄的名就在,魂就在。至于楼堂瓦舍、横街竖巷,迟早还会在红豆树下铺展开来。红豆山庄从建立的那天起,似乎就秉负了主人的性格和修为,红豆树要撑起的还不只是一个村庄,而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文化。

宋末元初,以“古今多少兴亡恨,都在声声晚寺钟”等佳句传世的顾细二,为杭州、上虞一带的名士,向与书画大家赵孟頫交厚。忽必烈入主中原,赵官拜翰林学士,遂向元主推荐顾细二,欲招之入朝为官。顾却坚辞不受,携老小弃家远避,行于虞山左侧,见水土不错,便在补溪畔立户开庄。这才叫“自由”和“清高”,不高兴当官,便拉家带口拔腿就走,走到哪儿觉得风水不错就安顿下来,开荒种地,晨耕晚读,补溪岸边逐渐形成村落。

到明代嘉靖年间,顾家后人又从海南移来两株红豆树,红豆珍稀,人见人喜,于是便有了“红豆山庄”的名号。但真正成就了山庄巨大声名的,是奇冷的崇祯十三年深冬,发生的一件奇事:“艳过六朝,情深班蔡”的奇女子柳如是,一身男装打扮,青布束发,蓝缎儒巾,突然造访虞山,扣响了钱谦益家冷寂多时的门环。一个有故事的人的到来,让红豆山庄也有了故事。而故事就是魅力。她一下子给红豆树注入了灵气,成为天下有情人爱恋的象征物,并见证了一段传奇姻缘。

在官场屡屡失意并已丧偶的钱谦益,正心神寂寥、满腹悒郁,柳如是从天而降,令其大喜过望,感动莫名,遂邀柳在自己的“半野堂”住上一段时间,柳欣然应允。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和谐,心神大畅。为答谢柳如是相慰之情,钱谦益亲自督工,仅以十天工夫便在红豆山庄为柳如是特建一楼,依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钱谦益将小楼命名“我闻室”,以应合“如是”的名字。柳深为感动,她历尽坎坷,成名后虽结交过诸多风流才子,常有千万人捧着,但多是逢场作戏,难托终身。倒是这位花甲老者,知疼着热,有情有趣,反能相知相感,给她一种长久以来便渴望的安适与恬静。敢作敢为的柳如是几次露出以身相托之意,而钱谦益一遇到这种场面总是先感激动容,随后却匆匆将话题避开。或是他心存顾虑,两人年龄悬殊,自己整整大了柳如是三十六岁。且为罪臣,前程无望,岂不牵累了这位风华绝代的才女!或许这正是钱的高明之处,欲擒先纵。但面对美人的一片痴情,男子的矜拒又能维持多久?何况在他心里一刻也舍不下她。俗云:“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拖到来年夏天,钱谦益决定要将柳如是娶进家门。

一旦真要办大事了,钱谦益就想哄得娇妻高兴,将婚礼办得别致而张扬。他租了一只富丽堂皇的芙蓉舫,在舫中摆下酒宴,邀来十几位好友,随舫划入虞山脚下的松江之中,在碧波之上,在箫管鼓乐声中,两人一个高冠博带,一个凤冠霞帔,双双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这场婚礼引人艳羡,甚至在士大夫中招来物议:“亵朝廷之名器,伤士人大夫之体统。”钱谦益能有这份勇气,也恰恰证实了他对柳如是的珍视和真情。可惜,红豆香风留美人,却不一定留得住男人的野心。或因怀才不遇,心有不甘;或越是仕途坎坷,钱谦益越是觉得当官还没有当够。官瘾如毒瘾,当他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借助柳如是的关系谋到一个官位时,旋即明亡,作为明臣他们想以死殉国,来到两人相识的西湖,决定投水以全节。到真要付诸行动时,钱谦益借口水凉退怯了。“烈女怕缠郎”,何况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缠郎,永远都有他的道理。任柳如是再刚烈,既为人妇,就得遵妇道,随夫意,只好再退一步,劝诫丈夫隐居世外,不事清廷,也算对得起故朝了。钱谦益慨然允诺,但没过多久借口头皮发痒剃光额发,留起清人的辫子,公开降清并在清廷谋得一个闲差。但他确是命蹇时乖,很快又因一门生犯案被逮,锒铛北上,押往刑部大牢。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请托斡旋,誓愿代死或从死……柳氏的义行不仅最终把他搭救出来,还冲淡了世人们对他降清的诟病。至此钱谦益在官场旋进旋退,三起三落,不免怀念红豆山庄。

山庄照旧接纳了他们,红豆树宽慰了他们。但,原先并株的两棵红豆树,却只剩下了一株。世道变了,人也变了,怎么能要树不变呢?相思树、相思树,成日在一起还用相思吗?不相思,相思树还能有活力吗?令人讶异的是,在留下来的这株高大的红豆树旁,又长出一棵朴树,与红豆相依相靠、相扶相助,蔚成奇观。由此钱谦益和柳如是过了十年安定的日子,他们还有了个女儿,可谓锦上添花。1661年5月,正当钱谦益八十岁生日,12年未开花的红豆树,一夜间含苞吐蕊、异香浓郁,二人大喜,相拥而泣。到9月,霜降叶落,柳如是遣人在树下细细搜寻,终于收获了一枚晶莹饱满的红豆,山庄沸腾……世上恐怕也只有红豆,开花结果才会如此轰轰烈烈。见到它开花已属不易,能得到它的果实就更难。确是“红豆生南国,秋声传一籽”。

在460年里,这棵红豆树只开花23次。距今天最近的一次开花是1932年。或许是因为现代人已经不会相思了,现代人讲究“闪婚”“一步到位”,无须相思,不知相思为何物,更用不着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空见相思树,不见相思人”,红豆树还为谁开花结果呢?幸好,在柳如是拣到红豆300年后,陈寅恪意外地也得到了一枚红豆山庄的红豆。这枚红豆向他传导了什么信息,致使老先生受到电光石火般的启发和感动,“不顾年老体衰、指僵目盲,穷十年心血”,完成了皇皇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30多年后,上海一位蒋家才女丽萍,再写《柳如是传》。后人只要谈到柳如是或钱谦益,就绕不开这株红豆树。于是,在红豆山庄俨然形成了一派“红豆文化”,那棵红豆树也成为爱情的吉祥物。或许当人们重新学会相思、珍惜相思的时候,就会发生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到那时红豆树还会开花结果的吧?

千年银杏谷

“人能百岁自古稀,树得千年未为老”。有一种奇木,生长于恐龙时期,是第四冰川运动后的孑遗植物,其名“银杏”。而湖北随州,竟有一条“千年银杏谷”,据称是现今世界上仅存的四个古银杏群落中最大的一个。

在一条狭长的山谷内,有野生银杏树510万株,其中百年以上的17000余株,千年以上的308株。它能经历冰川运动而不绝,还只是“银杏传奇”中的开篇。1945年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四野一片焦土和瓦砾,寸草皆无。第二年春天,从寂静的焦土中竟然钻出了一片绿叶,它就是银杏,从没有被炸烂的老根上又开始钻新芽、抽新枝、长新叶,无惧被现代人视为最可怕的核辐射。这不单是神奇,还体现出一种“神气”!不是一句“生命力顽强”就能解释的。

在中国民间,历来有拜老树为神的习俗。宋代神宗继位后,天灾频频,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湖北的百姓为祈求天降甘露,良田保收,请一位得道的高士在最枯瘠的山岗上种了一株银杏树,并笃信此树能挡风雷,可保一方安宁。以后许多年,不管旱涝,那个地方都能保住收成,当地百姓便视其为神树。2008年,在中国南方闹冰灾的那一年春节,在极端寒冷中骤然窜起一股热浪,大树起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古银杏完全被烧焦。然而,不经磨难如何为神?第二年古树又奇迹般地复活,从烧焦的躯干上重新长出枝叶。

如此说来,随州的“千年银杏谷”简直就是“树神大庙”,或称“银杏禅院”。其中心位置犹如一座“大殿”,并排矗立着五棵3000年上下的巨大银杏树。天钟灵秀,啸雨吟风,翠云交干,青青不朽,树身坚实如铁,需数人连手方可合围。在“大殿”的一侧,有一棵2500余年的银杏,如“护法天王”一般落落出群。据传为春秋初期的随国大夫季梁所栽,他被李白尊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开儒家学说的先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南方第一文化名人”。因此在银杏谷的芳香中,还有一种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大殿”的另一侧,绵延数里如“三百罗汉”般排列着高低不等的银杏树,树龄有上千年的,有数百年的,还有几十年乃至十几年的野生小树,或高大挺拔,或冠盖如云,一株株树型优美,乔干通直,心形的叶片炯炯发光。进入这样的银杏林中,无法不流连忘返,禁不住一次次地深呼吸,有阵阵清香沁入心脾,自觉通体澄澈。更为奇妙的是一些千年以上的“夫妻银杏”,一雌一雄,相依相扶,下面盘根错节,如龙蛇绞缠,上面枝干相交,连成一片,难分彼此。令人惊异不已,艳羡不已。

所有来到银杏谷的人,还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么多千年古树,是如何躲过“大炼钢铁”时的砍树运动?当地人的回答也大致相同,千年银杏质地坚硬,其本身就是“植物钢铁”,要砍伐它非同易事,有好事者树没砍倒反砍伤了自己大腿、砍掉了手指的……如此一传十,十传百,被反复渲染,银杏谷便成了砍树分子的禁地。

但最主要的,还是古银杏历经千年风雨轮回,其资格超过现在的任何人,“树大贤于人有用,节高仙于世无情”,当地百姓都敬其为神,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使满谷的银杏躲过了那一劫。到度荒时,银杏树就加倍回报百姓。它通身是宝,被列为“珍稀名贵经济树种”,其果实更是可自食、可入药的珍品。一棵百年以上的大树每年可结白果数百公斤,改革开放之初,一棵大银杏树,一年就能造就一个“万元户”。

俗谚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赚钱”。银杏却要20年才开始结果,40年后才能大量结果。所以又称“公孙树”——即公公栽树,孙子才能纳凉吃果。唯其生长缓慢,才成为树中的寿星,且绝少有病虫害。千年银杏谷,也是人类的“长寿谷”。众多的古银杏,是千年时空交融的杰作,走进银杏谷,会不由自主地心结千古,从心底升起一股敬意,思索千年银杏的生命传奇,接受它的教诲和启示……

义气松

中国地图是一只脖子挺得很硬、尖嘴有力地向里弯起随时准备向前猛烈冲跃的雄鸡,兴安岭则是它骄傲的金冠。火车突然变成了火箭,直立起来向高处爬去……我睁开眼,窗外的地是平的,庄稼长得很好,绿得冒油、发黑,仿佛能生出烟雾来。

火车像个巨大的爬虫,在庄稼梢上飞行,裹着一身绿烟。我又闭上眼睛,欲睡睡不着,不睡又想睡,记忆和想象都格外活跃。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首很流行的民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我也很喜欢吕文科的代表作《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兴安岭是个神话,是个很熟悉又全不了解的神秘的世界,“蓊郁尤甚,松桦蔽天,早不见日”,“山鸡野鸟伸手拣,獐子狍子拿棒撵,鹿麝送上门,黑熊闯进院……”

兴安岭已经遥遥在望了,我看见了黑森森的奇峰异峦,闻到了大自然的渺渺香气,听到了林涛的轰鸣,间或还夹杂着野鸟的鸣叫声。心急车慢,好像不是火车载着我前进,而是我的大脑拽着火车飞跑。心里有一种朝圣般的洁净和急切,朝拜大自然也可算是一种朝圣。

然而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毁坏最早也是从崇拜开始的,鄂伦春族最早的宗教是把熊当作图腾崇拜,称熊为“祖母”“舅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猎熊,只是猎到熊以后要举行个仪式,抬回时要假哭,口中念念有词:“打死你绝不是故意的,是误杀,求你保佑。”但熊肉不能分,统一煮,共同吃。熊骨和熊头按照他们的风葬仪式安放在树上,同人死了以后一样,让其自然风干风化,回归自然。

我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听到不少关于猎人和动物的传说,也增长了许多有关大森林的历史知识。内蒙古的大兴安岭在清朝以前是没有采伐工业的,清初曾有过四禁政策:禁止采伐森林,禁止开采矿山,禁止狩猎及捕鱼,禁止农耕及放牧。清末,随着东清铁路的修建,森林采伐工业开始兴起,首先是铁路两侧的森林很快被砍光了。当然,它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俄、日入侵,实行“剃光头”“拔大毛”的掠夺性采伐,抢走了一千多万立方米的木材,使蔚然长林“渐成为濯濯矣”,受到严重的创伤!

我看到的大兴安岭并不是特别的高,用巍峨、雄峻、粗犷、奇绝等赞美大山的词句来描绘它似乎都不大贴切。名称甚是雄健的“大兴安岭”,在我看来却充满女儿气质,灵秀、娇嫩、洁净、妩媚。我站在诺敏山庄的阳台上远眺,只见森林不见岭,这正是大兴安岭的迷人之处。它是林海中一个连一个的浑圆的波浪,绝不是露出水面的突兀峥嵘的褐色礁石。

连大兴安岭的早晨也都是绿的,田野一片青须须,云雾渺渺,轻飘漫散。

大兴安岭的颤音灌满我的双耳,森林的呼吸汇成强大的音流在空中嗡嗡震响。充满骚动的静谧,生气勃勃的文静。似乎在等待一个辉煌时刻的到来——朝日如一枚巨型的松塔,在林梢上颠了两颠,霍然爆裂开来,金黄色的松子倾泻而下。霎时,把一片嫩绿的大兴安岭染成焦黄。

我急不可耐地闯进大森林。

不,这里没有大森林。虽然森林的面积非常广大,有山皆绿,但没有大树——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大兴安岭无霜期短,每年只有七十天到一百天,树木生长缓慢。这儿的“树王”每二十年才祝一次寿,也就是说二十年才算长了一岁。一棵长了二百年的树,我也能轻松地抱过来。但木质坚硬,耐腐蚀力很强。我在克一河林业局见到的大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林,树干的直径一般为二三十厘米,笔直而细高,大都在二十米以上,有的高达三十五米。整齐,漂亮,令人赏心悦目,像一排排身着体操服的小姑娘。跟我所见过的阴森恐怖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

难怪人们把兴安岭叫作“绿色聚宝盆”,甚至要砸盆取宝。树太大了不一定有用,这里每一棵树都是好材料,都很值钱。

我发现一个怪现象:越是山岭的阴面森林长得越茂盛,一片深绿,郁郁蓊蓊。有些南坡阳光雨露充分,树木反倒稀疏平常,呈浅绿色。此处森林茂密,就自成气候,相互挡风遮雨,棵棵树都长得挺拔粗壮。林木稀疏的地方,空间广阔,阳光无限,树木反而长得矮小变形。这真是大兴安岭的一绝!

我对这种落叶松产生了兴趣。

当地人管它叫“义气松”。主动住在阴坡,谦虚善良,喜欢过集体生活。成群团状就长得高大繁茂,一棵松则长不好,甚至会死掉。正因为它不霸道不张扬,身上没有刺儿,也没有太多的疤瘌节子,二三十米高的树干溜直溜光。所以人们就格外喜欢它,做栋梁,打家具,当枕木,铺大桥,因而也最容易遭砍杀。

泰山松、黄山松,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长得千姿百态,容貌可人,吸引了无数人去观赏,去瞻仰,被诗人赞美,被画家描摹,被印成彩照,被拍进电影,成为人间的宠物。倘有一条枝丫干枯也会成为一条新闻,人们会为它的安全大声疾呼。

我同情义气松,它的义气让我感动,也为它感到难受和不平。它之所以这样老实,也许是由于受过皇封:“许你随风飘荡,不许就地生根!”

松子顶风飞八十米,顺风飞二百米。你的松子到我这儿来生根发芽,我的松子到你那儿去长大成材。就靠这股顽强的生命力,大家互相帮衬,互相扶持,砍不完,杀不绝,一代一代地活下来了。我忽然意识到义气松是有个性的,讲义气就是它的个性。没有缺点不一定没有个性,横生枝丫也不等于个性丰满。

义气松是兴安岭的主要树种,是兴安岭这块讲义气的土壤养育了它。它又是兴安岭的骄傲。它那倔强的躯干是人类文明的脊骨,有这不倒的脊骨才有绵绵不绝的生命。

我对兴安岭肃然起敬,感激它,愿意听凭它的主宰。也许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大自然的谅解,在它的怀抱里得到自由与美。

我从来没有认真记住过一种树、一种花、一种草。今后却绝不会忘记兴安岭落叶松——义气松!

古村与古树

持续了有些年头的所谓“文化热”“国学热”,与全民大旅游相契合,各处都打起“文化牌”,于是也造就了“古村热”。大家都在比量看谁的年头长,似乎谁越古旧谁就越有文化。

近年来外出到哪里都要看古村落,有相当一部分古村已荒败不堪,几无人烟,一户户透风漏气、摇摇欲坠的老宅子门上挂着锈渍斑斑的铁锁,勉为其难地还在拼力支持着当地的旅游收入。但也确有许多依旧人烟兴盛的古村,它们大都靠山近水,地处平原的古村没有山可靠,但水是绝不能缺的,或靠河,或临江,或面海……没有江河湖海的自然优势,也要挖塘打井引水蓄水。《管子·水地篇》称:“水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宝。”所以,“吉地不可无水”,长盛不衰的古村,一定要有好水。

但古村最显著的标志,还是要有古树。

古树自然都是大树,生长了数百年、上千年、甚或数千年。如四川的打凼村,酷似群山中的一把“太师椅”,三面翠峰护佑,一条溪流滚着浪花从前面开阔处款款流进村来,在村内兜了个“U”形的弯,又吸纳了诸多从后山流下来的泉水,清滢滢地转身继续前行,果然是“金城环抱,水之罗绕”。最奇的还是村口那十几株巨樟,树龄从几百岁到千岁不等,最大的那株树干上披红挂彩,树下摆着香炉和供品,被全村人当作神一样敬奉着。不远处还有一株大树,从远处看枝繁叶茂,冠盖如云,却不知曾经历过怎样的雷击火烧,树干的下部有个巨大的空洞,年轻人喜欢在里面谈情说爱或搞小型聚会,老年人则喜欢在里面打麻将。一个树洞俨然成了打凼村的“娱乐中心”。

亲近树、崇拜树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大树代表一个村子的形象,乃至命运。有古树,村子就有了历史,有了故事,有了灵性,能读懂树,也就读懂古村了。广东的南社是个有1400年历史的古村,一条很像样子的河流穿村而过,河两岸是立地参天的古榕。村中心最引人注目的那株千年巨榕,在“文革”时期突然枯死了。因它是南社村的象征,甚至是村里老人心中的图腾,虽死也没人敢动它。巨榕死了10年之久,“文革”结束后竟渐渐又活过来,不是冒出新枝重新生长,而像昏迷后复苏一样,是整体的复活,树形依然,气象依然。

我在南社村时不止一遍听到当地人讲述这棵树决然赴死又死而后生的传奇,似乎是要一再向我证明,古树为神,想不承认它有灵性都不行。相同的神奇在江西渼陂也发生过。这是个有800多年历史的神秘古村,坐落于富水河畔,山抱水环,天然形胜。除去有一条河,村里还有与天上28星宿相对应的28个水塘,串联环绕,小桥流水,息息相通。村内巷道按八卦修造,用卵石铺就,在村南“翰林第”的大房子前面,有一株600年的古樟树,同根双干,又称“连理樟”。名为“连理”却一边生机盎然,一边已干枯死掉。

村长给我讲了个故事,1930年底,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成功,捉住了国民党18师师长、江西剿匪总指挥张辉瓒,在押解途中遇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朱德立即下令为其松绑,毛泽东也当面许诺张辉瓒,红军不会杀他。并嘱咐红军军长何长工:“这个张辉瓒不要杀,杀他没有什么益处,留着他反而对我们有用,对革命有用,起码对国民党官兵是个教育,会有影响。”但在苏区政府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局势失控,赤卫队员从红军战士手中抢走张辉瓒,当即处决,并割下头颅装进竹笼,放在一块木板上扔进江里,任其顺水漂流,将没有头的尸体就挂在“连理樟”上示众。

自那时起,古樟挂尸体的那一边就渐渐枯萎死去了。

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灵性,即所谓“一花一世界”“日暮依木而憩”。凡是生命,就有相通的东西,即便是植物与动物之间也一样。这种相通的东西就是“气”。哲学史家张岱年说过,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就已提出“天地之气”,以后又有许多哲人涉足“气”河。在中国哲学中,“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要素。而树有形,自然有自己的气场。尤其是大树、古树,固聚阳气,护荫地脉。

“大跃进”的灾难是从砍树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也与“毁林造田”有关。古村的古树,是历史变迁的见证,甚至可以说一棵古树,就是一个村庄。湖北随州的一个古村,有几株3000年以上的巨大银杏,上个世纪度荒时期曾救活过不少人;陕西黄帝陵有5000年的古柏……世界上还没有长城、没有金字塔,罗马帝国和大秦帝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树了,我们却往往“真神不敬敬假神”。

现代社会经常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一会儿这个“热”,一会儿那个“热”,但愿当下的“古村热”“古村游”,不要冷落乃至伤损了古树。

城里又见断头树

到外地参加一个朋友的新书研讨会,会后跳上他的吉普车直奔山区。这位朋友喜欢摄影,镜头是他的第二支笔,此时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嫩绿由低向高、由阳面向背阴处一级级、一层层地濡染,山野现出勃勃生机。但我们却没有享受更多的野趣,反看到一种怪异景象,勾起满腹感慨,抑郁不舒。

正是“植树造林”的季节,无论哪里都应该栽树才对,可乡里正在刨树,在一个人的引领下专挑大树刨,有卡车在旁边等着,装满一车就拉走。朋友告诉我,那个向农民讨价还价并当场点钱的指挥者,就是“树探”。如今有专门发现明星的“星探”,有专门物色优秀管理人员的“猎头公司”,寻找和出卖大树也成了一种职业,说白了就是“树贩子”。

我上前打听价格,他倒不隐讳,也不怕我的朋友拍照,傲慢得很,反问我们是哪来的?然后说你们那里也买过我的树,许多大城市都买我的树,那里的头头就是靠我的树创造政绩升了官。你们看我挑的这些树,首先是长的地方好,带着一身好风水过去,谁买了准能升官发财……我问他这么大的树,底下只留那么小的一个土包,把根都砍掉了,能活吗?他满不在乎地咧咧嘴,那就不是我的事了,留这么大的根包是专家计算过的,只要栽得好、会护理,绝对能活。我说你把根多留点,土包大一点,不是更保险吗?他眼睛一斜,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我们就得多花多少钱、多受多少累?再说了,他们若是栽一棵活一棵,以后我的树卖给谁去?前边的人一步到位把城市都绿化好了,叫后边的人还怎么出政绩升官?

他竟然还有这样一番道理?许多年前曾听人抱怨过,植树造林走过场不重实效,大多是“植树造零”。不想今天竟变成“植树造官”。我问他买这些树的价格?他说每棵树都不一样,一般二三十年的好树要二三百元,最高不超过五百元。松树便宜,十几年的树农民管装上车才七十元一棵。再问他运到城里要卖多少钱,他一摆手,说这是商业秘密。朋友接过话茬答到,十几年的树最便宜也要卖七八千元,贵的一棵上万元或几万元,二三十年以上的好树最高可卖到一二十万元!

这么贵呀?倘若再活不了,那就不是“造林”,而是造孽了!俗云:“人挪活,树挪死。”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大都进城打工,多少还能挣个活钱,如今连像点样子的树也被挖走了,乡村一下子空了,山野失去了灵气。而有些树就是一个地方的象征,是一部地方志、一部乡村历史,甚至一棵树就是一个村子,或一个山岭,譬如:青松岭、银杏谷、柳树庄、槐树屯……就这么用铁锨给毁了?

在回去的时候朋友特意绕道新城区,看看从山区挖来的那些大树进城后的命运。它们被锯掉树冠,变成一根根干邦邦粗大的橛子,整齐地埋在新拓宽的马路两侧,不管它们以前是什么树,进城后都换成一个统一的名号:“断头树”。其命运也像它们的名字一样凶险不祥,大部分“断头树”或渐渐枯干,或在当年回光返照抽出几根细枝、钻出几片新叶,到第二年死掉,在马路边站上一到两年的岗,便被拔掉再栽上新的“断头树”。只有极个别的幸运者会存活下来,重新长出新头……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不足为据,回家后立即上网查找有关城市“断头树”的存活率,搜到熊培云的文章《乡村的古树》,文中说:大树进城的死亡率很高,有时买十棵要死六七棵,“需要为其‘吊水’‘打针’,甚至盖起‘空调房’,24小时不间断地喷水保持水分。即使这样,还有70%的大树最后变成了干柴。”

我忽然想到,1958年的“大跃进”,疯狂地砍树炼钢铁。如今在城市急剧地膨胀中,怎么倒霉的又是树?

橡胶林

大自然中唯橡胶树的命运最凄苦,我从未见过高大粗壮带着野性的橡胶树,见到的都是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的橡胶林,或粗如小腿,或细如胳膊,躯干上被刀割出蛇形沟槽,有白色浆液顺沟槽流出,流进吊在底部的一个铁桶里。病恹恹,瘦鳞嶙,人们称它为“流泪的树”。流出的泪就是橡胶。经常流泪并未引来人类的同情,而是更加频繁地宰割。橡胶树规则地排成行,安分守己地站立着,等待着。

在它们旁边就是侥幸存活下来的热带雨林,绿森森宛如一片铜墙铁壁,横生竖长的各种灌木拥挤着乔木,乔木拉扯着藤条野蔓,你身上有我一只脚,我身上有你一只手,互相扶持,互相依存,牵一根动一片,繁茂庞杂,密不透风,磅礴着一种强大的能威慑人类的生命力。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着怎样的凶险,没有人敢轻易钻进去,大自然森罗万象的原始野性足以逼退人类的好奇心。和橡胶林的驯服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

然而近代对海南岛的开发就是从种植橡胶树开始的。

1906年,45岁的马来亚华侨何麟书筹股5000光洋,带着4000粒橡树的种子,回到故乡海南岛乐会县合口湾,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开出一块地方,创办了“琼安胶园”,又称“琼安垦务有限公司”。可惜连播三年,无一发芽,何麟书所筹股本尽失,股东们丧志,纷纷退出。他重返马来亚,请教内行,精心选出5000株胶树苗,再冒风险带回故里,惨淡经营11年,原产于巴西的橡胶树终于在海南岛引植成功。

于是,“琼安胶园”被后人称为“中华橡胶之母”。

何麟书先生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华侨从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回国,在海南的其他地方开办胶园,渐渐地海南岛建立起91个橡胶种植园,开垦出32000亩胶林。原始的热带雨林以及里面的野生动物,做出了退让。看着当年下南洋的人又回来了,南洋的文明也随着生产橡胶的技术一块上岛了。此时的中国北方大陆正充斥着美孚石油、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香烟和基督教,这三样东西同样也带来了西方文化……

海南岛的历史上曾拒绝过一些名人,接纳过一些名人,也产生了一些名人。拒绝过想征服它的一些著名将领,如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三国时期的孙权等。却收留了一批从京贬谪到海南的朝廷重臣,如“五公祠”里就立着唐宋两朝五名宰相和副宰相,后来,声名赫赫的苏东坡也被贬到了海南儋州。海南岛本身也产生了一批名人,如冼夫人、邱浚、海瑞、宋耀如等。但不记得哪位名人为开发海南做过什么事情,土生土长的大人物也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外面求取功名,当功成名就最有作为的时候又回不了海南。被贬谪到海南的大人物往往消沉,或绝食而亡,或得过且过,有酒喝有肉吃就不错了。

我不想刻责古人,当时被流放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惩罚,可见海南之荒蛮,大人物陷于这种境地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倒是一个不知名的江苏女子困在海南30年,向黎族妇女学了一手纺织技术,后来回到家乡成了大名鼎鼎的黄道婆。

如此说来,有功于海南的人中,何麟书倒应该被写进海南的历史。在他创办琼安胶园45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局长,指挥刚刚由野战军改编成的屯垦部队在海南岛大面积种植橡胶林。

因为橡胶是战略物资。笼而统之地说,世界是由两种物质构成的:一种是硬的,一种是软的。路是硬的轮胎是软的,骨头膝盖是硬的鞋是软的,精钢做成的压力锅是硬的却少不了软的胶圈儿。有硬就有软,有刚就有柔,有阳就有阴,有钢铁就必须有橡胶。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一切人间的钢铁制品,都少不了橡胶。制造一艘35000吨的军舰,需要6.8吨橡胶;装备一辆28吨重的轻型坦克,需要800公斤橡胶,生产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需要600公斤橡胶……更不要说橡胶在医学、化工、轻工等领域广泛而又无法替代的用途。考核一个国家强弱的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的钢铁和橡胶的产量。资本主义强国对刚诞生的新中国很不习惯,开始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当然在禁运之列。而新中国要想强大,要想发展,不可一日无橡胶。中央政府就把“橡胶自给”的任务交给了农垦大军。

海南岛热闹起来了,成立了近百座农场,一下子集结了70000多名种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归国华侨,他们不再是几个几十个地回来,而是成千上万地回国,“挑着简单的行李,从海口向垦荒点进发”。首先展开了人与兽争夺地盘的战斗……

白天,工人们一上山,猴子们便成群结队地下山了,钻到工人们的家里把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把坛坛罐罐打烂。如同鬼子进村扫荡,只差没有放把火。夜晚,山猪、箭猪、水鹿、山羊又出动了,甜丝丝的橡胶树的树皮以及橡胶幼苗的嫩叶,非常适合它们的口味,一夜之间可啃光幼苗,捣毁胶园。种植工人不得不建茅寮、设岗哨,夜色降临便敲铜锣,击皮鼓,放土枪,点篝火,大呼小叫,吆喝连天,以驱赶野兽,保护胶园。

人和兽争夺的是生存权。人类建胶园毁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野兽好像报复般地毁了胶园,工人们轻者受处罚,重者被法办。因为拿不出橡胶国家将受制于人,无法在世界立足,不能不严明法纪,也就顾不得野生动物以及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绿色环境了。

同一次又一次难以表述的人祸、天灾相比,野生动物的侵害算是最好对付的了。3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橡胶树始终是海南农垦的“播钱树”。在这棵“摇钱树”下海南农垦人口达到了百万,国产橡胶的70%是由海南提供的。

至今,海南全岛还有80株橡胶母树,树龄在84年以上。最大的树围2.4米,树高32米,树冠障空,翠云交干,躯干上刀伤累累,疙瘩瘤丘,“老皮张展黑龙鳞”。这些母树是海南开发的活见证,它看着许多农垦人在它旁边倒下了,骨灰又埋在了它的脚下,它看着第三代农垦人长大成熟……

如果从何麟书算起为第一代农垦人,现在已到了第三代。第一代和第二代农垦人是从四面八方来到海南,第三代农垦人则是千方百计地要出去,他们把生意做到了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肯尼亚、新几内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一代人的眼光也不再只盯着橡胶……但是,无论现在的海南怎样开放,怎样引人注目,也不能轻视农垦。

农垦系统的收入仍然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1/4。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曾一哄而起地建立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文革”的结束也一哄而散了。唯有新疆和海南仍然保留住了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农垦大军,他们不是一哄而起的产物,也不可能一哄而散。历史可以戏弄“文化大革命”,“革命”甚至也可以戏弄历史,却不能戏弄土地,不能戏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戈壁滩上创造出来的一块块绿洲,和海南农垦战士种植的橡胶林。

铁干钢肤的橡胶母树,是功不可没的,曾接受了种胶工人80多年的谢拜(每逢割胶季节,割胶工每天在割胶和收胶的时候,都要给胶树“做拜”),是不容亵渎的。记不得是谁写过这样两句诗:“材大贤于人有用,节高仙于世无情”。用来做寿联送给橡胶母树是非常合适的。

橡胶不是泡沫,农垦业曾是海南经济的根。随着海南的发达,希望这根不要被砍断,而是越来越粗壮,根深叶茂,大树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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