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带着无限眷恋消失在地平线之下，阁楼虚掩的门被轻轻推开，彭公馆的女主人陈天丽亲自端着一个盛有药物和针剂的托盘走了进来。她看到昏暗的房间里，侄儿杨湛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画架前，对着他刚刚完成的作品发呆。尽管看不到油画的正面，陈天丽也知道这孩子大概又在钻牛角尖了。她一到家便听说他中午从学校回来，连饭都没好好吃就一头扎进这里，不免有些担心。
杨湛的父亲杨南屿是陈天丽同母异父的弟弟，这段往事要从建国前夕说起。
陈天丽的父亲陈梓炎出身于传统中医世家，母亲董玉茹则是当权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两人先后毕业于英国皇家医学院，算是师出同门的校友。相似的海外留学经历和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走到一起，各自显赫的家世更让这段爱情顺风顺水。结婚后，董玉茹离开家乡，随陈梓炎在燕京定居。两人原本一起在医学院教书，女儿出生后妻子便暂且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很快，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得天下者已无悬念，燕京城内更是一片无声无息的躁动。陈梓炎和董玉茹在这个时候迎来相识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要不要随董玉茹的父母一同前往海峡对岸。
董玉茹原本还有两个兄弟，不幸全部战死沙场。固执的父母宁可随军退守，也不愿到燕京投奔唯一的女儿。他们虽未明说，但心里还是希望女儿能带着女婿和外孙女随他们同去，如此一来不但免受骨肉分离之苦，一家人还能有个照应。董玉茹也正有此意，竭力劝说陈梓炎数次，结果每次都以冷战告终。她以为公婆过世，陈梓炎在燕京已无牵挂，随她前去并无不可。然而，陈梓炎一向看不惯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和岳父也很难聊到一起，加上他对新政府抱有极大的期望，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逃亡到一个边陲小岛的。他惊讶妻子与他相知多年，竟不了解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和立场，还逼他去做这样荒谬的选择，实在让他失望。当然，如果岳父母愿意到燕京安度晚年，他倒是非常欢迎。
一个千金大小姐，为了爱情远嫁他乡，生孩子难产差点没命；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博士，生育后甘愿放弃理想，操持家务，为公婆养老送终——想到自己为丈夫做出的种种牺牲，董玉茹顿时心灰意冷。为什么她可以把丈夫的父母当做自己的至亲来照顾，丈夫却不能看在她的份上迁就她的至亲呢？况且事关生离死别，错过这个机会，她恐怕再也没机会为父母尽孝了。难道就因为她是女人，嫁了人就可以不管亲爹亲娘的死活了吗？生够了气，董玉茹反复思量，其实丈夫所谓的原则和立场她不是不懂。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他对国家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她知道他医术精湛，却只能看着国家病入膏肓；他悲天悯人，却无法在兵荒马乱中减轻多少人间疾苦。虽然不少人把深藏不露的新政府形容成红头发绿眼睛的凶神恶煞，但丈夫在这一点上却坚持自己的见解与判断。与其说他不愿意和她举家逃亡，不如说他太想留在这里教书育人、悬壶济世，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
董玉茹最终理解了陈梓炎，也不再左右为难。她的父母年事已高，接连经历两场丧子之痛；父亲大病痊愈后也一直未再受重用。二老此番背井离乡，还不知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她无论如何都要随他们过去一趟，哪怕这一趟真的有去无回。陈梓炎见妻子不但去意已决，还要带走女儿，方才勉强改变主意，却被对方制止了。董玉茹宁可现在和他在温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也不希望将来在无数个炎热而潮湿的夜晚与他互相指责，互相埋怨——那不是他们相爱的初衷。陈梓炎沉默良久，最终点头。很久以后，他才在自省中承认自己当时的懦弱。如果重来一次，他绝不会让自己在那些争执与冷战中身心俱疲，绝不会那样轻易的就同意离婚。不过好在他没有同意妻子将刚满一岁的女儿带走，而董玉茹一心想安置好父母，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前去确实多有不便，也就没再坚持。她私以为在不远的将来，一家三口终究是可以团聚的——没想到所谓“反攻”竟成了她听过的最大的谎言。
一九四九年初，董玉茹在燕京和陈梓炎、陈天丽度过了最后一个元旦，于元月二日清早独自离开了陈家。至此，陈梓炎也没有告诉她，之所以留女儿在身边，其实是希望她在思念女儿的时候顺便想起他，将来或许还有夫妻重逢的一天。两人那时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一生。
犹如难民一般千辛万苦越过海峡，董玉茹方知自己之前想得太过简单。彼时那里正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实行军事管制，不但封闭全境，还封锁海峡对岸的消息，即使想回头去接女儿也绝非易事。另一方面，那里当时的经济虽有日据时期的基础，但短时间内接纳众多南迁人口，消化起来还是相当费力。即使是所谓的“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属”都难以得到妥善的安置，更何况父亲早在离开燕京前就没了实权，特殊待遇也就无从谈起。好在董家家底颇丰，董玉茹几经周折总算争取到一处像样的住所，可生活刚刚有点起色，母亲却在奔波操劳中不慎中风，瘫痪在床。她只得终日守在家中悉心照顾，愈发觉得再见到丈夫和女儿遥遥无期。她也无法将这边的一切告诉陈梓炎，很多时候，她甚至忍不住怨恨他让她独自承受这一切。为了给母亲治病，也为了全家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董玉茹于一九五一年携父母去了美国。
从董玉茹离开燕京到落脚美国，时间仅仅过去了两年。和平时期的两年，前后或许不会有太大不同，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另当别论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陈梓炎作为留洋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如愿以偿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除了继续在医学院任教，还兼任省军医大学的教授。而董玉茹到了美国安顿好父母，便在第一时间写信给陈梓炎，商量接女儿去美国的事。
董玉茹等回信等了很久，多方打听才知道陈梓炎已作为军医赴朝参战，而他们的独生女陈天丽自从战争开始就被寄养在亲戚家，时间竟已将近一年。亲戚回话说孩子去美国这么大的事他们没法做主，一切只能等陈梓炎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再说。由于特殊时期，美籍华人董玉茹无法回国探亲，她一气之下，便和追求自己多年的大学同学杨查理结了婚。
一九五三年，陈梓炎随志愿军凯旋。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按照亲戚留下的联系方式拨通了越洋电话。来不及寒暄，他便听到电话里，前妻正在给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喂奶，旁边还有一个声音温柔的男人帮忙。那个婴儿，便是杨湛的父亲杨南屿。得知前妻已再婚生子，陈梓炎一口回绝了她接走女儿的请求。董玉茹听得出他的失落，便也不再强求。一路走到这里，两人终于彻底分手，再也没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