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死因之谜
公元581年，杨坚以后周外戚国丈的身份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基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之后，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于伪饰的晋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
关于文帝的死，目前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他的儿子即隋炀帝杨广。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当晚，陈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来更衣时被杨广撞见。杨广欲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柳述起草诏敕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是杨广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杨勇。杨广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张衡进入大宝殿，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赶出殿外。一会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来看，促使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开皇二十年更换太子，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秣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他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辞，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唐太宗玄武门政变之谜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地位重要，是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秘密向父亲上奏说自己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一听，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问个清楚。李渊当然知道三个儿子之间早就不和，所以六月四日这天他先是召集了大臣裴寂等商量此事，想然后再召三个儿子劝和。但他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伏兵于玄武门了。
后宫张婕妤探知李世民有所动作，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来李元吉商量，想想自己也早已作好在京城的军事准备，自己的旧属常何守在玄武门，所以还是决定入宫上朝。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发觉有点反常，刚想拨马东归，李世民随后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七十骑兵奔驰而来，射杀了元吉。东宫和元吉齐府的精兵二千人发觉事情有变，结阵猛攻玄武门。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敬君弘等早已为太宗收买，这时奋不顾身，率兵坚决抵抗。不明就里的部分驻守玄武门的士兵则采取观望的态度，一时之间战斗不分胜负。
由于李世民方人数较少，越战越不利，众将士惊恐万分。尉迟敬德灵机一动，提着元吉和建成的头展现在齐府和东宫将士前，众人一看自己的主人已经人头落地，便无斗志，纷纷溃散。当尉迟敬德杀气腾腾地向李渊报告为何在玄武门发生战斗时，李渊马上明白了整个局面，只能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诸将卒，事变很快平息了下来。
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而且表示大小政事今后全听太子处理。过了几天，他又提出自己应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自己想早点退位。两个月后，他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正式即位。
“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所以以后各种史书在记录这一事变时都站在唐太宗的角度阐述事情的经过，而把失败者他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他的父亲李渊描写成昏庸无能的样子，使得后人大多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正义的，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然而，随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疑问，如事变到底是谁发起的？李渊在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后，为什么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让位了呢？
有人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用佞人，忌功臣。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李渊一样是个纨绔无赖子。第四子李元吉，也是凶险的一个人。他们勾结宫中宠妃们，极力想谋害李世民。可以这样说，这种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其实是无奈之下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一些学者发现，李建成、李元吉看到在实战中不断建立功名的李世民，心中十分不安，引树党友，想置李世民于死地。早在武德七年夏天，李建成就私自召募健儿，打算用武力除掉李世民。甚至还让宫中妃嫔向李渊报告，李世民曾经说自己有天命，应该为天下主。玄武门之变的前几天，李建成乘征北突厥的机会，还想夺秦王府的兵权，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不同意这种观点者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皇位，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要搞清楚历史的真相，首先要从史书的真实性谈起。从史源上说，现在的史书主要是来自于朝廷编修的实录。然而自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指出唐初的实录不实，不能尽信其记载。自唐初起，史官由国家任命，负责编修本朝国史，宰相负责监修。当时负责修改实录的是许敬宗。《旧唐书·许敬宗传》中记载他喜欢凭个人的爱憎随意删改实录，而且也有史料记载太宗自己也曾强行审读过实录，并命令史官按其意进行修改。由此可见，太宗和高祖两朝实录的真实程度确实值得怀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一方面对实录的诸多记载表示怀疑，但同时有关唐初政治内容还是大量参照了实录。如此一来，实录之后的史书，包括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内，均没有摆脱实录记载的影响。因此所有史书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实录不实，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要多加个心眼了。史书记载李渊是庸愚昏暗，李建成是冥顽不灵，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些是真的吗？
学者指出，其实李渊出身于北周军事贵族，富有政治、军事经验。虽然他举兵反隋时已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雄心勃勃、英勇干练的领导人物。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称他“身怀经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且待人接物不论贵贱都表现得谦逊有礼，在当时颇得人心。他策划了太原起兵，并成功地引导唐军进入隋都。在大唐建立之初，李渊又利用自己与旧贵族和官僚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周、陈、隋朝的宗室贵戚在新朝中央供职。在经挤上实行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前者在开皇旧制的基础上扩大了纳绢代役的范围，后者对抑制土地兼并和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可说明李渊不仅在整个反隋建唐的战争过程中功不可没，而且在他统治的武德时期也颇有作为，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至于太子李建成，他为人宽简仁厚，有政治军事才干。在辅佐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有显著军功，决非实录描绘的是荒唐无能之人。李建成的威望之所以没有李世民那样高，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比起李世民接连战胜窦建德和王世充，他的战功表现得不太明显。
既然李渊不是昏君，李建成也并非是无能之辈，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书在刻意掩盖事实，那么玄武门之变也决不会是一场正义全在唐太宗这一边的战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已经说过：“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争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陈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想抢皇位，而李建成想保持皇位，所以双方明争暗斗。
更有一些人直接指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宫廷政变。立长不立贤是古代社会的传统，建成身为嫡长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不见其有失德之事，由他继承皇位，本无可争议。建成无除掉李世民的本意，而李世民却是蓄谋已久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为如果通过正当途径他是无法登上皇位的，只能用杀兄戮弟逼父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按例杀掉建成自己当上太子，事变应该结束，但唐太宗并不满足，杀建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先把李渊架空，二个月后干脆连皇帝也抢了过来。至于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抢皇位，主要是李世民为了避免得到逼父篡位的恶名而已。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李渊的态度也成了讨论的焦点。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明争暗斗的过程之中，李渊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如果光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似乎更加青睐李世民。太原刚刚起兵之时，他就对李世民说过，事成之后，要立他为太子。杨文干造反时，他也许诺李世民，等讨平杨文干后，“立汝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说：“武德六年之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有大臣觉得唐朝建立后，秦王李世民权力过重，威胁到太子建成的地位，建议乘早将他外放为官，李渊不但没有听取，反而擢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馆延四方学士，从而导致了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大帮心腹。玄武门之变时，李渊似故意在太极高泛舟海池，并不急着去阻止儿子间的争斗。当大臣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时，他立刻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因此许多人认为李渊从一开始就是偏袒李世民的，到最后他其实是放手让李世民与其兄弟一争高低。
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初唐的实录并不可信，李世民在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尽力加以粉饰，从而使自己的即位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又有人认为，高祖其实是倾向于李建成的，因为他默许李建成增募长林兵以加强长安的力量，又眼睁睁看着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革职而不闻不问。李元吉被派往抵御突厥人之时，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和精锐的士兵，对于这件事，李渊也并无反对意见。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嫡长子继位的观念在他身上从没有动摇过。除非建成身上出现什么问题，否则废立太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建成也很有军事才能，唐初在安排职务时，建成统率左三军，李世民统率右三军，建成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亚于李世民。相反，李渊对李世民的哆哆逼人是有所看法的，曾经不满地说：“这个儿子带兵的时间太长了，在外面专制独断惯了，周围的一帮读书人教了他许多坏点子，已经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
除了以上两种相反的看法之外，还有人认为李渊并没有什么倾向性。眼看着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他只想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一方面空许诺李世民，要立他为太子，一方面又对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的诸多阴谋视而不见。
玄武门之变的结束是以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而告终的，但史书对这一过程记载十分简略，因此李渊禅位十分让人产生联想。
有人认为当时的唐高祖已年迈花甲，精力不足，当上皇帝之后，安逸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当年带兵打仗时的锐气。宫中妃嫔众多，生活日益腐化。他在关中各地巡幸、打猎，好不快活。然而由于唐王朝建立才不久，隋朝灭亡的过程还记忆犹新，他虽不愿再为朝政而日理万机，但也不想断送辛苦建立的唐朝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把大权交给才华横溢的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坐享奉养之福。其次李世民的地位已经确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问题，对高祖来说，让位比不让位要保险得多。持这种观点者还称赞高祖主动禅位是明智之举。
也有人认为高祖的让位是被迫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夺取皇位，六月四日喋血禁门只是达到目标的第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逼他让出帝位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缓和舆论，李世民先让高祖当傀儡皇帝二个月，之后演了一出内禅剧。所谓内禅，无非是将高祖软禁后逼其退位的代名词。而李渊的确害怕李世民像隋炀帝那样为了夺取皇位最终杀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只能选择禅位的形式。
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皇后。几乎同时，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由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记载，武则天于永徽五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杀并嫁祸于王皇后。两书说：武昭仪生女后，王皇后十分喜欢这个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后走后，武昭仪趁无人看见时将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面盖上被子。高宗到来后，武昭仪假装欢笑依旧，然后掀开被子让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开，女孩已死，武昭仪大哭。高宗问左右，左右都说王皇后刚来这里不久。高宗非常愤怒，说：“皇后怎么能杀我的女儿。”昭仪于是边哭边数落皇后的不是，而皇后却无法替自己争辩，于是高宗“始有废后意”。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只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断。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三十四年，其间的前十四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657）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今越南中部）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治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太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辞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两位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勣为宰相。李勣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点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奭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奭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奭知道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的柳奭、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奭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她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655），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
武则天约在永徽初年召入宫中，尽管貌美无人能敌，但在短短几年中以区区昭仪地位而使高宗俯首听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后其实年龄比武则天轻好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宠爱，一旦废后，高宗也已有满意的替补。而此时恰逢武则天把爱女之死嫁祸给王皇后，所以高宗更有了废后的正当理由。于是在永徽六年的十月份，掀起了废立皇后的轩然大波。王皇后的被废，尤其说是武则天后宫争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高宗想结束唐太宗的影响，自己独控政权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李勣看得十分明白。当高宗要他对废立皇后表态时，他狡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这场斗争中跌跟斗。高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让他主持了册武昭仪为后的仪式。实际上高宗所做的，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
武则天加害孙女永泰公主之谜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死于公元701年，年仅十七岁。初葬河南洛阳，公元706年迁回长安，陪葬乾陵。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就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的问题，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五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的国情。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十七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明的或暗的手段使得流产而丧身的。相反，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没有想到，一块墓志铭的出土竟会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殒，可能还要等待学者们更加有力的论证，才能揭开谜底。
武则天长住东都之谜
唐朝建都于长安，洛阳是它的东都。从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长安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于684年9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年2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王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疑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有一种说法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恶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王、萧二人之死有二十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舆论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男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政治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原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政治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就很难满足自己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自古及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对它非常重视。汉高祖称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它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到了武则天，她特别青睐洛阳，把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改成东都，重新回到了长安，洛阳的重要性之后渐渐失去，从这点上看，武则天长驻洛阳可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凄凉地死去。第二年，她的灵柩被运到长安西80公里的梁山，和唐高宗合葬在一起。
梁山是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圆锥形石山，山势峭拔挺立。乾陵以山为陵，将整座山建成了一个巨大的陵园。梁山有三个山头，北峰最高，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天然门户。三峰耸立，就好像武则天仰卧于大地，北峰为其头，南面双峰峰顶因为有十五米高的土阙，远远望去恰似乳房。有人认为，只要一看到梁山三峰，就会使人感受到武则天的威严和非凡无处不在。置身于三峰之间，你仿佛就面对着这位刚烈女性，受到了她张扬的性格和媚丽的恣色的包围，你对她既萌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又产生出无限的联想。传说武则天希望死后自己能头枕梁山，脚蹬渭河，卧望长安，看来她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
梁山三峰，由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岭相连。高岭之巅便是长达七百多米的墓道。墓道两旁，一百二十四件石刻对称排列，以其独特精美的造型风格，点缀着陵园的自然风光，与山陵默契相合，创造出了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在朱雀门的地势宽阔处，西侧矗立着武则天追记高宗文治武功的纪念碑——《述圣记碑》。全碑七节，高六米多，全文八千多字，武后撰文，中宗书写，字面填以金屑，光泽艳丽。东侧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的纪念碑。碑高与《述圣记碑》相同，整石雕成，重量达一百吨。碑头九条蟠龙盘绕，两侧线刻云龙纹。碑座的正面是一幅狮马图，马屈蹄俯首，雄狮威严挺立。雕刻之精细，为历代墓碑罕见。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时只字未刻，这在中国历代是十分少见的。今天我们在乾陵参观时看到碑上隐约可见的文字，是宋、金以后游人在上面的题识，使《无字碑》成了有字碑。那么武则天在立碑时为什么一反传统不刻一字，其用意是什么？
有人认为武则天在碑上不刻一字，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政绩，表示自己在统治时期功德高大，并不能用文字来表达。武则天从655年被册立为皇后，660年高宗将政事让给她裁决，直至705年中宗复位，前后掌握国家大权几十年。她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称孤道寡，主宰天下。由于她的非凡才能，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得以延续。她坚持中央集权，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制度，加强和改善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武则天维持了贞观以来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对唐玄宗的开元之治起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这样说来，武则天的确是功高德大，不是很容易能用文字表达清楚的。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则天既然给自己的丈夫唐高宗立碑作传，歌颂他的政绩，轮到自己却不是这样做，显然很不符她的风格。她是个敢做敢讲、好大喜功的人，她不可能不用文字这种最方便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绩。她在暮年就为自己立过“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碑歌颂自己，为何在临终前认为自己功高莫名，非文字可述？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立无字碑，主要是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无颜为自己立传，感到还是不写文字为好，以免死后落个话柄在后人手里。持这种观点者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全部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武则天以非常手段骗得高宗信任，从才人的地位爬上皇后高位，最后窃取皇位，无论是唐朝人还是后代人，这都是无法接受的。掌握政权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党羽，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杀政策，大量铲除异己。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并不见得有什么发展，实际上当时是处在一个马鞍形曲线的底部。就在武则天期间，安西四镇一度不保被夺，威胁到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武则天是无法为自己立传的，她只能以无字碑为后世定基调。不过这种说法有很多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如果武则天无颜为自己立传，那么她干脆不立碑岂不是更好。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过人的女人，她既不想自吹白擂，但又不甘心无声无息，她立了无字碑，想让自己的功过由后人去评述，据说这也是武则天临死前的遗言。武则天执政时期，有骄人的成绩，不但经济上承继了唐太宗时的发展趋势，而且在用人上不拘一格，为后人赞叹不已。另一方面，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统治集团。武则天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大，她被迫还政于唐中宗，自知死后人们对她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件很难的事情，干脆就立一块无字的碑，留给后人去评说自己。
此外还有少数人认为碑是唐中宗李显所立，但撰写碑语时犯了难，称武则天是“皇帝”“母后”好，还是称“大圣则天皇后”好，群臣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不过不同意这种说法者认为这种观点仅是猜测而已。武则天死后中宗就谥号“大圣则天皇后”，唐中宗如果用此号写碑文可谓名正言顺，有什么不好称呼的？
也有少数人认为武则天权智过人，很喜欢标新立异，她造怪字，信佛教，宠幸男人，她做的往往都是历史少见的事情。死后，她也要标新立异，立一块无字碑让后人摸不着头脑，以显示出她过人一等的智慧。
以上这些观点，究竟哪一个更能符合当时的实际？这真是一个难题。一个女皇立下的一块无字的墓碑，留给了后人无限的想象。
唐玄宗宠妃杨玉环下落之谜
安史之乱后，叛军向唐朝的政治首都长安步步进逼。哥舒翰在潼关失守，附近的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郡的守将都弃郡而逃，长安危在旦夕。
潼关最为吃紧的当天夜里，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集禁卫六军和马匹。次日黎明，玄宗和杨玉环姐妹及众皇子、嫔妃、皇孙，还有大臣杨国忠等从禁苑西边的延秋门出宫。中午到达咸阳，县令早已逃走，杨国忠从集市上买来胡饼给玄宗充饥。饭后又赶路，半夜才到达距京城八十五里的金城。当夜，从前线赶来报信的人说，哥舒翰被擒。次日，来到马嵬驿。随行将士个个又饥又渴，于是怒火中烧。杨国忠正好走过，士兵愤怒之下将他斩杀肢解。玄宗出驿让哗变的士兵返回部队，士兵拒不散开。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再在御前供奉，希望陛下为国法而舍割恩情。”高力士劝玄宗说：“贵妃确实无罪，但是将士们已经杀死了杨国忠，而贵妃还在陛下身边，他们们能安心吗？望陛下好好考虑。将士安心，陛下也就平安了。”无奈之下，玄宗只得命高力士带杨贵妃到后面佛堂，用白绫缢死，陈尸在驿庭中，让陈玄礼等来验看。传说在运尸时，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位老婆婆拾得，此后又借机发了一笔横财。
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杨贵妃死在马嵬驿，这也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史实。中唐自居易《李夫人》和郑隅《津阳门诗注》等均明确提到了杨贵妃死后葬在马嵬，郑隅还详细记载了玄宗命高力士移葬杨妃的情况。宋朝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甚至说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佛堂前的梨树下。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乐史可能是受了白居易《长恨歌》中“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影响。
一部分学者认为杨贵妃是死于马嵬驿，但不是被高力士缢死的，而是死于乱军的枪下，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一些唐诗的描述。如杜甫有《哀江头》一首，内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句。此诗作于安禄山占据的长安城中，所以他有可能在暗示贵妃并不是被缢死的，因为缢死是不会有血污的。唐代另一诗人李益有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内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句，究其实也是讲贵妃死于乱军丛中，而不是缢死的。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也说：“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意指贵妃是死于禁军士兵的乱枪下。
其实杨贵妃的死因在唐代还有多种猜测，除上述死于乱枪之外，还有人认为是吞金而死。刘禹锡《马嵬行》说：“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方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蕣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这种讲法在其他书中并不多见，陈寅恪先生也是十分怀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可能与“里中儿”的传说有关。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贵妃死在马嵬驿，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杨贵妃逃往日本了。在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被缢身亡的，乃是一个侍女，杨贵妃并没有死。她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泊到日本久谷町久津。唐玄宗曾命方士出海搜寻，至久津向杨贵妃面呈佛像两尊，贵妃亦以玉簪答复，但始终未能回归故国，最后在日本终其天年。据说，日本国至今仍有杨妃之墓，而日本著名演员山口百惠也称她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当时提出要缢死杨贵妃的陈玄礼本人其实与杨妃并没有深仇大恨，而且据史料记载，马嵬坡事件之后，他仍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如果他真的让杨妃死了，玄宗应对他恨之入骨才对，怎会依旧信任他呢？惟一的可能就是陈玄礼通过斡旋，使杨妃保住了性命。
与上述大同小异的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确东渡日本了，但不是高力士和陈玄礼用的调包计，而是死而复生。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中认为高力士仅是将杨贵妃窒息昏迷，杨贵妃醒后在舞女谢阿蛮和乐师马仙期的帮助下，往东南潜入襄阳，再漂泊到武昌，沿长江到达扬州。日本遣唐使团团长藤原刷雄将贵妃带上了海船，逃到了日本山口县的久津。杨贵妃出走日本后，谢阿蛮和马仙期设法把杨贵妃东渡的消息呈达玄宗，玄宗闻讯，感叹不已，就派方士去日本找杨贵妃，并面呈两尊佛像，劝她回国。双方虽互通了消息，但杨贵妃最后未能随方士回国。
与杨贵妃逃亡日本的说法相似，另有一种新颖的观点认为杨贵妃逃到美洲去了。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称，杨贵妃并没有死在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到了美洲。这种说法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撑，相信的人很少。
中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杨贵妃最终流落于民间。俞平伯首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这一看法，他主要是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进行了考释。他指出，白氏诗中说“似马嵬之事不足为恨”，看来只有生离才称得上“长恨”。白氏又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玄宗正是由于马嵬驿坟中没有杨妃的尸体，才遣方士四处寻觅。白氏诗中又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实是说杨妃仍居于人间。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俞平伯认为马嵬事起仓促，杨贵妃虽被赐死，但未必真死，可另觅替死鬼。杨妃流落民间后，大约当了女道士。唐代的女道士院就是娼家妓院，故杨贵妃最终沦落为娼女。所以对深爱杨贵妃的玄宗来说，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有不少学者赞成俞平伯的说法，并进一步作了论证。
唐武宗灭佛之谜
会昌五年（845）七月，唐武宗下令灭佛，沙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毁在山野中的寺院，随后下诏长安、洛阳的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全国节度使、观察使下的镇地和同、华、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二十人，中等寺留十人，下等寺留僧五人，其余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毁，寺产收归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来建造官署，铜像钟磐都用来铸钱。至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国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山野中的小寺庙拆去四万余所，收得良田数千顷，寺院奴婢十五万人。
唐武宗原本也是喜欢佛教的，但即位数年后就对佛教怀有刻骨仇恨，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认为武宗之所以下令灭佛，主要是与当时的宗教斗争有关。《旧唐书》说：“武宗想学神仙方术，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归真得宠后，每次与武宗谈话，就一直讲佛教的坏话，说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只会蠹耗生灵，应该全部铲除。武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两教的地位也常发生变化。根据这种说法，道教和佛教之间的严重矛盾，道士在武宗面前攻击佛教，促成了武宗灭佛。
从一些材料看，这种说法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佛教的教义在理论深度上远远超过道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内容很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道教在教义上无法与佛教相争，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武宗宠幸赵归真后，朝官屡屡进谏。武宗说：“我在宫中没有什么事情，常常与他谈玄说道来解除胸中烦闷。”看来赵归真的话对武宗的影响越来越大。武宗灭佛是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他刚做皇帝时就召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同时进行崇道活动。赵归真一方面挑起了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排斥佛教，使武宗的崇道思想不断增强。武宗还任命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使赵老道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连宰相李德裕也看不下去了，对武宗说：“听说近来赵归真的家门，车马毕集，希望陛下好好警诫他。”因此，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道教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另一种说法认为灭佛事件的发生是朝廷与佛教的经济矛盾所导致的。武宗对全国发布的《拆寺制》中，列举了佛教的一系列罪状，其中最主要的是“蠹耗国风，诱惑人意”，“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他认为“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使得“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自己灭佛的主要目的是“惩千古之蠹源”，以“济人利众”。早在即位前，武宗就曾说过：“穷吾天下，佛也。”灭佛的结果，确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用，大批僧尼还俗，寺院奴婢编入税户，把寺院钱物收归官府；铜铁佛像铸为钱币与农具等。
灭佛的主要参预者是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提出要限制佛教的发展。徐州节度王智兴泗州置僧坛，很多江南人北渡落发为僧，李德裕就提出要禁止这种做法。他提出如果不禁止，江南就会损失六十万丁壮的租赋。当时连敬宗这样昏庸的皇帝也看到了佛教在经济上对政府造成的损失，“即日诏徐州罢之”。武宗灭佛后，李德裕对武宗的做法大加称赞，认为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高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在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武宗之前的皇帝之所以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佛教与朝廷的矛盾有唐一代始终存在，历代反佛的士大夫很多，他们对佛教耗财蠹国的攻击十分猛烈，却从未受到帝王的重视，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唐武宗灭佛后，对道教极度崇信，曾举行长达一百多天的道场，连续五个月修建宏伟壮丽的仙台，厚赐道士，从经济角度看，唐武宗对佛教有清醒的态度，那么他为什么又马上会沉溺于道教？
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宣宗是武宗的叔叔，他当时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而武宗的灭佛，其实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日僧圆仁武宗灭佛时恰好在中国，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道士上奏武宗：“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圆仁自己猜测说：“李氏十八子，为今上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他认为武宗听到了这段话后，从此“憎嫌僧尼”了。这是一条伪托孔子所说的谶语，是精心炮制出来的。武宗是唐代第十八个皇帝，而且“十八子”与“李”字相合，黑衣是当时僧尼突出的标志。谶语向人们明白预告：唐武宗的祚运就要完结，佛门中将有人要登上天子的宝座。
佛门中的黑衣天子是谁？是武宗的叔叔唐宣宗。唐武宗上台后，对可能构成皇位威胁者进行迫害，唐宣宗被迫出游为僧。武宗初时尚崇钦释教，但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大概是在对不知去向的宣宗进行搜捕追拿。在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其原因就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场所，而且又为隐藏宣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宗兴佛实有还愿报恩的动机。
这种说法提出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宣宗隐身于佛门，其实是无稽之谈。武宗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信奉道教，曾在开成五年（840）秋召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道场，他并不是在会昌元年突然间的态度改变。会昌二年、三年对僧尼的勘问，根本不是对宣宗的搜捕，因为其时宣宗三十二岁，武宗只要对三十多岁的僧人查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会昌五年规定五十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要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仍不能达到目的。“李氏十八子”这条谶语出自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间的矛盾，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之间的权力之争。因为如果宣宗代替武宗，政权仍在李姓手里，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并非始于唐武宗，南北朝时曾经出现过。道士之所以散布这种谶语，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并不是针对唐宣宗的。宣宗恢复佛教，也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一次胜利。
唐武宗灭佛，对唐朝历史和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促使他灭佛的根本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索的谜团。
大齐皇帝黄巢下落之谜
唐朝末年，曾经爆发过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领导人是黄巢。
874年，河南地区连年发生水旱灾害，老百姓饥无食，冻无衣，到了“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境地，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揭竿而起。贩卖私盐出身的黄巢曾几次应进士不第，内心早就有“冲天香阵透长安”的想法，见到这种形势，遂举旗起义。在他的带领下，农民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于880年攻占长安，建立起了大齐农民政权，黄巢自称皇帝，封妻为皇后。此后，义军受到了唐朝各地武装的包围，虽然想尽办法，但军事上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义军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严重不足，许多将士只能以树皮野草充饥。
883年4月，唐王朝纠集的方镇武装从四面八方向长安发动进攻，黄巢力战不胜，率义军十五万撤离长安。唐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经过数十次大小战斗，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从河南撤到山东。884年6月，黄巢退至河南和山东交界处时仅有散兵千人不到。
对这样一个几乎已彻底推翻唐王朝统治的杰出人物，黄巢最后的结局，一千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黄巢究竟是被杀还是自杀，或者是逃脱后当了和尚，人们十分热切地盼望学术界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而直到今天，学术界的意见仍然无法统一，几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难以遽下一个定论，所以黄巢的最后下落仍然是个历史之谜。
有一种看法认为黄巢是兵败被杀的。这年的6月15日，黄巢义军被唐军追至山东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激战，手底下的士兵几乎全部战死，黄巢与其外甥林言退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乘机杀了黄巢及二弟黄邺、黄揆等七人。林言拿了黄巢等人的首级打算向唐军将领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了一支唐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和黄巢等人的首级一并献给时溥。根据这种说法，黄巢是兵败被外甥杀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旧唐书》，今人的一些著作也采用这种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黄巢是自杀而死的。宋代欧阳修《新唐书》说时溥派将领李师悦领兵万人尾追义军不舍，在瑕丘一战，黄巢身边人马丧亡殆尽，退至狼虎谷。黄巢感到自己无路可走，遂对外甥林言说：“我本想讨伐奸臣，洗涤朝廷，但现在看来已经不行了。你如果拿了我的首级献给唐朝皇帝，一定能因为奖励取得富贵，这个好处就不要留给他人了。”言毕，黄巢转过身来等待林言动手，然林言实在下不了手。见林言没有动静，黄巢就举剑自刎，但割了几下并不成功。林言不忍心看到黄巢这样痛苦，遂一刀将黄巢杀死，并将黄巢的几个兄弟和妻子的首级一一割下，全部盛在盒子里，打算献给时溥。半路上碰到唐军，林言自己也被杀身亡，至于好处，根本就没有拿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也看到了这类讲法，但没有直接采用，而是放在《考异》中。他看到的书叫《续宝运录》，内容大致一样，但黄巢外甥的名字成了朱彦。
黄巢是自杀而死的观点，受到了当代一些学者的怀疑和否定。方积六先生在《黄巢起义考》一书中认为黄巢起义前后有十年，始终是英勇顽强地抗击唐军，即使到了局势十分危急时，仍是率领义军向当初起义的发源地山东地区撤退，企图保存力量。说他在撤往以前根据地的途中突然改变主张，让别人拿了他的头去向敌人乞求富贵，是缺乏可信程度的。一些学者认为有关资料在谈到追杀黄巢的唐军首领时前后不一，杀死黄巢的外甥姓名也不尽相同，一会儿说他是时溥的将领，一会儿说他是黄巢的上将，极其混乱。至于杀死黄巢的时间、地点也出入较大，说黄巢是死在战场，不管是被杀还是自杀，都有很多疑点。
第三种观点是黄巢兵败后遁逸为僧。这种说法主要以宋朝的野史、笔记小说为主要依据，认为义军战败后，黄巢没有死，而是虎口脱险，做了和尚，并得以善终。宋朝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转录五代王仁裕《洛城漫录》说五代张全义为洛阳留守时，在一批僧人中看到了黄巢。又转引宋初陶榖的《五代乱离纪》说黄巢逃跑后，剃发当了和尚，曾经写过一首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当时人认为后来黄巢住在明州雪窦寺，人称雪窦禅师。雪窦寺有黄巢的墓，每年当地官府派人前去祭祀。邵博的《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7中也谈到了黄巢当和尚的事情。他说时溥献给唐僖宗的那个黄巢头是假的，东西二京的老年人都说其实黄巢没有死，从泰山狼虎谷逃了出来，装扮成僧人投奔到河南尹张全义处。张全义原是黄巢的旧部，这时假装不认识，为黄巢造了南禅寺居住。邵博多次到洛阳南禅寺游览，见到墙壁上画着一个僧人，状貌与一般人相差不大，但两眼像蛇眼一样凶狠，这人就是黄巢。庙里的老僧人对邵博说有黄巢以前写的绢本十分稀奇，上面有黄巢的一首诗。据邵博记载，诗的内容与上面陶榖所记基本相同。黄巢逃脱后当了和尚，投奔张全义，或说后迁居明州雪窦寺，这样的述说在吴曾《能改斋漫录》、张端义《贵耳集》、罗大经《鹤林玉器》、周密《志雅堂杂钞》等书中都有，被描绘得十分生动细致，因而有许多人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对此，宋代人也有不同意见，赵与时在《宾退录》中指出，流传的黄巢诗作，是后人取唐朝大诗人元稹的两首《智度师》诗拼合而成的，属于伪作，但他对黄巢遁逸为僧并未加以直接否定。
黄巢出家当了和尚的这种说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一些人认为时溥送到四川给唐僖宗看的黄巢头肯定是假的。林言杀黄巢后，先将头送到徐州的时溥处，但狼虎谷到徐州要五、六百华里，快马也要三天路程，而徐州至成都行在所，相距三、四千里，即使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也需二十天。当时是6月盛暑，放在盒子里的首级恐怕早已腐臭不堪，唐僖宗怎么能认得出？更何况黄巢兄弟六七人，难言其中没有用长相差不多的头颅进行替代。他们认为黄巢逃跑也有现实条件，围剿义军的唐军之间相互矛盾重重，还不断发生火并。一些地方势力为了要挟朝廷，在围剿时真真假假，有时谎报军情，有时围而不剿，甚至有时还故意放走义军，将义军击散了事。黄巢在几次面临灭顶之灾时都能安然无恙，化险为夷，都与当时唐末军阀之间、军阀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有关。即使到了义军主力被歼后，对那些潜逃和躲藏起来的义军将领，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也根本不可能穷追猛打。
一些学者认为唐朝是一个佛教非常发达的时期，黄巢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早就有遁入空门的思想根源。在韶州的南华寺，保存了黄巢于877年写的《斋僧文》，自称是率土大将军。在安徽歙县昭庆寺，也有黄巢的《斋僧疏》碑文，讲到他打算舍银六锭，斋一千僧人。当黄巢确信起义失败无疑时，他的意志消沉了，甚至对他的过去表示怀疑，他就完全有可能选择出家寺庙的这条道路，这是历史给他的安排。在那些官修或钦定的史书中，是决不敢直书黄巢遁逸逃脱之类的事情，他们对义军总是极尽诽谤歪曲，为以儆后人，总要说义军是被官军追尽杀绝的。在当时有的人为了向唐王朝邀功请赏，虚报战功，首级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辨认的，即使说这些史书所记不误，但谁能保证黄巢是真的死了？
黄巢究竟是被杀还是自杀，是死还是逃走当和尚了，至今还没有一个能使人彻底相信的答案。前二种说法，大体一致，仅是被杀的细节上有差异，均见于比较严肃的历史书上；后一种说法比较戏剧性，尽管记载的都是笔记小说，但数量很多，如王明清的书，历来被认为是实录，他自称是“无一事无一字无所从来”，实在让人不能视而不见。看来黄巢的下落，依然没有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