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香港文学史
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在20世纪初期的香港文坛，旧文学所处的正宗地位并未被新文学所代替。然而，“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对于香港文坛的渗透，毕竟是从甚微之势，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影响，并且，开始吸引了一些作家和部分文学青年，去接受新文学的熏陶，他们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写作了。
这一时期出现的《双声》杂志，由孙中山先生倡办的《大光报》主创于1921年10月，该刊的主编是思想较新潮的黄昆仑和黄天石，他们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代表。《双声》的主要作者，也包括上海的徐枕亚、周瘦鹃、徐天啸、吴双热、许厪父等。而香港本地的一些年轻作者，则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和白话文体写作。比如黄天石发表在《双声》第2期的小说《谁之妻》，表现了香港青年在国内反封建浪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女教师兰侬与有妇之夫云屏私恋，而云屏的弟弟锦涛留法前夕，心爱兰侬而又不敢启齿求爱。兰侬与云屏情爱日深，一日，云屏从报纸上看到载有留法学生的船只触礁沉没，便以为弟弟也无以生还。于是，云屏按照广东嫁鬼的陋习，迎兰侬入门，名誉上是让她嫁给弟弟，实则仍与兰依私恋，终于导致兰侬有了身孕。忽一日，兰侬收到锦涛从法国寄来的信，说他在“舟覆之时，幸习泅泳，幸免于死”，被一侨胞救起。兰侬阅信后叹道：“我将为谁之妻？”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抨击了香港的晚清遗老遗少，在当时多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尽管，小说运用的并非完全的白话，而是从文言文体中变化出来的半白话文体，被称为“放脚式”白话文，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与《双声》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妙谛小说》，由《共和报》代理主办，发行到国内外，是20年代香港文学期刊流出国外的开始，内容亦多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但它与《双声》一样，也开始出现少量的白话文。比如第四期有西琅的《兵威压迫下的华侨》，叙述了一队士兵在“兵头”的率领下到乡下去“捉贼安民”的经过，诉说了华侨受到侨居国民族歧视的遭遇，小说的语言确乎比《谁之妻》更为“白”了一些。在《双声》和《妙谛小说》的推动下，香港的一些文学期刊，逐渐出现了文言与白话并存共处的现象，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创刊于1924年9月的《小说星期刊》，多数文章还是文言文，但也出现了部分的白话文。它每期的短篇小说中约有1/3是白话文；而连载小说中，大部分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如吴灞陵的《学海燃犀录》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等。吴霸凌的另一篇小说《死》，叙述小尧因为迷信媳妇“不乐家”的习俗，于是“禁媳妇归宁”，导致媳妇自杀的故事，小说揭露大男子主义的危害性，控诉了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尽管小说全无结构与技巧可言，但通篇用的是流畅的白话文，表达的又是新的思想观念，可以说也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处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转折点上，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接受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当时的文学期刊，双如《小说星期刊》，就发表了拥护旧文学的《四六骈文之概要》的文章，也发表了提倡新文学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比较典型的作者如罗丰铭，他自己不写白话文小说，但也并不排斥白话文。他在《小说星期刊》上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一文，就指出：“白话文之短处在乎不用文言，文言之长处在乎能用白话。”可以看出其主张是折衷的。《小说星期刊》可以说是香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期刊，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刊物发表的大多是用典雅古文刺绣出来的有关风花雪月的故事，但也没有完全排斥白话文。从《小说星期刊》的立场看，尽管它采取了文言与白话共存，新旧文学观念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也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坛出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展示出香港文学进入了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后来的文学工作者描述这一经历时，说那是一种“不尴不尬的情形”，具体就表现“在同一报章的副刊上，或是一个刊物上，新旧文学的并行”。
这确乎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一个混乱和冲突的时期。当时香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对此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在本港少数书店里买到由上海运来的新文艺杂志，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并开始为报纸副刊写作。这其中比较活跃的有谢晨光，侣伦、张吻冰、岑卓云、张弓、刘火子、李育中、易椿年等，他们成为当时的《大同日报》、《南华日报》等副刊的作者。其他的如《大光报》、《循环日报》、《华侨日报》等副刊，也开始容纳新文学作品。
随着白话文小说的出现，新诗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也稍露面目。《小说星期刊》在1925年第1朗发表了许梦留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在第2期中，许梦留又引用了胡怀琛与俞平伯的话，为新诗作了辩护，认为旧诗中因束缚的阻碍，就成呆板的、勉强的、虚伪的、狭窄的作品，没有诗的真意义，而新诗就要“适应环境而生相异的状态”。不过，应该指出，这一时期香港文坛出现的新诗，由于刚开始尝试用白话，到底显得过于“白”和直露，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和美感可言，这种现象，几乎成了当时香港文坛的一种通病。但对香港新文学的萌芽情形来说，这确乎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它所预示的前景是有希望的。
新文学的进入无疑构成了香港早期文坛的一种可喜的景象，然而，正因为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旧的封建的乃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仍然存在于香港这块土地上。《小说旬报》便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该刊只存一期，未注明出版日期，但窥其风格文字，当为20年代的刊物。这个刊物以小说及谐趣诗文为主，沿袭了20年代香港报纸以谐部为副刊的风气。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所有小说或非小说文字，都写到香港地区伶妓之事，用的又是典型的旧式落难文人的骈四体裁。这样既是文言，表达的又是狭邪的、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情调的文字，在香港20年代的文坛上，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1927年以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北伐战争胜利，代表旧势力的军阀被打倒，代表旧文化的国粹派，也开始放弃香港这个避居的堡垒。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输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然，从内因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在香港早期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由于从2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现了那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文言文、旧文学从处于正宗的统治地位，逐步向文白共处、新旧并存转化，从而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文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这种情形一直到1927年以后，香港文坛走出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浑沌过程，才开始呈现出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它使得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另一方面，鲁迅对外国人利用中国的旧文化，去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指出这种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鲁迅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通俗的解说，指出这是一场文学革新、思想革新和社会革新的运动。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但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还是极为欢迎的，并且反应热烈。鲁迅回到内地后，写了《略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再说香港》三篇文章，表达了他对香港新思想和新文学发展的关注和信心。
鲁迅在香港的活动，对于已经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进。同时，对于正处于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香港文坛来说，其实力对比的变化也由于鲁迅的热忱鼓励，更展示出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得香港文坛终于能够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和多年的黑暗，迎来了1927年的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反映出香港新文学的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
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局面”，此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的社会中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造成了报纸的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的局面。
（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绵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部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伴侣》曾通过征文形式出过两个专号：一是“初吻专号”，文章写的全是青年人的初吻经验；一是“情书专号”，发表了一批情书，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全是出自情男情女的手笔。《伴侣》由著名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从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比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
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篓》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趣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
（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想出，他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
“岛上社”成立后，最早的活动，是1929年春季着手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同人作品全集。当他们把书稿寄到上晦，由于上海的书店尚在筹划中，无法出版，《岛上草》于是胎死腹中。书稿中的作品，就分别交给香港的新文学报刊去发表。“岛上社”的成员还在香港《大同日报》副刊上编辑了一个定名为“岛上”的周刊。不过，“岛上社”在香港打的最响的一炮，是1929年9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由张吻冰主编；内容仍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该刊由于缺乏经济后盾的支持，只出版一期便停刊。
《铁马》停刊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并未停止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于1930年4月又自费出版了文学杂志《岛上》，也只出了3期因缺乏财力而停刊。
刊物的相继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顽固的封建文化势力所维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追随新思潮新文学的香港青年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鲁迅当年到香港演讲时就形容道：“钉子之多，不胜枚举。”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尽管，香港的文学青年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左冲右突，勇敢顽强地追求，同封建旧文学旧文化势力作斗争，然而，由于新文学处于草创时期，思想准备和经验都是不足的，这就难免使得刚刚兴起的香港新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消沉。
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进入30年代，香港新文学处于一个转弯的年代，即由短暂的消沉进入另一个高潮，尽管文学刊物相继停刊，但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坚持写作，千方百计创办新的刊物，为新文学摇旗呐喊。
1931年10月，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期《白猫现代文集》，转载国内作家如穆木天、张资平、郁达夫、陈学昭，王独清等的作品。这种转载性质的刊物在当时是不易行通的。于是第二年又有新的尝试，由张辉主编了《新命》和《晨光》两种刊物，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可见有更多的香港青年加入了新文学的行列。后来，更有《南强日报》副刊“铁塔”，公开打出“欢迎无名作者”的旗号，以“严肃的态度，整齐的形式”，刊登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
从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的时间最久，且跨越了30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30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由梁国英药局主办，以纯文学为主，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字样，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十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出现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启迪，学习并且摹仿了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的风格，学习并且摹仿了沈从文的小说手法和新月派诗歌艺术，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和学习的。
在香港这些文学青年中，比较有成就和创作实力的，不能不提到侣伦。
侣伦（1911～1988），原名林下风，祖籍广东揭阳，生于香港。侣伦当时是以积极的文学青年的形态，加入到香港新文学的行列的。他15岁时，就在香港《大光报》副刊发表诗歌《睡狮集》，1928年在《伴侣》发表《殿薇》、《试》、《0的日记》等短篇小说，1930年在上海《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发表小说《伏尔加船夫曲》。他的散文集《红茶》作为“岛上社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他是最早运用形象化的白话文去刻画人物、记叙情节的青年作者。
侣伦是一位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自觉心的作者。他在《岛上》第1卷第2期发表的散文《夜声》，多是伤感的调子，带有点无病呻吟的习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立意不再写这样闲愁的文章，但一次、一次都依然懦弱，真是无法可想，但愿这是最末一篇了”，表现出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香港的新文学从1927年的兴起，发展到1937年，已经从当初的新旧两种文学力量对比，基本上走完了一段复杂而艰辛的转化过程，这也是新文学从渗透到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以后，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也由于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而形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另一个辉煌的局面，掀起了另一个文学活动的高潮，从而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