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在赋予地球山川水系动植物和阳光氧气之外，其余的一切符号和物像都是人类几千年来想象和创造的杰作。
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两只前后移动的脚，在自然的洪荒中蹒蹒跚跚地踏出一条文明大道，无限丰富，无边灿烂，覆盖了地球，充盈着视野，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
比如饮食，自然界的赋予是种籽，却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美食文化来。小麦只是一枚枚艰涩的生硬的椭圆形的微黄色粒状物，可人的想象却可以把它进行七十二种变化。如果说雪白的馒头只是一种初级开发，而元宝形的饺子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创造了，至于面条、油条、面包、三明治、蛋糕就更是欲望的延伸了……
人类餐桌上的丰盛，早已超过了上帝的宴席！
上帝在赋予人类麦粒时，是绝不会想到这些的。
而上帝在赋予地球麦粒般密密麻麻的山峰丘陵时，自然也不会想到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神奇的Fe，更不会想到这些粗皴生硬冥顽又不规则的石头们，会变成犁、镐、钎、铲、镢头和油锤，并凿山填海，改变了河流的方向；会变成大刀、长矛、铁甲和火枪，并模仿上帝的构思，拚打出一个个等级森严的王朝，拥戴起一个个穿着皇帝新衣的假龙天子；会变成潜艇、火车、飞机、卫星、火箭，一眨眼就登上了月球，掠过了上帝的殿角，震碎了天宫的瓦瓯……
上帝已经落伍了。它的宫殿还是砖木结构的红墙绿瓦，它的车辇还是慢慢腾腾的黄罗伞盖，它的餐具还是粗粗糙糙的陶器瓷器。
而当今的人类，早已住上钢结构的高楼大厦，乘坐的是光洁明亮，来去如风的高档轿车。餐饮用具呢，早就是成套不锈钢器皿了，又干净又舒适又漂亮。而且，壁上是冷暖空调，墙脚是保鲜冰箱。渴了呢？打开易拉罐，各种饮品，凉丝丝，透心儿爽！
都是石头造的福。
只因钢铁成了精！
1.钢铁档案
● 天生灵物：
世界没有钢铁，人类将会怎样？
一部沸腾的世界史，凝含着钢铁铿锵的喧响和人类悲壮的呼号。无论哪块大陆、哪个民族，文明的进化和钢铁的开发都是紧密相连的。
漫漫洪荒时期，人类先祖在大自然的暴戾侵害下，混沌的意识在岁月的磨砺中开始悄悄地蠕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里，先祖们从大自然里陆续开发了骨器、石器、木器、陶器等作为生存的工具和与自然打斗的武器。但是，面对茫茫群山、浩浩江河，荒蛮原野和狮熊虎豹们的肆意餐食，人类仍是这个世界的二等公民。
数千年的取火烧陶，数百年的青铜冶炼，也许是受陨铁的启发，也许是在常规烧制中的偶然发现，欧洲人的先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褐红色的石头。于是在日月星辰漫长的注视中，猩红的炉火为炬，人类本能的触角，沿着一丝幽明，执拗地延伸开去。又是一千年，或许是几百年，肯定是在某一次声嘶力竭的鼓风冶炼后，炽烈的炉火中流淌出一涡白亮的液体，然后镇静为一块无比坚硬的尤物——铁。
这是冥冥大自然对人类最重要的一次启示！
公元前15世纪，以铁犁、铁剑为代表的铁器时代终于翻开了文明史崭新的一页。人类开发自然的脚步骤然加快了，土地垦种，人类繁茂，社会形成。种群扩大了，食物丰余了，争斗和矛盾也随之产生。于是，身披着草蓑衣，手握着铁农具，沿着水滨、踏着荒野、泅过激流，向着新的荒野漫游扩散。于是，整个欧洲大陆染遍了农业文明稀薄的辉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
但此时，铁对于人类只是单纯的发现和利用，就像使用石头和木棒一样简单。欧洲人掌握的只是熟铁冶炼技术，而熟铁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钢，只是第一步开发，就像麦粒和面包的距离。可惜，欧洲人在完成人类智慧最初的发轫以后就消歇了。
于是，早期的人类文明之灯悄然黯淡，欧洲大陆陷入千年的昏睡之中。
智慧之眸，转而向东。
大约在春秋时期（公元前6世纪），已经从骨器、木器、石器、陶器时代走过的华夏民族，在熟悉了瓷器的烧制和青铜的冶炼之后，在浇铸完司母毋大方鼎之后，终于从漫山遍野的褐色矿石中冶炼出了熟铁，并鬼使神差地用脱碳法锻炼出了生铁，从而迈出了由熟铁到纯钢的关键一步。
生铁的出现彻底排挤了以青铜为代表的劳动工具。犁、锄、刀、斧的大量锻造使中国从奴隶社会最快地进入了封建社会。正是由于生铁的无比锋利和坚硬，使得华夏民族的疆域延伸到了天之涯、海之角，使得刀光剑影中诞生了一家家血腥的王朝，使得一块块丰茂的土地养熟并最终孵化了大一统的儒家文化……
中华文明独领风骚两千年！
但可悲的是，华夏民族在生铁冶炼层次上再次止步不前。除了在高炉和鼓风技术上略有改进外，对生铁性能的深层开发茫然无知，只是凭借前人的经验在手工作坊里进行着千年不变的锻打和淬火，把兵器打造成斧、钺、钩、剑等十八般形式，把农具打成镐、锨、镢、钯等七十二种花样……
一只只单独的铁器虽然精致细腻，但都是僵死的，形不成机械能。
高炉是蚕茧形的，民族的思维，也包裹在蚕茧里，两千年没有蜕化。
而欧洲人在17世纪之后终于醒来，出现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牛顿的力学、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们以自然科学的慧眼透视生铁，发现了潜伏其中的起决定作用的一氧化碳，用还原法冶炼生铁，并认识了氧气，利用平炉降碳，发明了贝氏炼钢法等，使生铁终于涅槃成了纯粹的钢。然后，把自然科学与钢铁结合起来，研制出了蒸汽机、纺织机、军舰、大炮……
工业文明的曙光，最早在欧洲大陆降临了！
这对人类是一个天大的福祉，但对华夏民族来说，却意味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果然，19世纪中叶，黑色的灾难从海上涌来——
钢铁的坚船利炮轰塌了国门！
钢铁作为文明前行的履带，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恩惠，也带来了最大的戗害。
钢铁从来都是政治的围城，是毁灭敌人，屈服对方，护卫自身最有力的武器。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隐匿深山，炼铸名剑。秦统一后，第一要事就是收缴天下兵器，“销锋镝，铸以金人十二”。自秦以后，历朝历代对铁皆实行“官营”，严禁民间冶炼……
从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到成吉思汗的铁矛强弓，从苏制坦克到德国战机、从英国的核潜艇再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
自古以来，钢铁就是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角全是钢铁大国。1940年，美国钢产量超过7000万吨，德国、苏联、英国也都超过2000万吨。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手里拿的，头上戴的全是钢铁。钢铁与钢铁的碰撞，实力与实力的碰撞，政治与政治的碰撞。硬碰硬的对撞中，血流漂橹，万人焦灰。
进而，是意志的膨胀与萎缩，信仰的流产和夭折……
21世纪第一年，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发动了战争，没有地面战，只投掷了几万吨钢铁，便摧垮了这个藏在水泥和石洞里的恐怖组织。
一个不掌握锋锐武器的民族，犹如一个文静漂亮却又手无寸铁的少女，在强人如林的世界里终不能自保。因为，地球上流淌的是人类欲望的海洋，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
没有钢铁，就没有国防，就没有尊严，就没有平等！
● 铁黑铁红：
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黑色金属的钢铁更多时候是红色的，这是鲜血的颜色！
因为我们的民族遭受了再三再四的强暴！
中国领先世界上千年的钢铁冶炼技术到了近代已是强弩之末，熊熊的炉火见证了两千多轮暑寒交替，铿锵的锤声敲碎了数十万个漫长寒夜，而铁砧上打造出的仍是大刀长矛，兵士们守卫的仍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国家的经济基础仍是农业和少许的手工业。这一切在西方世界以钢铁机械为主体的近代工业面前，在贝斯麦、托马斯转炉里用氧气脱碳等理化反应炼出的大量纯正的钢铁面前，在用纯正的钢铁制造出的大批射击精准、射程长远的新式枪炮面前，在焦尸如蚁、血流成河的败局面前，中华民族彻底惊呆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的悲剧和鸦片战争的惨败实实在在不是道光皇帝的决策失误造成的。
这是民族的悲剧，民族的无奈。
不得不俯下身去空悲号，舔着伤口看世界！
中华民族的工业化胚芽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屈辱中，在鲜血浸透的土壤里悄悄结下了珠胎。
中国近代工业的起始，便是以进口钢铁原料为基础的军事工业。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开始聘请英国专家，用进口的纯正钢铁制造新式枪炮舰船。这个时候，国人方知西方人早已在运用大型高炉和转炉进行工业化冶炼，并采用神奇的化学方法对铁水进行脱碳除磷去硫处理，从而炼出大量的具有各种性能的钢铁。而中国本土产出的钢铁只是一些粗糙的土铁，只有经过手工反复锻打淬火才能成为纯正的生铁和碳钢。在由铁到钢的过程中，中国人完全依靠经验，全然不知道钢水铁水里蕴含着的奇妙的化学成分。这些根本看不见的被称为氧、碳、硫、磷的子虚乌有的家伙们，被国学先生们斥之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
孰不知这些“旁门左道”正是科学的世界，是人类光明的通途！
大量的黑进白出，导致国库空虚。国人终于意识到兴办民族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为制做钢铁之器物，用洋法精炼，以杜外铁之漏卮”，于是，1889年，张之洞在汉阳筹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的钢铁企业——汉阳炼铁厂。
中国钢铁工业由此发轫！
但张之洞毕竟是一位封建官僚。他的幕府里尽是一些饱读诗书的孔孟之徒，哪里懂得自然科学的奥秘和大型企业的设计和管理？所以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从开始就走上了歧路。厂址选在汉阳，远离煤矿和铁矿，只是为了官轿巡视的便利，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效益。更可笑的是从英国购买高炉和转炉后，因不懂化学成分，炼不出合格生铁，造成钢锭含磷过多，容易脆裂，无法使用。直到1904年，无计可施的中国政府派人到英国考察，才发现了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症结——张氏订购的属酸性炼钢炉，不能去除当地铁矿中的磷质，需改用碱性炉。
这个钢铁笑话让英国人更加蔑视了中国，当时英方顾问狄克斯疑惑地看着面前这群白白净净的谦恭好学的温文儒雅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们，摇摇头，断然地说了一句让我们整个民族都蒙羞的话：“chinese,pig!（中国人，猪！）”
汉阳炼铁厂的命运由此可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钢铁工业在上海、山西等地有所发展，但终究抵挡不住英、美、法、日等国“洋铁”的进口，年产量仅在万吨左右，不成气候。
国民党时期，曾在山西、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创办几家小型军工钢铁冶炼企业，产量微乎其微，主要依赖进口。1935年，蒋介石决心依靠德国技术筹办一家大型钢铁企业——中央钢铁厂，但很快就在战火中堕胎了。
1936年，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一年，国民党政府治下的钢铁产量达到最高水平——5万吨。区区5万吨，而美国当年的产量为3153万吨，德国为1530万吨。人家的国土上早已遍布高速公路、铁轨桥梁、现代化工厂，经济的大动脉开始在工业化的轨道上高速运转。而我们的万里国土上，仍是秋风野草、石桥驿路、低矮的土房和枯瘦的庄稼，微弱的经济命脉仍是传统的农税田赋……
日本人从19世纪即开始窥视东北，并先后于1911年和1917年开办了本溪湖制铁所和鞍山制铁所，疯狂掠夺中国资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出于战争的需要，日本关东军出资大规模扩建鞍山制铁所，使之成为远东第二大钢铁公司。“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部更进一步改造鞍山和本溪钢铁企业，并在占领区内大量改造国民党遗留的钢铁企业，就地炼钢，就地制造武器。
日本国无煤无矿，冶炼矿石全部依靠进口，煤炭95%靠进口。所以，从20世纪初，他们就从我东北地区大量开采铁矿和煤矿，运回国内进行冶炼。据载，日本的运输船长年不辍，特别是战败前夕，大批矿石船靠岸之后来不及卸船，就直接翻倒在海水里，再返回中国装船。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本东洋刀，大部分就是用东北的钢铁在东北就地制造的。1945年之前鞍、本地区的数十万吨优质钢铁就这样一部分变成了屠杀中国人的东洋刀和迫击炮，一部分用于碉堡和地下掩体工事的建造，悉数成为战争机器。
1937年，日本凭借其年产610万吨钢的实力，对年产不足5万吨钢的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而日本的610万吨钢，绝大多数是用从中国掠夺的矿石冶炼的！
正是由于钢铁的极度缺失，才导致了抗日战争的极端残酷。
渴望钢铁的八路军看着满天的日军战机和密密麻麻的炸弹，看着树枝上房顶上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战友们的残体，拍着手中破旧的“汉阳造”，直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部部长和宝钢工程国务院代表的李东冶当时在冀东抗日。他说最困难的时候，缺少铸铁，战士们只能用石头、瓷器和陶罐制做地雷，用大刀和长矛与敌人肉搏。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军民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为世界战争史之最！
抗日战争后，一片焦土，我国仅存的东北钢铁设施已所剩无几。
1949年，我国仅有15.8万吨的钢产量。
而此时的美国，钢产量已是7074万吨。
从1889年到1949年，整整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即使一个婴儿也已经变成了垂垂老者，而我们民族的钢铁工业却迟迟没有发育……
● 鞍山峰火：
1949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大白楼门前的广场。
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经过孟泰们超乎寻常的工作，鞍钢就要恢复生产了。20余万新中国的钢铁工人聚集在这里，进行一次庄严的宣誓。这时，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一面红红的锦旗，像国旗一样大，上写着：“为工业化中国而奋斗”。
大旗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空气中猎猎飘扬，漫卷着中国工人阶级火辣辣的豪情。
由此，中国共产党以钢铁为武器，吹响了进军工业化的号角！
鞍钢，也由此成为中国工业化起锚的圣地！
日本人战败撤离时，曾把鞍钢设备破坏殆尽，并留下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让中国人去种高粱吧！
苏军撤离时又一次把主要设备进行拆卸，运送出境。
国民党撤离时再一次进行洗劫。
短短4年之内，鞍钢经受了3次抄灭，完全丧失了生产能力。但共产党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便使它恢复了生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也充分显示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超乎寻常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必须承认，建国初期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恢复工业生产并优先发展钢铁业的建设思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市场，还没有竞争，呈现在共产党面前的只是一盘百废待兴的迷乱棋局。所以，必须周密地规划，高度的集中，就像在战时。
正是在这样高度严密的部署下，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迅速形成了以“三皇五帝十八罗汉”为主体的较为科学的钢铁布局，留下了一段高速度发展钢铁事业的黄金岁月。
“三皇”即特大型钢铁企业鞍钢、武钢和包钢；“五帝”则指大型钢铁企业首钢、酒钢、太钢、本钢和唐钢；而“十八罗汉”是指以邯钢、杭钢等为代表的18家省属地方钢铁企业。
好景不长，中国钢铁便被逼上了一条充满危险的坎坷之路。
先是大跃进。钢铁在政治家的眼中成了会膨胀的海绵和飘飞的气泡。戏弄钢铁最终还是戏弄了自己，仅仅一年以后，民族的祸端从天而降，导致了数千万人的饿毙和数千亿元的损失……
而后是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各国都在相互融通经济，交流技术，把工业区建在沿海沿江地区时，我们却固执地选择了偏僻，走向了山的背后，洞的深处。在别人都在大型化的时候，我们却分散建厂，倡导中等规模，以便于战时疏散转移……
再后是漫长的“文化大革命”。钢铁更变成了政治的帮凶，钢铁的棍棒，钢铁的帽子，钢铁的牢房。钢铁仍是主角，只是剑柄和剑刃颠倒了，剑刃刺向的是设计和生产它们的知识分子……
中国钢铁工业在传统封闭的轨道上迟缓地匍匐。
而此时，正是世界各国利用二战后难得的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植入了钢铁躯体，进一步点燃了钢铁灵感，钢铁冶炼工艺更加精细化，钢铁的运用已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接着，各国以钢铁产品开路又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世界市场竞争，汽车、电器、机电设备……
相互的碰撞中，市场化的海洋漫延了全球，市场里丰厚的利润喂养着原本瘦弱的日本、德国、韩国，使得他们一个个在战后短短的十几年之间便强壮了起来。
只有我们，还在关门闭户，手举红宝书，脚踏忠字舞，沉浸于乐此不疲的阶级斗争……
1958年，中国的钢产量为800万吨，日本为1212万吨，相差无多。
但仅仅过了15年，到1973年，日本的钢产量已达1.19亿吨，而中国刚刚超过0.2亿吨，几乎相差1个亿。
1亿吨钢，是何等的差距！
2.风起长江口
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
建国20多年了，“文革”10年了，大乱甫定，一片破损，国民经济已届崩溃边缘，急需医治。更主要的是思维、观念，亟待更新。
百废待兴，从何下手？
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人们抚摸着满头白发，被压抑十多年的激情喷薄而发：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把失去的机会追回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弥漫着一种可贵的却又是急躁的冒进情绪——跑步实现四个现代化！
无疑，国家现代化是大势所趋。问题是如何去实现，仅靠一腔热血能行吗？
追求高速度一时间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这从1976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已露端倪。会上确定“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1977年元旦刚过，国务院就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批转全国，要求用最大努力实现之。4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都开始制定大计划。煤炭部提出“用8年时间建设10个年产5000万吨和10个年产3000万吨的大型煤炭基地。1987年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冶金部也不甘示弱，提出了四步长远目标：“第一步，1980年达到3500万吨；第二步，1985年达到6000万吨；1990年，达到1亿吨；最后完成1.6亿吨的目标，超过美国。”1978年元旦，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更提出：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口气颇有些“大跃进”的味道了。
这一切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达到了高潮。《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等。”
显然，这些宏大的建设规模无论从国家财力、物力、技术力量还是从资源准备和建设周期上，都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
但在这股热潮中，宝钢项目似乎真是一个另类。
我查遍了当时的史料，截至1978年2月，当时提到的新建和续建的十大钢铁基地名单里根本没有宝钢的影子。我又到河北省三河县查阅原冶金部的档案，并寻访了几位当时在职的老部长，方才得知，1977年底上报中央的抢建和筹建的钢铁厂共有3个：一是在冀东抢建一个1000万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利用迁西铁矿、开滦煤和滦河水。该方案已由北京钢铁设计院反复修改，其气势和规模均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钢铁企业；二是攀枝花二基地，那时我国“准备打仗”的方针尚未改变，已在四川某大山深处选定一处隐蔽地形准备建设；三是筹建山西省太古交钢铁基地。
规划中只提到在上海筹建炼铁厂，为上海各家钢厂提供炼钢原料——铁水，至于炼钢、轧钢等等根本没有设计。
那么，后来惊天动地的宝钢工程是如何投胎的呢？
说起来怪怪的。
看来这真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安排，是一次自然却又奇巧的受孕。只不过这个胎盘里太温暖了，太营养了，致使这个婴儿奇迹般的长大起来……
● 生铁的呼喊：
1977年元旦的晚上，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用那种黑色的笨重的老式的拨码电话拨通了冶金部部长唐克的号码。
1976年10月，“四人帮”在北京被捕后，在上海的余党甚多，蠢蠢欲动。为了稳定局势，中央派出了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工作组赶赴上海，接管党、政、军权，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采取断然行动。一段紧张忙碌后，各方局势趋于稳定，剩下来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了。林乎加是随苏、倪、彭一起来上海的，当时分抓经济工作。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自然也是钢材消耗量最大的地区。建国前，这里除两三家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炼钢炉外，都是私人经营、规模偏小的轧钢企业，俗称阁楼工厂、弄堂工厂，总产量不过几万吨，而且钢号少、钢质低，真正的高档钢铁依赖进口。建国以后，政府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扩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上钢一、三、五厂为龙头的仅次于鞍、本地区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1976年，上海地区已年产钢430万吨，分1300多个钢种，20000多个规格，基本满足了上海机械、造船、仪表、轻工、石油等工业的用钢需要。票证年代享誉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等等，都是上海钢铁的杰作。
但业内人士都知道，上海各钢厂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少炼钢原料——生铁。
建国以来，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来自武钢、本钢、马钢等企业，需经冶金部按国家计划强行调拨，每年数百万吨。这样不仅抢吃了武、本、马钢等企业的饭碗，使得这些企业的炼钢和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也大大加重了铁路部门的负担，使得华东运力全线吃紧。更受限制的还是上海，长期与兄弟企业争原料，等米下锅，不能保证稳产，更别说高产了。20世纪60年代后，上海下决心在400公里之外的江苏梅山建起了一座炼铁基地，但仍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年缺口仍达300万吨左右。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上海经济的全面恢复和人民群众对工业品质量、数量的迫切要求，这个矛盾是越来越突出了！
在上海新建炼铁基地，已是十万火急。
这是经济规律自然形成的症结和焦点！
林乎加在电话里向冶金部部长诉说着上海的焦急，足足谈了半个小时。
作为冶金部部长，唐克何曾不知晓其中的内情？
中国钢铁最不平衡的地区就是“上（海）、天（津）、唐（山）”，人们经常戏说，中国工业长期不能上天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始终解决不好“上、天、唐”问题。这三个地方都是解放前的老炼钢基地，当时冶炼规模小，没有高炉。解放后要搞工业化了，钢铁紧俏了，这才感到原料的严重不足。唐山相对好办些，前些年开发了冀东铁矿，上了几座高炉；上海、天津都是中心城市，就难办了。万般无奈，天津在600公里之外的河北涉县深山里开办了一座铁厂，暂时缓解了困难；而上海呢？虽然有了梅山基地，但仅仅是聊胜于无，它的生铁吞吐量太大了。
上海的问题远未解决！
上海的问题必须解决！
● 高炉通天：
要解决上海缺铁的问题，只有就地建造高炉！
而高炉是钢铁生产中最复杂最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配套建设烧结、焦化、原料厂、码头、循环水、铁路、环保等系统，这可不仅仅是近百亿资金的问题。若非如此，偌大的上海市，建国20多年了，建一座高炉难道比建一座上海大厦还要艰难？
现在年已82岁的陈大同当时是上海冶金局负责人。
他告诉我，上海9万钢铁工人对建高炉真是梦寐以求啊，但一直是苦无良策，一筹莫展。有锅无米，借米做饭的日子竟然过了20多年。尤其是“四人帮”倒台后，这种日子更是举步维艰了。各大钢厂都在想方设法提高产量，人家把原料给了你，不是眼巴巴割人家的股肉吗？所以，经济形势越好，人家越不愿意提供生铁，上海钢铁的日子就越不好过，长期这样下去，连饭碗也保不住，更别说再发展了。
1977年1月下旬，以冶金部规划院院长王勋为首的规划小组奉命赶到上海。
林乎加兴奋异常，当天晚上就到王勋下榻的上海大厦17楼商谈，一直谈到深夜，并把自己的上海牌轿车让给考察小组乘坐。
林乎加握着规划小组每一名成员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感谢你们的到来啊！
王勋小组乘坐着市委书记的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了贵宾一样的欢迎。他们踏遍了上海各钢厂的角角落落，对厂区范围，工程地质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白天做记录，晚上搞计算，每天几乎工作20个小时。当时已是腊月将尽，马上就要过年了，但他们全然不觉。这些老知识分子们，被压制了许多年，现在快要退休了，才回到钢铁队伍，能不珍惜吗？况且，上海钢铁这盘大棋的第一个棋子将由他们揿动，心里能不高兴吗？
几天后，王勋告诉林乎加，可考虑在上钢一厂里安排建造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
1200立方米高炉，即内部冶炼容积为1200立方米，按正常情况生产，一天可出铁2000吨左右。
王勋回京时，已是除夕之夜了。他们的年夜饭是火车上的馒头加咸菜。
3月5日，冶金部向余秋里和谷牧两位副总理正式报请立项。
4月，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冶金部和上海市联合组成调查队，进行实地考察。
此时，问题出现了。
原来上钢一厂附近有江湾、大场、月浦3个飞机场，尤其江湾机场距离太近，又是军用，对周围建筑物的高度有严格限制，而一座高炉的高度在100米以上。
马上请示空军司令部。
军方的答复是否定的。
两个1200立方米高炉就这样胎死腹中——第一套方案就此中止。
当年6月，冶金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召集12家重点企业负责人继续商讨。会上，炼铁专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建议，既然搞就搞个大的，干脆上两座2500立方米高炉，彻底解决上海缺铁问题，武钢、本钢、马钢不用再往上海调铁了，铁路的压力也减轻了。这样，即保了上海市，又走活了满盘棋。
这无疑是一个好主意！
高炉增大了，好多环节都要重新考虑，如矿石、煤码头问题、水源问题、大面积征地、迁移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脱开老厂，寻找江边开阔地带。于是，规划组的目光移向了上海市北部蕴藻浜以北地区。此处地属宝山县，濒临长江入海口。
当年7月到9月，规划小组在长江口深入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推荐浏河口到石洞口一带的厂址方案。此地距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距上钢一、五厂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公里，铁水可以热装热送，不受机场和码头限制。
第二套方案雏型初步确定。
恰在此时，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为首的赴日冶金考察团回国了。封闭了多少年，这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一个月的经历让这些专家们目瞪口呆，他们真正见识了日本大工业的气势。日本钢铁从五十年代开始引进美国、英国、法国等先进技术，设备采用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已经跃居世界钢铁最前沿。
中日钢铁之间的差距至少20年！
日本的高炉容积已到了5000立方米，我们还要上2500立方米，不行！最少应该是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专家们高声呼吁。
于是，高炉炉型再次加大。
11月22日，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具文报告：抢建上海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月浦机场或浏河口，力争1980年建成。
11月25日，李先念副主席首先批示：“原则同意。”接着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和5位相关的副总理都相继圈阅同意。
上海高炉终于定案。
上海人兴高采烈。
陈大同说，当时听说中央批准高炉计划后，他和上钢一、三、五厂的厂长们破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还喝了不少酒。有几位临近退休的老厂长喜极而泣，这毕竟是多少年的梦想啊。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呼庆祝。大家普遍感到上海钢铁扬眉吐气的那一天终于临近了。
上海人高兴得太早了。
他们做梦也未想到，他们的锣鼓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场序曲。历史正在悄悄地为他们安排着一场大戏！他们今夜的鞭炮将要引爆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雷！
● 羞愧的中国心：
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日本之行，没有那一卷胶片，或许就没有现在的宝钢。
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对于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和他率领的中国冶金访日考察团的每一位团员来说，都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震撼。
在他们登上飞机时，脚步应该是轻松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第一次出国，什么都是新鲜的：第一次穿西服，虽然这东西回去后还须上交；第一次打领带，虽然心底极其讨厌这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第一次穿皮鞋，虽然穿上去实在没有布鞋舒适。他们都是国内各钢铁企业里的负责人，在钢铁的烟火里奔忙了大半辈子，开开眼界，休息休息，原本就是观光大于学习的。
但当走进日本的君津、大分和八幡等钢厂时，他们彻底惊呆了。他们见惯了浓烟滚滚的厂区，而这里宽大明亮的厂房里却是洁净如家；他们看惯了成群结队的浑身油泥、大汗淋漓的工人兄弟拚命苦干的场面，而这里却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前用手指在指挥着生产，工作现场一尘不染，静谧安详，像是在医院；国内高炉大都还是几百立方米，而这里最少已是4000立方了；国内转炉大都是几十吨位的，而这里都是300吨以上的，而且全是自动化；国内轧机大都是原始横列式的，需要人工喂钢，红红的长蛇一样的钢条常常伤人致死，而这里均是全连轧，轧制速度每秒竟超过了70米……
日本是一个战败国，面积那么小，又没有矿产资源，别说富铁矿，就是最普通的石灰石也需要从我们的大连进口，为什么能够发展这么快？20世纪50年代，中日钢铁相差无几，何以仅仅十几年时间，日本就新建了8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到1973年钢产量就猛增到了1.19亿吨，而中国的年产量直到去年才2046万吨……
哦，大和民族，是什么魔力注入了你的肌体之中！
让人震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到处是通畅的高架立交桥，到处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听说日本正在修建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
吃饭时，日本人送上的易拉罐啤酒和饮料，我们竟然没有见过，更别说启用了。乖乖的，日本人竟然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轻薄柔韧，还印上了彩色图案，即方便又灵巧。要知道，此时国内厚重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是需要用菜刀和改锥才能撬开的啊。
当时我们国产最好的汽车是红旗和上海轿车，轿车面板用的热轧钢板，既厚重又笨拙，还易生锈，涂漆的光洁度更显呆滞和暗淡。而人家用的全是冷轧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灵便，水光透亮；我们的汽车外型是手工在模具上敲制而成的，而人家全是机械冲压，流线型的车体既精巧又现代。至于车速，更是无法相比，因为红旗车内部的机电构件全是国产钢铁，关键部位易损耗、性能差。
一次，考察团要到八幡厂参观，中国驻日机构人员也奉命随行。当时中国外交部有规定，驻外人员代表国家形象，出席活动必须乘坐国产红旗轿车，车前必须悬挂国旗。所以，随行的中国驻日人员乘坐的是一辆国产红旗车。由于当日行程紧凑，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比较快。这一快，出事了，红旗车怎么也跟不上去。日本车只得走走停停。后来，中国司机不得不冒险加速。这一来，又出事了——车抛锚，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最后，中方人员只得换乘日本车，红旗车让人家的清障车给拖走了。
当时，面对着红旗车前那面红红的中国国旗，这些钢铁汉子们真是羞愧难当啊！
他们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是老党员，都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都是搞了半辈子钢铁的人，都是一直为祖国的钢铁事业自豪骄傲的人，但当面对如此情景时，他们简直要窒息了。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能不惊愕，不能不羞愧，不能不发奋！
这种震撼分两部分，一是因为中日之间钢铁差距太大了，自愧难当；二是感觉到马上大难临头了。当时人们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满脑子还是战争思维，总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而日本又是宿敌。他们出国前，曾组织学习国际形势和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那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基本上还是“备战备荒”，“北有苏联，东有日本。苏联修正主义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的钢铁竟如此发达，一旦战事爆发，我们岂不又要国破人亡吗？
也凑巧，他们参观的八幡制钢所，就是日本二战时军火制造的大本营，至今还在陈列、炫耀着各种武器的样品。
他们大都是从战争中过来的人，懂得从战略上忧国忧民。
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向中央建议，全面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用最短的时间缩短与日本钢铁的距离，从经济上和战略上尽早争取主动。
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在中南海详细地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访日见闻和感受，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电影片。
看着那一幕幕惊人的画面，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人都相视无言，默默不语……
电影又放了一遍。
仍是默默不语，相视无言。
中国的心弦被深深地拨动了……
多少年后，我采访时，曾想方设法寻找那个胶片，重温一下当时的震撼，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哦，那该是一件怎样珍贵的历史文物啊！
它在无意中成全了中国钢铁。
实际上，当时中央高层发展钢铁的思路仍是传统思维，准备在冀东建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方式仍然主要是立足自我。
正是这个短短的胶片，正是日本钢铁的强烈刺激，使得中国钢铁的命运在冥冥中转向了。
宝钢，悄然投胎了！
● 机敏的日本人：
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在日本民间被称为“钢铁帝王”和“大藏相”（财政部长）。
这位出生于本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钢铁通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八幡制钢所，用自己的一生把八幡、君津、大分等制钢所组合打造成一家庞大的新日本钢铁公司，把美国、西欧等所有钢铁企业的最新技术全部化为己有，使新日铁成为一家无论从产量上还是技术上都跃居世界第一的钢铁王国。
从战败的阴影中树立起日本的钢铁形象，稻山堪称日本的民族英雄。
但稻山毕竟是商人。
商人自有商人的风险和苦恼。
当时正值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石油危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下跌，钢铁市场更是持续低迷。为了寻找市场，他的目光从韩国移向了中国。此前不久，他刚刚帮助韩国政府投资200多亿美元建起了一座完全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企业——浦项钢铁公司，体体面面地为日本提回了几桶赤橙橙的黄金。
当刚刚恢复生机的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冶金代表团时，他感到机会来了。于是，除了殷勤接待外，他还让人精心制作了一盘电影拷贝，递交中国政府，投石问路。
中国政界的微妙反应通过各种途径汇入到了他的耳中。
于是，1977年11月28日，在中国冶金考察团回国仅仅一个多月后，他以日中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分来到了北京。
李先念会见了这位传奇老人。
俩人谈论钢铁。
客观地说，稻山是中日友好人士，他一方面为生意，一方面为友谊。他向李讲起了钢铁工业的重要性。
他的这番话对于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李先念来说真是太小儿科了。这还需要说吗？没有谁比共产党更懂得钢铁的重要性了，也没有谁比共产党更需要钢铁了。
但当稻山讲到目前世界钢铁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日本、欧美钢铁的先进工艺时，李先念沉默了。
是啊，中国封闭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落后了。每年要进口钢铁四五百万吨，都是高价高档产品，要花去外汇近20亿美元啊，明后年又是用钢高峰，进口量要接近900万吨，那样花费外汇就更多了，最少也要40个亿吧。中国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啊，那都是串在肋条上的，动一个子儿都心痛的，而钢铁进口每年都要占去一大部分。中国不发达，能出口挣外汇的商品寥寥无几啊，石油工人辛辛苦苦抽出的石油卖出去，一年能挣回几个子儿？农民的鸡蛋、渔民们从深海打出的黄花鱼舍不得食用，送出去换回外汇。但这一切，都拿去买了钢铁啊。
作为一位长期分管中国财经的领导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无奈。
不过，最近情况有了转机。
他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主抓经济工作。最近他曾几次主动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议论此事，大家也有同感，特别是看了从日本带回来的那部电影后，政治局又两次开会，专题研究，基本都认同了他的想法。
……
会谈后，李先念代表中国政府向稻山表示了一个意愿，请新日铁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建设一个年产五六百万吨的钢铁厂。
连稻山也没想到，这笔他人生中最大的生意竟然到来得如此之快！
中国，太渴望钢铁了！
稻山嘉宽能做成这笔天大的生意，也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奇配。
天时是中国当时正巧刚结束动乱，人心所向要发展经济；地利是日本系中国近邻，而中国当时开放程度还太浅，对欧美等国尚不熟悉，选择对象比较单一；人和是中国正在着手调整外交关系，致力于发展中日睦邻友好，筹备邓小平访日。
稻山的这笔生意使得新日铁和他本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日本经济也为之一振，据说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不过这是后话。
当然，从长远来说，受惠最大的还是中国的钢铁业！
日本人脚步匆匆！
美军占领日本后，实行西方化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在市场海洋里畅游了几十年的日本人个个都有一身好水性。他们自然知道中日之间这笔生意的分量。
稻山回国后，连夜开会部署，以最快速度仿照援建韩国浦项公司的图纸，制订了一套对华方案。
仅仅10天之后，以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为首的日本钢铁技术咨询小组就来到北京，并带来一份详尽的《关于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技术资料》，第一次提出了建造一个年产60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配套方案。
大柿谅此次来华最大的成绩就是，说服中国放弃了原来设计的单纯建造一个炼铁基地的构想，着力促成了中国在上海单独上马一个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的计划。
他形象地劝说中国人，用40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铁水长途运输去支援上钢一、五厂的小转炉，犹如大茶壶往小酒盅内倒水，浪费太多，根本不合算。不若在高炉后边再建三个300吨大转炉和配套的初轧机或轧钢机，直接炼成钢，初轧成各种坯材，或直接轧制成材，这样既保证了工艺的先进性和连续性，又建成了一座世界第一流的完全现代化的钢铁企业。
无疑，这是一个更经济更完善地为中国钢铁铸造未来、为日本国民铸造金条的两全齐美的绝妙主意。
中国人别无选择！
大柿谅是一个中国通，近来频频访华，对中国的钢铁企业了如指掌。他深深知道中国钢铁的现状，也摸透了中国人的性格。他在与中国各界的接触中一直在推销着他的观点：单靠老企业改造挖潜的创新能力是有限的，在世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要迎头赶上潮流，必须高起点地引进，引进最新科技成果，在此起点上再进行追踪、赶超。日本的发展就是如此，如果不从美国大量地引进，只在战后的基础上恢复改造，根本没有今天……
无疑，大柿谅的话是有道理的。
他的观点撼动了曾经非常顽固的中国钢铁。
12月14日，李先念批准了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小组商谈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
同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也相继圈阅。
至此，中日合作共建钢厂的意向正式浮出水面。
1977年12月28日下午，李先念在中南海会议厅召集有关人员，再次专题研究上海新建钢铁厂。
谷牧、顾明、叶志强等人就具体问题的不同意见进行了逐一汇报。
李先念明确表示：“大柿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倾向他的意见。至于是搞开坯还是搞连铸再研究一下，要首先把水运、煤炭定点、电站等问题的工作做细点，要快一点，不能动摇。”
会上决定，谷牧、顾明尽早赶到上海，就具体问题再进一步研究确定。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时。
当天夜里，叶志强匆匆赶到冶金部值班室，通过专线电话打给在上海前线进行规划的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嘱其即刻按铁、钢规模各600万进行规划，国家将很快批复决定。
宝钢战鼓，正式擂响！
1978年1月2日，国务院组织计委、建委、冶金、交通、铁道、水电、煤炭、外贸、一机、四机等委以及上海市领导和专家四十余人对新建钢铁厂的厂址、矿石过驳码头、产品方案、投产时间、施工组织、投资估算等进行了研究，简称“两委八部一市会议”。
1978年1月6日，在上海市康平路市委小会议室，刘学新汇报钢铁总厂建设规划，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顾明、唐克等参加。
1978年1月12日，上海市委常委会最后定调：“建设规模为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3座300吨转炉，并按此前后配套，不再改变。”
……
3.凝眸北纬31度东经121度坐标点
作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任何一位手握国柄的领导人都不能不慎之又慎。
送走日本客人后，李先念又紧急与余秋里和谷牧商议，决定再派一个高级考察团到日本，进一步考察认定，以确保万无一失。
毕竟这是第一次，毕竟我们没有经验，毕竟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不能失败的战争！
又是一个旧历年底了，但谁还有心在家吃饺子呢？
腊月二十三，正是灶王上天的日子，以陈锦华为团长、李东冶为顾问的考察团一行21人匆匆登上了飞往东瀛的飞机。
陈锦华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未来宝钢工程上海方面的总负责人；而李东冶当时则是中国最大钢铁企业——鞍钢的党委书记，未来中国冶金部部长的候选人，对中国钢铁的现状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陈、李通过十多天的细细考察，再次受到日本现代化的深深刺激。君津厂是20世纪六十年代搞起的，现在已是1200万吨的规模；大分厂是刚刚搞起的，一上马就是800万吨；而八幡厂是日本钢铁的大本营，日本人在海边填海造地，硬是把老厂淘汰，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厂……
坐在日本西海岸的岩石上，遥望着祖国的方向，他们心潮如海。
李东冶原名令狐俊文，当年他从延安到冀东抗日打游击，考虑到冀东条件异常艰苦，需要特殊冶炼，改为现名。果不其然，3年抗日，与他同去冀东的43个人牺牲了42位，只剩下他一个了。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铸铁，他们曾用石头、陶瓷做地雷，用大刀与日本人肉搏，几次死里逃生。多少年来，对日本、对钢铁，他有着特殊的复杂的情感。
陈锦华是一位专家学者型领导人，他长期在国家机关搞技术工作，1977年，随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一直协助林乎加抓经济工作。
两个人以前并不相识，但通过短短几天的钢铁考察，彼此已经格外默契。
李东冶说，给中央打报告，早下决定吧，干就干最好的，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没机会了！
他说着，拳头攥成了铁砣，眼里喷出了烈烈的火焰。
陈锦华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位陈锦华，日后组织了宝钢轰轰烈烈的上马，为这座钢城铸就了坚不可摧的基础。在那段极为特殊的岁月里，为了保住宝钢不被五马分尸，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上书逆鳞，终于又使之起死回生。
就是这位李东冶，4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冶金部部长，直接担负起领导宝钢建设的重任，而后更连续16年出任国务院代表，协调处理了宝钢工程中涉及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宝钢的辉煌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天，李东冶与代表团几个人在日本君津厂里散步，看到高炉的炉壳上铸着一行文字。虽然是日文，但也历历可辨：1969年制。
他若有所思地停下了。
忽然，他问随行的几位中国专家：“1969年，你们正在干什么？”
“我正在云南的劳改农场。”
“我在监狱里正被审查。”
……
李东冶苦笑着，摇了摇头，心里酸酸的。
1969年，他正在大连的监狱里，每天到市里各单位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坐喷气式。军管人员唯恐他自杀，把他的腰带也没收了……
哦，我们在互相打斗时，人家已经腾飞了。
不过，现在好了，让我们快快跑步追赶吧。
● 花落申城：
新建钢铁厂，建在哪座城市？
本来已是板上定钉的事，此时又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事情的发展出乎任何人的预料，本来是上海要花几十个亿建一个炼铁基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竟变成一个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了。据估算，最少要投入300个亿。要知道，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刚刚800个亿。这800个亿，除了国防、农业、文教卫生、科技及纺织、机械、化工、煤炭等等工业项目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开支外，几乎没有盈余。要在几年内从这个盘子里挤出300个亿去建一座钢铁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
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市的经济行为，而是整个国家的战略行动！
可见中国的决心！
如饥似渴！
当时就有人算出了一个明细账，说中国10亿人口，宝钢投资300个亿，等于全国人民不管80岁的老翁老太太还是刚生出的婴儿，不管是城市工人还是山沟里的农民，不管是健康者还是残疾人，只要能喘气的就需要拿出30元钱建宝钢。
而30元钱，在20世纪七十年代，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8亿农村人口来说，该是何等的重要！
既然是全国人民建钢厂，那地址就不应只盯在上海。
宝钢项目传到社会上后，全国议论纷纷。为了慎重，中央政治局决定国家计委、建委和冶金、外贸、交通、铁路等部门放开目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筛选。
大框框已定，建一个集世界最新技术于一体的特大型现代化钢城，仿照日本新日铁那样的，要沿海，吃进口矿，大型化，自动化，要尽快建成……
连云港、上海、天津、镇海、大连……
调查组马不停蹄，考察了十数个地方，各有利弊。连云港、镇海等地港湾水深，宜建码头，但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现代化项目。
上海市最大的缺憾就是长江口水深不够，只能进出5万吨级的船只，而从经济上看，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进口矿石最小应用10万吨级的大船。如在此地建厂，必须在总厂原料码头之外另建一个减载码头，减载后的矿石再转驳进厂。这样的话，每吨矿石的运费要增加5至8元。
上海另一个缺憾就是软土地基。这是长江冲积而成，60米以下是岩石，之上是砂土，需要打钢管桩或砂桩，成本会高出许多。
但上海是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力、物力、技术力量上得天独厚，而且全市上下热情很高，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另外，上海还有一个谁也比不了的优势，那就是政治上。当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任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是中央特别倚重的干部，是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特殊时期来沪稳定局势的。一个直辖市的领导班子配备三个中央政治局成员，这是空前的。而在宝钢问题上，三个人又都异常坚定，不管是向中央汇报，还是对下安排，都是口径一致，积极主动。
这种超强的政治组合，使得别的城市望而却步。
种种因素，使得上海在这场竞争中一枝独秀。
● 金山？宝山？
上海南有金山卫。
金山卫刚刚建起了一座特大型的石油化工企业——金山石化。如果把这座中国特大型的钢铁企业放在金山卫，取名金山钢铁，形成两座金山。两座金山比邻而居，岂不是上海市的一大景观吗？而且金山卫码头水深，滩涂闲置，可以少征农田。
不少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构想，而且作为第一套正式方案正式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
但人事管不了天事。金山卫最大的问题是濒临杭州湾，正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上风猛、浪高、流急、潮差大，一年有3个多月处于这种情况，轮船摇摆太剧烈，不容易靠临码头。油船用管子连接就可以输油，而矿石船停泊不稳则绝对不行。若在此选址，必须要在海里修筑防风浪的大堤，而在深海修筑一条防风抗浪的大堤，那岂不又是一个天大的工程？还有铁路编组问题，此地距离市里几个钢铁厂太远，有110多公里，铁水运送问题无法解决。
最后，不得不放弃金山卫，锁定长江口。
选在长江口，还有一个东西方案的比较。
西方案是石洞口以西的盛桥、罗泾一带。此处在长江口的上部，水域成分主要是长江携流的淡水，受海潮影响较小，水中氯离子含量低，对设备的腐蚀作用稍小，且地势稍高，地下水位相对较低，便于施工。
东方案在石洞口以东，此地离县城较近，且规划区中间有一个几近废弃的滑翔学校和3150亩平地，另外还有一所中学，不仅可以直接利用作为施工基地，也可以少征土地，少迁1145户村民。
日本专家组现场踏勘后，主张启用东方案。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人也多次视察现场。
当时是2月份，正是上海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他们穿着军大衣，从市中心赶到这个偏僻的角落。当时这里被称为上海的“西伯利亚”，江岸滩涂，水鸟翔集，渔舟往来，漠漠的农田里全是窄窄的黄泥小路。
苏振华说，我看就是这个地方。
彭冲说，除非出现什么意外，就定在这里，至于标准低一点，小的问题都好解决，少拆千把户是大事。
陈锦华说，上海南有金山（指金山石化），北有宝山（指宝钢），一南一北，正好平衡，联合起来，为上海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吧。
历史凝眸宝山。
具体的地理位置：北纬31度28分，东经121度25分！
宝山，其实并无山。
明永乐十年（1412年），负责海运的平江伯陈瑄为解决吴淞江和刘家港航行安全问题，在长江口南岸（现川沙县高桥镇）东北15公里处修筑土山一座，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作为航海标志。当陈瑄上疏时，明成祖非常重视，亲自撰写碑文，把这座土山正式命名为“宝山”。
万历四年（1576年），为了防备来自日本岛的倭寇屡屡侵扰，万历皇帝命兵备右参政王叔果在“宝山”之西建造了一座土城，号“宝山城”。
清康熙八年（1669年），一次大潮袭击，宝山城坍没入海，荡然无存。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命苏州府海防同知李继勋督工再造宝山城，以加强长江口防务。
清雍正三年（1725年），始设宝山县。
乾隆后期，官方在现宝山县城址上重新修城竖杆。宝钢开工时的第一批工人还曾在宝山县中学里见到那根枯朽的原始木杆。
那座叫宝山的土城并没有阻挡住倭寇的侵占，宝山土城上的旗杆并没有给这片沉沦的土地指引出一条光明的出路。
那座叫宝山的土城永远消失了。
但谁也没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会在这海阔天空的大江边领导了一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造山运动，为中华民族造出了一座真正的宝山！竖起了一根伟岸的旗杆，为民族复兴和富强的工业化之路悬起了一盏亮堂堂的明灯！
● 幸运的北仑：
吴淞口，长江之尽头。
滔滔长江水，下青藏、决三峡、裹吴越，穿行十多省市，奔腾六千余里，到此融入大海。由于失去了落差，海潮的顶托，在江海交汇处，江面骤宽，江水返清，泥沙沉降，江底抬升。千百年来，在江心冲积成了崇明岛，还有一个个大大小小游移不定的隐形沙岛，而且细微沙粒们日夜沉积，威胁着主航道。
据航标局测算，长江主航道水深只有10米左右，只能行走三四万吨级的船只，5万吨级的船只就需乘潮而进。
而宝钢的原料95%以上将从澳大利亚、南非、印度、秘鲁等地进口，每年上千万吨，全靠船运。按国际运价，最少应使用10万吨级的船只才经济合算。
很显然，宝钢必须在厂区原料码头之外就近另建一处深水码头，使得大吨位原料船只先到那里停泊减载，减到5万吨，再乘潮进入长江航道，到达宝钢厂区码头进行完全卸载。减载部分再用小船转驳到达厂区。
舍此别无他途。
于是，寻觅深水良港，成为最紧要的当务之急！
在吴淞口东南方向约124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小岛，岛上东、北、西三面环山，中间是个大港湾。
这个小岛名叫绿华山，属嵊泗列岛。
经测定，绿华山周围一带水深20米以上，20万吨的船只可以自由出入，而且水流平静，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如果炸山填海，平整腹地，作为宝钢的转驳码头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不会长期闲置，上海港务局对此心仪已久，准备在此建设基地，并已做了大量前期测绘工作。
长江口沿岸水浅沙深，根本不可能建造深水港，最佳选择只有这个绿华山了。
上海港务局方面倒是好商量，因为宝钢工程直通中央，上海市又全力支持。上海冶金局负责人陈大同已多次登上绿华山，岛上的勘测数据已上报中央，只等上面定夺了。
事情偏偏凑巧，宝钢大名早已海内咸知，选择减载码头的事也是尽人听闻。当时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主旋律，各地都在想法设法上项目、搞建设。而临近上海的浙江省本来设想依靠水深的优势，争取新建钢铁厂在本省宁波地区的镇海县落户，但无奈总体条件争不过上海，只得作罢。虽然如此，他们却看到了一条光灿灿的富裕之路，那就是沿江沿海地区要想早日开发，必须尽早建港开埠。
钢铁厂争取不上，但在镇海建一个减载码头总可以吧。
聪明的浙江人悄悄拨响了这个算盘。
1978年1月7日凌晨2时，上海市林乎加、韩哲一、陈锦华；国家计委顾明、金熙英；冶金部唐克、叶志强、刘学新等各路大员和108名专家再次乘船前往绿华山，做最后的裁决。
此次行动，上海市自然格外重视。行前，苏振华亲自打电话从东海舰队调来一艘速度最快的导弹巡洋舰，供大家乘坐。苏是1955年第一批授衔的上将，当时还担任着海军政委。
出发的时候，浙江省委副书记陈伟达笑盈盈地出现了。他说想随大家坐坐巡洋舰，看看绿华山。大家都是老熟人了，谁也没太在意。
船从吴淞码头启航，直奔绿华山。船一离岸，陈伟达便展开了他的游说攻势，他先后找林、韩、陈、顾、金、唐等人，劝他们顺便到镇海的北仑山看一看，说那里条件如何如何之好等等。
这样一来，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天上午看完绿华山后，军舰又直奔100海里之外的北仑山。
专家们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单纯地以为这是浙江省领导的热情好客。但一踏上北仑山，陈伟达便开始向大家讲述在这里建港的好处。
当时的北仑山一带还是一片荒凉，没有开发。但这里水深16米以上，吞吐量大，不用疏浚即可进港，能停靠10万吨级以上的大船，且陆地平阔，海岸线长……
听着陈伟达详尽的介绍，大家这才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位浙江省省委副书记的良苦用心。
果然，参观结束后，在大家准备乘坐军舰返沪时，陈伟达力邀林、韩、陈、顾、金、唐、叶、刘等各方主要负责人上岸，到杭州一叙，并言明，浙江省委书记铁英和全体常委同志已在杭州迎候。
盛情如此，却之不恭了。
于是，各位领导人只得舍舟登岸，乘汽车前往杭州。
说实话，如果单纯为宝钢选择减载码头，绿华山更加经济和合理，这里路途近，转驳简单，投资要少得多。如果选在北仑山，作用和目的就大不一样了，既可为宝钢减载，也为沿江沿海各种船驳提供了优良海港，更带动了浙江的经济开发。
铁英、陈伟达把这一行大员迎到杭州后，安排住进西湖边最好的宾馆。当天晚上便开始向他们讲述起浙江经济的困难，讲他们的思路，讲在北仑山设港的重要性。
铁英是早年入党的老革命。老资格，老领导，深孚众望。
一番入情入理的慷慨陈词，使得本已定局的棋势在一夜之间翻盘了。
在座各位都是各方的当家人，绿华山和北仑山论条件各有优势，都可以建港。虽然北仑山路途稍远，但建港后还可以顾及众家企业，还可以密切沪浙关系，还可以开发浙江沿海，还可以发展国际贸易，那就选在北仑山吧。
铁英一席话，北仑百年福！
铁英、陈伟达这一步棋走得绝妙至极。
他们利用国家投资宝钢配套工程的5.3亿款项，轻而易举地在当地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10万吨级大港——北仑港，为宁波乃至整个浙江的经济打开了一个通道！
后来的形势早已证明，正是北仑港的建设，为当地经济腾飞注入了高强度的发酵剂，使这个原本偏僻的沿海小渔村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便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城区。
宁波抓住这一契机，发展国内国际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浙江省乃至全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之一！
直到如今，仍有人说，当初在北仑直接建厂更好，这样省去了转驳、地基等许多麻烦。至于工业基础、人员调配等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还有人说，宝钢转驳码头建在绿华山更合适，路途近，又直接，本来是企业的专用码头，为什么要与浙江省纠缠在一起呢？
这都是历史的旧话了。
历史就这么偶然，就这么蹊跷，你说这些当事人当时是出于什么心理？出自公心？还是出于私情？都有其合情合理合法的根由，都无可褒贬。反正事情已经办成，是对是错已经铸定，历史也不会再去追究。
就像一条河流，都是那么弯弯曲曲。弯曲，自有弯曲的道理。人们为了自身的便利，总希望它直起来，省去迂回，但世界上却从来没有直线的河流。反而，弯起来有弯起来的别样风景，弯起来有弯起来的意外妙处，弯起来就弯出了许许多多的情节和故事，就弯成了纷纷繁繁的历史。
这就是岁月的魅力！
宝钢选在长江口，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水源。
由于海水浸沁，水中含有丰富的氯离子，一般时候都在1000毫克/升以上，即每升水里含有1000毫克氯离子。氯离子对现代化的精敏的钢铁设备有着可怕的锈蚀作用。按照日方设计规定，宝钢用水氯离子最高不能超过150毫克/升。
宝钢是用水的特大户，日循环量几乎是整个上海市民日用水量的总和。
宝钢必须拥有自己稳定的水源！
设计人员踏破铁鞋，反复筛选，终于在80公里开外的黄浦江上游寻到了一处好水——淀山湖。
而淀山湖又是上海人民的母亲河，是上海人饮用水的总源头。
宝钢能忍心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其中酝酿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且待4年后引爆。
● 地基风波：
……
3月9日，“两委八部一市”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步，建设4000立方米高炉一座、300吨转炉两座，初轧机和一套140无缝钢管轧机（年产40万吨，其中石油管20万吨），要求1981年底建成；
第二步，增加第二座4000立方米高炉、第三座300吨转炉、连铸机和1700热连轧卷板机（年产300万吨），要求1982年底完成；
第三步，建设1700冷连轧卷板机（年产100万吨），要求1983年底完成。
3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常委及相关副总理批准此报告。
3月24日，中日双方签署A阶段谈判协议。双方一致表示，采用世界先进工艺和技术装备，不能低于新日铁大分、君津钢铁厂目前水平。
……
1978年3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收到一封来信：
“……宝山厂址有很多弱点和缺陷，需要认真对待。主要问题有：一，地质不好……日本人对软土层上建钢铁厂也无经验，他们对地基是不放心的；二，地下水位高；三，地势低洼；四，长江南侧有好几个沙洲，年年下移……桩打深了，打多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会产生水平移动（塌方），美国大湖地区钢铁厂出现过地区倒塌……
宝钢厂址仓促定案，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的起码要求，有不少盲目性……”
写这封信的是一位长期搞建设规划的专家，而且参与了宝钢的选址论证工作。
谷牧端详这封信，默坐良久。
最近以来，关于宝钢的议论越来越多，不少人曾给他写信或打电话，提醒他，宝钢即使不顾投资大、打几十万吨钢管桩到地下去，日后也可能要滑到长江里去！而且打桩最少也要14至20个亿。
这些规劝来自方方面面，有些竟是国内外非常著名的令人景仰的科学家。
难道宝钢工程真是隐含着这么大的凶险？若那样，作为主抓此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自己不就成了千古罪人吗？
慎重，慎重，还是要慎重！
他马上批示：“打印报先念、登奎、秋里、世恩同志，这些问题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冷风不可吹，但问题不能不反映……”
与此同时，李先念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
在中央高层决策人物中，他是最早倡议也是最为倾力上马宝钢项目的。到目前为止，关于宝钢的每一个重要决策，都是他代表中央签字的。
这位在战争年代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然明白决策失误的后果。他马上批示：“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还来得及，是否再做慎重考虑，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风云突变，山海惊色！
1978年4月23日，国家建委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现场。
上海地基软，俗称“老八吨”，要承担每平米上百吨的设备重量，地基不加特殊处理显然是不行的。日本的做法是打钢桩，用直径900毫米的钢管按一定的密度打入地下，利用其磨擦作用可以进行承重。但宝钢的地基是否可行呢？
18个昼夜连续试验，专家们拿出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
一，厂址可以确定，通过打桩试验，证明60米左右深的钢桩能够承受钢厂需要的负荷。
二，采用打桩办法，大约需用钢桩材40万吨，再加上若干比例的混凝土桩和砂桩。
三，用井点降水形式，可有效降低并控制地下水位。
四，为了防洪排涝，要把长江岸边的河堤由6米加高到8.5米，把厂区由现在标高3.5米垫高到4.2米，主体工程区垫高到4.7米，约需砂石土方600万立方米……
宝钢地基经处理后绝无问题，专家们言之凿凿！
5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专门就此事向李先念做了详细汇报。
李先念听完介绍后，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宝钢战鼓，再度擂响。
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革委会”、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1978年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至此，宝钢工程正式合法！
4.淞沪大会战
长江口是国之门户！
长江口历来是战场！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战役就发生于此。近代以来，战事频仍，战火愈烈。
鸦片战争后，英军在此登陆，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炮台，成为鸦片战争中清军阵亡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陈的战死导致英军直接打通了长江主航道，由此攻入中国腹地，进而占领南京，并于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列强的血爪开始腥染我华夏疆土。
1937年8月13日，日军为全面侵华，在此发动震惊中外的淞沪战争。中国军队英勇不屈，死守阵地。几天的钢铁碰撞交锋后，国人不济，日军登陆，“三光”政策，血流成河，由此直攻南京。一个月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了。
蒋家王朝的丧钟也是在这里敲响的。1949年3月，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含泪在此弃岸登舟，在溪口稍事逗留后，便永远离开了大陆。
几个月后，解放军又是在此抢攻上岸，解放大上海……
这是一片血泪浸透的土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北京的规划举棋未定，上海的前期筹备工作已是如火如荼。
1977年11月21日，上海成立新建钢铁厂指挥部，任命市经委负责人许言为指挥，陈大同等为副指挥，筹备建厂各项事宜。厂址未定以前，先在淮海路社科院四楼办公，后又搬到人民广场市人大办公楼。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振清主动申请抓干部调配。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一起成立调干办公室，向各个单位打招呼，不要打埋伏，要准备伤筋动骨，需要谁，不讲条件，马上办手续。昼夜不停地翻查档案，拟定名单。不长时间，100多人就调过去了，全是各企业主持工作的厂长和车间主任。接着，又以他们为中心，在老单位物色技术工人。到1978年5月，已报到3500多人……
各厂把大红纸贴到墙上，被选上的工人高兴得像参军一样，戴花，欢送，放鞭炮。
物资、机械、电力、交通、航运、供销、商业等系统都成立了分指挥部，拟定支援物资的种类和数量。
项目未批，没有经费，市财政直接垫付2000万。
各部门紧急调来的水泥、钢材、木料等等，迫不及待地来到海边，堆积成山。
……
苏振华说，要分兵把守，对口支援，要立军令状，谁出差错，拿谁是问。
彭冲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个项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要拿头来见！
“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是抗日战争最危急时期号召全民族抗战的著名口号，如今在经济战场上又喊了出来。
奋起抗日，奋起追日，战争与和平年代两大不同却又相同的主题！
● 上海的火焰：
从日本拿来的电影片向全市干部连续放映，直看得上海人血脉贲张，拍案而怒。
“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多了，怎么我们竟然干不成？让日本人走到了前边？”
“小日本有什么了不起，咱们干一个让他看看。”
“日本没有土地，需要填海造地建工厂。没有资源，矿石、煤全部进口。他们能行，我们更能行！”
……
各单位轮流组织收看，场场爆满，场场唏嘘，一片片地点燃着上海人的热情。
蔡东园是财贸分指挥部负责人。他说，凡是工程队进驻现场，都与他挂钩，油粮关系弄清人数，按照标准供应，食品公司供应四只脚（指猪牛羊）、禽蛋公司负责两只脚（指鸡鸭鹅）、蔬菜公司负责一只脚（指各种蔬菜）。由于当时鱼类、肉类没有放开，市场上很紧张，但宝钢的标准要高于上海人。
当时还是票证年代，吃饭靠粮票、肉票，买自行车、缝纫机都要票。来宝钢工地的人多是外地户口，怎么办？市里特别规定，按人头、按比例与上海人一样供应。
天热了，又开始筹备建造了一座冷库，是全上海标准最高的。另外还办起了食品厂、副食品供应站、豆制品加工厂、油酱仓库、烟糖仓库……
上海自来水管网最北段只到宝山县人民医院门口，离工地尚远。由于用水量大，必须另起炉灶。市里决定扩建吴淞水厂，铺设输配水管网，严令7个月之内保证工地施工和生活用水。
宝钢工地是上海市电话通讯的空白点。1978年1月，宝钢指挥部要开赴现场办公，紧急通知电话局在一个月之内先安装15部电话，而后3个月内在丁家桥指挥部安装两台500门人工交换机和两台60门高度交换机，在友谊路生活区安装一台500门人工交换机，作为日本通信设备到来之前的临时通信……
这里只有一条老旧的农用输电线路，怎么办？
立即成立电力分指挥部，把别的工作全部推迟，全力保宝钢。按照惯例，供电施工的各种材料，由申请用电单位自备，现在全颠倒过来了，供电局局长亲自到各地去催货……
……
一天夜里，彭冲、林乎加、陈锦华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征地、动迁、安置会议。宝山县主要干部都来了，连生产队长也来了。地图铺开，设计人员当面画出红线。彭冲指着地图说，红线以内即刻准备撤离，不准拖延。
时任宝山县县长的张仁奎回忆说，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他回到宝山时天已大亮。会上集中讨论宝钢用地怎么征法？农民怎么动迁？劳力怎么安置？讨论十分热烈。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次征用分批使用，便于各生产队见缝插针，抓住空档，改种大豆、玉米、瓜类、山芋、绿豆等。至于动迁，按工程进度，随时腾地。安置也是这样，宝山人束装待发，决不耽误工程一分钟。
宝钢用地涉及月浦、盛桥、吴淞3个公社77个生产队，一期工程共征地29016亩，拆迁面积达246011平方米，搬迁1996户，安置劳动力4090人……
这一带老百姓对建钢铁厂格外通情达理，对日本人却格外仇恨。
历史上倭寇屡屡在此犯境，抢劫杀人，做恶太多。最可恨的是“八一三”，日本人上岸后搞“三光”政策，3天之内死亡2000多人。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村民家家的祭日。
日本人没有什么好心眼，为什么靠他们？我们想不通！不少老年人不同意搬家。
后来做工作，日本人是我们花钱雇来的，我们是主人，他们是雇工，他们不好好干，我们可以赶走他们，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这样反复讲，反复讲，老百姓才不情不愿地搬离故土……
● 叩问地球：
1978年2月21日，阴历大年初二，武汉勘察院勘察队长蒋荣生火速赶到宝山。
A阶段谈判结束后，新日铁总部开始总图的详细设计。向中方索要长江口地基勘察的精确数据，可中方没有。
如此巨大的工程，没有准确的地质勘察情况，岂不是开国际玩笑？重达千万吨的设备如何布局？地基工程如何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无从下手。而钢铁企业的地基问题尤其重要，就位后的设备系统不能有丝毫位移，特别是轧机系统，哪怕错动一微米，整个系统将无法工作，损失无法估量！
日本人冷冷地看着中国人，又可气又好笑，真是一伙不懂现代工业的人群啊。既然倾国力投资建设这么大的项目，却连最起码的准备也没有，像这样的地质情况是早就应该着手的，这还需要吩咐吗？
冶金部紧急通知西安、保定、昆明、成都、长沙、武汉、上海等十多个地质勘察单位，立即组织千余名技术人员，星夜赶赴上海，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交地质勘察综合分析的总报告，并明确武汉地质勘察院为技术总协调。
48岁的武汉院勘察队长蒋荣生成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在衡山饭店，蒋荣生作为中方首席与日方进行了严峻的谈判。
日本人看着瘦弱的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蒋工程师说：“蒋先生，按正常的工作量，这项工程没有两年时间是拿不下来的，可我们的设计人员等不及啊，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能打硬仗，你能在8个月之内完成吗？”
蒋荣生想了想：“我明天答复。”
他回到工棚，算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重新约见日本人，郑重宣布：3个半月！
瞠目结舌！
蒋荣生，一个瘦弱得只有50公斤的中年汉子，他知道生命中最艰巨的使命已经降临了，而他，只能无条件地去面对，去担承。
按照和日方的合同约定，中方于6月15日前拿出总报告，日方在两个月内拿出总厂设计图。
十万火急，刻不容缓！
据记载，宝钢所在位置原属东海海域，由于长江泥沙逐渐淤积，在公元8至11世纪才露出水面，成为陆地。因此地面以下60米深度范围内都是性质较为软弱的粘性地层，其下才见砂层。砂层以下还有一些土层和砂层，直至350米左右才能到达下卧基岩。
如此年轻的土地，是不是还在酝酿着变化？
如此软弱的地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11.5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每平方米地下的每一层土壤的准确情况如何？只有掌握这些准确数据，才能确定施工时要不要打桩？什么地方需要打桩？打多深的桩？打什么样的桩？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措施？
一切都期待着勘察考证。
数据说话！
日本人已经初步估算，宝钢工程仅打桩就需要十多亿人民币。当然，他们是希望宝钢多多打钢桩的。一是钢桩的确保险，二是钢桩是从日本进口的。
3月的上海春寒料峭，细雨绵绵。
11.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都是农田、泥滩和水塘。十几路勘察大军摆开阵势，数十台钻机日夜不停地向大地深处窥探。
钻探队员每班12个小时昼夜轮班作业，可谁也说不清蒋荣生的班次。白天，他骑着自行车在泥泞的黄泥小路上来回奔波于钻机之间，搜集数据，化验土壤，检查各钻孔的勘察质量。晚上就回到自己那顶帆布帐篷里，俯在那张堆满数据的桌子上，审阅十几个勘察队每天的原始记录，复核上万个成果数据，安排明天的工作进度……
顶着星星去工地，扛着月亮回帐篷。
工地上没有食堂，吃饭是在上钢五厂的一个车间搭伙，来回要用一个小时。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最大的浪费。后来，他想出一个好主意：每去一次食堂，买回满满一网袋馒头，这就是3天的伙食了。
床头挂着馒头袋，头上亮着长明灯，凝视这一片片蚂蚁般游移的数据们，咀嚼着一个个苦涩的日子，蒋荣生眼前是一团麻麻的繁乱，心底却是一片青青的希望。
一个月时间里，蒋荣生体重骤降5斤。
蒋荣生供职武汉，却是上海人氏，父亲和儿子都住在市区。本来每年都是和父亲一起在上海过春节的，今年却顾不得了。年前就接到了来沪的通知，他要做好多好多的准备。父亲年迈多病，他只是寄去一封安慰的信。大年初二回上海后，他本想回家看看，打一个招呼，可任务紧急，竟然忘记了。
有一次，他到市里和日本人交换意见，回来的时候路过家门。
全家人都惊呆了。老父亲看着黑瘦的儿子，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蒋荣生嗫嗫嚅嚅，愧疚无言。
原来，他回到上海已经1个半月了。
5月的一个深夜，突然发现一个土工试验的数据有差错。
高度警惕的他一机灵，本已誊清的报表在他眼里又变成了一片雾海。怎么办？如果全部复查一遍，那是十几万个数据啊，要用手工和算盘一笔笔地计算出来，该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量啊，而此时离最后的限期已经不到1个月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他把疲惫的伙计们召集在一起，商量对策。
“十几万个数字，偶尔错一个，不影响结论的。”有人抱侥幸心理。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任务没完成呢！”
蒋荣生瘦弱的脸刀削一般冷竣：“对不起了，同志们，咱们都是党员，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就是累死，也要把问题弄清楚，宝钢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
伴着长江边苦苦的灯光和起伏的海潮，疲惫的古老的算盘敲亮了13个黎明……
蒋荣生们硬是把十几万个数字一个个重新推敲了一遍。
5月30日，蒋荣生用枯瘦的手把一沓勘察报告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整整提前半个月！
“……
地面以下深度110米左右范围内的地基土层，按现行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划分共有10层，自上而下土层名称及其厚度为：
第一层：黄褐色，可塑至软塑状态的粉质粘土，厚度2—3米。
第二层：灰色，软塑至流塑状态的泥质粉质粘土，厚度6—8米。
第三层：灰色，流塑状态的淤泥质粘土，厚度10—12米。
第四层：灰色至褐灰色，可塑至软塑状态的粉质粉土，厚度30—40米。
第五层：由互层状砂质粉土、粉砂及粉质粘土组成，厚度变化大。
第六层：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粉细砂。
第七层：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粗砾砂。五、六、七3层合计厚度二十余米。
第八层：青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中细砂。
第九层：蓝灰色至褐灰色，硬塑至可塑状态的粉质粘土，厚度2—15米。
第十层：青灰色，中密至密实状态的细砂。钻孔至109.70米，尚未穿越此层，其厚度不详。
……”
日后，一位记者到蒋的小屋里采访，看见屋角堆着两米多高的废纸。那是各个钻机每天报来的日志，每张纸上都有他用红笔画出的疑问，然后是密密麻麻的复核。
凝视着那一人多高的废纸，看着那一串串殷红殷红的笔迹，这位记者落泪了。
那红红的，不是墨迹，不是从笔管里流出来的，而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从胸膛里流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丹心热血！
蒋荣生的一纸报告，为宝钢铺下了一块最坚实的基石，引来了长江岸边一场千军万马的大决战！
为了稳固地基，日本专家建议多打钢管桩，原来估计购桩和打桩费用在11亿以上。
后来参照这一地质报告，经过中方专家的据理力争，针对不同地质情况，分别采用了钢管桩、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不同的构筑桩基，实际费用降到了8亿元以下。
● 大军南下：
“要打大仗了！”
冶金部部长唐克兴奋得夜不能寐。
1978年1月8日，上海规划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他打电话给冶金部基建局局长林华，让其马上通知五冶、十三冶、十九冶、二十冶，抓紧战前准备。
冶金部下属共有23个冶建公司，建国以来，这一支支铁军踏遍全国，建起了一座座钢城，为国家的工业化布局揿下了一枚枚坚实的棋子。现在每支队伍都已发展到数万人，他们驻防各地，一有任务，随时出发，成为一支支名副其实的“野”战军。
五冶基地在成都，十三冶基地在太原，二十冶基地在河北沙河县，三支队伍刚刚从武钢一米七工程战场上撤下来，正在长江边饮马休整。十九冶基地在四川渡口市，建完攀枝花工程后也正在整装待命。
5月25日，冶金部（78）冶字第1182文正式通知，以上4个冶建公司各自组成分指挥部，即刻赶赴上海。
一道命令，星夜开拔。
几万人，用汽车、火车，连着施工设备一起向上海隆隆进发，随行的还有孩子、医生、幼儿园阿姨，还有养到半大的猪、牛、羊……
一个“冶”战军就是一个小社会，往往夫妻两人在一起工作，队伍开到哪儿，家就驻扎在那儿。风餐露宿、朝秦暮楚的日子早已司空见惯，年年搬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住在哪儿？
有家有口的租民房，无牵无挂的住帐篷。
上学的孩子联系到附近各学校，插班学习。
幼儿园则是自办，就在民房里。仅仅需一两天，破旧的老屋里便传出了朗朗的儿歌声……
仍是不习惯。宝山这地方，七八月间经常刮台风。一次，龙卷风黑压压袭来，转眼间把土房顶掀飞。孩子们吓得瑟瑟发抖，挤在墙角里，像一群畏缩的小刺猬。
二十冶职工王林山说：刚到宝山时，找不到房子，附近村里农民房屋全租出去了，转悠了半天，终于发现一户人家有一个闲置的牛圈，四壁结实，屋顶也不漏水，只是没有窗户。我就清扫一遍，前后各凿通一个窗子，往墙上刷一层白灰，又喷了半瓶清新剂。几天后，老婆带孩子来了，也挺高兴。直到搬走时，才告诉她，我们住了一年牲口圈。
还有解放军。
当时基建工程兵部队有一个冶金指挥部，分两个部队：00029部队和00039部队，都是师级建制，下属若干个团级机构及司、政、后机关，指战员连同随军职工有三四万人。00029部队刚刚驻守河北省唐山市的迁安县，本来准备建冀东大厂的，可现在情况有变，淞沪会战，接到命令，马上就乘火车过来了。
原00029部队副支队长胡志鸿说，一天忽然接到命令，让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到北京饭店参加谈判。到那儿后，有几十个日本人，这才知道要建宝钢了。中央不是让我们准备建冀东大厂吗？冶金部一位姓马的副部长抓冀东工程，他告诉我，冀东大厂有点玄了，看来中央的决心下到上海了。
红领章，红帽徽，绿军装，真是有点战争的气氛了。
转眼间，吴淞口集聚了数万大军，帐篷相接，十里连营，灯影如海，人声如潮。
一场大战，汹然眼前！
● 咱们的总设计师：
1977年10月的一天早上，正在武汉一米七轧机工地忙碌的重庆钢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黄锦发接到冶金部电话，让他速到北京。
到北京后，唐克马上找他谈话，让他连夜飞回重庆，在5日内带领一个先遣队赶到上海，配合日本人参加钢厂的设计工作。
黄锦发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的命运永远地与宝钢缠在了一起，直到身老沪上。
当时国家已初步确定，宝钢工程的总体设计由日本新日铁总承包，国内总协调以重庆钢铁设计院为主。
初闻此讯，黄锦发有些不相信。重庆院从规模上在全国并不是最大，为什么选中自己？后来，他才知道，中国政府当时规划的最大项目其实并不是宝钢，而是冀东。冀东的规划直接是年产1000万吨的特大型联合企业，中央已明确由北京钢铁设计院负责，正在修改设计方案，并已调基建工程兵00029部队进驻迁安，做开工准备。而鞍钢院、武钢院等几个大院当时也正在按国家“十大基地”计划对自身进行大规模扩建，自顾不暇。所以，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竟然意外地落到自己头上了。
确实是千载难逢，奇之又奇。宝钢工程开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骤变，导致冀东钢铁基地胎死腹中，北钢院辛辛苦苦花费多年的设计方案束之高阁，数百名设计精英满头白发落地，竟无结果，只得徒叹鸿愿无成。而重钢院由此名声大隆，功垂竹帛。当然这是后话。
黄锦发，1927年生，江苏启东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赴苏联乌克兰地区钢铁厂实习，1953年回国，长期在鞍山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和重庆钢铁设计总院工作，成都无缝、重钢、湘钢、武钢、攀钢都有他的杰作。
黄报到后，被安排到淮海路622弄原市委党校的一间学员宿舍里。
他从此开始承担起宝钢建设设计总工程师的艰巨重任！
以他为首的中国设计人员，代表中国，对日方的设计进行了严密的监督和修正，排除了若干个致命隐患，为后来宝钢的辉煌埋下了最坚实的基石！
日本人来了。
精明的日本人来了。
1978年2月10日，以日本钢铁设计专家水田永昭为组长的日方小组抵沪，住在静安宾馆，开始谈判A阶段事宜。
日本人把整个工程按进度和技术设备的难度分成A、B、C、D到L共12个阶段，进行逐项谈判，逐项签字。这一方面表现了日本人的严谨，另一方面则显露出日本人特有的精明。就像买一套组合电器，先不把整套设备展示给你，只是单件单件地向你推荐，告诉你每一件都必不可少，不容你拒绝。最后，整套组合连同一些配件都卖给你。
毕竟日本人是在做生意，为了生意耍一些小伎俩，只要不虚报价格，不欺骗货主，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下一步，日方就别有用心了。
所谓A阶段，就是中日双方敲定厂区的规划总图。
日方设计了一张完整的彩色图纸，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料进厂到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到成品出厂是环型布局，即原料码头和成品码头并在一起，整个布局紧凑、简洁，既节省土地又美观漂亮。
但在黄锦发看来，这却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当时国家规定宝钢的规模为年产600万吨，但从长远看，600万吨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日本钢厂1000万吨以上的就不下10个。600万吨应该是第一步，还应该有第二步，甚至第三步。如果按日方设计，环型布局，一个椭圆把所有设备全圈在里面，扩展的空间就完全堵死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还少吗。“文革”中间，某钢厂开工后，一个军区司令担任指挥，不让设计人员留存发展余地，谁不按他的意见办就打你反革命，后来果然未留，铸成大错，追悔莫及。攀枝花上马时的思维也是“山、洞、散”，建设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否定大厂路线，怕的是战争爆发，一毁俱毁，所以按150万吨设计。冶金部副部长徐驰是专家，坚持不同意，可国家建委坚决要堵死后路。投产后，计委又提出再发展，勉强搞到250万吨，再扩建，没地方了，遗憾。
黄锦发坚决主张修改总图！
日方说，我们是严格按照你们国家的要求设计的啊。
是的，当时官方的态度很明确，600万吨的规模已经明文写进了中日双方的谈判纪要里，而且还写进了正式文件里。直到如今，查阅国务院1978年8月12日批复的《关于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的复文》，仍然可以看到，第一条明确写着：“要严格按照中央批准的三委一市一部《请示报告》的方案执行，不考虑扩大。”
总设计师黄锦发真是欲哭无泪，欲辩难言，进退维谷。既不能对抗中央，又绝不能违背良知，就此缄默。
只有闭住嘴巴，悄悄努力。
日方组长水田永昭先生心里十分清楚，却又无可奈何。黄锦发和林兴等人私下里反复向他诉说，并把他带到现场。
作为钢铁专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最后，鉴于中国专家的执著和良知的驱使，水田先生私自做主，冒着风险连续修改了两个通宵，参考中方专家意见，将宝钢总图改成了如今的直线流水型布局。
水田永昭这一壮举，成全了宝钢，却毁掉了自己。
他回国后就被勒令停职反省，因为他没有贯彻董事会的意图，没有坚持新日铁的利益。
后来他被调到了一家海洋公司去了。
宝钢二期工程结束后，董事长黎明到日本访问，谈及往事及日方帮助宝钢建设的友好人士，还专门邀请水田先生共餐。席间，水田感叹唏嘘，为宝钢自豪，也为自己当初的抉择自豪。
虽然他的后半生在钢铁上没有更多建树，但宝钢的记忆足以让他欣慰平生。
宝钢，的确应该记住这位水田先生。
这件事，并没有悄悄结束。
日本人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的问题又出现了。
竟有人四处告状，说宝钢设计者违背中央意志，私改总图，居心不测，浪费国家财产。
一时间，愁云密布，流言如风。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的黄锦发，不寒而栗。
……
多亏，总指挥许言是一个坚定派。
若干年后，许言说，总图最后定稿之前，冶金部专门通知说中央决定宝钢建设不考虑余地。但大多数设计人员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失策，现在不为将来留余地，到时候再想扩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高炉、焦炉、烧结等系统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必须集中在一起，还有电厂，将来要增建一台发电机组，必须和现在的两台机组一同浇铸地基，否则将来无法施工。还有埋在地下的各种各样的管线，现在不考虑，将来根本无法解决，宝钢的未来就是一盘死棋。
向中央打报告，请中央修改决定？时间不允许，数万人的施工队伍早已严阵以待，不能拖，不能等。而且中央日理万机，也不可能朝令夕改。
许言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从个人利益出发，简单按组织原则办事，问题很好解决。但许言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了地委书记，他知道上级的决策有时会有偏差，而目前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国家的利益，宝钢的前途，300亿的财产，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自绝前程吗？
但在上级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公然违背中央意图，其后果是什么？
许言在办公室枯坐一夜。
第二天一早，在血色黎明中，他郑重地在图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直线流水型总图为宝钢未来的扩建腾出了空间。从风、水、电、气系统的布局上，从码头到整个流程的设置上，不仅为二期工程，也为三期工程预留了地方，打下了基础。现在看来，在练祁路边，一、二、三号高炉的西边，连四号高炉的地方也有了。
2002年6月，我在宝钢原料码头采访时，看见江中引桥上的运输皮带机一侧有一条长长的空位。司机师傅告诉我，那是造桥时预留的一条皮带机位置，一旦宝钢生产规模扩大，马上就能安装。
实际上，宝钢预留的是1400万吨的规模！
宝钢厂址平均海拔3.5米，低于长江最高潮位的5.86米，一旦出事，真是要水漫宝山了。所以，日方提出把地面统一垫高到海拔5米。如果这样，全厂区需要垫土3000万立方米，不仅增加两个亿的投资，建设时间还要延长两年。
黄锦发和林兴等有关设计人员踏遍厂区，最后想出妙计，厂区地表平均标定为4.2米，车间标高定4.7米，重点厂房再高出0.5米。
高潮时节，厂区水面低于海平面，排水不畅，出现洪涝怎么办？厂区四周挖一道深水河，厂区流水汇流其中，再设4个大泵，往海里排水，可保万无一失。
这道围厂河，雨时可排水，平时可作为厂区安全屏障，又省去了建围墙。
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一个绝妙的构想！
● 我要苹果：
A阶段谈判时，日本人强调只承担到初轧，初轧之后部分概不负责。他们声言，日本的轧钢技术和设备还不够成熟，恕不提供。
日本人精明的一着！
初轧之前部分是指从原料、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到初轧的庞大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各种坯材而不是钢材，要变成钢材，还需要把这些板坯、方坯、扁坯等等运到上钢一、三、五厂的轧机里进行轧制。而这些老厂的轧机全是传统的老设备，不可能轧出最好的钢材来。这样，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宝钢，仍然只是一家供应上海各钢厂各种坯材的原料厂。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担心，他们担心日后宝钢争吃新日铁的市场。
在此方面，他们已有教训。前几年，日本帮助韩国建起了浦项钢铁公司，可仅仅几年时间，浦项已经咄咄逼人，开始在国际市场与新日铁争锋了。原来美国是日本的市场，现在韩国正在成为主角。精明的日本人已看出了中国人的威胁，所以尽量避免再培养一个对手。
我曾经采访多位权威专家。他们告诉我，可以确信，稻山嘉宽先生对中国是友好的，他是真心实意地在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完完整整的现代化钢城，但他年老了，新日铁的少壮派势力正在膨胀。少壮派的意志很明确，你稻山帮韩国建一个浦项，又帮中国建一个宝钢，你成了世界钢铁大王，得到了虚名，但你老退了，却把最强硬的对手留给了日本国，这岂不是有误大和民族的前途！
人人都有祖国，人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日本不帮忙，中国能走到哪里？
被逼无奈的中国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世界，向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出询价书，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脚，开始独自寻找市场！
冷轧、热轧项目悄然浮出了水面……
1978年5月至7月，以冶金部副部长李非平为团长的百人代表团抵达日本，进行B阶段——设备选型方面的商谈。
中日双方再次暗暗较量。
日本人规定中方的引进以君津为样板厂。
但中国人不同意，合同约定我引进的是最先进技术，八幡厂、大分厂有的我都可以引进嘛？况且，这些都是你新日铁的下属厂。
中国人的目的十分明确：既然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就要做到最好。
日本设计的初轧机机型是从君津第二初轧厂照搬过来的，轧机开口度小，只有1.2米，不能轧出中国紧缺的1.7米热轧板机所需的宽幅板坯。
黄锦发主张引进最新机型，但日方强调只以君津为样板。双方为此僵持一个多月，争执不休。最后连中方领导也着急了，担心影响进度，劝黄放弃。但黄锦发不依不侥，固执己见，迫使日方最终让步。这样，使后来宝钢初轧机轧制的钢锭每根增重到28吨，主电机也增大到10000千瓦。实践证明，如不改型，宝钢一期工程后根本无法供应武钢一米七轧机的钢坯，更别说供舞钢的特厚板了。如果那样，宝钢一期工程，毫无利润可言。
扇岛制铁所焦化厂刚刚投产，吸引了中方注意。果然，一项技术让人耳目一新——干法熄焦。
干熄焦是日本最新研究的一项应用于焦炉的环保新技术。原来中国的炼焦生产全是湿法熄焦，饱含有毒气体的焦炉灰尘状若蘑菇球，弥漫天空，久久不散，不仅污染厉害，而且会致人中毒。日本的技术是，热焦出来后，送到一个密闭室，充氮气（阻燃气）熄火，氮气温度高了，导引出来，变成水蒸气。这样，即可发电，也可供热。
干法熄焦好，节能又环保。中方坚决要求引进，日方只得同意。
但此项技术在日本刚刚出笼，只是部分使用。后来日本高层听说此事后，阻止向中国转让，但新日铁的合同已经签定，日本官方只好徒叹无奈。
君津厂的转炉炉型又粗又胖，像一个倭瓜。大分厂的转炉则又瘦又高，是芒果型。日本钢铁的炉型选择简直是五花八门。上海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龚尧在与八幡厂的一位工程师接触时了解到，八幡厂1978年最新设计了一座300吨转炉，是苹果型的，不胖不瘦。龚尧赶紧到八幡实地查看，果然更经济、更合理。
于是，后来宝钢的转炉一个个成了“苹果”。
国内从炼铁到炼钢之间的铁水运送一般用敞口罐车，速度慢、保温差。而日本人用鱼雷式罐车，铁水密封好，运输速度快……
……
中国代表团收获得盆溢钵满。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不久以后，又访问美国。
中国共产党开始抛弃坚持了多年的战争思维，学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相互尊重，为自己营构一个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为工业化的发展赢得时间，争取机会。
在日期间，稻山嘉宽陪着邓小平专门到新日铁设备生产车间里察看了宝钢订做的设备。
当看到大部分设备已经做好，正在上漆、加封时，邓小平高兴地说，中国太需要这些东西了，中国要发展现代化了。
看了宝钢的样板厂——君津之后，邓小平又对稻山说，就照这个样子帮我们建一个厂子。
1978年12月1日，我国与日方《关于认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及高炉、焦炉、转炉3个成套设备的合同，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签字仪式，合同总价达20亿美元，并按现汇支付。
在当时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样一笔大买卖，举世瞩目！
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正式开工。
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开创新时代的三中全会公报传遍全世界。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完成了向经济的转航。
那一天，是冬至过后的第二天，宝钢将以它火的热烈融解冬的冰甲！
宝钢，真正是早春的第一声柳笛。
一声柳笛，吹响了一个明媚的季节！
12月23日，据说也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日本人选择这一天，原本也是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
12月23日，的确是一个神奇的日子。在宝钢以后的道路上，若干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神使鬼差地都发生在这一天。
宝钢，或许真是一个神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