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齐时代尽管已经“沾染汉俗”，在汗位继承方面想用汉人的立嫡立长制度，在大汗用色方面以黄为正色，张黄伞、在黄纸捺印作文书、他自己领有二黄旗等等。不过当时各种制度尚属草创，他自己又仇恨汉人，因此具体的“汉化”政策根本谈不上。
皇太极是个倾心于汉族文化的人，他不但不以狭隘的心态对待汉人文化，相反，他是以宽广的心胸学习、借鉴汉人文化，特别重视汉人的政治经验。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他命令设立文馆，任命了一批文臣分两班在其中服务；一班负责翻译汉文典籍，一班每日记注本朝政事。前者是想通过汉人的古书汲取过去宝贵历史教训，后者则是由当时行政记事中看出执政的得失。这些都是为后金汗国推动各项改革措施做思想与实质上的准备。
在翻译汉文书籍方面，文馆的秀才王文奎就向他说过：“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他并建议皇太极要加以吸纳，“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另外一位汉官宁完我后来也向皇太极说：帝王“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智识，选练战功之机权，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来兴废之事迹，则有《通鉴》一书”。宁完我认为可以从上述诸书中汲取良法美意，解决施政中的各种难题。由于皇太极重视汉人文化，在他执政期间还翻译了辽、金、元各朝的正史及《三国演义》等等的汉文书籍，以作治国理政的参考。
皇太极从汉官建议与汉文翻译的中国古书中，知道治国“以人才为本”，有了好的人才佐理，“才能稳坐江山”，而“金之兀术、元之世祖，皆能用汉人以成事业者也”。同时他也了解发现与使用人才的途径有推荐、考试、自荐等等。天聪三年，他下达命令，要大臣们积极推荐人才；他说：满、汉、蒙古各族人中，具有谋略可胜任军、政职事的人，你们大臣将所见的写报告来，我可从中选任。天聪九年也下过类似的命令，要大臣们推荐有“真知灼见、公忠任事”的人，以备他任用。选拔人才常有嘱托、亲故关系、互相标榜，甚至营私结党的弊端，所以后来又制定了“功罪连坐法”以防止奔竞、取巧的不实荐举。同时推荐的人数毕竟不多，因此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又首度举办了汉人行之已久的科举考试。这一年的九月初一，正式举行考试，参加的满、蒙、汉各族知识分子好几百人，结果录取了二百位。这次考试皇太极下令不分民族、不论地位，凡有实学才能的都可以参加，所以他允许他的属下及诸贝勒手下的奴隶，还有在满洲、蒙古家为奴的人，都可参加考试，一经录取，就可以从原来的奴隶地位升格出来，免除为奴的身份，按录取的等级获得奖赏和优免差徭，并赐给缎布物品，然后等待录用。天聪八年，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又举办了第二次科举考试，结果得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总计录取二百二十八人。后金汗国办科举，不论门第，不分民族，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实在难得；不仅有公平、首创的意义，同时也使后金得到大批人才，这对巩固当时的政权及推动满族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皇太极确实是个怜才爱才的君主，他对于自荐的人也十分重视，当时有汉族生员刘其遇、刘宏遇久未得官，向他写了报告自荐。皇太极命范文程考核他们，结果录用了刘宏遇，也免去了他们兄弟二人的部分徭役。
皇太极不但用汉人的方式选录人才，他更了解这种治标的方法不够，还应该进一步的培育人才才好，因此他在天聪五年降谕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他并规定：“自今凡弟子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在后金汗国做官的汉人非常赞赏皇太极的这一政策，纷纷上书喝彩支持，其中胡贡明的报告最为具体，他说：
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着极苦的事，若要他们自己请师学习，愈发不愿了，况不晓得尊礼师长之道理乎！以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
胡贡明又建议聘请“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者”为老师，教学内容“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他的上奏得到皇太极允准，这就是清朝八旗官学的由来。
皇太极即位不久，便调整治理汉人的政策，设文馆、六部，办科举、官学，这表示了他对汉人文化的倾心仰慕，也说明了他有远见卓识，能顺应历史潮流。他的目的不仅是安定政权，增强皇权，同时还有消灭明朝，主宰中国的长远目标，正如宁完我所说：“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