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太宗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察哈尔，率军亲征，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1634年），太宗又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的，所以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太宗召集诸贝勒大臣，征求他们对征明的想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当由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回答说：应从山海关入。太宗听了他们的回答，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太宗不走山海关，除了要在中途收拢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很严，不易通过。相比之下，宣、大一带的关口成了薄弱环节。宣府本是秦汉时上谷郡。明初，在此设开平卫，与辽左互为唇齿。该地形势险要，“紫荆（即紫荆关，在河北满城北）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关）左峙，云中右屏；内拱陵京，外制胡虏，西北一重镇也。”大同是秦汉时云中郡，明初设大同府，太祖封其一子为代王居此。自古这里是“用武之地”，“华夷互争疆场所必守者也。”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明朝为阻止“北虏”（即蒙古）南下，筑城堡，派重兵，宣府号称“北门之势于今为壮矣”，大同“亦称金汤”。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边备大坏。一方面，蒙古的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务，致使宣、大一带塞垣空虚，岌岌可危。太宗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大同离京师稍远，宣府与京师仅距三百余里。太宗突袭这两个重镇，不仅给京师造成直接军事威胁，而且足以产生动摇明朝统治的政治影响。诸贝勒大臣囿于陈规习见，考虑问题远不及此。他们当然都很赞成太宗深谋远虑的计划。于是，太宗第二次绕开山海关防线，长途跋涉数千里，展开对明朝新的打击。
五月二十二日，清太宗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骑兵占了多数。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古。果如太宗所料，察哈尔余部纷纷遇于途，络绎不绝归向后金。
在行军途中，太宗把他的部队陆续分成四路前进：
六月二十日，命德格类率军一支进独石口，会大军于朔州（山西朔县）。
六月三十日，遣代善和他的儿子萨哈廉、硕托入得胜堡。
七月五日，令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入龙门口。太宗自率一军从尚方堡（或作上方堡、膳房堡）入口，经宣府趋应州（山西应县）至大同。
按太宗计划，四路军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他这次用兵，不在于得城池、土地，主要目的，是掠取明朝财富，消耗明朝经济与军事实力。一个被明兵俘获的后金侦探供认；后金“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对于城镇能攻取即攻取之，一时攻不下即放弃，转而去别处。太宗入口后，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向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从龙门口入边，就攻龙门，没攻下，转攻保安州（河北涿鹿）。西路代善父子入边后，攻怀仁县没攻下，再攻井坪（山西平鲁）也没攻下。太宗指示他们攻朔州附近的马邑。东路德格类入边，陷长安岭堡，攻赤城不下，奔保安州，赴应州见太宗。出征前，太宗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他命每牛录出铁匠一名，携带镘五个、镩子五个、锹五把、斧头五把、锛子二个、凿子二个；每甲喇还备云梯二架，等等。这些器具除了用于修理武器，也用于攻城。在火器大量而广泛地应用于战场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后金兵一看到城坚炮利，就远远走开，躲到大炮的射程之外。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鉴于以往的教训，明朝有关“申严边备之旨，盖无日不下，亦无地不周。至宣、大单虚，尤为圣明所注念。”当六月上旬，太宗行经内蒙古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先后连连发下十余次旨意，其中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旨意：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旨意严厉，地方守官只当成耳旁风。“乃今奴（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兵部尚书张凤翼在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发出一连串的责问：敌人至边墙才发觉，那么侦探者干什么去了？“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组练无闻，祗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虽然痛心疾首，朝廷大计却一样也得不到落实。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怯于同后金对阵，他们不敢出战，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仅是发射大炮而已。有个南山参将叫毛镔，他奉命带部分兵士去永宁开会，但“四门紧闭不开”，他在城外与城上的张将官“接谈许久，并不开门。”惧怕后金兵到如此地步，岂不叫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向朝廷发出呼吁，请求援兵，声称：“职等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延庆（河北延庆）、保安“二州有民而军寡，势难对敌。”二州陷落，保安州知州阎生斗被杀。兵力不足，这也是实情，他们则以此掩饰自己无能怯战。崇祯和他的大臣的一次谈话提供了真实情况。阁臣王应熊说：八月初，后金二十来个骑兵在山西崞县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听到这里，气得直顿脚。王应熊接着又说：崞县陷落后，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过了几天，地方官却向朝廷报告说，已收复此城。崇祯当即指令：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一律治罪，由兵部核实上奏。
明朝内部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崇祯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足见太宗的这次入塞又给明朝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形势，使它惶惶不安。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东路至繁峙（山西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坌。八月十三日，太宗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吴襄兵败，尤世威兵大战北门，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其他诸军先后攻克灵丘（山西灵丘）、崞县（山西崞阳县），攻忻州（山西忻县），明兵力守不下，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修兵败身死。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太宗到大同时，曾向明朝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了议和的建议。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一度也请求议和。但此事刚开始，他们就变了卦，还写了公开信挂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造反”。太宗到了阳和，针对他们的欺骗，给张宗衡写信，指斥明将虚诳无能，说：“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太宗约他们出城会战以决胜负，明将不置一词作答。八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阳和，闰八月四日，攻下万全左卫（宣化西），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七日，太宗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经是初冬的时候，才回到沈阳。
清太宗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大五旬（一旬为十天），杀掠无算。”其活动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当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在饱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尽管太宗宣布行军纪律，约束兵士，但它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取明朝财物，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明朝的军队纪律很坏，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灾难。王应熊指出：“彼（指后金兵）利子女玉帛耳，田禾未损。援兵屯城西，刈禾牧马，民甚苦之。”太宗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他的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出明朝在其北部再也没有一条可设防的巩固防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