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以与地方性、基层性的“乡校”“私学”相对应。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朝廷设“国子监”,又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
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比配,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7)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人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20)、陈去病(1874—1933)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从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一一),这“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彼此促进,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多以偏师出现,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
中国学术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高度分科化,利弊互见。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国学”之创设,并编纂教材,进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其先导性教材结集,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万有文库》之子系《学生国学文库》。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刊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近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丛书凡60册,已然囊括了“国学”之精粹。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经史诸书选辑各篇,以表见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历史脉络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剔抉。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茅盾、邹韬奋、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
这样一套曾在20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崇文书局因应时势,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合并、校勘,以30册300余万言,易名《民国国学文库》呈献当今学子。诸书均分段落,作标点,繁难字加注音,以便省览。诸书原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原已采其较长者,现做适当取舍、增删。诸书较为繁难、多音多义之字,均注现代汉语拼音,以便讽诵。诸书卷首,均有选注者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参考书举要等,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现一仍其旧。
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冥默而求之,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
是为序。